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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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由榔的神色稍緩。

  相較於在安龍時朝不保夕、仰人鼻息的窘迫,移蹕昆明後,李定國在供給上從未刻意苛待。

  還沒有擴充勇衛營的時候,李定國每個月送來的銀錢差不多都有四五千兩,以供應宮廷的開支,這比在安龍的時候不知道要好了多少倍。

  勇衛營擴充之後,李定國每月解來的銀錢也加上了勇衛營的軍餉,每月全都足額,沒有短缺。

  這一次,雖然在銀錢上短缺了一些,但是糧米的供應還算是充足,沒有短缺多少,至少能夠保障宮廷的體面和軍隊的口糧。

  這份尊重,並非虛情假意。

  李定國與孫可望,絕對不是一類人。

  孫可望野心勃勃,早存篡逆之心。

  而李定國,自始至終,力主抗清,矢志恢復,從未有過取而代之、自立為帝的念頭。

  這一點,歷史上的斑斑血淚與最終結局,早已證明,毋容置疑。

  朱由榔心中瞭然,這一次削減供給,不是因為李定國想要削弱他的影響。

  而真的是因為前線吃緊,孫可望大軍壓境帶來的巨大壓力。

  使得李定國必須集中所有資源,優先保障戰備。

  這削減,是務實之舉,是權衡之策,並不是針對他這個皇帝個人的刻意刁難。

  然而,理解歸理解,現實歸現實。

  李定國的忠誠與苦衷,並不能解決朱由榔眼下的困境。

  宮廷和勇衛營的財政命脈並不掌握在朱由榔的手中,隨時可能因戰局變化而再次收緊。

  沐天波那邊工匠有限,產能低下,盔甲補充遙遙無期。

  礦石渠道被李定國收緊,自行獲取的途徑就算打通,也不過是恢復到往月八十領甲冑的產能,想要武裝大軍根本就是痴人說夢。

  這一切,都讓朱由榔試圖構建一點獨立根基的努力,顯得格外脆弱。

  財政的大權的限制,制約了一切的發展。

  朱由榔靠回了椅背,望著殿閣之中跳動的燭火。

  他與李定國,是君臣,某種程度上也是某種脆弱的盟友,但更是資源與權力的競爭者。

  朱由榔理解李定國的難處。

  但是朱由榔也清楚,自己絕不能將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完全寄託於李定國的身上。

  李定國確實尊重他,也忠誠於大明。

  李定國的忠誠不會變,但時勢會變,壓力會變。

  人的判斷與選擇,也難免隨之波動。

  歷史已經證明了,若是按照李定國的想法,終究會走向敗局。

  沐天波是一個可能的支點。

  這位勛臣之後或許勢衰,但在雲南盤根錯節的關係、對某些資源的潛在影響力,是李定國這樣的外來的強藩未必完全掌握或在意細枝末節。

  但是這一切,還遠遠不夠。

  沙普之亂,幾乎摧毀了沐王府兩百餘年來的威信,只有少數多年以來親近的土司,仍然尊崇著沐王府的調令。

  但是他們,對於大局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

  這個世界上,從來就沒有什麼完人。

  李定國確實是一代名將,他在軍略一道確有卓絕之處。

  但是在軍政大事上,他也犯過錯誤,有些甚至是致命的戰略誤判,並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連累全局。

  但身處那般混亂絕望的時局,面對內部分裂、外敵強悍的絕境,又有幾人能保證每一步都走得精準無誤?

  而在政治眼光與大戰略的擘畫上,李定國更是有著明顯的短板。

  李定國擅長治軍、臨陣決機,卻並不精通長遠的政治布局,複雜的人心駕馭,以及超越軍事層面的全局統籌。

  李定國對孫可望的判斷、對內部整合的無力,乃至後期一些關鍵決策的失誤,都暴露了其在政治格局把握上的局限。

  在歷史上處理永曆朝廷,重新啟用馬吉翔,便以為掌控了朝政,也是同樣的失誤。

  若非是馬吉翔,很大概率便沒有了之後的咒水之難,局勢也不至於迅速惡化到那樣的地步。

  朱由榔的目光沉凝,他在盤算著,緊靠著如今內庫之中的錢糧可以支撐多少的時間。


  朱由榔的心如明鏡,他很清楚,錢糧對於軍隊的作用。

  南明這個時期,說到底,局面也就比唐末藩鎮割據也只好上一些。

  各地的軍頭們,無論是李定國、劉文秀這樣的忠貞統帥,還是孫可望那般的跋扈梟雄,亦或是散布各處、態度曖昧的地方將領,本質上都掌控著地方的財賦、人事、乃至生殺大權。

  朝廷的政令、皇帝的威儀,往往需要仰仗他們的「忠順」才能得以通行。

  沒有實實在在的武力支撐,空有名分與大義,不過是水中月、鏡中花,隨時可能被更強的武力撕碎。

  唯一略好一些的,是人心與道德的底線尚未徹底崩壞。

  大明立國近三百年,雖然到了末年弊政叢生,天災人禍不斷,但「朱明正朔」的觀念,儒家忠君報國的倫理綱常,在士大夫階層乃至許多普通百姓心中,依然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力與向心力。

  這種無形的約束,使得局面不至於滑落到唐末之後五代十國那般毫無底線的混亂。

  各地的軍兵,也還不至於像唐朝魏博鎮牙兵那般,驕縱跋扈到可以隨意廢立節度使、甚至不把皇帝放在眼裡的地步。

  掌軍的將校,對麾下軍隊仍保有相當的控制力,不至於輕易被驕兵悍卒裹挾行事,釀成以下克上的慘劇。

  整個社會的倫理秩序,雖已動搖,但基本框架尚存。

  相較於唐末五代那種節度使朝不保夕、皇帝天子如同玩物、人人自危、率獸食人的徹底亂局,明末無疑還是好了不止一星半點。

  人心尚未糜爛到那般地步,社會最基本的運轉規則與道德底線,依然在艱難的維繫著。

  正是這「略好一線」和「人心未徹底崩壞」,給了朱由榔一點點喘息和操作的空間。

  他還有「大明皇帝」這個名分所附帶的道德號召力與政治合法性。

  各地軍頭無論內心如何想,至少在明面上,還需要這面旗幟來凝聚人心、號令部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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