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時代之問
北大，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
午後陽光斜照進研究室，在橡木長桌上投下溫暖的光斑。
戴錦華站在投影幕布前，幕布上定格著任夏視頻的最後一幀——那張年輕而嚴肅的面孔，與黑底白字的結束語形成強烈對比。
長桌兩側坐著八名學生，有博士生也有碩士生，都是戴錦華親自指導的研究生。
此刻，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等待著導師開口。
研究室里很安靜，只有空調發出細微的嗡嗡聲。牆上的書架上，數千冊中英文著作沉默矗立，見證過太多這樣的討論時刻。
「看完了？」戴錦華轉過身，聲音平靜。
學生們點頭。
半個小時前，他們集體觀看了任夏《金陵十三釵》批評視頻的完整版。
儘管有的人已經看過這個視頻，但他們沒有想到，戴錦華會把它搬到課堂上來。
「什麼感受？」戴錦華走向長桌，在首座坐下。
她沒有打開筆記本，也沒有準備講稿，這是她與學生討論時的一貫風格，即興、自由、坦誠。
短暫的沉默後，坐在左側的博士生陳舟率先開口：「很震撼。他的很多觀點和我們課堂上的討論類似，但遠比我們討論的更直接、更鋒利。」
「鋒利是好事嗎？」戴錦華反問。
「在這個語境下，是。」陳舟推了推眼鏡，「國內的影視批評已經處在一種半癱瘓的狀態下幾十年。任夏這種直接切中要害的批評，是一股我們等待已久的新風。」
「其他人呢？」戴錦華微微頷首，「說說你們的看法。」
另一側的袁筠接過話頭：「我認為他的批評有些絕對化了。《金陵十三釵》當然有問題，但張一謀導演在那個歷史節點上做出那樣的選擇，有其複雜性。任夏似乎忽略了這種歷史語境。」
「所以他錯了嗎？」戴錦華問。
「不是錯，是不夠辯證。」袁筠斟酌著詞句，「批評應該考慮到創作的現實條件。2011年，中國電影在國際上的話語權還很弱，《金陵十三釵》想要走出去，就不得不做一些妥協。這是現實困境，不能簡單歸咎於導演個人的奧斯卡焦慮症。」
戴錦華沒有立刻回應，而是看向其他學生：「你們呢？」
「我同意袁筠的部分觀點，」博士生趙明宇說，「但我認為任夏恰恰是在挑戰這種現實困境的敘事。他在視頻里說：『中國電影的根本是觀眾，出路在我們自己本身的文化上。我認為他這是在向電影行業公開喊話：我們為什麼一定要用妥協的方式走出去？為什麼不能先站穩自己的土地？」
「有意思。」戴錦華身體微微前傾，「所以你們看到了對《金陵十三釵》具體問題的批評，也看到了對中國電影國際傳播路徑的反思。除了這兩點，還有嗎？」
學生們交換眼神，陷入思考。
研究室再次安靜下來。窗外的銀杏樹上，最後幾片黃葉在初冬的風中搖曳。
「還有。」坐在最遠處的碩士生王硯舉起手來。
所有人的目光轉向他。
「說。」戴錦華眼中閃過一絲期待。
王硯站起身，走到白板前，拿起馬克筆寫下三個詞：批評、對話、規勸。
「任夏的視頻，表層是批評，中層是對話，深層是規勸。」他轉身面對眾人，「他在和張一謀導演對話，用專業分析作為語言，用視頻作為媒介。但這種對話的目的，不是要打倒張一謀，而是......」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尋找準確的表達：「而是想通過這次公開的批評，規勸張一謀導演，以及所有走在這條路上的電影人——回頭。」
「回頭？」林薇皺眉，「回哪裡？」
「回中國觀眾這裡，回中國文化這裡。」王硯的聲音逐漸堅定。
「你們注意視頻最後五分鐘，任夏的語氣變了。他從尖銳的分析者，變成了......怎麼說呢，有點像諫臣。他在說：張導，您錯了，但您還有機會糾正。如果您能承認這個錯誤，就能給整個行業樹立一個榜樣。」
研究室里響起輕微的吸氣聲。
戴錦華靜靜地看著白板上的三個詞，許久，輕輕鼓掌。
「王硯看到了。」她說，「這就是任夏視頻的第三層信號——規勸。」
她站起身，走向白板，在王硯寫下的「規勸」二字上畫了一個圈。
「這個年輕人很聰明，也很勇敢。」戴錦華的聲音在安靜的研究室里格外清晰，「他知道直接說張一謀錯了不會有絲毫效果。所以他先做了一套專業到無可挑剔的鏡頭分析，建立起自己的權威性。然後用這個權威性，去觸碰文化主體性這個最敏感的問題。最後，在所有人都被這個問題震撼時，他悄悄塞進了那個規勸。」
她轉過身，目光掃過每個學生：「這才是任夏最厲害的地方。他不是在發泄情緒，不是在搏出位，他是在做一個極其精密的文化手術。他要切除的，不是張一謀這個人，而是中國電影身上那個長了三十年的病灶——對西方評價體系的病態崇拜。」
「可是......」陳舟猶豫著開口，「張一謀導演會接受這種規勸嗎？以他的地位和性格，公開承認《金陵十三釵》有問題，幾乎等於否定自己二十年的創作路徑。」
這話問出了眾人心頭的疑問，所有人都不約而同地看向戴錦華，想聽一聽她對張一謀的判斷。
「不會。」戴錦華幾乎沒有猶豫，說得非常肯定。
「為什麼？」陳舟問。
「三個原因。」戴錦華豎起手指，「第一，面子問題。張一謀是第五代導演的旗幟。公開承認一個二十五歲年輕人的批評是對的，對他的個人聲譽、行業地位都是巨大衝擊。」
「第二，路徑依賴。」她豎起第二根手指，「張一謀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國際電影節路徑上的。從《紅高粱》到《活著》，他的作品在西方獲獎，才奠定了他在國內的地位。讓他否定這條路徑，等於否定自己的成功邏輯。」
「第三，」戴錦華豎起第三根手指，語氣變得深沉，「張一謀正處在職業生涯的轉折期。他和張偉平的分手鬧得沸沸揚揚。這個時候，他需要的是穩定，是權威，是毋庸置疑的大師形象。而不是一個需要公開認錯的反思者形象。」」
她放下手，走到窗邊，望著窗外蕭瑟的冬景。
「所以任夏的規勸，註定是徒勞的。」戴錦華輕聲說，「但他仍然這麼做了。為什麼？」
沒有人回答。學生們等待著。
「因為他要做的，本來就不是改變張一謀。」戴錦華轉過身，眼中閃爍著一種複雜的光，「他要做的，是改變觀眾。是讓千萬個看視頻的年輕人明白——我們有權利質疑大師，有權利要求電影尊重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情感、我們的文化主體性。」
她走回長桌前，雙手撐在桌面上，身體前傾：「這才是任夏視頻真正的意義。它是一聲集結號，召喚的是那些沉默的、覺得不對勁但又說不出來的普通觀眾。」
「它在說：你們的感受是對的，你們的質疑是合理的，你們不需要仰望那些國際獲獎的導演，你們才是中國電影最終的評價者。」
研究室里安靜得能聽見呼吸聲。
「換句話說，他在呼喚公眾文化主權意識的覺醒。」戴錦華一字一頓地說，「這就是任夏這個視頻，出現在這個時間點，最重要的意義。」
她直起身，環視學生們：「你們這一代是幸運的。你們成長在中國崛起的時代，沒有經歷過我們那代人深刻的文化自卑。所以任夏這樣的年輕人會出現——他不覺得西方電影節有多神聖，不覺得奧斯卡提名有多偉大，他理直氣壯地要求中國電影首先要對中國觀眾負責。」
「而這種理直氣壯，」戴錦華停頓了一下，「正是我們等待了三十年的東西。」
窗外，最後一片銀杏葉飄落。
研究室里，年輕的學生們望著導師，眼中閃爍著某種被點燃的光。
下課以後，戴錦華獨自站在研究室里。
幕布上任夏的視頻已經關閉，但那張年輕的臉仿佛還在眼前。
她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舊書——1986年出版的《謝進電影論集》。翻開扉頁，上面有謝晉的親筆簽名，還有一行小字：「給錦華同志指正。」
二十幾年前，謝晉被批判時，她還是個年輕講師。
那場鋪天蓋地的批評浪潮，在當年被稱之為「中國電影對謝進的時代之問。」
一代人的時間悄然過去。
現在，回答問題的人輪到張一謀了。
午後陽光斜照進研究室，在橡木長桌上投下溫暖的光斑。
戴錦華站在投影幕布前，幕布上定格著任夏視頻的最後一幀——那張年輕而嚴肅的面孔，與黑底白字的結束語形成強烈對比。
長桌兩側坐著八名學生，有博士生也有碩士生，都是戴錦華親自指導的研究生。
此刻，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等待著導師開口。
研究室里很安靜，只有空調發出細微的嗡嗡聲。牆上的書架上，數千冊中英文著作沉默矗立，見證過太多這樣的討論時刻。
「看完了？」戴錦華轉過身，聲音平靜。
學生們點頭。
半個小時前，他們集體觀看了任夏《金陵十三釵》批評視頻的完整版。
儘管有的人已經看過這個視頻，但他們沒有想到，戴錦華會把它搬到課堂上來。
「什麼感受？」戴錦華走向長桌，在首座坐下。
她沒有打開筆記本，也沒有準備講稿，這是她與學生討論時的一貫風格，即興、自由、坦誠。
短暫的沉默後，坐在左側的博士生陳舟率先開口：「很震撼。他的很多觀點和我們課堂上的討論類似，但遠比我們討論的更直接、更鋒利。」
「鋒利是好事嗎？」戴錦華反問。
「在這個語境下，是。」陳舟推了推眼鏡，「國內的影視批評已經處在一種半癱瘓的狀態下幾十年。任夏這種直接切中要害的批評，是一股我們等待已久的新風。」
「其他人呢？」戴錦華微微頷首，「說說你們的看法。」
另一側的袁筠接過話頭：「我認為他的批評有些絕對化了。《金陵十三釵》當然有問題，但張一謀導演在那個歷史節點上做出那樣的選擇，有其複雜性。任夏似乎忽略了這種歷史語境。」
「所以他錯了嗎？」戴錦華問。
「不是錯，是不夠辯證。」袁筠斟酌著詞句，「批評應該考慮到創作的現實條件。2011年，中國電影在國際上的話語權還很弱，《金陵十三釵》想要走出去，就不得不做一些妥協。這是現實困境，不能簡單歸咎於導演個人的奧斯卡焦慮症。」
戴錦華沒有立刻回應，而是看向其他學生：「你們呢？」
「我同意袁筠的部分觀點，」博士生趙明宇說，「但我認為任夏恰恰是在挑戰這種現實困境的敘事。他在視頻里說：『中國電影的根本是觀眾，出路在我們自己本身的文化上。我認為他這是在向電影行業公開喊話：我們為什麼一定要用妥協的方式走出去？為什麼不能先站穩自己的土地？」
「有意思。」戴錦華身體微微前傾，「所以你們看到了對《金陵十三釵》具體問題的批評，也看到了對中國電影國際傳播路徑的反思。除了這兩點，還有嗎？」
學生們交換眼神，陷入思考。
研究室再次安靜下來。窗外的銀杏樹上，最後幾片黃葉在初冬的風中搖曳。
「還有。」坐在最遠處的碩士生王硯舉起手來。
所有人的目光轉向他。
「說。」戴錦華眼中閃過一絲期待。
王硯站起身，走到白板前，拿起馬克筆寫下三個詞：批評、對話、規勸。
「任夏的視頻，表層是批評，中層是對話，深層是規勸。」他轉身面對眾人，「他在和張一謀導演對話，用專業分析作為語言，用視頻作為媒介。但這種對話的目的，不是要打倒張一謀，而是......」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尋找準確的表達：「而是想通過這次公開的批評，規勸張一謀導演，以及所有走在這條路上的電影人——回頭。」
「回頭？」林薇皺眉，「回哪裡？」
「回中國觀眾這裡，回中國文化這裡。」王硯的聲音逐漸堅定。
「你們注意視頻最後五分鐘，任夏的語氣變了。他從尖銳的分析者，變成了......怎麼說呢，有點像諫臣。他在說：張導，您錯了，但您還有機會糾正。如果您能承認這個錯誤，就能給整個行業樹立一個榜樣。」
研究室里響起輕微的吸氣聲。
戴錦華靜靜地看著白板上的三個詞，許久，輕輕鼓掌。
「王硯看到了。」她說，「這就是任夏視頻的第三層信號——規勸。」
她站起身，走向白板，在王硯寫下的「規勸」二字上畫了一個圈。
「這個年輕人很聰明，也很勇敢。」戴錦華的聲音在安靜的研究室里格外清晰，「他知道直接說張一謀錯了不會有絲毫效果。所以他先做了一套專業到無可挑剔的鏡頭分析，建立起自己的權威性。然後用這個權威性，去觸碰文化主體性這個最敏感的問題。最後，在所有人都被這個問題震撼時，他悄悄塞進了那個規勸。」
她轉過身，目光掃過每個學生：「這才是任夏最厲害的地方。他不是在發泄情緒，不是在搏出位，他是在做一個極其精密的文化手術。他要切除的，不是張一謀這個人，而是中國電影身上那個長了三十年的病灶——對西方評價體系的病態崇拜。」
「可是......」陳舟猶豫著開口，「張一謀導演會接受這種規勸嗎？以他的地位和性格，公開承認《金陵十三釵》有問題，幾乎等於否定自己二十年的創作路徑。」
這話問出了眾人心頭的疑問，所有人都不約而同地看向戴錦華，想聽一聽她對張一謀的判斷。
「不會。」戴錦華幾乎沒有猶豫，說得非常肯定。
「為什麼？」陳舟問。
「三個原因。」戴錦華豎起手指，「第一，面子問題。張一謀是第五代導演的旗幟。公開承認一個二十五歲年輕人的批評是對的，對他的個人聲譽、行業地位都是巨大衝擊。」
「第二，路徑依賴。」她豎起第二根手指，「張一謀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國際電影節路徑上的。從《紅高粱》到《活著》，他的作品在西方獲獎，才奠定了他在國內的地位。讓他否定這條路徑，等於否定自己的成功邏輯。」
「第三，」戴錦華豎起第三根手指，語氣變得深沉，「張一謀正處在職業生涯的轉折期。他和張偉平的分手鬧得沸沸揚揚。這個時候，他需要的是穩定，是權威，是毋庸置疑的大師形象。而不是一個需要公開認錯的反思者形象。」」
她放下手，走到窗邊，望著窗外蕭瑟的冬景。
「所以任夏的規勸，註定是徒勞的。」戴錦華輕聲說，「但他仍然這麼做了。為什麼？」
沒有人回答。學生們等待著。
「因為他要做的，本來就不是改變張一謀。」戴錦華轉過身，眼中閃爍著一種複雜的光，「他要做的，是改變觀眾。是讓千萬個看視頻的年輕人明白——我們有權利質疑大師，有權利要求電影尊重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情感、我們的文化主體性。」
她走回長桌前，雙手撐在桌面上，身體前傾：「這才是任夏視頻真正的意義。它是一聲集結號，召喚的是那些沉默的、覺得不對勁但又說不出來的普通觀眾。」
「它在說：你們的感受是對的，你們的質疑是合理的，你們不需要仰望那些國際獲獎的導演，你們才是中國電影最終的評價者。」
研究室里安靜得能聽見呼吸聲。
「換句話說，他在呼喚公眾文化主權意識的覺醒。」戴錦華一字一頓地說，「這就是任夏這個視頻，出現在這個時間點，最重要的意義。」
她直起身，環視學生們：「你們這一代是幸運的。你們成長在中國崛起的時代，沒有經歷過我們那代人深刻的文化自卑。所以任夏這樣的年輕人會出現——他不覺得西方電影節有多神聖，不覺得奧斯卡提名有多偉大，他理直氣壯地要求中國電影首先要對中國觀眾負責。」
「而這種理直氣壯，」戴錦華停頓了一下，「正是我們等待了三十年的東西。」
窗外，最後一片銀杏葉飄落。
研究室里，年輕的學生們望著導師，眼中閃爍著某種被點燃的光。
下課以後，戴錦華獨自站在研究室里。
幕布上任夏的視頻已經關閉，但那張年輕的臉仿佛還在眼前。
她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舊書——1986年出版的《謝進電影論集》。翻開扉頁，上面有謝晉的親筆簽名，還有一行小字：「給錦華同志指正。」
二十幾年前，謝晉被批判時，她還是個年輕講師。
那場鋪天蓋地的批評浪潮，在當年被稱之為「中國電影對謝進的時代之問。」
一代人的時間悄然過去。
現在，回答問題的人輪到張一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