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湖南，還屬於華南地區嗎
根據蘇亦前世的研究，夏鼐先生並沒有熱衷於推動分支學科的創建。
他的主要貢獻，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田野考古的規範化；二、中外考古交流；三、年代學與技術應用。
尤其是後者，他雖然在國內率先創建碳十四實驗室，但更側重於將其作為斷代工具，而非拓展為獨立分支，如科技考古學。
他的研究路徑更偏向於考古學本體理論和基礎方法的完善，而非主動劃分或倡導分支學科。
蘇亦推測，對分支學科的創建，夏鼐先生應該是持有非常謹慎的態度。
這個方面，從他對待自然科學技術在考古中應用上的態度，也可以看得出來。
比如，他雖然找柯浚來鑑定分析宜興晉墓出土的鋁片以及河北藁城商代遺址出土的鐵刃銅鉞，卻沒有打算創建冶金考古。
這也是跟夏鼐先生的性格有關，有時候，謹慎到近乎保守。
但是蘇亦不同，他擁有前世的記憶，從國家科技蓬勃發展的年代重回到70年代，他知道未來中國考古創建分支考古是大勢所趨，也是勢在必行。
當然，這一切，都是在夏鼐先生去世之後，才推行的。
從這個角度來說，蘇亦跟夏鼐看待中國考古學的理念上是存在差異的，甚至是衝突的。
對方推行的是「大考古」，而他卻提倡「拆分考古」，從這個角度來說，絕對是大逆不道。
想到這，蘇亦開始謹慎地組織語言回答對方的問題。
「1830—1833年，英國地質學家萊爾出版他的三卷本《地質學理論》，首次提出了均變論，推翻了災變論。認為山川河流都是地球長時間積累形成的，是可以分層次的。
1859年，達爾文《物種起源》的出版，首次提出地球上的生物是長時間優勝劣汰進化的結果。
均變論和進化論的確立，奠定了通過考古學尋找古人類的理論基礎，也使學術界接受人類更早的歷史成為可能。
蒙特留斯的類型學，該理論是從生物形態分類學理論借鑑而來的。
甚至，1975年，蘇秉琦先生在吉大演講時，提出的「區系類型」概念，就是將植物學與動物學上的區系及其模式引入考古學文化分析之中。
考古學在歐洲誕生之初，就開始吸納各個學科的理論，地質學、古生物學、植物學，概莫如此。
因此，我們國家考古學發展到現如今的程度，如果真的可以創建各類分支學科的話，確實可以彌補一些傳統考古上的不足。
當然，我也只是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還需要跟諸位師長取經學習，同樣也需要各位師長的批評指正。
如若，我這些魯莽行為，造成什麼不良影響的話，我以後定然謹言慎行，不再宣傳類似的學科概念。」
聽到這話，眾人的臉色都有些古怪。
因為他們可是聽過蘇亦在他們單位，大談特談考古學各種分支學科的重要性。
在北農，呼籲農業考古學科的創建。
在北鋼，呼籲冶金考古學科的創建。
在植物所，呼籲植物考古學科的創建。
甚至，在地質所，呼籲環境考古學科的創建。
結果，當著夏鼐先生的面，他就變慫了？
別人不清楚他的性格，北大的師長，最清楚不過。
見到他如此作態，也覺得好笑。
夏鼐聽到這些話，也有些無奈，他並沒有繼續在這問題上為難蘇亦，「你都把自己這些行為定性為『魯莽行為』了，我還能怎麼說。
同樣，考古學吸收其他學科的理論壯大己身，跟多學科合作，是兩個概念。」
老先生沒有明說，實際上是在說他偷換概念。
蘇亦有些尷尬，事實如此，沒法狡辯。
夏鼐不算為難他，卻也不打算這麼輕易放過他，繼續問：
「從你的回答，也能夠看得出來，你確實對歐美各種考古學理論有研究，那麼你對現在美國推崇的『新考古學』怎麼看？
他們就在推動環境考古等分支學科的創建，甚至，在方法論上非常重視計量方法，採用各種自然科學技術手段採集分析考古材料，跟你在發掘仙人洞遺址的時候，採用的浮選法跟孢粉分析方法，是一脈相承。
是不是意味著你很推崇他們的觀點？」
好傢夥，這絕對是陷阱啊！
比之前的分支學科的問題還要致命。
他可是清楚夏鼐先生本人對於「新考古學」的批判有多嚴重的。
怎麼可能在這種問題上作死。
要知道前世俞偉朝從哈佛訪學回來，開始引入「新考古學」的概念，他就是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的。
還吐槽說，幾十年過去，新考古學都變成舊考古學了，美國那幫人也弄不明白他們那一套理論。
這種情況下，蘇亦怎麼會支持新考古學，直接搖頭道，「不認同。」
這一刻，他的表情要多堅定就有多堅定。
「咦？不認同？詳細說一說，你的觀點。」
他的回答，完全出乎夏鼐的意料。
「不認同，我看過相關外文文獻。我大致歸納總結一下，新考古學的特點，如若不對，還請夏先生批評指正。
一、考古學的目的與人類學是一致的……
二、在理論上以新進化論為指導……
三、人類文化是一個大的系統……
四、也就是夏先生您剛才所說的，方法論上重視計量方法……
這樣一來，它的缺點也非常明顯。
一、過度依賴科學模型，忽視文化獨特性；二、對考古材料的局限性認識不足；三、理論框架的靜態化與決定論傾向；四、方法論的爭議與操作難度。
總的來說，他們提倡的方法，雖然有一定的先進性，也積極地在野外考古學項目的設計和實驗室技術中尋找解決的辦法。
但是落地非常困難，對田野考古工作者的理論素養要求較高，在缺乏跨學科訓練的考古團隊中難以落地，理論上說得天花亂墜，但真正實踐上肯定會一塌糊塗。
在我們國內不具備這樣的科技水平以及如此專業的跨學科考古團隊，同樣在美國也不具備……」
「你的分析不錯，60年代，美國的『新考古學派』，雖然承認歷史發展有客觀規律，但卻要把這種規律與自然界的規律混為一談，這就是謬論。此外，他們還主張考古學應該是一門研究『文化過程』的科學，研究的目標在探求『文化動力學』的規律。他們還撰造一些別人難以懂得的術語，以闡述他們的範例和理論，提出他們的模式和規律。他們的主張雖然過於片面，似乎沒有為學術界提供建設性的效益，但可以看作是對傳統考古學流於繁瑣的一種反抗，可以促人深思和反思。」
這一刻，夏鼐毫不隱藏他對新考古學派的態度，說了那麼多，表達的意思就是一個——不認同。
當然，對於蘇亦的說法，他還是很滿意的，於是，又繼續問道，「既然如此，那麼請你分析一下，為什麼在60年代，美國會出現『新考古』，是由什麼原因造成的！」
天啊！
聽到問題。
教室內的大部分北大考古專業的學生，都是懵圈的。
他們聽都沒有聽說過「新考古學」，更不要說分析新考古學形成的歷史原因了。
如果說此前，蘇亦關於歐洲考古學誕生的背景分析，他們多少能夠聽懂一些，那麼「新考古學」相關概念，對於他們來說就是超綱的了。
那麼夏鼐為什麼有此一問呢？
完全就是在美國，新考古學的誕生，直接或者間接的推動各個考古分支學科的創建。
比如，環境考古學。
新考古學的出現，為環境考古學在研究理念、方法以及跨學科合作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推動，使其在 20世紀 60至 80年代迅速發展並日漸成熟。
其中，也包括蘇亦提倡的植物考古。
夏鼐先生，學貫中西，兼通世界學術，對於這些理論誕生的背景，太過於了解了。
因此，他也有意試探一下蘇亦在這個方面的學識。
好在蘇亦的回答，並沒有讓他失望。
「我覺得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促成這一學派的誕生：
一、新進化論在人類學界的確立以及美國社會科學對資歷社會的一般性原則的積極探索；二、隨著二戰後美國全球霸權地位的確認，中產階級對社會的進步充滿信心；三、美國自然科學基金會的大規模資助，要求考古學參與科學研究。」
說完，他又開始找補，「以上，就是我個人淺顯的認知，如若不對，還請先生批評指點。」
聽到這話，夏鼐終於笑了。
「沒有什麼不對的，我看你挺了解的嘛，既然你意識到新考古學的諸多缺點，那麼你要在國內想要推動相關理論與技術的落地，應該知道會遇到哪些現實的限制跟阻力了吧。」
蘇亦有些訕笑道，「其實，我主要覺得這些技術挺有用的，因此，就想嘗試一下。」
「沒有人不讓你嘗試，你本人也確實挺優秀的，這一點，毋庸置疑，若非如此，我也不會答應成為你答辯委員會主席。」
蘇亦也沒有想到夏鼐先生會這麼說。
正不知道該如何回答的時候，對方又說，「實話實說，我25歲的時候，才開始到殷墟跟隨思永師學習考古發掘，懵懵懂懂，稀里糊塗。你15歲，就已經參與考古發掘，並且還能夠獨立主持。在咱們考古學界，絕無僅有，就算思永師也比不上你。但是流水不爭先，爭的是滔滔不絕。比如思永師，真正的學貫中西，卻英年早逝。留給世人無盡的嘆惋，也是我們國家考古學界最大的損失，在勤勉學習的同時，也要牢記愛惜身體。」
「謝謝，夏先生的關心。」
蘇亦連忙站起身子，再次給老先生鞠躬。
能夠在答辯會上給予這樣正面的回應，看得出來夏鼐先生，對於他是真的欣賞了。
實際上，也正常。
夏鼐答應擔任蘇亦的畢業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這件事屬於破天荒的，過去根本就沒有過。
這是第一次，估計也是唯一一次了。
當然，夏鼐作為答辯會主席，他想要對蘇亦發問，隨時隨地都可以。
他這個問題結束，不代表答辯會就結束。
其他答辯會委員，還在陸續提問。
比如，考古所碳十四實驗室的仇主任，就特別針對「浮選法」的事情進行詢問。
首先問的就是浮選法的原理。
這個問題，蘇亦在文物出版社的臨時研討會，也回答過安之敏，這一次回答，輕車熟路。
然而，仇主任詢問得比安之敏還要詳細，他繼續問道，「那你說一說，浮選設備的製作及操作方法吧！」
蘇亦也通過，自己製作的三種儀器，水波浮選儀、搖篩式浮選器、小水桶浮選方法，分別進行回答。
這還沒完，對方又問道，「那浮選土樣的採集方法呢？」
「主要也分為三種，分別是：剖面採樣法、針對性採樣法、網格式採樣法……」
接著，蘇亦又分別解釋它們的異同。
仇主任聽了連連點頭，然後，還對旁邊的安之敏說道，「確實對浮選法有深入研究，如此年紀，有如此成就，確實難得。」
然後，他又對著蘇亦問道，「那麼你還有其他需要補充的嗎？」
蘇亦還真有，「其中，關於浮選土樣量、浮選土樣的前處理問題、樣品污染問題，這些問題的處理都是非常關鍵的，如若不注意這些問題，很可能會前功盡棄。」
這個時候，仇主任忍不住問道，「你這個辦法相當好，完全可以寫一篇更加詳細的文章發表到咱們《考古》中嘛！」
蘇亦下意識望向安之敏。
安之敏笑道，「文章已經寫好了，就刊登在咱們這個月的《考古》期刊！」
仇士驊笑，「可以，安主任，你這個工作做在前面了，非常好。」
這個時候，夏鼐先生又道，「未來有機會，舉辦考古培訓班，你來講這個內容，確實值得推廣出去的。」
作為國家考古事業的領導者，他已經敏銳地意識到植物考古的重要性。
他不主張現階段創建各個分支考古學，卻不代表他沒有意識到植物考古在考古學領域的廣泛運用前景。
其他的不說，僅僅這一次，蘇亦利用浮選法參與江西仙人洞遺址的發掘，就是最好的證明。
雖然蘇亦沒有在仙人洞遺址找到炭化稻作遺存，卻不代表沒有找到其他植物的炭化遺存。
人類與植物的關係非常密切，衣食住行都離不開植物，所以為了達到復原古代人類生活方式這個考古學的研究目的，自然離不開植物考古的參與。
未來浮選法推廣出去，一定會成為田野考古工作最為重要的方法之一。
有了夏鼐先生的點頭。
在場的眾人，誰都意識到，浮選法未來肯定能夠推廣出去，也能意料到浮選法被推廣出去之後，蘇亦的影響力有多大。
甚至未來，眼前這個少年說不定真的有一個「中國植物考古學之父」的稱呼。
這種情況之下，接下來的提問環節，就顯得友好很多。
比如，北農的王毓湖先生，幾乎都沒有為難他，而是問道，「那麼未來浮選法在農業考古之中，也有運用場景嗎？」
「也有，有一種說法，考古學的研究主要針對三個起源的問題，即人類起源、農業起源和文明起源。在三大起源中，農業起源尤為重要。農業的核心是種植業，種植的對象是植物，所以最能反映古代農業特點的實物證據應該就是通過考古發掘出土的植物遺存，因此農業起源的研究離不開植物考古的參與。
但是，實話實說，相比較浮選法或者孢粉分析，實際上，植矽體分析方法在考古學中的應用更有前景，尤其在稻作農業起源研究中，植矽體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優勢。
包括水稻在內的稻屬植物能夠生產眾多植矽體類型，其中有兩個類型的特徵十分明顯，即水稻植株葉片的扇形植矽體和稻穀穎殼的雙峰植矽體。
遺憾的是，咱們國內，好像還沒有學者開始從事這個方面的研究，不然，我們這一次在仙人洞遺址的發掘之中，就可以利用植矽石分析技術了。」
這一刻，所有人都望向中科院植物所的吳佂鎰副所長。
「吳所長，你們植物所的同事，也要加把勁了。」王毓湖笑道。
吳佂鎰打趣道，「看來，蘇亦同學，對於我們的工作，確實有諸多不滿啊。」
蘇亦連忙求饒，「只是一個一線考古工作者對相關技術的渴求，屬於美好期待。」
吳佂鎰笑道，「我到時候，讓所裡面的同志關注這個方面的技術，如若條件允許的話，我們也會展開這個方面的研究工作，爭取滿足你的願望。」
實際上，這方面研究，在前世是中科院地質所走在前面。
現在嘛，植物所要是跟進，最好不過。
這種情況之下，安之敏的提問，就更加的友好了。
而且，他作為《考古》的主編，提問的問題，也很有意思。
「因為你的關係，稻作起源問題再次被學界熱議，不少學者都在質疑你僅憑仙人洞遺址就斷定稻作起源之地在華南，有些草率，對此，你有什麼需要補充的嗎？」
「真理不辯不明，我是考古人，既然學界前輩普遍質疑，僅憑仙人洞遺址，不足以證明稻作起源『華南說』，那麼就交給時間來證明吧，說不定，在未來的發掘之中，在華南地區，又有相關史前遺址出土萬年前的稻作遺存呢。」
這一刻，蘇亦說得很篤定。
倒是引起不少現場師長的興趣。
甚至，安之敏都忍不住問道，「你之前是根據氣候以及地理環境推斷出江西可能存在萬年前稻作起源，那麼除了江西之外，你還有什麼推測嗎？」
「比如湖南！」
這一刻！
大家都不淡定了。
這少年，還真敢啊！
但是，大家的腦海之中，都忍不住浮現出一個疑問，「湖南，屬於華南地區嗎？」
隨即一想到蘇亦把江西都歸為華南地區，湖南屬於華南地區，也非常正常了。
只是，大家不禁好奇，湖南還真的存在一個能夠發掘出萬年前稻作遺存的史前遺址嗎？
他的主要貢獻，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田野考古的規範化；二、中外考古交流；三、年代學與技術應用。
尤其是後者，他雖然在國內率先創建碳十四實驗室，但更側重於將其作為斷代工具，而非拓展為獨立分支，如科技考古學。
他的研究路徑更偏向於考古學本體理論和基礎方法的完善，而非主動劃分或倡導分支學科。
蘇亦推測，對分支學科的創建，夏鼐先生應該是持有非常謹慎的態度。
這個方面，從他對待自然科學技術在考古中應用上的態度，也可以看得出來。
比如，他雖然找柯浚來鑑定分析宜興晉墓出土的鋁片以及河北藁城商代遺址出土的鐵刃銅鉞，卻沒有打算創建冶金考古。
這也是跟夏鼐先生的性格有關，有時候，謹慎到近乎保守。
但是蘇亦不同，他擁有前世的記憶，從國家科技蓬勃發展的年代重回到70年代，他知道未來中國考古創建分支考古是大勢所趨，也是勢在必行。
當然，這一切，都是在夏鼐先生去世之後，才推行的。
從這個角度來說，蘇亦跟夏鼐看待中國考古學的理念上是存在差異的，甚至是衝突的。
對方推行的是「大考古」，而他卻提倡「拆分考古」，從這個角度來說，絕對是大逆不道。
想到這，蘇亦開始謹慎地組織語言回答對方的問題。
「1830—1833年，英國地質學家萊爾出版他的三卷本《地質學理論》，首次提出了均變論，推翻了災變論。認為山川河流都是地球長時間積累形成的，是可以分層次的。
1859年，達爾文《物種起源》的出版，首次提出地球上的生物是長時間優勝劣汰進化的結果。
均變論和進化論的確立，奠定了通過考古學尋找古人類的理論基礎，也使學術界接受人類更早的歷史成為可能。
蒙特留斯的類型學，該理論是從生物形態分類學理論借鑑而來的。
甚至，1975年，蘇秉琦先生在吉大演講時，提出的「區系類型」概念，就是將植物學與動物學上的區系及其模式引入考古學文化分析之中。
考古學在歐洲誕生之初，就開始吸納各個學科的理論，地質學、古生物學、植物學，概莫如此。
因此，我們國家考古學發展到現如今的程度，如果真的可以創建各類分支學科的話，確實可以彌補一些傳統考古上的不足。
當然，我也只是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還需要跟諸位師長取經學習，同樣也需要各位師長的批評指正。
如若，我這些魯莽行為，造成什麼不良影響的話，我以後定然謹言慎行，不再宣傳類似的學科概念。」
聽到這話，眾人的臉色都有些古怪。
因為他們可是聽過蘇亦在他們單位，大談特談考古學各種分支學科的重要性。
在北農，呼籲農業考古學科的創建。
在北鋼，呼籲冶金考古學科的創建。
在植物所，呼籲植物考古學科的創建。
甚至，在地質所，呼籲環境考古學科的創建。
結果，當著夏鼐先生的面，他就變慫了？
別人不清楚他的性格，北大的師長，最清楚不過。
見到他如此作態，也覺得好笑。
夏鼐聽到這些話，也有些無奈，他並沒有繼續在這問題上為難蘇亦，「你都把自己這些行為定性為『魯莽行為』了，我還能怎麼說。
同樣，考古學吸收其他學科的理論壯大己身，跟多學科合作，是兩個概念。」
老先生沒有明說，實際上是在說他偷換概念。
蘇亦有些尷尬，事實如此，沒法狡辯。
夏鼐不算為難他，卻也不打算這麼輕易放過他，繼續問：
「從你的回答，也能夠看得出來，你確實對歐美各種考古學理論有研究，那麼你對現在美國推崇的『新考古學』怎麼看？
他們就在推動環境考古等分支學科的創建，甚至，在方法論上非常重視計量方法，採用各種自然科學技術手段採集分析考古材料，跟你在發掘仙人洞遺址的時候，採用的浮選法跟孢粉分析方法，是一脈相承。
是不是意味著你很推崇他們的觀點？」
好傢夥，這絕對是陷阱啊！
比之前的分支學科的問題還要致命。
他可是清楚夏鼐先生本人對於「新考古學」的批判有多嚴重的。
怎麼可能在這種問題上作死。
要知道前世俞偉朝從哈佛訪學回來，開始引入「新考古學」的概念，他就是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的。
還吐槽說，幾十年過去，新考古學都變成舊考古學了，美國那幫人也弄不明白他們那一套理論。
這種情況下，蘇亦怎麼會支持新考古學，直接搖頭道，「不認同。」
這一刻，他的表情要多堅定就有多堅定。
「咦？不認同？詳細說一說，你的觀點。」
他的回答，完全出乎夏鼐的意料。
「不認同，我看過相關外文文獻。我大致歸納總結一下，新考古學的特點，如若不對，還請夏先生批評指正。
一、考古學的目的與人類學是一致的……
二、在理論上以新進化論為指導……
三、人類文化是一個大的系統……
四、也就是夏先生您剛才所說的，方法論上重視計量方法……
這樣一來，它的缺點也非常明顯。
一、過度依賴科學模型，忽視文化獨特性；二、對考古材料的局限性認識不足；三、理論框架的靜態化與決定論傾向；四、方法論的爭議與操作難度。
總的來說，他們提倡的方法，雖然有一定的先進性，也積極地在野外考古學項目的設計和實驗室技術中尋找解決的辦法。
但是落地非常困難，對田野考古工作者的理論素養要求較高，在缺乏跨學科訓練的考古團隊中難以落地，理論上說得天花亂墜，但真正實踐上肯定會一塌糊塗。
在我們國內不具備這樣的科技水平以及如此專業的跨學科考古團隊，同樣在美國也不具備……」
「你的分析不錯，60年代，美國的『新考古學派』，雖然承認歷史發展有客觀規律，但卻要把這種規律與自然界的規律混為一談，這就是謬論。此外，他們還主張考古學應該是一門研究『文化過程』的科學，研究的目標在探求『文化動力學』的規律。他們還撰造一些別人難以懂得的術語，以闡述他們的範例和理論，提出他們的模式和規律。他們的主張雖然過於片面，似乎沒有為學術界提供建設性的效益，但可以看作是對傳統考古學流於繁瑣的一種反抗，可以促人深思和反思。」
這一刻，夏鼐毫不隱藏他對新考古學派的態度，說了那麼多，表達的意思就是一個——不認同。
當然，對於蘇亦的說法，他還是很滿意的，於是，又繼續問道，「既然如此，那麼請你分析一下，為什麼在60年代，美國會出現『新考古』，是由什麼原因造成的！」
天啊！
聽到問題。
教室內的大部分北大考古專業的學生，都是懵圈的。
他們聽都沒有聽說過「新考古學」，更不要說分析新考古學形成的歷史原因了。
如果說此前，蘇亦關於歐洲考古學誕生的背景分析，他們多少能夠聽懂一些，那麼「新考古學」相關概念，對於他們來說就是超綱的了。
那麼夏鼐為什麼有此一問呢？
完全就是在美國，新考古學的誕生，直接或者間接的推動各個考古分支學科的創建。
比如，環境考古學。
新考古學的出現，為環境考古學在研究理念、方法以及跨學科合作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推動，使其在 20世紀 60至 80年代迅速發展並日漸成熟。
其中，也包括蘇亦提倡的植物考古。
夏鼐先生，學貫中西，兼通世界學術，對於這些理論誕生的背景，太過於了解了。
因此，他也有意試探一下蘇亦在這個方面的學識。
好在蘇亦的回答，並沒有讓他失望。
「我覺得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促成這一學派的誕生：
一、新進化論在人類學界的確立以及美國社會科學對資歷社會的一般性原則的積極探索；二、隨著二戰後美國全球霸權地位的確認，中產階級對社會的進步充滿信心；三、美國自然科學基金會的大規模資助，要求考古學參與科學研究。」
說完，他又開始找補，「以上，就是我個人淺顯的認知，如若不對，還請先生批評指點。」
聽到這話，夏鼐終於笑了。
「沒有什麼不對的，我看你挺了解的嘛，既然你意識到新考古學的諸多缺點，那麼你要在國內想要推動相關理論與技術的落地，應該知道會遇到哪些現實的限制跟阻力了吧。」
蘇亦有些訕笑道，「其實，我主要覺得這些技術挺有用的，因此，就想嘗試一下。」
「沒有人不讓你嘗試，你本人也確實挺優秀的，這一點，毋庸置疑，若非如此，我也不會答應成為你答辯委員會主席。」
蘇亦也沒有想到夏鼐先生會這麼說。
正不知道該如何回答的時候，對方又說，「實話實說，我25歲的時候，才開始到殷墟跟隨思永師學習考古發掘，懵懵懂懂，稀里糊塗。你15歲，就已經參與考古發掘，並且還能夠獨立主持。在咱們考古學界，絕無僅有，就算思永師也比不上你。但是流水不爭先，爭的是滔滔不絕。比如思永師，真正的學貫中西，卻英年早逝。留給世人無盡的嘆惋，也是我們國家考古學界最大的損失，在勤勉學習的同時，也要牢記愛惜身體。」
「謝謝，夏先生的關心。」
蘇亦連忙站起身子，再次給老先生鞠躬。
能夠在答辯會上給予這樣正面的回應，看得出來夏鼐先生，對於他是真的欣賞了。
實際上，也正常。
夏鼐答應擔任蘇亦的畢業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這件事屬於破天荒的，過去根本就沒有過。
這是第一次，估計也是唯一一次了。
當然，夏鼐作為答辯會主席，他想要對蘇亦發問，隨時隨地都可以。
他這個問題結束，不代表答辯會就結束。
其他答辯會委員，還在陸續提問。
比如，考古所碳十四實驗室的仇主任，就特別針對「浮選法」的事情進行詢問。
首先問的就是浮選法的原理。
這個問題，蘇亦在文物出版社的臨時研討會，也回答過安之敏，這一次回答，輕車熟路。
然而，仇主任詢問得比安之敏還要詳細，他繼續問道，「那你說一說，浮選設備的製作及操作方法吧！」
蘇亦也通過，自己製作的三種儀器，水波浮選儀、搖篩式浮選器、小水桶浮選方法，分別進行回答。
這還沒完，對方又問道，「那浮選土樣的採集方法呢？」
「主要也分為三種，分別是：剖面採樣法、針對性採樣法、網格式採樣法……」
接著，蘇亦又分別解釋它們的異同。
仇主任聽了連連點頭，然後，還對旁邊的安之敏說道，「確實對浮選法有深入研究，如此年紀，有如此成就，確實難得。」
然後，他又對著蘇亦問道，「那麼你還有其他需要補充的嗎？」
蘇亦還真有，「其中，關於浮選土樣量、浮選土樣的前處理問題、樣品污染問題，這些問題的處理都是非常關鍵的，如若不注意這些問題，很可能會前功盡棄。」
這個時候，仇主任忍不住問道，「你這個辦法相當好，完全可以寫一篇更加詳細的文章發表到咱們《考古》中嘛！」
蘇亦下意識望向安之敏。
安之敏笑道，「文章已經寫好了，就刊登在咱們這個月的《考古》期刊！」
仇士驊笑，「可以，安主任，你這個工作做在前面了，非常好。」
這個時候，夏鼐先生又道，「未來有機會，舉辦考古培訓班，你來講這個內容，確實值得推廣出去的。」
作為國家考古事業的領導者，他已經敏銳地意識到植物考古的重要性。
他不主張現階段創建各個分支考古學，卻不代表他沒有意識到植物考古在考古學領域的廣泛運用前景。
其他的不說，僅僅這一次，蘇亦利用浮選法參與江西仙人洞遺址的發掘，就是最好的證明。
雖然蘇亦沒有在仙人洞遺址找到炭化稻作遺存，卻不代表沒有找到其他植物的炭化遺存。
人類與植物的關係非常密切，衣食住行都離不開植物，所以為了達到復原古代人類生活方式這個考古學的研究目的，自然離不開植物考古的參與。
未來浮選法推廣出去，一定會成為田野考古工作最為重要的方法之一。
有了夏鼐先生的點頭。
在場的眾人，誰都意識到，浮選法未來肯定能夠推廣出去，也能意料到浮選法被推廣出去之後，蘇亦的影響力有多大。
甚至未來，眼前這個少年說不定真的有一個「中國植物考古學之父」的稱呼。
這種情況之下，接下來的提問環節，就顯得友好很多。
比如，北農的王毓湖先生，幾乎都沒有為難他，而是問道，「那麼未來浮選法在農業考古之中，也有運用場景嗎？」
「也有，有一種說法，考古學的研究主要針對三個起源的問題，即人類起源、農業起源和文明起源。在三大起源中，農業起源尤為重要。農業的核心是種植業，種植的對象是植物，所以最能反映古代農業特點的實物證據應該就是通過考古發掘出土的植物遺存，因此農業起源的研究離不開植物考古的參與。
但是，實話實說，相比較浮選法或者孢粉分析，實際上，植矽體分析方法在考古學中的應用更有前景，尤其在稻作農業起源研究中，植矽體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優勢。
包括水稻在內的稻屬植物能夠生產眾多植矽體類型，其中有兩個類型的特徵十分明顯，即水稻植株葉片的扇形植矽體和稻穀穎殼的雙峰植矽體。
遺憾的是，咱們國內，好像還沒有學者開始從事這個方面的研究，不然，我們這一次在仙人洞遺址的發掘之中，就可以利用植矽石分析技術了。」
這一刻，所有人都望向中科院植物所的吳佂鎰副所長。
「吳所長，你們植物所的同事，也要加把勁了。」王毓湖笑道。
吳佂鎰打趣道，「看來，蘇亦同學，對於我們的工作，確實有諸多不滿啊。」
蘇亦連忙求饒，「只是一個一線考古工作者對相關技術的渴求，屬於美好期待。」
吳佂鎰笑道，「我到時候，讓所裡面的同志關注這個方面的技術，如若條件允許的話，我們也會展開這個方面的研究工作，爭取滿足你的願望。」
實際上，這方面研究，在前世是中科院地質所走在前面。
現在嘛，植物所要是跟進，最好不過。
這種情況之下，安之敏的提問，就更加的友好了。
而且，他作為《考古》的主編，提問的問題，也很有意思。
「因為你的關係，稻作起源問題再次被學界熱議，不少學者都在質疑你僅憑仙人洞遺址就斷定稻作起源之地在華南，有些草率，對此，你有什麼需要補充的嗎？」
「真理不辯不明，我是考古人，既然學界前輩普遍質疑，僅憑仙人洞遺址，不足以證明稻作起源『華南說』，那麼就交給時間來證明吧，說不定，在未來的發掘之中，在華南地區，又有相關史前遺址出土萬年前的稻作遺存呢。」
這一刻，蘇亦說得很篤定。
倒是引起不少現場師長的興趣。
甚至，安之敏都忍不住問道，「你之前是根據氣候以及地理環境推斷出江西可能存在萬年前稻作起源，那麼除了江西之外，你還有什麼推測嗎？」
「比如湖南！」
這一刻！
大家都不淡定了。
這少年，還真敢啊！
但是，大家的腦海之中，都忍不住浮現出一個疑問，「湖南，屬於華南地區嗎？」
隨即一想到蘇亦把江西都歸為華南地區，湖南屬於華南地區，也非常正常了。
只是，大家不禁好奇，湖南還真的存在一個能夠發掘出萬年前稻作遺存的史前遺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