第37章 紅樓之爭
茅盾的話音落下，陳華隱瞬間恍然。
原來這就是後世紅學史上，索隱派與考據派相爭近百年的源頭所在。
他沒想到自己竟也有機會參與到這次著名的「胡蔡之爭」中來。
要說胡適之這個人吧，最擅長的就是在一個全新的領域裡，搶先站住一個開創性的位置，順理成章地混一個「某某領域開創者」「先行者」的名頭，之後便不再深入挖掘，從此再無建樹。
不得不承認，此君對於學術研究的嗅覺確實是相當敏銳的，奈何其本人卻志不在此，對於認真搞學術研究的興趣，怕是還沒有坐在牌桌上打幾圈麻將來得大。
很顯然，胡適給自己的定位更傾向於社會活動家，當然他搞社會活動也沒搞明白，也難怪在後世風評不佳。
蔡元培則是反過來，其本人倒是對學術研究頗有熱忱，但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後世，人們還是習慣於將他歸於教育界官僚一類的人物。
總而言之，這兩位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學術水平未必多高，但影響力一定夠大。
如今兩人各自呼朋喚友，扯旗吶喊，就著一部《紅樓夢》你來我往、針鋒相對，當真是火星撞地球，針尖對麥芒，哪怕是陳華隱這個本不相干的旁觀者，也不由得生出幾分看熱鬧的興趣來。
「那麼如今是誰占上風了？」陳華隱不無好奇地問道。
「自然是胡適之，呵呵。」茅盾倒是絲毫不掩飾自己對胡適之的不感冒。
對此陳華隱倒是不太意外，要知道，自1919年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就與陳獨秀茅盾等主張以革命與主義解決問題的革命派產生了根本性分歧。
早些時候，胡適到訪商務印書館，茅盾就指控其是為了「遙控編譯所、物色黨羽」。成見之深，可見一斑。
陳華隱笑了笑，又問道：「那雁冰兄對這場索隱與考據之爭，到底是個什麼看法？」
「論方法上我還是贊同胡適之多一些。」茅盾放下茶缸，語氣坦誠，「蔡先生的索隱，說到底還是跳不出清儒評點小說的老路子，猜笨謎一樣把書中人物往歷史人物身上套，終究是落了下乘。」
這當然是大實話，就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裡面的諸多觀點，在陳華隱看來，實在是不值得一辯的。
他將書中的人物與歷史人物強行綁定，說賈寶玉就是順治皇帝，林黛玉就是朱彝尊，薛寶釵就是高士奇，甚至連通靈寶玉都能附會成傳國玉璽。
也難怪別人稱他的研究為「猜笨迷」，別說說服專業的學者，就連普通的讀者，也難以真正信服。
陳華隱卻隱約領會到茅盾話里的意思，當即試探性問道：「雁冰兄似乎對胡適之的結論也不是很同意？」
「科學實證的法子，我當然是信的，可胡適之那套，總是先定下了結論，回頭便能找到佐證的證據，呵呵。」茅盾嗤笑一聲，語氣里滿是不以為然，「別的我不多說，我只認一件事——《紅樓夢》是一部千古罕見的偉大作品。」
這話其實說的就相當明白了。
在陳華隱看來，胡適的紅學研究，說到底，不過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蔡元培的索隱派，把《紅樓夢》當成了藏滿政治暗號的寓言故事，字字句句都要往朝堂爭鬥、明清易代上扯；而胡適的考據派，則直接把這部包羅萬象的偉大小說，窄化成了曹雪芹的個人自敘傳，把大觀園裡的興衰榮辱，全然等同於江寧曹家的家事起落。
也正因如此，胡適晚年在這套自敘傳的框架里越走越窄，到最後竟得出了「《紅樓夢》的文學價值遠不如《儒林外史》」的荒唐結論。
反倒是索引派那邊，哪怕蔡元培這個祖師爺已經「菜」到這般地步，在百年間卻始終能和考據派打得有來有回。
究其根本，就是因為但凡認真讀過《紅樓夢》的讀者，都能感受到這部作品裡磅礴的生命力與深刻的人性洞察，絕不可能接受它只是一本記錄個人家族興衰的流水帳。
陳華隱聞言深以為然地點了點頭，又看向茅盾，認真問道：「那依雁冰兄看，面對這場論戰，我該不該就此事，發表些自己的意見？」
「若是放在以前，我定會讓你自己拿主意。可現在嘛，看你給了我這麼多驚喜，我倒是真心希望你能夠暢所欲言了。」
茅盾哈哈大笑起來，拍了拍他的肩膀，「畢竟《紅樓夢》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關於它的解讀，我們自己人，當然也該發出自己的聲音嘛！」
陳華隱心中一動，沉吟片刻，緩緩開口道：「其實在我看來，關於《紅樓夢》的解讀，從來就不該只有唯一的答案。」
他抬眼看向茅盾，目光清亮，字字清晰：「前人早說過，一千個讀者眼裡，便有一千本《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每個人的人生境遇不同，從書里看到的東西，自然也就天差地別。」
「《紅樓夢》開篇就寫了，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它終究是一部小說，不是史書，不是密信，我們又何必非要削足適履，假定作者一定是照著某一樁具體的實事、某一個具體的家族來寫的呢？」
「蔡先生要從裡面找明清易代的家國之思，沒錯；胡先生要從裡面找曹雪芹的家族興衰，也沒錯。可錯就錯在，他們都非要把自己的答案，說成是唯一的標準答案。卻忘了，這部書之所以偉大，恰恰是因為它寫透了整個封建時代的世態人情，寫盡了人性的複雜與幽微，裝得下每一個讀者的悲歡與思考。」
茅盾聽得眼睛越來越亮，忍不住一拍桌子，高聲道：「說得好！華隱，你這話，真是說到點子上了！」
陳華隱笑了笑，又拋出了一個想法：
「我倒是有個主意。與其我們這些文人關起門來，爭個誰對誰錯，不如搞一場面向全社會的調查。我們去問問拉黃包車的車夫，問問學堂里的學生，問問弄堂里的教員，問問做生意的商販，問問深閨里的小姐，讓他們說說，自己心裡的《紅樓夢》是什麼樣的，自己最喜歡書里的哪個人物，最共情哪段故事。」
茅盾聞言，當即撫掌大笑，看向陳華隱的目光里滿是讚嘆：「妙！實在是太妙了！虧你想得出來！就按你說的辦！這件事，我來牽頭，《小說月報》全程跟進，咱們就好好看看，在全中國的讀者心裡，這部《紅樓夢》，到底是什麼模樣！」
原來這就是後世紅學史上，索隱派與考據派相爭近百年的源頭所在。
他沒想到自己竟也有機會參與到這次著名的「胡蔡之爭」中來。
要說胡適之這個人吧，最擅長的就是在一個全新的領域裡，搶先站住一個開創性的位置，順理成章地混一個「某某領域開創者」「先行者」的名頭，之後便不再深入挖掘，從此再無建樹。
不得不承認，此君對於學術研究的嗅覺確實是相當敏銳的，奈何其本人卻志不在此，對於認真搞學術研究的興趣，怕是還沒有坐在牌桌上打幾圈麻將來得大。
很顯然，胡適給自己的定位更傾向於社會活動家，當然他搞社會活動也沒搞明白，也難怪在後世風評不佳。
蔡元培則是反過來，其本人倒是對學術研究頗有熱忱，但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後世，人們還是習慣於將他歸於教育界官僚一類的人物。
總而言之，這兩位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學術水平未必多高，但影響力一定夠大。
如今兩人各自呼朋喚友，扯旗吶喊，就著一部《紅樓夢》你來我往、針鋒相對，當真是火星撞地球，針尖對麥芒，哪怕是陳華隱這個本不相干的旁觀者，也不由得生出幾分看熱鬧的興趣來。
「那麼如今是誰占上風了？」陳華隱不無好奇地問道。
「自然是胡適之，呵呵。」茅盾倒是絲毫不掩飾自己對胡適之的不感冒。
對此陳華隱倒是不太意外，要知道，自1919年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就與陳獨秀茅盾等主張以革命與主義解決問題的革命派產生了根本性分歧。
早些時候，胡適到訪商務印書館，茅盾就指控其是為了「遙控編譯所、物色黨羽」。成見之深，可見一斑。
陳華隱笑了笑，又問道：「那雁冰兄對這場索隱與考據之爭，到底是個什麼看法？」
「論方法上我還是贊同胡適之多一些。」茅盾放下茶缸，語氣坦誠，「蔡先生的索隱，說到底還是跳不出清儒評點小說的老路子，猜笨謎一樣把書中人物往歷史人物身上套，終究是落了下乘。」
這當然是大實話，就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裡面的諸多觀點，在陳華隱看來，實在是不值得一辯的。
他將書中的人物與歷史人物強行綁定，說賈寶玉就是順治皇帝，林黛玉就是朱彝尊，薛寶釵就是高士奇，甚至連通靈寶玉都能附會成傳國玉璽。
也難怪別人稱他的研究為「猜笨迷」，別說說服專業的學者，就連普通的讀者，也難以真正信服。
陳華隱卻隱約領會到茅盾話里的意思，當即試探性問道：「雁冰兄似乎對胡適之的結論也不是很同意？」
「科學實證的法子，我當然是信的，可胡適之那套，總是先定下了結論，回頭便能找到佐證的證據，呵呵。」茅盾嗤笑一聲，語氣里滿是不以為然，「別的我不多說，我只認一件事——《紅樓夢》是一部千古罕見的偉大作品。」
這話其實說的就相當明白了。
在陳華隱看來，胡適的紅學研究，說到底，不過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蔡元培的索隱派，把《紅樓夢》當成了藏滿政治暗號的寓言故事，字字句句都要往朝堂爭鬥、明清易代上扯；而胡適的考據派，則直接把這部包羅萬象的偉大小說，窄化成了曹雪芹的個人自敘傳，把大觀園裡的興衰榮辱，全然等同於江寧曹家的家事起落。
也正因如此，胡適晚年在這套自敘傳的框架里越走越窄，到最後竟得出了「《紅樓夢》的文學價值遠不如《儒林外史》」的荒唐結論。
反倒是索引派那邊，哪怕蔡元培這個祖師爺已經「菜」到這般地步，在百年間卻始終能和考據派打得有來有回。
究其根本，就是因為但凡認真讀過《紅樓夢》的讀者，都能感受到這部作品裡磅礴的生命力與深刻的人性洞察，絕不可能接受它只是一本記錄個人家族興衰的流水帳。
陳華隱聞言深以為然地點了點頭，又看向茅盾，認真問道：「那依雁冰兄看，面對這場論戰，我該不該就此事，發表些自己的意見？」
「若是放在以前，我定會讓你自己拿主意。可現在嘛，看你給了我這麼多驚喜，我倒是真心希望你能夠暢所欲言了。」
茅盾哈哈大笑起來，拍了拍他的肩膀，「畢竟《紅樓夢》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關於它的解讀，我們自己人，當然也該發出自己的聲音嘛！」
陳華隱心中一動，沉吟片刻，緩緩開口道：「其實在我看來，關於《紅樓夢》的解讀，從來就不該只有唯一的答案。」
他抬眼看向茅盾，目光清亮，字字清晰：「前人早說過，一千個讀者眼裡，便有一千本《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每個人的人生境遇不同，從書里看到的東西，自然也就天差地別。」
「《紅樓夢》開篇就寫了，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它終究是一部小說，不是史書，不是密信，我們又何必非要削足適履，假定作者一定是照著某一樁具體的實事、某一個具體的家族來寫的呢？」
「蔡先生要從裡面找明清易代的家國之思，沒錯；胡先生要從裡面找曹雪芹的家族興衰，也沒錯。可錯就錯在，他們都非要把自己的答案，說成是唯一的標準答案。卻忘了，這部書之所以偉大，恰恰是因為它寫透了整個封建時代的世態人情，寫盡了人性的複雜與幽微，裝得下每一個讀者的悲歡與思考。」
茅盾聽得眼睛越來越亮，忍不住一拍桌子，高聲道：「說得好！華隱，你這話，真是說到點子上了！」
陳華隱笑了笑，又拋出了一個想法：
「我倒是有個主意。與其我們這些文人關起門來，爭個誰對誰錯，不如搞一場面向全社會的調查。我們去問問拉黃包車的車夫，問問學堂里的學生，問問弄堂里的教員，問問做生意的商販，問問深閨里的小姐，讓他們說說，自己心裡的《紅樓夢》是什麼樣的，自己最喜歡書里的哪個人物，最共情哪段故事。」
茅盾聞言，當即撫掌大笑，看向陳華隱的目光里滿是讚嘆：「妙！實在是太妙了！虧你想得出來！就按你說的辦！這件事，我來牽頭，《小說月報》全程跟進，咱們就好好看看，在全中國的讀者心裡，這部《紅樓夢》，到底是什麼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