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考古不是盜墓
民國時期，考古跟盜墓，在民眾眼中一個樣。
荒郊野嶺，突然來了這麼一撥身份不明的人，就開始刨土。
這種行為，在當地村民眼中，跟盜墓賊有啥區別？
要刨人家祖墳，誰答應？
真要挖出好東西，想帶走？門都沒有，搞不好就會有械鬥，小命都快折騰沒了。
1926年，李濟發掘西陰村的時候，就遇到類似的問題。
他們僱傭幾十匹大牲口，馱著幾十個大木箱，直接從西陰村出發，結果在榆次站裝車的時候，就被工人扣押了。
因為有工人們懷疑那76個箱子裡有「大寶貝」，不放行。
後來才發現，木箱子裡面裝的是陶片。
其實，不止普通民眾，就連上層人士也有人把考古跟盜墓等同。
甚至1934年還發生了國府要員戴季陶公開發電聲討田野考古發掘的事情。
起因就是當年戴季陶被派遣到陝西撫災。
目之所及，陝西農村破產，盜毀墓葬案層見疊出，又恰逢陝西考古學會在陝西鬥雞台遺址溝東區發掘，發掘墓葬眾多。
於是，不問緣由，遷怒田野考古，公開致電蔡元培、汪兆銘、王世傑和正在南昌行營坐鎮「剿匪」的常凱申校長控告，強烈譴責各地的田野考古活動，主張嚴禁發掘古墓。
《大公報》以《戴傳賢反對考古請禁科學家發掘古墓的通電》為題，頭版頭條刊登對方的電文。
他的電文言辭激烈，可謂是痛心疾首。
其中，有一段原文是這樣寫：
「古代於自掘禁墓者，處以凌遲。現今各省亦有死刑處之者。今諸君子何心？而自掘民族全體所應共愛共敬之古人墳墓，以自傷其祖先之德，敗其同胞之行，而引後世子孫以不正之趨向耶。」
他的電文一出，輿論譁然！
學界開始據理力爭。
蔡元培聯繫李濟等人，然後傅斯年開始復函反駁。
回函比較客氣，大致意思是這樣：
「理解戴院長擔憂，但是不認同戴院長的指責，掘墓的惡風早就有，這鍋田野發掘不背。不僅如此，我們還呼籲禁止掘墓惡風，絕對沒有破壞民族歷史。」
丁文江也站出來發文反駁戴季陶的觀點。
他當時是中研院總幹事，曾經擔任周口店遺址發掘項目的名譽主持人，他當然不認同戴季陶的觀點。
甚至，蔡元培給戴季陶回電為新生的田野考古學辯護。
主持陝西考古學會工作的徐旭生事後也發文解釋整件事的經過，反駁戴季陶的不實言論，還抨擊對方的舉動是阻礙科學。
「發現古蹟，並不以掘墓為目標，即考古家欲知之古代歷史與文化，……蓋發掘是把陵墓內所藏之物一概取出，送至博物館供科學家之研究，深望社會認識考古並非掘墓。」
一時之間，《時事新報》《燕京學報》等報紙、學術單位及文化名流也紛紛參與筆戰，熱鬧不已。
然而，最終戴季陶的呼籲還是起到作用了。
國府行政院還是通過「嚴禁發掘古墓」的提案，直接導致了陝西考古會鬥雞台墓葬的發掘計劃不得不改期實行。
沒有錯，這個鬥雞台就是蘇秉琦先生早年參與發掘的鬥雞台遺址。
而徐旭生就是蘇秉琦先生的老師！
1934年，蘇秉琦從北師大畢業進入北研院史學所，在徐旭生先生的帶領下參與調查、發掘鬥雞台遺址，開啟了長達六十餘年的考古生涯。
此時此刻，當著蘇秉琦先生的面，蘇亦覺得用這個例子來回答外系學生關於「考古是不是盜墓」這個問題，也挺應景的。
要是蘇秉琦先生能夠現身說法，就更好了！
同樣，聽完這個故事。
台下的諸多師長，也真正意識到，蘇亦對於考古學史是有深入研究，而非泛泛而談。
可以說除老一輩學者，年輕一代的，基本上都很少有人了解到這些歷史了。
甚至他們也沒想到蘇亦回從這個角度來回答同學們提出的關於考古與盜墓的問題！
這一刻，蘇秉琦望向台上的蘇亦感慨萬千，忍不住對旁邊的宿柏說道，「蘇亦的這個回答非常有代表性，到時候讓他整理一下，可以發到報紙中，也算是對公眾普及考古知識了！」
隨即又感慨道，「在矯正民眾的刻板印象方面，我們確實做的不夠好！」
其實，這個問題，還可以說得更加深入。
比如深入談論中西方考古學家的異同。
國內民眾之所以會把考古等同於盜墓，除了因為文化觀念的掣肘，還跟考古學家的出身有關。
比如歐洲的考古學家，越是知名的學者，越喜歡寫科普讀物，他們經常上電視節目，向公眾做科普，電視台也喜歡邀請著名考古學家上節目。
電視台收穫收視率，考古學家收穫知名度，有了知名度就有金主贊助考古經費，還可以賣書增加稿費。他們並沒有國內一些考古學家那麼高傲，更不會無限拔高考古學的地位，更不會站在雲端鄙視著普通民眾，更不會對大眾的質疑不屑一顧。
因此，民眾把考古等同於盜墓這個問題，並不能簡單歸咎於民眾的無知。
某種意義來說，也是國內考古工作者的失職。
前世，不少考古學家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也有意識地去做科普工作，但實話實說，國內真正意義上的公眾考古學家，並沒有！
這個工作，任重道遠！
想了想，蘇亦又補充道：「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文化觀念的認知確實是關鍵，同樣也跟民國時期的田野發掘活動主要集中在歷史時期有關係，其中，墓葬就成為重要發掘的對象。咱們國人始終有先祖崇拜、死者為大、入土為安等等觀念，因此對田野考古涉及發掘墓葬的時候，就非常牴觸。」
甚至，對此，顧立雅就曾經說過，「中國人對考古發掘存在著普遍而且根深蒂固的反感情緒，認為動土即是觸犯了一方的神明，中國到處都散布著各個歷史時期的墓葬，他們希望不要驚動祖宗的亡靈。」
這段話是格林·丹尼爾寫的《考古學一百五十年》，作者在第八章《世界史前史的發展》之中引用顧立雅的話。
可以說蘇亦在前世翻閱過的關於考古與盜墓相關論文都習慣性引用這段話。
甚至本書，也是國內考古專業學生研究世界考古學史的必讀物。
這說明啥？說明很早以前，就有學者在關注這個問題，國內外的學者都在關注。
這些學者其實都知道，民眾始終存在這種偏見。
聽到這裡，同學們也非常好奇。
有人問，「小師兄，難不成就只有中國的民眾存在這種偏見？外國沒有嗎？外國人就這麼開明嗎？」
對此，蘇亦給出肯定的回答，「當然不是，考古學存在世界性，也存在區域性。既然存在區域性就跟本土的文化觀念認知有關。比如歐洲考古學史上影響最大的『法老的詛咒』的傳說。」
傳說，1922年，英國考古學家霍華德·卡特在圖坦卡蒙墓中發現了幾處圖坦卡蒙的詛咒銘文，有一處寫道：「任何懷有不純之心進這墳墓的，我要像扼一隻鳥兒一樣扼住他的脖子。」
傳說最後被歐洲各大報紙刻意渲染放大，為了報紙的銷量，無所不用其極，最終造成民眾恐慌，搞得最後霍華德·卡特都不得不出來闢謠了。
就算如此，闢謠的效果也不理想。
到了，1980年，探險隊的安全官理察·亞當森都要出來表示，詛咒的故事是為了防止可能會進入陵墓的盜墓者而憑空捏造出來的。
歸根到底，民眾還是把卡特的行為認定為盜墓。
因為，圖坦卡蒙存在墳墓在三千年的時間內從未被盜，直到1922年被卡特發現，從裡面發掘出大量珍寶，震驚了西方世界，圖坦卡蒙才廣為人知。
之所以會有「法老的詛咒」，主要是因為有幾個最早進入墳墓的人早死，被媒體大肆渲染成「法老的詛咒」，甚至還有科學家跳出來，說可能是墓葬之中存在致人死亡的病菌。
也正是因為媒體報紙的大肆炒作，圖坦卡蒙的名字在西方開始家喻戶曉。
既然提及西方考古學史，那麼就不能忽略西方社會對於考古與盜墓關係的認知。
總體來說，考古是盜墓這種觀念，不僅國內有外國也有。
不管考古學者怎麼闢謠，根源就存在著。
甚至，民國時期，梁啓超就期待著「一面教育普及，一面要等政治修明」來解決。
然而，民國時期，根本就解決不了。
反而，是建國以後，這個部分處理得還不錯。
甚至在六七十年代的考古發掘現場，還經常對公眾開放，允許公眾到發掘現場參觀，有時候，考古隊一邊發掘村民就一邊在旁邊圍觀。
不僅普通民眾，就連知識分子也習慣到現場圍觀。
這種方法，就跟後世的考古現場直播一樣，對於科普考古的科學性以及必要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當然，在這個年代，為了配合基本建設，考古發掘任務太重，國內的學者普遍不需要去處理公眾偏見的難題。
因為建國以後，地下之物一切都是國家所有。
國家需要發掘，普通百姓哪有會阻攔的道理。
然後，就衍生出來很多問題。
比如普通民眾不攔發掘了，然而，發掘出來的「寶物」能不能走出當地，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這些都是後話，不是今天蘇亦今天應該講解的問題。
甚至，說到這裡他都感覺自己跑題太遠，趕緊宣布提問環節結束。
可不能一直讓諸位師長待在會場，聽他漫無邊際的瞎扯！
然而，不管他怎麼想的，隨著今天這一場別具一格的報告會結束，蘇亦的名聲在北大乃至於京城學術圈已經徹底出圈了。
這一刻，望著台上身子筆挺，朝著大家再次鞠躬的少年，北大的師長以及同學好友，都感慨萬千，與有榮焉！
……
ps：這一章嘗試著考古學史的角度說一下考古與盜墓的淵源。
當然，卡特發掘圖坦卡蒙，確實屬於西方考古學家在殖民背景下對被殖民地文物資源的掠奪性挖掘和占有，跟民國時期陝西考古學會在陝西的考古發掘終究不一樣。兩者並不能混為一談。
荒郊野嶺，突然來了這麼一撥身份不明的人，就開始刨土。
這種行為，在當地村民眼中，跟盜墓賊有啥區別？
要刨人家祖墳，誰答應？
真要挖出好東西，想帶走？門都沒有，搞不好就會有械鬥，小命都快折騰沒了。
1926年，李濟發掘西陰村的時候，就遇到類似的問題。
他們僱傭幾十匹大牲口，馱著幾十個大木箱，直接從西陰村出發，結果在榆次站裝車的時候，就被工人扣押了。
因為有工人們懷疑那76個箱子裡有「大寶貝」，不放行。
後來才發現，木箱子裡面裝的是陶片。
其實，不止普通民眾，就連上層人士也有人把考古跟盜墓等同。
甚至1934年還發生了國府要員戴季陶公開發電聲討田野考古發掘的事情。
起因就是當年戴季陶被派遣到陝西撫災。
目之所及，陝西農村破產，盜毀墓葬案層見疊出，又恰逢陝西考古學會在陝西鬥雞台遺址溝東區發掘，發掘墓葬眾多。
於是，不問緣由，遷怒田野考古，公開致電蔡元培、汪兆銘、王世傑和正在南昌行營坐鎮「剿匪」的常凱申校長控告，強烈譴責各地的田野考古活動，主張嚴禁發掘古墓。
《大公報》以《戴傳賢反對考古請禁科學家發掘古墓的通電》為題，頭版頭條刊登對方的電文。
他的電文言辭激烈，可謂是痛心疾首。
其中，有一段原文是這樣寫：
「古代於自掘禁墓者，處以凌遲。現今各省亦有死刑處之者。今諸君子何心？而自掘民族全體所應共愛共敬之古人墳墓，以自傷其祖先之德，敗其同胞之行，而引後世子孫以不正之趨向耶。」
他的電文一出，輿論譁然！
學界開始據理力爭。
蔡元培聯繫李濟等人，然後傅斯年開始復函反駁。
回函比較客氣，大致意思是這樣：
「理解戴院長擔憂，但是不認同戴院長的指責，掘墓的惡風早就有，這鍋田野發掘不背。不僅如此，我們還呼籲禁止掘墓惡風，絕對沒有破壞民族歷史。」
丁文江也站出來發文反駁戴季陶的觀點。
他當時是中研院總幹事，曾經擔任周口店遺址發掘項目的名譽主持人，他當然不認同戴季陶的觀點。
甚至，蔡元培給戴季陶回電為新生的田野考古學辯護。
主持陝西考古學會工作的徐旭生事後也發文解釋整件事的經過，反駁戴季陶的不實言論，還抨擊對方的舉動是阻礙科學。
「發現古蹟，並不以掘墓為目標，即考古家欲知之古代歷史與文化，……蓋發掘是把陵墓內所藏之物一概取出，送至博物館供科學家之研究，深望社會認識考古並非掘墓。」
一時之間，《時事新報》《燕京學報》等報紙、學術單位及文化名流也紛紛參與筆戰，熱鬧不已。
然而，最終戴季陶的呼籲還是起到作用了。
國府行政院還是通過「嚴禁發掘古墓」的提案，直接導致了陝西考古會鬥雞台墓葬的發掘計劃不得不改期實行。
沒有錯，這個鬥雞台就是蘇秉琦先生早年參與發掘的鬥雞台遺址。
而徐旭生就是蘇秉琦先生的老師！
1934年，蘇秉琦從北師大畢業進入北研院史學所，在徐旭生先生的帶領下參與調查、發掘鬥雞台遺址，開啟了長達六十餘年的考古生涯。
此時此刻，當著蘇秉琦先生的面，蘇亦覺得用這個例子來回答外系學生關於「考古是不是盜墓」這個問題，也挺應景的。
要是蘇秉琦先生能夠現身說法，就更好了！
同樣，聽完這個故事。
台下的諸多師長，也真正意識到，蘇亦對於考古學史是有深入研究，而非泛泛而談。
可以說除老一輩學者，年輕一代的，基本上都很少有人了解到這些歷史了。
甚至他們也沒想到蘇亦回從這個角度來回答同學們提出的關於考古與盜墓的問題！
這一刻，蘇秉琦望向台上的蘇亦感慨萬千，忍不住對旁邊的宿柏說道，「蘇亦的這個回答非常有代表性，到時候讓他整理一下，可以發到報紙中，也算是對公眾普及考古知識了！」
隨即又感慨道，「在矯正民眾的刻板印象方面，我們確實做的不夠好！」
其實，這個問題，還可以說得更加深入。
比如深入談論中西方考古學家的異同。
國內民眾之所以會把考古等同於盜墓，除了因為文化觀念的掣肘，還跟考古學家的出身有關。
比如歐洲的考古學家，越是知名的學者，越喜歡寫科普讀物，他們經常上電視節目，向公眾做科普，電視台也喜歡邀請著名考古學家上節目。
電視台收穫收視率，考古學家收穫知名度，有了知名度就有金主贊助考古經費，還可以賣書增加稿費。他們並沒有國內一些考古學家那麼高傲，更不會無限拔高考古學的地位，更不會站在雲端鄙視著普通民眾，更不會對大眾的質疑不屑一顧。
因此，民眾把考古等同於盜墓這個問題，並不能簡單歸咎於民眾的無知。
某種意義來說，也是國內考古工作者的失職。
前世，不少考古學家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也有意識地去做科普工作，但實話實說，國內真正意義上的公眾考古學家，並沒有！
這個工作，任重道遠！
想了想，蘇亦又補充道：「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文化觀念的認知確實是關鍵，同樣也跟民國時期的田野發掘活動主要集中在歷史時期有關係，其中，墓葬就成為重要發掘的對象。咱們國人始終有先祖崇拜、死者為大、入土為安等等觀念，因此對田野考古涉及發掘墓葬的時候，就非常牴觸。」
甚至，對此，顧立雅就曾經說過，「中國人對考古發掘存在著普遍而且根深蒂固的反感情緒，認為動土即是觸犯了一方的神明，中國到處都散布著各個歷史時期的墓葬，他們希望不要驚動祖宗的亡靈。」
這段話是格林·丹尼爾寫的《考古學一百五十年》，作者在第八章《世界史前史的發展》之中引用顧立雅的話。
可以說蘇亦在前世翻閱過的關於考古與盜墓相關論文都習慣性引用這段話。
甚至本書，也是國內考古專業學生研究世界考古學史的必讀物。
這說明啥？說明很早以前，就有學者在關注這個問題，國內外的學者都在關注。
這些學者其實都知道，民眾始終存在這種偏見。
聽到這裡，同學們也非常好奇。
有人問，「小師兄，難不成就只有中國的民眾存在這種偏見？外國沒有嗎？外國人就這麼開明嗎？」
對此，蘇亦給出肯定的回答，「當然不是，考古學存在世界性，也存在區域性。既然存在區域性就跟本土的文化觀念認知有關。比如歐洲考古學史上影響最大的『法老的詛咒』的傳說。」
傳說，1922年，英國考古學家霍華德·卡特在圖坦卡蒙墓中發現了幾處圖坦卡蒙的詛咒銘文，有一處寫道：「任何懷有不純之心進這墳墓的，我要像扼一隻鳥兒一樣扼住他的脖子。」
傳說最後被歐洲各大報紙刻意渲染放大，為了報紙的銷量，無所不用其極，最終造成民眾恐慌，搞得最後霍華德·卡特都不得不出來闢謠了。
就算如此，闢謠的效果也不理想。
到了，1980年，探險隊的安全官理察·亞當森都要出來表示，詛咒的故事是為了防止可能會進入陵墓的盜墓者而憑空捏造出來的。
歸根到底，民眾還是把卡特的行為認定為盜墓。
因為，圖坦卡蒙存在墳墓在三千年的時間內從未被盜，直到1922年被卡特發現，從裡面發掘出大量珍寶，震驚了西方世界，圖坦卡蒙才廣為人知。
之所以會有「法老的詛咒」，主要是因為有幾個最早進入墳墓的人早死，被媒體大肆渲染成「法老的詛咒」，甚至還有科學家跳出來，說可能是墓葬之中存在致人死亡的病菌。
也正是因為媒體報紙的大肆炒作，圖坦卡蒙的名字在西方開始家喻戶曉。
既然提及西方考古學史，那麼就不能忽略西方社會對於考古與盜墓關係的認知。
總體來說，考古是盜墓這種觀念，不僅國內有外國也有。
不管考古學者怎麼闢謠，根源就存在著。
甚至，民國時期，梁啓超就期待著「一面教育普及，一面要等政治修明」來解決。
然而，民國時期，根本就解決不了。
反而，是建國以後，這個部分處理得還不錯。
甚至在六七十年代的考古發掘現場，還經常對公眾開放，允許公眾到發掘現場參觀，有時候，考古隊一邊發掘村民就一邊在旁邊圍觀。
不僅普通民眾，就連知識分子也習慣到現場圍觀。
這種方法，就跟後世的考古現場直播一樣，對於科普考古的科學性以及必要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當然，在這個年代，為了配合基本建設，考古發掘任務太重，國內的學者普遍不需要去處理公眾偏見的難題。
因為建國以後，地下之物一切都是國家所有。
國家需要發掘，普通百姓哪有會阻攔的道理。
然後，就衍生出來很多問題。
比如普通民眾不攔發掘了，然而，發掘出來的「寶物」能不能走出當地，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這些都是後話，不是今天蘇亦今天應該講解的問題。
甚至，說到這裡他都感覺自己跑題太遠，趕緊宣布提問環節結束。
可不能一直讓諸位師長待在會場，聽他漫無邊際的瞎扯！
然而，不管他怎麼想的，隨著今天這一場別具一格的報告會結束，蘇亦的名聲在北大乃至於京城學術圈已經徹底出圈了。
這一刻，望著台上身子筆挺，朝著大家再次鞠躬的少年，北大的師長以及同學好友，都感慨萬千，與有榮焉！
……
ps：這一章嘗試著考古學史的角度說一下考古與盜墓的淵源。
當然，卡特發掘圖坦卡蒙，確實屬於西方考古學家在殖民背景下對被殖民地文物資源的掠奪性挖掘和占有，跟民國時期陝西考古學會在陝西的考古發掘終究不一樣。兩者並不能混為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