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蘇亦與考古學先驅(求追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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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些都是從史料之中摳出來的說法而已。

  當年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成立的「考古學會」,簡章說得好聽,但只是停留在字面之上,屬於光喊口號,沒法落地。

  實際上,馬衡時期的北大考古研究室並沒有弄出什麼像樣的學術成果。

  其實,多學科的研究,並非只有北大國學門在倡導。

  當年李濟先生也在倡導。

  比如,1926年,西陰村遺址出土半個蠶繭,他就專門請生物學者劉崇幫忙。

  1929年為了研究殷墟出土陶質化學成分,他就曾經委託中研院地質所的李毅對各種陶片標本進行化驗;

  1931年春季在安陽出土較大型青銅器,便通過協和醫學院的步達生找到英國皇家科學工業學院採礦業教授哈羅,而哈羅就是歐洲礦業界的權威,曾分析過許多埃及的銅器。

  不僅如此,殷墟出土的各種動物骨骼,李濟也向新生代研究室的楊鍾健和德日進求助。

  甚至抗戰期間,李濟還弄了一個簡陋的實驗室做陶器比重吸水率研究,堅持運用物理觀察和化學分析的方法處理殷墟陶器,對陶器原料的品質做了分析。

  另外,李濟還對金屬標本進行金相分析、地貌分析等。

  從李濟的種種處理出土遺物的方法,就可以看得出來。

  早在民國時期,考古人就開始利用科技研究考古學問題。

  然而,這位「中國考古學之父」因為1948年押運文物赴台,使大陸對他學術思想的研究直接被視為禁區。

  實際上,大陸這邊對李濟態度,也經歷各個階段的。

  比如,早期考古所成立,一直希望他返回大陸擔任所長,因此,首任所長就空出來,甚至一度由鄭振鐸先生兼任,結果,李濟一直到1979年去世,都沒有返回大陸。

  因此,在他去世之前,大陸考古學史相關文章,都主動忽略他的存在。

  蘇亦也不會在這個時候,主動提及李濟。

  然而,對方作為中國科學考古的奠基者,蘇亦不能提,又要追溯歷史?只能提民國時期的北大研究所國學門。

  甚至,有好多東西,沒法展開。

  比如,民國時期北大考古學會與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合組的東方考古學協會。

  有一些學者認為該團體促使了中國舊式金石學加速向近代考古學的轉化,對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創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甚至,民國時期,北大考古學研究室起步較早卻建樹較少。

  也與中日雙方合組的東方考古學協會學術合作以失敗告終有重要關係。

  就是因為抗戰爆發,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在考古領域才沒有什麼拿得出手的成果。

  不然,北大國學門也不至於如此落魄。

  蘇亦為啥說這些。

  無非就是想要強調,考古科技或者科技考古,本就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

  考古學跟自然科學的結合,由來已久。

  為啥要強調這些?

  在古代的話,就是所謂的「法統傳承」,強調考古科技的合理化。

  既然早在半個世紀前,他們北大的前輩就懂得呼籲多學科學者參與進來解決考古學問題,就說明考古科技屬於正統傳承,不是什麼歪門邪道,那麼他一個北大的晚進學人,現在採用考古科技來解決稻作起源問題,就有章可循了。

  到時候,有人跑出來質疑他發掘的仙人洞遺址「萬年稻作遺存」是不是真實存在的,所採用的技術,是不是經得起科學驗證的時候,就有「法統可依」了。

  所以說,今天的學術報告會「稻作起源與考古科技」表面上看來是兩個主題,實際上就是同一個主題下的兩部分。

  後者是為前者服務的。

  就這樣,蘇亦從個人經歷開始講述,然後順便向眾人梳理一下「科技考古簡史」,其中,幾乎把受邀的各個單位所做的研究,都提及一遍,也算是賓主盡歡了!

  其實,他的報告,講述的內容,對於後世的學生來說,都是基礎知識,然而,對於這個年代的學者來說,確實非常具有衝擊力了。

  僅僅是浮選法跟孢粉分析兩種植物學技術在考古學上的運用,就足夠讓現場的眾人大開眼界,受益匪淺。


  其他有名望的學者先不說,僅僅是北大考古專業77-78級這兩屆的學生,蘇亦已經在他們的心中撒下了科技考古的種子,就等待未來在適當的時間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了。

  ……

  整場專題報告會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報告內容講解,第二部分則是現場提問環節。

  整個環節,邀請過來的嘉賓反而很少提問,因為蘇亦講的東西都屬於深入淺出,現場的嘉賓都是行業內的頂級專家,懂的都懂,不懂的也不好意思提問。

  然後把提問的機會讓給會場的學生。

  北大作為兼容並包思想自由之地,學生是真的生猛。

  啥問題都敢提。

  過去的一段時間,沒少有大學者來北大交流,經常被這幫天不怕地不怕的學生給搞得下不來台,比如李澤厚、曹禺等。

  為了避免這種尷尬的狀況,蘇亦安排了大量的托。

  這個托,都是考古專業的學生。

  並沒有具體規定他們提什麼問題,只是建議他們不要提一些出格的問題。

  因此,率先提問的人,就是王訓。

  這位古建保護者協會的秘書長,確實應該有這個優待,要知道蘇亦之所以舉辦這場學術報告會,就是這個傢伙率先提議的,然後由他親自操刀組織的時候,才搞得出那麼大的動靜,由原本的校內專題報告,擴大到京城各大科研機構與高校。

  王訓的提問,其實也很實在。

  他是這樣問:「小師兄,你今天的報告的主題是『稻作起源與考古科技』,然而,你所講的內容,跟我們現在學習的考古內容,卻是天差地別,據我所知,咱們北大也沒有相關課程。未來我們從事考古學研究,又如何有機會接觸到這些知識呢?」

  這話一出來,不少北大的師長都紛紛點頭。

  其他的學生也紛紛側耳聆聽,期待著蘇亦的回答。

  蘇亦的回答也很真誠:

  「我的報告內容確實跟課堂所講授的內容有差別,咱們北大也確實沒有相關的課程,別說咱們北大沒有,全國各大高校也沒有。

  我的報告內容,屬於咱們考古學術前沿,是我的學術成果,目前還沒有廣泛運用。但是,現在沒有開設相關課程不代表未來不會開設。

  甚至,可以說,你們就是國內第一批接觸到這些前沿知識的學生,如果未來你們工作從事相關方面的研究,你們就會走在全國大多數同行的前面,這就是咱們北大的優勢。

  實際上,也是咱們北大的傳統,比如當年咱們北大考古專業初創,也是沒有教材的,講授的內容也是各位師長各自研究的方向。

  裴文中先生講授舊石器時期考古,講什麼?當然就是講授周口店遺址了。

  蘇秉崎先生講授先秦考古,講什麼?當然就是講授鬥雞台遺址了。

  同樣道理,宿柏先生講授宋元考古,講授什麼,當然就是講授白沙宋墓了。

  那麼我呢?我講授的自然也是我參與發掘的仙人洞遺址。

  至於,採用的發掘方法,這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比如民國時期,在安特生之前,咱們對考古遺址的發掘,實際上就是挖寶。

  安特生是首次用現代考古學方法進行國內遺址發掘的考古學家,儘管他的發掘方法也不完整,但是那是時代的局限性,當時歐美考古學也處於從『古物學』向『科學考古學』過渡階段。

  直到梁思永先生從留學歸國,才把考古地層學的方法運用到國內考古發掘之中,甚至還提出咱們中國考古學的第一個理論——後崗三疊層。

  此外,咱們蘇秉崎先生也通過《瓦鬲的研究》為咱們中國的考古類型學奠定了基礎。

  同樣,宿柏先生通過白沙宋墓的發掘,確立墓葬考古新範式。

  諸位師長的研究,都是從無到有的,都是在走前人所從來沒有走過的路。

  那麼我呢?也在嘗試著走自己的路,但是我還在探索之中。

  稻作起源『華南說』,不是我原創,我只是在丁穎先生的學術之上查缺補漏。

  孢粉分析在考古學上的運用,國外已經有人走在前面,咱們地質所周坤叔研究員更是國內第一個人。

  我在仙人洞遺址的發掘,使用的發掘方法也是在周先生的基礎方法上改良的。

  同樣的,我所講的浮選法,也是從《美國古代》雜誌上查閱到相關論文才獲得的靈感。

  這個方面,都談不上原創性。

  但是正是有前輩在前面開路,我們這些晚輩才有章可循。

  因此,要問你們未來的工作之中,如何接觸到這些知識,實際上,這個問題已經不用回答了。

  因為你們還沒有工作,就已經開始接觸到這些知識了。你們今天來聽我的報告,就是最好的證明!」

  頓時,人群之中傳來一陣鬨笑。

  從眾人的笑聲之中,也證明了大家對於他回答的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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