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朝得權，暮腐敗矣
語調平穩，聽不出喜怒，字句落進寂靜的房間裡格外清晰，這話問得直白，卻又重如千鈞。
盧仲謙伏在地上，猛地抬起頭，嘴巴張了張，眼珠瞪得滾圓。
先前的狂喜神色此刻卻全然僵住，瞠目結舌，喉結上下滾動了數次，半晌沒能擠出一個字來。
朱雄英見他這副模樣，並未多等，再次開口發問，語調依舊平穩無波：「你為官這些年，為百姓做了哪些實事？」
盧仲謙的臉色瞬間變得慘白，他張了張嘴，像是有話要往外擠。
可目光掃過一旁的毛驤，見他面上似笑非笑的神情，到了嘴邊的話又硬生生咽了回去，只餘下急促的喘息聲，依舊啞口無言。
朱雄英見狀，原本平和的臉色沉了下來，眼底泛起一絲冷意，語氣也添了幾分嚴厲：「我再問你，你可有讀書？可明聖賢之道？」
這話剛落，盧仲謙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猛地抬起頭，搶著開口回話，聲音因急切而有些嘶啞，帶著一絲刻意的諂媚：
「讀的！罪臣讀過！四書五經、諸子百家皆有涉獵！聖賢之道……罪臣亦曾研習！」
聽盧仲謙這樣說，朱雄英勾了勾唇角，冷笑了一聲，那笑聲極輕，卻帶著一股寒意。
「既讀過書，也明事理，那今日對你處置，便不算不教而誅了。」
「我且問你，『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是什麼意思？『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什麼意思？」
像是根本沒指望盧仲謙回答，朱雄英越問語速越快：
「『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修己以安百姓』，又是什麼意思？」
「這哪一句不是出自經典？不是聖賢之道？這些道理都讀到狗肚子裡去了嗎？」
說到這裡，朱雄英的語調突然拔高，面上更添了幾分厲色：
「為臣者，上不知效忠陛下，替陛下排憂解難，下不知安撫黎民百姓，造福一方，你這種官，還有臉喊什麼冤枉？真正是死有餘辜！」
盧仲謙整個人都癱軟在地，臉色灰敗得如同死灰。
他張了張嘴，卻再也發不出半個字，渾濁的眼珠失去了所有光亮，渾身止不住地發顫，只剩深深的頹廢與絕望。
一旁的毛驤將這幕盡收眼底，再看向朱雄英時，眼底已添了幾分難掩的欽佩。
他躬身向朱雄英行了一禮，而後轉頭沉聲道：「來人，將這廝拖下去！」
錦衣衛應聲上前，架起癱軟的盧仲謙，鐐銬拖地的哐當聲漸漸遠去。
朱雄英冷著臉靜靜旁觀了接下來十餘名官員的審訊。
毛驤也是有樣學樣，依照朱雄英方才的問話路數，逐條詰問了一番。
這剩下的十餘人竟個個與盧仲謙一般，問及為官初心、為民實事便啞口無言，提及求生便醜態畢露。
朱雄英瞧著瞧著，心底不由得生出幾分沉重的感觸，他突然開始有些同情朱元璋。
新朝伊始，百廢待興，可滿朝儘是些讀死書、圖私利的庸碌之輩，真正能堪大用者寥寥無幾。
這些所謂飽讀詩書的官員，身上儘是宋、元兩朝文人的遺毒。
欺壓百姓時他們全無顧忌、貪贓枉法時他們毫不手軟，面對權貴時他們又卑躬屈膝，面對錦衣衛他們則醜態百出，爭相攀咬以求自保。
這朝廷的官員都是這個樣子，真虧這位洪武大帝是怎麼撐過來的。
原本他還以為洪武朝時出現大規模貪腐、瀆職的主要原因是朱元璋性子太暴躁，太小氣，不捨得給官員俸祿。
可如今親眼所見，才明白雖然確實有這方面的原因，可根子還是出在這個時期的官僚風氣上。
這些被宋、元兩朝毒害，被民間資本腐蝕了三百多年的讀書人，人生價值觀已經徹底被扭曲。
讀書時滿口的「朝聞道，夕死可矣」，一旦當了官，立刻就變成了「朝得權，暮腐敗矣」。
讀聖賢書只不過是進身之階，仁義道德也不過是遮羞的幌子，百姓疾苦在他們眼中連螻蟻草芥都算不上。
這樣的人，不殺，留著真是浪費糧食！
可是根源不在這些官員身上，而在那些滋養他們成長的土壤。
那些所謂的民間自由資本和那群靠學術獲得了權力的文人集團捆綁在一起形成的利益共同體才是這個社會真正的毒瘤。
這種情況下，如何理順皇權、官權、民權這三方關係，才是破局的根本。
明朝最大的問題，是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用一個最簡單的比喻來說，明朝就好比是一家公司。
朱元璋是這家公司的董事長，官員們是這家公司的職業經理人和員工，而科舉就是面試。
對於公司的董事長而言，公司不能倒，但是對於職業經理人和員工而言，公司跨不跨，關我屁事，跨了無非換個公司。
放在國家層面，就變成了皇帝在乎的是民族正統不能倒，華夷之辯必須論。
而在官員們的眼中，朝代死不死，人民活不活，皇帝到底是誰做，與我何干？
改朝換代了，無非是換一個皇帝繼續舔就是了，反正有人發工資，能繼續貪腐享樂就行了。
這種思想從宋朝開始發芽，到元末明初已經根深蒂固，滲透進了整個士人階層的骨髓之中。
這個時期的官員們，對國家，對民族沒有責任感，剛好這個時期的民間自由資本開始發展壯大。
對民間自由資本來說，他們只要利潤，為了利潤可以不惜一切。
什麼暴力壟斷、巧取豪奪，搜刮底層民眾、裡通外國，在他們面前毫無意義。
於是乎，官與商一拍即合，權錢勾結，一個牢不可破的利益同盟就此形成。
財閥支持學閥，學閥演變成官閥，官閥再轉過頭來保護財閥，三方一起搜刮底層民眾。
這個時候，皇權只剩下一個選擇，那就是要依靠底層自耕農來給皇家提供武力，因此皇權必須代表民權和民生。
這就是朱元璋所說的大明與百姓共天下，而非與士大夫共天下。
但是這樣一來，皇權就和官權形成了根本性的對立。
皇權代表著民權，而官權則代表著民間自由資本，二者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
這也是為什麼朱元璋這種從人民中來的皇帝，遇見個貪官就想發個族譜消消樂的根本原因所在。
他在「官不聊生」和「民不聊生」之間選擇了前者，於是成了史書上那個暴君，這就是觸動了文人集團和士紳利益的代價。
支持皇權的是民生經濟，而支持官權的是自由資本經濟，他們是完全對立的。
從這個角度上來考慮，其實他是絕對支持朱元璋繼續殺下去的。
這個時期的文人已經從根子上腐爛了。
整個文人、士大夫、士紳集團已經形成了無負擔叛國的傾向，甚至已經發展到了系統性、學術性地去論證賣國的合理性的地步。
元朝取代宋朝的時候，明知道異族入主中原對華夏文化的傷害有多大，但是他們卻在鼓吹坐中原者即正統。
到了滿清入關，更是變成了「自有大儒為我辯經」，對叛國不僅沒有任何心理障礙，甚至持歡迎態度，持開放態度。
這種事其實沒什麼新鮮的，因為到了後世，這樣的人也同樣大量存在。
那些鼓吹資本無國界的，科學技術無國界的，鼓吹本國思想制度落後，鼓吹西方普世價值觀的，其實本質上都是歷史循環中的同一類人。
要辨別這一類人其實很簡單，只需要看他們是否和自由資本有關。
凡是依附資本利益、為資本代言者，一定會在關鍵時刻背棄民族大義。
他們不管是從事什麼樣的學術研究和工作，都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論賣國的合理性。
而對於朱雄英來說，他要解決的其實是如何在掐死自由資本的同時，快速發展經濟。
眼下還好，第一階段都還沒開始，還在完善理論階段。
但是一旦進入第二階段他就要開始用錢了，科學技術的發展是要用錢砸的，要用很多的錢，會多到令朱元璋心疼的程度。
所以，在此之前，他要想辦法幫朱元璋賺錢，國庫充裕了，底子厚了，到時候阻力自然就會小了。
盧仲謙伏在地上，猛地抬起頭，嘴巴張了張，眼珠瞪得滾圓。
先前的狂喜神色此刻卻全然僵住，瞠目結舌，喉結上下滾動了數次，半晌沒能擠出一個字來。
朱雄英見他這副模樣，並未多等，再次開口發問，語調依舊平穩無波：「你為官這些年，為百姓做了哪些實事？」
盧仲謙的臉色瞬間變得慘白，他張了張嘴，像是有話要往外擠。
可目光掃過一旁的毛驤，見他面上似笑非笑的神情，到了嘴邊的話又硬生生咽了回去，只餘下急促的喘息聲，依舊啞口無言。
朱雄英見狀，原本平和的臉色沉了下來，眼底泛起一絲冷意，語氣也添了幾分嚴厲：「我再問你，你可有讀書？可明聖賢之道？」
這話剛落，盧仲謙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猛地抬起頭，搶著開口回話，聲音因急切而有些嘶啞，帶著一絲刻意的諂媚：
「讀的！罪臣讀過！四書五經、諸子百家皆有涉獵！聖賢之道……罪臣亦曾研習！」
聽盧仲謙這樣說，朱雄英勾了勾唇角，冷笑了一聲，那笑聲極輕，卻帶著一股寒意。
「既讀過書，也明事理，那今日對你處置，便不算不教而誅了。」
「我且問你，『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是什麼意思？『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什麼意思？」
像是根本沒指望盧仲謙回答，朱雄英越問語速越快：
「『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修己以安百姓』，又是什麼意思？」
「這哪一句不是出自經典？不是聖賢之道？這些道理都讀到狗肚子裡去了嗎？」
說到這裡，朱雄英的語調突然拔高，面上更添了幾分厲色：
「為臣者，上不知效忠陛下，替陛下排憂解難，下不知安撫黎民百姓，造福一方，你這種官，還有臉喊什麼冤枉？真正是死有餘辜！」
盧仲謙整個人都癱軟在地，臉色灰敗得如同死灰。
他張了張嘴，卻再也發不出半個字，渾濁的眼珠失去了所有光亮，渾身止不住地發顫，只剩深深的頹廢與絕望。
一旁的毛驤將這幕盡收眼底，再看向朱雄英時，眼底已添了幾分難掩的欽佩。
他躬身向朱雄英行了一禮，而後轉頭沉聲道：「來人，將這廝拖下去！」
錦衣衛應聲上前，架起癱軟的盧仲謙，鐐銬拖地的哐當聲漸漸遠去。
朱雄英冷著臉靜靜旁觀了接下來十餘名官員的審訊。
毛驤也是有樣學樣，依照朱雄英方才的問話路數，逐條詰問了一番。
這剩下的十餘人竟個個與盧仲謙一般，問及為官初心、為民實事便啞口無言，提及求生便醜態畢露。
朱雄英瞧著瞧著，心底不由得生出幾分沉重的感觸，他突然開始有些同情朱元璋。
新朝伊始，百廢待興，可滿朝儘是些讀死書、圖私利的庸碌之輩，真正能堪大用者寥寥無幾。
這些所謂飽讀詩書的官員，身上儘是宋、元兩朝文人的遺毒。
欺壓百姓時他們全無顧忌、貪贓枉法時他們毫不手軟，面對權貴時他們又卑躬屈膝，面對錦衣衛他們則醜態百出，爭相攀咬以求自保。
這朝廷的官員都是這個樣子，真虧這位洪武大帝是怎麼撐過來的。
原本他還以為洪武朝時出現大規模貪腐、瀆職的主要原因是朱元璋性子太暴躁，太小氣，不捨得給官員俸祿。
可如今親眼所見，才明白雖然確實有這方面的原因，可根子還是出在這個時期的官僚風氣上。
這些被宋、元兩朝毒害，被民間資本腐蝕了三百多年的讀書人，人生價值觀已經徹底被扭曲。
讀書時滿口的「朝聞道，夕死可矣」，一旦當了官，立刻就變成了「朝得權，暮腐敗矣」。
讀聖賢書只不過是進身之階，仁義道德也不過是遮羞的幌子，百姓疾苦在他們眼中連螻蟻草芥都算不上。
這樣的人，不殺，留著真是浪費糧食！
可是根源不在這些官員身上，而在那些滋養他們成長的土壤。
那些所謂的民間自由資本和那群靠學術獲得了權力的文人集團捆綁在一起形成的利益共同體才是這個社會真正的毒瘤。
這種情況下，如何理順皇權、官權、民權這三方關係，才是破局的根本。
明朝最大的問題，是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用一個最簡單的比喻來說，明朝就好比是一家公司。
朱元璋是這家公司的董事長，官員們是這家公司的職業經理人和員工，而科舉就是面試。
對於公司的董事長而言，公司不能倒，但是對於職業經理人和員工而言，公司跨不跨，關我屁事，跨了無非換個公司。
放在國家層面，就變成了皇帝在乎的是民族正統不能倒，華夷之辯必須論。
而在官員們的眼中，朝代死不死，人民活不活，皇帝到底是誰做，與我何干？
改朝換代了，無非是換一個皇帝繼續舔就是了，反正有人發工資，能繼續貪腐享樂就行了。
這種思想從宋朝開始發芽，到元末明初已經根深蒂固，滲透進了整個士人階層的骨髓之中。
這個時期的官員們，對國家，對民族沒有責任感，剛好這個時期的民間自由資本開始發展壯大。
對民間自由資本來說，他們只要利潤，為了利潤可以不惜一切。
什麼暴力壟斷、巧取豪奪，搜刮底層民眾、裡通外國，在他們面前毫無意義。
於是乎，官與商一拍即合，權錢勾結，一個牢不可破的利益同盟就此形成。
財閥支持學閥，學閥演變成官閥，官閥再轉過頭來保護財閥，三方一起搜刮底層民眾。
這個時候，皇權只剩下一個選擇，那就是要依靠底層自耕農來給皇家提供武力，因此皇權必須代表民權和民生。
這就是朱元璋所說的大明與百姓共天下，而非與士大夫共天下。
但是這樣一來，皇權就和官權形成了根本性的對立。
皇權代表著民權，而官權則代表著民間自由資本，二者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
這也是為什麼朱元璋這種從人民中來的皇帝，遇見個貪官就想發個族譜消消樂的根本原因所在。
他在「官不聊生」和「民不聊生」之間選擇了前者，於是成了史書上那個暴君，這就是觸動了文人集團和士紳利益的代價。
支持皇權的是民生經濟，而支持官權的是自由資本經濟，他們是完全對立的。
從這個角度上來考慮，其實他是絕對支持朱元璋繼續殺下去的。
這個時期的文人已經從根子上腐爛了。
整個文人、士大夫、士紳集團已經形成了無負擔叛國的傾向，甚至已經發展到了系統性、學術性地去論證賣國的合理性的地步。
元朝取代宋朝的時候，明知道異族入主中原對華夏文化的傷害有多大，但是他們卻在鼓吹坐中原者即正統。
到了滿清入關，更是變成了「自有大儒為我辯經」，對叛國不僅沒有任何心理障礙，甚至持歡迎態度，持開放態度。
這種事其實沒什麼新鮮的，因為到了後世，這樣的人也同樣大量存在。
那些鼓吹資本無國界的，科學技術無國界的，鼓吹本國思想制度落後，鼓吹西方普世價值觀的，其實本質上都是歷史循環中的同一類人。
要辨別這一類人其實很簡單，只需要看他們是否和自由資本有關。
凡是依附資本利益、為資本代言者，一定會在關鍵時刻背棄民族大義。
他們不管是從事什麼樣的學術研究和工作，都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論賣國的合理性。
而對於朱雄英來說，他要解決的其實是如何在掐死自由資本的同時，快速發展經濟。
眼下還好，第一階段都還沒開始，還在完善理論階段。
但是一旦進入第二階段他就要開始用錢了，科學技術的發展是要用錢砸的，要用很多的錢，會多到令朱元璋心疼的程度。
所以，在此之前，他要想辦法幫朱元璋賺錢，國庫充裕了，底子厚了，到時候阻力自然就會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