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深度訪談（上）
文匯報的專訪，選在在一個胡同深處的茶館內。
外面車水馬龍、人聲鼎沸，但茶館卻鬧中取靜、茶香裊裊。
任夏準時到達，推門進去時，文匯報的採訪團隊已經抵達。
主採訪人章義五十歲上下，戴一副細邊眼鏡，穿著熨燙平整的灰色中式襯衫，旁邊坐著年輕的記錄員和攝影師。
「任夏先生，請坐。」章義起身握手，動作一絲不苟，「我是章義。感謝你接受採訪。」
「章主編客氣了。」任夏在對面坐下。
茶案上除了錄音筆，還攤開著一本厚厚的筆記本，上面密密麻麻寫著問題要點。
雙方此前已經對採訪主題有過溝通，因此章義也沒有太多寒暄，直接切入正題：
「過去一個月，你的名字和影視批評、網絡輿論、甚至司法案件綁定在一起。現在風波漸漸平息，我想問你的是，在度過了這麼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後，你如何看待當下的中國電影？亦或者是，你認為電影的本質是什麼？」
任夏看著章義的眼睛。這位主編的眼神里有審視，但更多的是真正的探究欲。
看得出來，這位行業內頗有資歷的主編沒有獵奇或站隊的興趣，他是真的想通過這次採訪，從自己身上發現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電影是藝術，是商品，但首先是給觀眾看的故事。」任夏思考片刻，緩緩開口，「導演的職責，是用視聽語言把這個故事講好、講真、講透。但現在的中國電影圈，很多導演忘記了這個根本，所以才會出現了很多怪象。」
「你說的怪象，具體指什麼？」
章義追問。
「很多，但普遍性的問題有兩個。」任夏豎起兩根手指，「第一，恥談愛國；第二，脫離觀眾。」
章義的筆尖頓了頓，抬眼：「請詳細說說。」
「先說恥談愛國。」任夏身體微微前傾，「這不是說每部電影都要高喊口號。而是指一種創作心態：有些導演，尤其是一些所謂有國際視野的導演，下意識地認為，在電影中正面呈現國家、民族、集體這些概念，是不高級的、不普世的、不前衛的，是會被國際電影節評委嗤之以鼻的。」
「於是他們刻意迴避、淡化、甚至扭曲。」任夏語氣平靜，但每個字都像釘子，「正比如魯川在《可可西里》里抹掉所有官方標識，在《南京！南京！》里用一個虛構的日本兵視角稀釋民族苦難那樣。」
「這不只是藝術選擇，這更是價值觀的自我閹割。這些人導演骨子裡覺得，只有讓中國人顯得愚昧、落後、野蠻，才能獲得國際認可。這種思想由來已久，現在已經是根深蒂固，魯川只是其中之一罷了。」
章義快速記錄，追問道：「你認為這種心態的根源是什麼？」
「根源很複雜。有上世紀八十年代文藝思潮的遺留影響，有對西方電影節評價體系的盲目崇拜，還有就是一些人純粹的投機心理。」
「投機心理？」
「對，一些導演發現，拍符合西方想像的中國故事，不僅有機會拿到國際電影獎項，也更容易獲得個人聲譽，所以開始投機。」
「國際獎項不好嗎？獲得國際獎項，不也是代表了中國電影人的聲譽？」
「國際獎項不是不好，而是被神化了，很多導演唯國際獎項是從，滿腦子都是什麼新潮流主義、什麼普世價值，把拍電影變成了向國際電影節邀功獻媚的應試考試，這難道能說是好事情嗎？」
「應試考試，這個提法很新穎，也很尖銳。」
章義再次頓了頓筆，看向任夏，「談談你提的第二個問題吧，你如何得出中國電影脫離觀眾這個結論的？」
「電影是拍給誰看的？當然是觀眾。但現實中，很多導演拍電影，是拍給投資人看，拍給電影節評委看，拍給圈內同行看，甚至拍給未來的影評人看，唯獨不是拍給普通觀眾看。」
任夏端起茶杯，潤樂潤嗓子繼續開口：「這就導致影視圈內出現了各種怪現象：故事講不明白，美其名曰留白；邏輯漏洞百出，說成超現實主義；人物面目模糊，辯解稱人性複雜。觀眾看不懂，就是觀眾沒品味；觀眾不喜歡，就是觀眾太膚淺，這難道不是脫離觀眾嗎？」
「所以你之前的視頻，核心方法論就是讓觀眾看懂。你認為這是打破這種局面的關鍵？」
「至少是開始。」任夏放下茶杯，「觀眾不是傻子。他們可能不懂鏡頭語言、敘事結構這些術語，但他們有最樸素的審美直覺和情感判斷。」
「一部電影好不好，他們心裡清楚。問題在於，當導演用專業的包裝來掩蓋作品的缺陷時，觀眾會自我懷疑——是不是我水平不夠？是不是我沒看懂？」
「所以你的視頻不只是給他們一個解讀電影的武器，其實也是在呼籲，讓觀眾獲得評價電影的權力？」
「不是讓他們獲得。」
任夏神色變得嚴肅，糾正道，「評價電影本身就是觀眾的權力，只是長久以來被人為的剝奪了。」
「就好比在我的視頻發布前，就有很多人覺得《南京！南京！》彆扭，覺得《可可西里》裡面的劇情不對勁，但當他們發表自己的看法後，卻會被扣上不懂藝術、不懂電影的帽子。」
「這才是我做視頻的初衷，我要告訴這些觀眾，你們覺得彆扭、覺得不對勁，不是因為你們不懂藝術，也不是因為你們不懂電影，而是導演的價值觀有問題，他的電影在刻意的抹黑官方，扭曲事實。」
章義沉默了片刻，在筆記本上寫下一行字，然後問：「那麼，你認為像《南京！南京!》和《可可西里》這種電影應該如何拍？」
「拍攝的方法有很多種，但基本的要求只有三個。」
「哪三個？」
「首先，要對得起歷史。」任夏毫不猶豫，「拍歷史題材，就要敬畏歷史。不能為了所謂的藝術效果，扭曲基本事實，更不能為侵略者、為罪惡塗脂抹粉。這是底線。」
「其次，要對得起觀眾。」他繼續，「觀眾花錢買票，花了時間坐在電影院，導演就有責任講好一個故事。你可以有藝術追求，可以有深刻表達，但前提是，你得讓觀眾看懂你在說什麼。連故事都講不清楚，談什麼藝術？」
「最後，要對得起良心。」任夏聲音低了些，「導演是人，人有立場，有價值觀。你可以不直接表達，但不能暗中夾帶私貨，用精緻的鏡頭包裝危險的思想。」
「簡而言之，藝術可以探索人性黑暗，但不能美化罪惡；人性可以呈現複雜，但不能顛倒黑白。」
外面車水馬龍、人聲鼎沸，但茶館卻鬧中取靜、茶香裊裊。
任夏準時到達，推門進去時，文匯報的採訪團隊已經抵達。
主採訪人章義五十歲上下，戴一副細邊眼鏡，穿著熨燙平整的灰色中式襯衫，旁邊坐著年輕的記錄員和攝影師。
「任夏先生，請坐。」章義起身握手，動作一絲不苟，「我是章義。感謝你接受採訪。」
「章主編客氣了。」任夏在對面坐下。
茶案上除了錄音筆，還攤開著一本厚厚的筆記本，上面密密麻麻寫著問題要點。
雙方此前已經對採訪主題有過溝通，因此章義也沒有太多寒暄，直接切入正題：
「過去一個月，你的名字和影視批評、網絡輿論、甚至司法案件綁定在一起。現在風波漸漸平息，我想問你的是，在度過了這麼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後，你如何看待當下的中國電影？亦或者是，你認為電影的本質是什麼？」
任夏看著章義的眼睛。這位主編的眼神里有審視，但更多的是真正的探究欲。
看得出來，這位行業內頗有資歷的主編沒有獵奇或站隊的興趣，他是真的想通過這次採訪，從自己身上發現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電影是藝術，是商品，但首先是給觀眾看的故事。」任夏思考片刻，緩緩開口，「導演的職責，是用視聽語言把這個故事講好、講真、講透。但現在的中國電影圈，很多導演忘記了這個根本，所以才會出現了很多怪象。」
「你說的怪象，具體指什麼？」
章義追問。
「很多，但普遍性的問題有兩個。」任夏豎起兩根手指，「第一，恥談愛國；第二，脫離觀眾。」
章義的筆尖頓了頓，抬眼：「請詳細說說。」
「先說恥談愛國。」任夏身體微微前傾，「這不是說每部電影都要高喊口號。而是指一種創作心態：有些導演，尤其是一些所謂有國際視野的導演，下意識地認為，在電影中正面呈現國家、民族、集體這些概念，是不高級的、不普世的、不前衛的，是會被國際電影節評委嗤之以鼻的。」
「於是他們刻意迴避、淡化、甚至扭曲。」任夏語氣平靜，但每個字都像釘子，「正比如魯川在《可可西里》里抹掉所有官方標識，在《南京！南京！》里用一個虛構的日本兵視角稀釋民族苦難那樣。」
「這不只是藝術選擇，這更是價值觀的自我閹割。這些人導演骨子裡覺得，只有讓中國人顯得愚昧、落後、野蠻，才能獲得國際認可。這種思想由來已久，現在已經是根深蒂固，魯川只是其中之一罷了。」
章義快速記錄，追問道：「你認為這種心態的根源是什麼？」
「根源很複雜。有上世紀八十年代文藝思潮的遺留影響，有對西方電影節評價體系的盲目崇拜，還有就是一些人純粹的投機心理。」
「投機心理？」
「對，一些導演發現，拍符合西方想像的中國故事，不僅有機會拿到國際電影獎項，也更容易獲得個人聲譽，所以開始投機。」
「國際獎項不好嗎？獲得國際獎項，不也是代表了中國電影人的聲譽？」
「國際獎項不是不好，而是被神化了，很多導演唯國際獎項是從，滿腦子都是什麼新潮流主義、什麼普世價值，把拍電影變成了向國際電影節邀功獻媚的應試考試，這難道能說是好事情嗎？」
「應試考試，這個提法很新穎，也很尖銳。」
章義再次頓了頓筆，看向任夏，「談談你提的第二個問題吧，你如何得出中國電影脫離觀眾這個結論的？」
「電影是拍給誰看的？當然是觀眾。但現實中，很多導演拍電影，是拍給投資人看，拍給電影節評委看，拍給圈內同行看，甚至拍給未來的影評人看，唯獨不是拍給普通觀眾看。」
任夏端起茶杯，潤樂潤嗓子繼續開口：「這就導致影視圈內出現了各種怪現象：故事講不明白，美其名曰留白；邏輯漏洞百出，說成超現實主義；人物面目模糊，辯解稱人性複雜。觀眾看不懂，就是觀眾沒品味；觀眾不喜歡，就是觀眾太膚淺，這難道不是脫離觀眾嗎？」
「所以你之前的視頻，核心方法論就是讓觀眾看懂。你認為這是打破這種局面的關鍵？」
「至少是開始。」任夏放下茶杯，「觀眾不是傻子。他們可能不懂鏡頭語言、敘事結構這些術語，但他們有最樸素的審美直覺和情感判斷。」
「一部電影好不好，他們心裡清楚。問題在於，當導演用專業的包裝來掩蓋作品的缺陷時，觀眾會自我懷疑——是不是我水平不夠？是不是我沒看懂？」
「所以你的視頻不只是給他們一個解讀電影的武器，其實也是在呼籲，讓觀眾獲得評價電影的權力？」
「不是讓他們獲得。」
任夏神色變得嚴肅，糾正道，「評價電影本身就是觀眾的權力，只是長久以來被人為的剝奪了。」
「就好比在我的視頻發布前，就有很多人覺得《南京！南京！》彆扭，覺得《可可西里》裡面的劇情不對勁，但當他們發表自己的看法後，卻會被扣上不懂藝術、不懂電影的帽子。」
「這才是我做視頻的初衷，我要告訴這些觀眾，你們覺得彆扭、覺得不對勁，不是因為你們不懂藝術，也不是因為你們不懂電影，而是導演的價值觀有問題，他的電影在刻意的抹黑官方，扭曲事實。」
章義沉默了片刻，在筆記本上寫下一行字，然後問：「那麼，你認為像《南京！南京!》和《可可西里》這種電影應該如何拍？」
「拍攝的方法有很多種，但基本的要求只有三個。」
「哪三個？」
「首先，要對得起歷史。」任夏毫不猶豫，「拍歷史題材，就要敬畏歷史。不能為了所謂的藝術效果，扭曲基本事實，更不能為侵略者、為罪惡塗脂抹粉。這是底線。」
「其次，要對得起觀眾。」他繼續，「觀眾花錢買票，花了時間坐在電影院，導演就有責任講好一個故事。你可以有藝術追求，可以有深刻表達，但前提是，你得讓觀眾看懂你在說什麼。連故事都講不清楚，談什麼藝術？」
「最後，要對得起良心。」任夏聲音低了些，「導演是人，人有立場，有價值觀。你可以不直接表達，但不能暗中夾帶私貨，用精緻的鏡頭包裝危險的思想。」
「簡而言之，藝術可以探索人性黑暗，但不能美化罪惡；人性可以呈現複雜，但不能顛倒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