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1章 他不是那種人。
京城的新辦公室在一條安靜的街道上，從窗戶望出去，能看見一片灰磚砌成的老樓房和遠處幾棟新蓋的高層建築。樓不算高但視野開闊，光線充足。
林惟民到任的第一天，沒有急著開會，沒有急著聽匯報，而是坐在辦公桌前，把桌上那摞厚厚的材料搬到自己面前，一份一份地翻看。
他被安排分管宏觀經濟運行和區域協調發展。
這兩個領域，他都有所涉及，但那時候是站在一個省的角度看問題，現在要站在更高的層面、更廣的視野、更複雜的格局中去審視。
他翻著那些材料，目光在一行行數據上停留。
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消費增長動力不足、進出口貿易波動加劇、區域之間發展差距拉大、城鄉二元結構依然明顯、部分行業產能過剩、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突出。
這些問題他不是不知道，但以前是聽匯報、看簡報，隔著好幾層玻璃，總覺得隔了一層什麼東西。
現在那些問題直接擺在他面前，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像一座座山壓在他心上。
他把那些材料反覆看了幾遍，用鉛筆在一些關鍵數據下面畫了線。
東部某省的人均GDP是西部某省的幾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部分地區高達兩三倍。
他盯著那些數字看了很久，腦海里浮現出石門溝村那個老太太家門前那條坑坑窪窪的土路，浮現出清江岸邊那些被關停的污染企業留下的殘垣斷壁，浮現出訂單班畢業典禮上那些孩子們捧著畢業證書時閃光的眼睛。
差距是實實在在的，貧困也是實實在在的，老百姓對好日子的期盼更是實實在在的。
他不能坐在辦公室里看材料，他得下去跑跑得用自己的腳底板去丈量那些差距，得用自己的眼睛去確認那些期盼。
第一次調研，他選了一個西部省份的貧困縣。
不是刻意挑最窮的，是隨機抽的。
他想看看，在沒有提前通知、沒有刻意準備的情況下，那些地方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坐了幾個小時的高鐵，又換乘汽車在崎嶇的山路上顛簸了好幾個小時，終於在傍晚時分到達了目的地。
縣城不大，一條主街從東到西，兩邊是低矮的樓房，外牆刷著白色的塗料，有些地方脫落了，露出底下灰撲撲的水泥。
街上行人不多，偶爾有幾輛摩托車駛過，揚起一陣塵土。
林惟民沒有讓當地的幹部陪同，自己沿著那條主街慢慢地走。
他走到一個菜市場門口停下來。
菜市場不大，幾十個攤位，賣菜的、賣肉的、賣水果的，稀稀拉拉的，顧客不多。
他走到一個賣菜的攤位前，蹲下來，看著那些碼得整整齊齊的青菜、蘿蔔、土豆。
攤主是個五十來歲的婦女，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碎花襯衫，頭髮有些亂，用一根橡皮筋扎著。
她看見有人來，趕緊招呼，「同志，買點菜吧，這些都是自家種的，新鮮，沒打過農藥。」
林惟民拿起一把青菜，在手裡掂了掂。「大姐，這菜多少錢一斤？」
「兩塊。」
「一天能賣多少？」
婦女嘆了口氣，把那把青菜從他手裡接過去，重新碼好。
「賣不了多少。
縣城人少，買菜的也少。
貴了沒人買，便宜了不賺錢。
湊合著過唄。」
她的語氣很平淡，平淡得像是在說一件跟自己毫無關係的事。
但林惟民聽出來了，那種平淡底下，是苦，是累，是看不見希望的無奈。
他沒有買那把菜，但記住了那個攤位，記住了那個婦女的臉，記住了那句「湊合著過唄」。
他不知道那個婦女叫什麼，不知道她住在哪裡，不知道她家裡還有幾口人、日子怎麼過。
但他知道，像她這樣的人，在這片土地上還有很多很多。
他們不抱怨，不鬧事，不指望誰來拯救他們，就這麼一天一天地湊合著過。
他們的「湊合」，不是認命，是沒辦法。
不是不想過好日子，是不知道好日子什麼時候才能輪到他們。
從菜市場出來，林惟民又去了縣城邊緣的一所小學。
學校不大，一棟三層的教學樓，一個水泥操場，操場上立著一根旗杆，旗杆頂端的國旗被風吹得獵獵作響。
他走進教學樓，順著走廊慢慢走。
教室的門開著，裡面傳來孩子們讀書的聲音。
他站在門口，透過門縫往裡看。
教室里的桌椅高矮不一，有的很舊了，桌面坑坑窪窪的，有的還能看出原木的顏色。
黑板上寫著幾行字，粉筆字跡有些模糊。
一個年輕的女老師正在講台上領讀課文，聲音不大但很清晰。
孩子們跟著她讀，拖著長長的童音，有些字咬得不太準，但讀得很認真。
林惟民沒有進去打擾，在門口站了一會兒轉身走了。
他走到校門口，碰見一個頭髮花白的老人，手裡拎著一個塑膠袋，袋子裡裝著幾個饅頭和一瓶水。
老人看見他停下來，上下打量了一眼。
「同志，你是上面來的吧？」
林惟民點了點頭。
老人指了指學校裡面，聲音有些沙啞。
「我孫女在這上學。
成績好，班上前幾名。
我天天來給她送飯，家裡離得遠，中午來不及回去。
她爸媽在外面打工，一年到頭回不了一次。
就我跟她兩個人，湊合著過唄。」
又是「湊合著過唄」。
林惟民在那所小學門口站了很久，直到那個老人的背影消失在巷子盡頭，直到孩子們的讀書聲漸漸低了下去，直到太陽從頭頂移到了西邊。
他轉身走了，沒跟任何人打招呼，沒留下任何話。
他知道說什麼都是多餘的。
把那些差距抹平，把那些湊合著過的日子變成不湊合，才是他現在該做的事、唯一該做的事、必須做到的事。
回到京城，林惟民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把這次調研的筆記整理出來。
他沒有讓秘書代勞，自己一筆一划地寫，寫得很慢很仔細。
那個賣菜的婦女說的話，那個老人說的話，那個老師講課時的神情，那些孩子們讀書時的聲音，他都記了下來。
他怕自己會忘，怕自己坐在辦公室里久了會被那些數據和報告淹沒，怕自己會變成那種只知道看材料、聽匯報、批文件的幹部。
他不是那種人，他也不想成為那種人。
林惟民到任的第一天，沒有急著開會，沒有急著聽匯報，而是坐在辦公桌前，把桌上那摞厚厚的材料搬到自己面前，一份一份地翻看。
他被安排分管宏觀經濟運行和區域協調發展。
這兩個領域，他都有所涉及，但那時候是站在一個省的角度看問題，現在要站在更高的層面、更廣的視野、更複雜的格局中去審視。
他翻著那些材料，目光在一行行數據上停留。
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消費增長動力不足、進出口貿易波動加劇、區域之間發展差距拉大、城鄉二元結構依然明顯、部分行業產能過剩、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突出。
這些問題他不是不知道，但以前是聽匯報、看簡報，隔著好幾層玻璃，總覺得隔了一層什麼東西。
現在那些問題直接擺在他面前，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像一座座山壓在他心上。
他把那些材料反覆看了幾遍，用鉛筆在一些關鍵數據下面畫了線。
東部某省的人均GDP是西部某省的幾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部分地區高達兩三倍。
他盯著那些數字看了很久，腦海里浮現出石門溝村那個老太太家門前那條坑坑窪窪的土路，浮現出清江岸邊那些被關停的污染企業留下的殘垣斷壁，浮現出訂單班畢業典禮上那些孩子們捧著畢業證書時閃光的眼睛。
差距是實實在在的，貧困也是實實在在的，老百姓對好日子的期盼更是實實在在的。
他不能坐在辦公室里看材料，他得下去跑跑得用自己的腳底板去丈量那些差距，得用自己的眼睛去確認那些期盼。
第一次調研，他選了一個西部省份的貧困縣。
不是刻意挑最窮的，是隨機抽的。
他想看看，在沒有提前通知、沒有刻意準備的情況下，那些地方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坐了幾個小時的高鐵，又換乘汽車在崎嶇的山路上顛簸了好幾個小時，終於在傍晚時分到達了目的地。
縣城不大，一條主街從東到西，兩邊是低矮的樓房，外牆刷著白色的塗料，有些地方脫落了，露出底下灰撲撲的水泥。
街上行人不多，偶爾有幾輛摩托車駛過，揚起一陣塵土。
林惟民沒有讓當地的幹部陪同，自己沿著那條主街慢慢地走。
他走到一個菜市場門口停下來。
菜市場不大，幾十個攤位，賣菜的、賣肉的、賣水果的，稀稀拉拉的，顧客不多。
他走到一個賣菜的攤位前，蹲下來，看著那些碼得整整齊齊的青菜、蘿蔔、土豆。
攤主是個五十來歲的婦女，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碎花襯衫，頭髮有些亂，用一根橡皮筋扎著。
她看見有人來，趕緊招呼，「同志，買點菜吧，這些都是自家種的，新鮮，沒打過農藥。」
林惟民拿起一把青菜，在手裡掂了掂。「大姐，這菜多少錢一斤？」
「兩塊。」
「一天能賣多少？」
婦女嘆了口氣，把那把青菜從他手裡接過去，重新碼好。
「賣不了多少。
縣城人少，買菜的也少。
貴了沒人買，便宜了不賺錢。
湊合著過唄。」
她的語氣很平淡，平淡得像是在說一件跟自己毫無關係的事。
但林惟民聽出來了，那種平淡底下，是苦，是累，是看不見希望的無奈。
他沒有買那把菜，但記住了那個攤位，記住了那個婦女的臉，記住了那句「湊合著過唄」。
他不知道那個婦女叫什麼，不知道她住在哪裡，不知道她家裡還有幾口人、日子怎麼過。
但他知道，像她這樣的人，在這片土地上還有很多很多。
他們不抱怨，不鬧事，不指望誰來拯救他們，就這麼一天一天地湊合著過。
他們的「湊合」，不是認命，是沒辦法。
不是不想過好日子，是不知道好日子什麼時候才能輪到他們。
從菜市場出來，林惟民又去了縣城邊緣的一所小學。
學校不大，一棟三層的教學樓，一個水泥操場，操場上立著一根旗杆，旗杆頂端的國旗被風吹得獵獵作響。
他走進教學樓，順著走廊慢慢走。
教室的門開著，裡面傳來孩子們讀書的聲音。
他站在門口，透過門縫往裡看。
教室里的桌椅高矮不一，有的很舊了，桌面坑坑窪窪的，有的還能看出原木的顏色。
黑板上寫著幾行字，粉筆字跡有些模糊。
一個年輕的女老師正在講台上領讀課文，聲音不大但很清晰。
孩子們跟著她讀，拖著長長的童音，有些字咬得不太準，但讀得很認真。
林惟民沒有進去打擾，在門口站了一會兒轉身走了。
他走到校門口，碰見一個頭髮花白的老人，手裡拎著一個塑膠袋，袋子裡裝著幾個饅頭和一瓶水。
老人看見他停下來，上下打量了一眼。
「同志，你是上面來的吧？」
林惟民點了點頭。
老人指了指學校裡面，聲音有些沙啞。
「我孫女在這上學。
成績好，班上前幾名。
我天天來給她送飯，家裡離得遠，中午來不及回去。
她爸媽在外面打工，一年到頭回不了一次。
就我跟她兩個人，湊合著過唄。」
又是「湊合著過唄」。
林惟民在那所小學門口站了很久，直到那個老人的背影消失在巷子盡頭，直到孩子們的讀書聲漸漸低了下去，直到太陽從頭頂移到了西邊。
他轉身走了，沒跟任何人打招呼，沒留下任何話。
他知道說什麼都是多餘的。
把那些差距抹平，把那些湊合著過的日子變成不湊合，才是他現在該做的事、唯一該做的事、必須做到的事。
回到京城，林惟民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把這次調研的筆記整理出來。
他沒有讓秘書代勞，自己一筆一划地寫，寫得很慢很仔細。
那個賣菜的婦女說的話，那個老人說的話，那個老師講課時的神情，那些孩子們讀書時的聲音，他都記了下來。
他怕自己會忘，怕自己坐在辦公室里久了會被那些數據和報告淹沒，怕自己會變成那種只知道看材料、聽匯報、批文件的幹部。
他不是那種人，他也不想成為那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