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名望之重
撇開軍隊的強弱不提，單從呂布自身而言，他冷靜下來思索後，發現自己的權力並沒有那麼大。
雖然名義上是與王允共同執掌朝政，但那還真只是個名義。
大漢朝廷，唯有軍職最高的大將軍，可以統領天下兵馬。
他是奮威將軍，軍職雖然不算低，但與大將軍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事實上，以他如今的名義，指揮不動征西將軍皇甫嵩，指揮不動虎賁、羽林，調動北軍五營也很困難。
至於董卓的舊部，胡軫、徐榮就更不用說了。
他能完全掌控的，僅有一直跟隨自己的幾千并州軍。
王允利用他來壓制那些心懷不軌的董卓舊部，但對他同樣防範甚深。更不用說其他朝臣了。
仔細一思量，他如今在長安，就如同身陷泥沼，處處都是束縛和掣肘。
即便他此時想要和涼州軍立即決戰，也要經過朝廷決策，否則就是謀逆。
對他而言，留守長安絕對是下下策。
他並不介意戰略轉進，打仗沒有什麼巧妙，簡單說就是兩句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一時辦不到的事，必須允許逐步去辦。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總會有道路。
呂布深深為這種軍事思想所震撼，奉為圭皋。
眼下可以說，撤退，是這場長安保衛戰註定的結局。
他不可能也不會死守長安城，以三千并州兒郎的性命，抵抗十萬涼州人，去維護一個腐朽的朝廷。
然而，他又不能不戰而逃。
無他，關鍵在於一個「名」字。
漢末三國這個時代，時人對於「名望」二字的看重，近乎畸形，甚至重於出身，重於一切。
有名望，良臣猛將就會紛紛來投，遊俠百姓也會非常敬重，反之，名聲壞了，很快就會眾叛親離。
之所以形成這種重名的風氣，根因還在於朝廷的察舉制。
自漢文帝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始，至今察舉制實行了三四百年，對士林風氣有極大的導向。
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士人紛紛養名自重，成為重要的進身之階。
各種養名手段層出不窮，如孔融讓梨、臥冰求鯉、黃香溫衾、袁安臥雪、楊震拒金、都是如此。
否則謙讓的人那麼多，為什麼孔融讓梨就能出名？
楊震拒金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為什麼搞成天下人都知道了？
還有汝南地區許劭、許靖兄弟主持的月旦評，每月初一品評人物，為人物揚名，可謂盛極一時，影響極大。連老曹都要逼著許劭說出一句「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而後大喜而去。
為何，因為在這個時代，有名就有利，有名就有機會被朝廷或州郡徵辟做官。
歸根結底，是因為名可以輕易轉化為利，所以時人對名趨之若鶩，狂熱到甚至已經超出了「名」本身的價值。
用後世一個詞來形容，就是這些士人都是「炒名團」，導致「名」的泡沫太大了。
大勢如此，無可奈何，呂布要逐鹿天下，也不得不暫時順應這個大勢，否則就是與天下人作對。
而「名」之一字，也不是那麼簡單，在呂布看來，這個「名」，又包括了名分和名望兩個核心，算是各有側重。
名望自不用說，就是養名養望，揚名立萬。
而名分則是儒家最看重的，也就是孔子說的名不正則言不順。
如果說名望對於個人做官很重要，那麼名分對於逐鹿天下的主公就極為重要了。
在華夏自古以來朝代傳承就講究一個名分，正統的名分。
劉備正是以漢室宗親的名分為根基，加上養仁義之名望，白手起家，最終三分天下稱帝。
曹操的道德名聲並不好，所以起家之時阻力重重，後來以「唯才是舉」的名聲才引來了不少謀臣猛將，但最終崛起的轉折點則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獲得了正統的名分，才能夠東征西討，雄踞中原。
孫堅討伐董卓，獲得了傳國玉璽，這也是一個正統名分的象徵，不過漢室朝廷仍存，傳國玉璽的作用就弱了些。孫策很精明，懂得利用傳國玉璽向袁術換來兵馬，作為江東立業之基。
袁術有了傳國玉璽，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稱帝，雖然失敗，但主要是因為他自身實力不足，加上漢室未亡，急於求成終致功敗垂成。
可見名分對於諸侯之重要。
呂布如今自身的名望不用說了，爛到他朋友家了。
無論是殺丁原而投董卓，還是帶兵在邙山皇陵考古，搬山卸嶺發掘漢靈帝的文物，加上偷董卓婢女，都讓他聲名狼藉。
至於誅殺董卓，則是毀譽參半，若不能加以引導，怕是名聲更惡。
呂布要平定這亂世，成就一番事業，這些名望問題都是要解決的。
至於守衛長安，則是為了更重要的名分問題。
要知道，呂布誅殺董卓，是奉詔行事，所以他的人設必須是忠於大漢，匡扶社稷，是為了大義而誅殺董卓。
若是他此時拋棄朝廷和長安，不戰而逃，那他匡扶社稷的大義就立不住了，而且此前誅殺董卓的功績，也會成為見利忘義而為。
他從此會徹底失去大義名分，污名流於青史，又有多少人願意跟隨他？想要崛起可謂千難萬難。
就連他無敵的威名和并州軍的士氣，恐怕都會大大受挫。
相反，如果他努力守衛長安，即便最終功敗垂成，那也讓他有了大義的名分。
他如今的溫侯爵位、奮威將軍職位，都會是名正言順，比之關羽後來的漢壽亭侯都要正統得多。
只要名分正了，他此前殺丁原的事都容易洗白。
所以，無論成敗，守衛長安勢在必行，這是給天下一個態度，給他自己樹立一個大義的名分。
只是這場仗，呂布一時間都不知道怎麼打。
冷兵器時代，作戰謀局，天時、地利、人和均是重要因素。
天時不可測，人和完敗，那麼如今長安城唯一的優勢，也就地利了。
是以，呂布離開司徒府後並沒有回府，而是帶著親衛和麾下幾個將領直奔長安城正東的霸城門。
時局緊迫，他趁著最後一縷餘暉，察看長安城東面的布局與周邊地勢。
他始終記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雖然名義上是與王允共同執掌朝政，但那還真只是個名義。
大漢朝廷，唯有軍職最高的大將軍，可以統領天下兵馬。
他是奮威將軍，軍職雖然不算低，但與大將軍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事實上，以他如今的名義，指揮不動征西將軍皇甫嵩，指揮不動虎賁、羽林，調動北軍五營也很困難。
至於董卓的舊部，胡軫、徐榮就更不用說了。
他能完全掌控的，僅有一直跟隨自己的幾千并州軍。
王允利用他來壓制那些心懷不軌的董卓舊部，但對他同樣防範甚深。更不用說其他朝臣了。
仔細一思量，他如今在長安，就如同身陷泥沼，處處都是束縛和掣肘。
即便他此時想要和涼州軍立即決戰，也要經過朝廷決策，否則就是謀逆。
對他而言，留守長安絕對是下下策。
他並不介意戰略轉進，打仗沒有什麼巧妙，簡單說就是兩句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一時辦不到的事，必須允許逐步去辦。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總會有道路。
呂布深深為這種軍事思想所震撼，奉為圭皋。
眼下可以說，撤退，是這場長安保衛戰註定的結局。
他不可能也不會死守長安城，以三千并州兒郎的性命，抵抗十萬涼州人，去維護一個腐朽的朝廷。
然而，他又不能不戰而逃。
無他，關鍵在於一個「名」字。
漢末三國這個時代，時人對於「名望」二字的看重，近乎畸形，甚至重於出身，重於一切。
有名望，良臣猛將就會紛紛來投，遊俠百姓也會非常敬重，反之，名聲壞了，很快就會眾叛親離。
之所以形成這種重名的風氣，根因還在於朝廷的察舉制。
自漢文帝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始，至今察舉制實行了三四百年，對士林風氣有極大的導向。
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士人紛紛養名自重，成為重要的進身之階。
各種養名手段層出不窮，如孔融讓梨、臥冰求鯉、黃香溫衾、袁安臥雪、楊震拒金、都是如此。
否則謙讓的人那麼多，為什麼孔融讓梨就能出名？
楊震拒金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為什麼搞成天下人都知道了？
還有汝南地區許劭、許靖兄弟主持的月旦評，每月初一品評人物，為人物揚名，可謂盛極一時，影響極大。連老曹都要逼著許劭說出一句「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而後大喜而去。
為何，因為在這個時代，有名就有利，有名就有機會被朝廷或州郡徵辟做官。
歸根結底，是因為名可以輕易轉化為利，所以時人對名趨之若鶩，狂熱到甚至已經超出了「名」本身的價值。
用後世一個詞來形容，就是這些士人都是「炒名團」，導致「名」的泡沫太大了。
大勢如此，無可奈何，呂布要逐鹿天下，也不得不暫時順應這個大勢，否則就是與天下人作對。
而「名」之一字，也不是那麼簡單，在呂布看來，這個「名」，又包括了名分和名望兩個核心，算是各有側重。
名望自不用說，就是養名養望，揚名立萬。
而名分則是儒家最看重的，也就是孔子說的名不正則言不順。
如果說名望對於個人做官很重要，那麼名分對於逐鹿天下的主公就極為重要了。
在華夏自古以來朝代傳承就講究一個名分，正統的名分。
劉備正是以漢室宗親的名分為根基，加上養仁義之名望，白手起家，最終三分天下稱帝。
曹操的道德名聲並不好，所以起家之時阻力重重，後來以「唯才是舉」的名聲才引來了不少謀臣猛將，但最終崛起的轉折點則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獲得了正統的名分，才能夠東征西討，雄踞中原。
孫堅討伐董卓，獲得了傳國玉璽，這也是一個正統名分的象徵，不過漢室朝廷仍存，傳國玉璽的作用就弱了些。孫策很精明，懂得利用傳國玉璽向袁術換來兵馬，作為江東立業之基。
袁術有了傳國玉璽，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稱帝，雖然失敗，但主要是因為他自身實力不足，加上漢室未亡，急於求成終致功敗垂成。
可見名分對於諸侯之重要。
呂布如今自身的名望不用說了，爛到他朋友家了。
無論是殺丁原而投董卓，還是帶兵在邙山皇陵考古，搬山卸嶺發掘漢靈帝的文物，加上偷董卓婢女，都讓他聲名狼藉。
至於誅殺董卓，則是毀譽參半，若不能加以引導，怕是名聲更惡。
呂布要平定這亂世，成就一番事業，這些名望問題都是要解決的。
至於守衛長安，則是為了更重要的名分問題。
要知道，呂布誅殺董卓，是奉詔行事，所以他的人設必須是忠於大漢，匡扶社稷，是為了大義而誅殺董卓。
若是他此時拋棄朝廷和長安，不戰而逃，那他匡扶社稷的大義就立不住了，而且此前誅殺董卓的功績，也會成為見利忘義而為。
他從此會徹底失去大義名分，污名流於青史，又有多少人願意跟隨他？想要崛起可謂千難萬難。
就連他無敵的威名和并州軍的士氣，恐怕都會大大受挫。
相反，如果他努力守衛長安，即便最終功敗垂成，那也讓他有了大義的名分。
他如今的溫侯爵位、奮威將軍職位，都會是名正言順，比之關羽後來的漢壽亭侯都要正統得多。
只要名分正了，他此前殺丁原的事都容易洗白。
所以，無論成敗，守衛長安勢在必行，這是給天下一個態度，給他自己樹立一個大義的名分。
只是這場仗，呂布一時間都不知道怎麼打。
冷兵器時代，作戰謀局，天時、地利、人和均是重要因素。
天時不可測，人和完敗，那麼如今長安城唯一的優勢，也就地利了。
是以，呂布離開司徒府後並沒有回府，而是帶著親衛和麾下幾個將領直奔長安城正東的霸城門。
時局緊迫，他趁著最後一縷餘暉，察看長安城東面的布局與周邊地勢。
他始終記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