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詢問
天快亮的時候，詢問開始了。
院子裡搭了幾張桌子，就在中院那塊空地上。
工作組的人坐在桌子後頭，面前鋪著紙，手裡握著筆。
桌子前頭擺著條凳，是給被問話的人坐的。
第一個被帶過來的是前院的老孫頭。
老孫頭五十多了，在軋鋼廠幹了大半輩子，是個老實人。
他在條凳上坐下，手放在膝蓋上，不知道往哪兒擱。
眼睛往四周瞟，看見易中海家的窗戶，黑著，裡頭有人影晃，又趕緊把眼睛收回來。
「姓名？」
「孫……孫德福。」
「住哪屋？」
「前院東耳房。」
問話的人放下筆，看著他：「知道為什麼叫你來嗎？」
老孫頭搖頭，搖完了又點頭，點完了又搖頭，自己也不知道該搖頭還是點頭。
「我問你，院裡捐款的事，你知道嗎？」
老孫頭的手抖了一下。
「知……知道。」
「捐過沒有？」
「捐過。」
「捐了多少？多久捐一次？」
老孫頭張了張嘴，沒說出話。他抬頭看了問話的人一眼，又低下去了。
問話的人把筆放下，身子往前探了探：「孫德福，我跟你說明白。知情不報，視為同犯。這件事，上面高度重視，從嚴從快從重處理。易中海這些人，已經不是牢底坐穿這麼簡單了。你想想清楚。」
老孫頭抬起頭，眼睛裡有東西閃了一下。
「我……」他咽了口唾沫，「我說。」
「每月都捐。」他說，聲音低，「一月一回，有時候兩回。賈家一回，聾老太太一回。逢年過節還有，端午、中秋、過年，都得捐。」
「捐多少？」
「一塊、兩塊的。」老孫頭低著頭，「我工資低，家裡五口人，實在拿不出多的。可拿不出也得拿，不拿……」
他停住了。
「不拿怎麼著？」
老孫頭不說話。
旁邊記錄的同志停下筆，看著他。屋裡安靜得很，外頭有人在走動，腳步聲一下一下的。
老孫頭抬起頭，聲音壓得更低了：「不拿，傻柱就上門，不打人，就那麼站著，不說話。你幹啥他跟著你，你出門他跟著你，你回來他還跟著你。跟三天，你就受不了了。」
他頓了頓：「有一回我沒捐，傻柱跟了我五天。我老伴嚇得不敢出門，孩子也不敢去上學。最後我還是補上了，多補了兩塊。」
問話的人在本子上記了幾筆。
「還有呢？」
「還有……」老孫頭想了想，「廠里。易中海是八級工，劉海中是七級，他們在廠里說了算。我有回沒捐，第二天在廠里就被派去搬料，那活兒又累又髒，平時都是學徒乾的。我幹了半個月，瘦了十來斤。」
「後來呢？」
「後來我補捐了，活兒就換回來了。」
問話的人看著他：「你去反映過沒有？」
老孫頭愣了一下，搖搖頭。
「沒有？」
「沒有。」他聲音更低，「不敢。前頭有人反映過，沒幾天就搬走了。我一家老小都在這兒，搬哪兒去？」
問話的人沉默了一會兒，在本子上又記了幾筆。
旁邊的人站起來，領著老孫頭走了。
走到門口，老孫頭回頭看了一眼，想說什麼，嘴動了動，沒說，跟著走了。
第二個是張家媳婦。
三十來歲，穿著灰布褂子，頭髮挽在腦後，臉上帶著倦。她在條凳上坐下，低著頭，手捏著衣角。
問話的是個女同志，聲音放輕了些：「別緊張，問你什麼說什麼就行。」
張家媳婦點點頭，還是沒抬頭。
「院裡捐款的事，你知道嗎？」
「知道。」
「捐過嗎？」
「捐過。」
「捐多少？」
「兩塊。」張家媳婦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每月兩塊。」
「自願捐的？」
張家媳婦不說話了。
女同志等了一會兒，又問：「是不是自願？」
張家媳婦抬起頭，眼睛紅紅的。她看看四周，又低下頭去，聲音壓得低低的：「不捐不行。」
「怎麼不行？」
「我家男人在軋鋼廠。」她說，「他本來在二車間，活兒輕省。有一回我沒湊夠錢，晚捐了兩天，他就被調到鑄造車間去了。那活兒重，他回來手都抬不起來。後來我借錢補上了，他才調回來。」
她頓了頓：「傻柱還去食堂堵過他。連著三天，給他打菜全是湯，一點乾貨都沒有。他回來餓得慌，也不敢說。」
女同志在本子上記。
張家媳婦又說：「我家孩子在紅星小學念書。閻埠貴在那兒當老師，教語文。孩子回來說，閻老師老點他名，答不上來就罰站。有一回站了一下午，回來腿都腫了。」
她抬起眼看那女同志：「我後來才琢磨過來，是因為我有一回捐得少了，差五毛錢。」
女同志停下筆：「差五毛錢？」
「那天實在湊不夠。」張家媳婦低下頭，「就那一次，以後再不敢了。」
問完了，她站起來，往外走。走到門口，忽然回過頭來，聲音顫顫的：「同志，我家男人不知道我來這說什麼，你們別告訴他，行嗎？」
女同志點點頭。
張家媳婦走了。
第三個是個年輕人，二十出頭，姓馬，剛進廠兩年。他在條凳上坐下，手不知道往哪兒放，在膝蓋上搓來搓去。
「捐款的事知道嗎？」
「知道。」年輕人點頭，「我剛進廠那年就知道了。」
「捐過沒有？」
「捐過。」他說，「第一回捐了一塊，傻柱嫌少，堵著我讓我補。我補了一塊，還是嫌少。最後補到三塊，才算了。」
他頓了頓，又說：「後來每月都三塊。我工資十八塊，房租一塊五，吃飯省著吃也得十塊，三塊全捐了。剩兩塊五毛，買肥皂牙膏都不夠。」
「你沒想過不捐？」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想過，隔壁老王試過。他第二個月就沒捐，第三個月就被調到翻砂車間去了。那活兒又髒又累，還傷肺。他幹了半年，人就病了，後來把工位賣了，回老家種地去了。」
「賣工位？」
「賣了三百塊。」年輕人說，「他走的時候跟我說，兄弟，能忍就忍著，忍不了就走，別像我似的，把命搭上。」
問話的人沉默了一會兒。
年輕人又開口了，聲音低下去：「我聽說，前幾年搬走了好幾家。有回老家的，有去別處投奔親戚的。都是實在熬不下去的。」
「他們去哪兒了知道嗎？」
年輕人搖頭：「不知道，走了就走了，沒人問。」
問話的人在本子上記完，抬起頭：「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年輕人張了張嘴，想說什麼，又咽回去了。他站起來，往外走。走到門口，忽然回過頭來，聲音壓得低低的：
「同志，鍾建華的事。」
問話的人看著他。
年輕人說：「他比我們慘。傻柱專打他，每回捐款都讓他捐大頭。有一回我在院裡看見，傻柱一巴掌扇得他轉了個圈，他捂著嘴，血從指頭縫裡流出來，一聲沒吭。」
他頓了頓：「我不知道他這回跑哪裡去了，但我知道，他是實在活不下去了。」
說完他走了。
天已經大亮了。
院子裡陽光照進來，落在八仙桌上，落在地上。可那些坐在桌子後頭的人，沒有一個覺得暖和。
桌上的本子越堆越厚。
一張張紙上，密密麻麻記著人名、錢數、日子、事兒。
記著誰被打過，誰被罵過，誰被調過崗，誰被抖過勺，誰家孩子被罰過站，誰家被逼得賣了工位回了老家。
一個年輕幹事把本子抱起來，送到周主任面前。
周主任翻著看，一頁一頁翻。翻著翻著，手停住了。
他抬起頭，看著站在面前的幾個人。
「鍾建華寫的那些，你們都看了吧？」
幾個人點頭。
周主任把本子往前推了推，聲音沉下去：「他寫的那些，只是他自個兒的。這些——」
他拍拍那摞本子。
「這些是全院人的。」
沒人說話。
周主任站起來，走到窗前。外頭院子裡，陽光照著，有人在走動，有人蹲在牆根底下，有人被帶進帶出。
他站了一會兒，轉過身來。
「去問問易中海。」他說，「問問他是怎麼當這個一大爺的。」
外頭有人應了一聲，腳步聲遠了。
院子裡搭了幾張桌子，就在中院那塊空地上。
工作組的人坐在桌子後頭，面前鋪著紙，手裡握著筆。
桌子前頭擺著條凳，是給被問話的人坐的。
第一個被帶過來的是前院的老孫頭。
老孫頭五十多了，在軋鋼廠幹了大半輩子，是個老實人。
他在條凳上坐下，手放在膝蓋上，不知道往哪兒擱。
眼睛往四周瞟，看見易中海家的窗戶，黑著，裡頭有人影晃，又趕緊把眼睛收回來。
「姓名？」
「孫……孫德福。」
「住哪屋？」
「前院東耳房。」
問話的人放下筆，看著他：「知道為什麼叫你來嗎？」
老孫頭搖頭，搖完了又點頭，點完了又搖頭，自己也不知道該搖頭還是點頭。
「我問你，院裡捐款的事，你知道嗎？」
老孫頭的手抖了一下。
「知……知道。」
「捐過沒有？」
「捐過。」
「捐了多少？多久捐一次？」
老孫頭張了張嘴，沒說出話。他抬頭看了問話的人一眼，又低下去了。
問話的人把筆放下，身子往前探了探：「孫德福，我跟你說明白。知情不報，視為同犯。這件事，上面高度重視，從嚴從快從重處理。易中海這些人，已經不是牢底坐穿這麼簡單了。你想想清楚。」
老孫頭抬起頭，眼睛裡有東西閃了一下。
「我……」他咽了口唾沫，「我說。」
「每月都捐。」他說，聲音低，「一月一回，有時候兩回。賈家一回，聾老太太一回。逢年過節還有，端午、中秋、過年，都得捐。」
「捐多少？」
「一塊、兩塊的。」老孫頭低著頭，「我工資低，家裡五口人，實在拿不出多的。可拿不出也得拿，不拿……」
他停住了。
「不拿怎麼著？」
老孫頭不說話。
旁邊記錄的同志停下筆，看著他。屋裡安靜得很，外頭有人在走動，腳步聲一下一下的。
老孫頭抬起頭，聲音壓得更低了：「不拿，傻柱就上門，不打人，就那麼站著，不說話。你幹啥他跟著你，你出門他跟著你，你回來他還跟著你。跟三天，你就受不了了。」
他頓了頓：「有一回我沒捐，傻柱跟了我五天。我老伴嚇得不敢出門，孩子也不敢去上學。最後我還是補上了，多補了兩塊。」
問話的人在本子上記了幾筆。
「還有呢？」
「還有……」老孫頭想了想，「廠里。易中海是八級工，劉海中是七級，他們在廠里說了算。我有回沒捐，第二天在廠里就被派去搬料，那活兒又累又髒，平時都是學徒乾的。我幹了半個月，瘦了十來斤。」
「後來呢？」
「後來我補捐了，活兒就換回來了。」
問話的人看著他：「你去反映過沒有？」
老孫頭愣了一下，搖搖頭。
「沒有？」
「沒有。」他聲音更低，「不敢。前頭有人反映過，沒幾天就搬走了。我一家老小都在這兒，搬哪兒去？」
問話的人沉默了一會兒，在本子上又記了幾筆。
旁邊的人站起來，領著老孫頭走了。
走到門口，老孫頭回頭看了一眼，想說什麼，嘴動了動，沒說，跟著走了。
第二個是張家媳婦。
三十來歲，穿著灰布褂子，頭髮挽在腦後，臉上帶著倦。她在條凳上坐下，低著頭，手捏著衣角。
問話的是個女同志，聲音放輕了些：「別緊張，問你什麼說什麼就行。」
張家媳婦點點頭，還是沒抬頭。
「院裡捐款的事，你知道嗎？」
「知道。」
「捐過嗎？」
「捐過。」
「捐多少？」
「兩塊。」張家媳婦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每月兩塊。」
「自願捐的？」
張家媳婦不說話了。
女同志等了一會兒，又問：「是不是自願？」
張家媳婦抬起頭，眼睛紅紅的。她看看四周，又低下頭去，聲音壓得低低的：「不捐不行。」
「怎麼不行？」
「我家男人在軋鋼廠。」她說，「他本來在二車間，活兒輕省。有一回我沒湊夠錢，晚捐了兩天，他就被調到鑄造車間去了。那活兒重，他回來手都抬不起來。後來我借錢補上了，他才調回來。」
她頓了頓：「傻柱還去食堂堵過他。連著三天，給他打菜全是湯，一點乾貨都沒有。他回來餓得慌，也不敢說。」
女同志在本子上記。
張家媳婦又說：「我家孩子在紅星小學念書。閻埠貴在那兒當老師，教語文。孩子回來說，閻老師老點他名，答不上來就罰站。有一回站了一下午，回來腿都腫了。」
她抬起眼看那女同志：「我後來才琢磨過來，是因為我有一回捐得少了，差五毛錢。」
女同志停下筆：「差五毛錢？」
「那天實在湊不夠。」張家媳婦低下頭，「就那一次，以後再不敢了。」
問完了，她站起來，往外走。走到門口，忽然回過頭來，聲音顫顫的：「同志，我家男人不知道我來這說什麼，你們別告訴他，行嗎？」
女同志點點頭。
張家媳婦走了。
第三個是個年輕人，二十出頭，姓馬，剛進廠兩年。他在條凳上坐下，手不知道往哪兒放，在膝蓋上搓來搓去。
「捐款的事知道嗎？」
「知道。」年輕人點頭，「我剛進廠那年就知道了。」
「捐過沒有？」
「捐過。」他說，「第一回捐了一塊，傻柱嫌少，堵著我讓我補。我補了一塊，還是嫌少。最後補到三塊，才算了。」
他頓了頓，又說：「後來每月都三塊。我工資十八塊，房租一塊五，吃飯省著吃也得十塊，三塊全捐了。剩兩塊五毛，買肥皂牙膏都不夠。」
「你沒想過不捐？」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想過，隔壁老王試過。他第二個月就沒捐，第三個月就被調到翻砂車間去了。那活兒又髒又累，還傷肺。他幹了半年，人就病了，後來把工位賣了，回老家種地去了。」
「賣工位？」
「賣了三百塊。」年輕人說，「他走的時候跟我說，兄弟，能忍就忍著，忍不了就走，別像我似的，把命搭上。」
問話的人沉默了一會兒。
年輕人又開口了，聲音低下去：「我聽說，前幾年搬走了好幾家。有回老家的，有去別處投奔親戚的。都是實在熬不下去的。」
「他們去哪兒了知道嗎？」
年輕人搖頭：「不知道，走了就走了，沒人問。」
問話的人在本子上記完，抬起頭：「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年輕人張了張嘴，想說什麼，又咽回去了。他站起來，往外走。走到門口，忽然回過頭來，聲音壓得低低的：
「同志，鍾建華的事。」
問話的人看著他。
年輕人說：「他比我們慘。傻柱專打他，每回捐款都讓他捐大頭。有一回我在院裡看見，傻柱一巴掌扇得他轉了個圈，他捂著嘴，血從指頭縫裡流出來，一聲沒吭。」
他頓了頓：「我不知道他這回跑哪裡去了，但我知道，他是實在活不下去了。」
說完他走了。
天已經大亮了。
院子裡陽光照進來，落在八仙桌上，落在地上。可那些坐在桌子後頭的人，沒有一個覺得暖和。
桌上的本子越堆越厚。
一張張紙上，密密麻麻記著人名、錢數、日子、事兒。
記著誰被打過，誰被罵過，誰被調過崗，誰被抖過勺，誰家孩子被罰過站，誰家被逼得賣了工位回了老家。
一個年輕幹事把本子抱起來，送到周主任面前。
周主任翻著看，一頁一頁翻。翻著翻著，手停住了。
他抬起頭，看著站在面前的幾個人。
「鍾建華寫的那些，你們都看了吧？」
幾個人點頭。
周主任把本子往前推了推，聲音沉下去：「他寫的那些，只是他自個兒的。這些——」
他拍拍那摞本子。
「這些是全院人的。」
沒人說話。
周主任站起來，走到窗前。外頭院子裡，陽光照著，有人在走動，有人蹲在牆根底下，有人被帶進帶出。
他站了一會兒，轉過身來。
「去問問易中海。」他說，「問問他是怎麼當這個一大爺的。」
外頭有人應了一聲，腳步聲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