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2章 拋出「三來一補」與「土地租賃」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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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3月31日,廣州下起了淅淅瀝瀝的小雨。

  王恪站在省委招待所的窗前,看著雨滴在玻璃上蜿蜒流淌。今天上午九點,第二次座談會將在省委小禮堂召開。這次不是「務虛會」,是梁書記要求的「務實會」——要拿出具體方案。

  桌上攤著連夜修改的《關於在廣東試行「三來一補」與土地租賃政策的建議》。這份建議比上次的設想詳細得多,厚厚二十頁,每個細節都反覆推敲過。

  「土地租賃」四個字,是他凌晨兩點才決定加進去的。這是個更敏感的概念——土地使用權有限期轉讓,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下,幾乎等同於「資本主義復辟」。

  但他必須提。

  因為在那個世界的歷史上,深圳特區的第一聲炮響,就是土地有償使用。沒有這一步,就沒有後來的高樓大廈,沒有招商引資格局,沒有「深圳速度」。

  敲門聲打斷了思緒。

  「王處長,車到了。」是小李的聲音,「梁書記讓我先接您過去,會前他想跟您再溝通一下。」

  「好。」

  車在雨中行駛,雨刮器有節奏地左右擺動。廣州的街道在雨中顯得朦朧,但早市已經熱鬧起來。王恪看到一家店鋪門口排著長隊,人們在等什麼。

  「那是僑匯商店。」小李順著他的目光看去,「今天有新到的日本半導體收音機,憑僑匯券購買。一台要三百塊,頂普通工人半年工資了。」

  「有人買嗎?」

  「當然有!不到十台,排隊的有五六十人。」小李感嘆,「老百姓不是沒錢,是沒地方花。要是能多些這樣的商品……」

  這話沒說全,但意思清楚。

  省委大院到了。梁國棟的辦公室在二樓,窗台上擺著幾盆蘭花,正開著淡紫色的花。

  「小王來了,坐。」梁國棟正在看文件,抬頭示意,「你的建議我看了。『三來一補』部分寫得很好,數據詳實,可操作性強。但『土地租賃』……」

  他頓了頓:「這個步子是不是邁得太大了?」

  王恪早有準備:「梁書記,我反覆思考過。『三來一補』要落地,必須有廠房。建廠房要地,要錢。如果全部靠政府投資,資金壓力太大,而且周期長。」

  「那土地租賃就能解決問題?」

  「可以部分解決。」王恪說得很謹慎,「比如,我們劃出一片荒地或灘涂,以較低的價格長期租賃給港商。港商自己投資建廠,我們提供勞動力,合作加工。這樣我們不用投入大量資金,還能收取租金,創造就業。」

  「政治風險呢?」梁國棟問得直接,「『土地租給資本家』,這個帽子可不小。」

  「所以要從法理上釐清。」王恪從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我查了憲法和相關法律,土地所有權歸國家或集體,這一點不能變。但土地使用權可以有償轉讓——就像房屋可以出租一樣。我們租的是使用權,不是所有權。」

  梁國棟接過文件,仔細看起來。這是王恪從系統資料里整理出來的法律依據,雖然有些超前,但邏輯嚴密。

  「而且,」王恪補充,「我們可以設限:租賃期不超過二十年;土地用途必須符合規劃;租金收入專項用於當地基礎設施建設;租期滿後,地面建築物歸國家所有……」

  「二十年……」梁國棟沉吟,「時間不短啊。」

  「要吸引投資,必須給人家穩定的預期。」王恪說,「港商不是慈善家,他們要算經濟帳。如果今天建廠,明天政策變了,誰還敢來?」

  梁國棟站起身,在辦公室里踱步。窗外的雨聲漸漸大了。

  「小王,你知道我最欣賞你什麼嗎?」他忽然問。

  王恪搖頭。

  「你不光有想法,還有方法。」梁國棟說,「『三來一補』是方向,『土地租賃』是路徑,法律依據是保障。你想得很周全。」

  他停下腳步:「但今天的會上,我建議你分兩步走。先重點講『三來一補』,獲得共識。『土地租賃』作為配套措施,簡單提一下,看看反應。」

  「好。」

  「還有,」梁國棟壓低聲音,「會上會有不同意見。尤其是老張——省計委的張副主任,思想比較保守。你做好準備,但不要針鋒相對。以理服人,以數據說話。」

  「明白。」

  上午九點,小禮堂坐滿了人。這次來的不僅是各地市領導,還有幾個重點縣的書記、縣長。氣氛比上次凝重。


  梁國棟主持會議,開門見山:「今天的會,要務實。上周王恪同志提出的『三來一補』設想,大家回去都思考了。今天我們深入討論,形成具體方案。」

  他看向王恪:「王恪同志,你先詳細介紹一下。」

  王恪站起來,走到講台前。這次他準備了圖表——手繪的流程圖,用複寫紙複印了幾十份,讓工作人員發下去。

  「各位領導,各位同志,這是我整理的『三來一補』操作流程圖。」他指著圖表,「從接單、生產到出口,一共十二個環節。每個環節都有詳細說明。」

  會場裡響起翻動紙張的聲音。

  「首先說『來料加工』。」王恪提高聲音,「以服裝加工為例。香港那邊提供布料、輔料、樣板,我們提供廠房、勞動力。加工成成衣後,返還香港,按件收取加工費。」

  他在黑板上寫下數字:「初步測算,一件襯衫加工費零點五美元。一個熟練工人一天能做二十件,就是十美元。一個月按二十五天算,二百五十美元。按匯率折合人民幣……」

  他快速計算:「大約六百二十五元。扣除成本,工人月工資可達八十到一百元。」

  「多少?」下面有人驚呼,「普通工人現在月工資才三四十!」

  「對。」王恪點頭,「這就是吸引力。而且這還只是起步,隨著效率提高,收入還能增加。」

  會場騷動起來。這個數字太有衝擊力了。

  「但是,」省計委的張副主任站起來,他五十多歲,面容嚴肅,「王恪同志,你算的是理想狀態。實際運作中,港商會壓價,會有損耗,會有各種問題。最後工人能拿到五十塊就不錯了。」

  問題很尖銳。所有人的目光看向王恪。

  「張主任說得對。」王恪沒有反駁,「所以我建議,在合同中設定最低保護價。比如襯衫加工費不低於零點四美元。同時,我們建立質量監督機制,減少損耗。」

  「合同?」張副主任冷笑,「跟資本家講合同?他們有一百種方法鑽空子!」

  「所以需要政府監管。」王恪很平靜,「我們可以成立專門的『來料加工管理辦法室』,審批合同,監督執行,處理糾紛。把合作納入規範化管理,而不是私下交易。」

  這個回答很務實。張副主任還想說什麼,梁國棟開口了:「老張,讓王恪同志說完。有問題等會再提。」

  張副主任坐下,臉色不太好看。

  王恪繼續:「接下來說『補償貿易』。這是解決設備問題的好辦法。比如香港那邊提供織布機,我們用生產出來的布料償還設備款。分期償還,既不用動用外匯,又能更新設備。」

  他舉了個例子:「國棉十七廠現在用的還是三十年代的織機,效率低,耗能高。如果引進新設備,產量能提高百分之五十,能耗降低百分之三十。用增產的部分償還設備款,三年左右就能還清,之後就是淨收益。」

  這個例子很具體,很有說服力。幾個紡織廠的廠長頻頻點頭。

  「再說『來樣加工』和『來件裝配』。」王恪翻到下一張圖表,「這是技術含量較高的形式。香港提供設計圖紙或零部件,我們按標準加工裝配。這能培養技術工人,學習先進工藝。」

  他展示了幾個產品樣品照片——塑料玩具、電子表、簡易計算器。「這些都是香港現在流行的產品,技術不難,但市場需求大。如果我們能做,一個廠就能解決幾百人就業。」

  會場裡的氣氛開始變化。從最初的質疑,到認真聽講,再到小聲議論。

  「王處長,」廣州市副市長舉手,「按你的設想,如果全面推開,能解決多少就業?」

  王恪早有準備:「保守估計,三年內可解決五到八萬人就業。如果發展順利,五年內達到十五萬人。」

  「創匯呢?」

  「按人均創匯一千美元算,十五萬人就是一點五億美元。這相當於去年全省出口總額的兩倍。」

  數字一出,全場譁然。

  一點五億美元!在這個外匯極度緊缺的年代,這是個天文數字。

  「當然,這是理想目標。」王恪補充,「實際推進中會有各種困難。但我認為,只要方向正確,方法得當,實現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是完全可能的。」

  即使按百分之六十算,也是近億美元,上萬人就業。這個前景太誘人了。

  梁國棟適時插話:「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具體問。」

  接下來是提問環節。問題一個接一個:

  「廠房哪裡來?」

  「電力供應夠不夠?」

  「工人培訓怎麼做?」

  「產品質量怎麼保證?」

  「外匯怎麼結算?」

  王恪一一回答,每個回答都有具體方案。他準備了整整一周,把能想到的問題都想到了。

  最後,張副主任又站起來:「王恪同志,你說了半天『三來一補』,但有個根本問題沒解決——土地。建廠房要地,地從哪裡來?國家劃撥?那要多少投資?集體出地?那產權怎麼算?」

  這個問題,問到了要害。

  會場安靜下來。所有人都看著王恪。

  王恪深吸一口氣。他知道,最難的部分來了。

  「關於土地問題,我有個初步想法。」他說得很慢,「是否可以試行『土地租賃』政策?」

  「什麼?土地租賃?」張副主任聲音都變了,「把國家的土地租給資本家?王恪同志,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

  「張主任,請聽我解釋。」王恪保持冷靜,「土地所有權不變,永遠屬於國家或集體。我們租賃的是土地使用權,是有償使用,是有期限的。」

  他在黑板上畫了個示意圖:「比如這塊荒地,沒什麼產出。我們以每畝每年十元的價格,租賃給港商建廠。租期二十年。港商自己投資建廠房,我們提供勞動力。這樣,國家不用投資,就能收取租金,創造就業,還能獲得稅收。」

  「二十年後呢?」有人問。

  「合同約定,租期滿後,地面建築物歸國家所有。」王恪說,「相當於用二十年的土地使用權,換來一座工廠。」

  這個思路很新穎。會場裡議論紛紛。

  「這是變相賣地!」張副主任很激動,「今天能租地,明天就能賣地!社會主義的土地,怎麼能租給資本家?」

  「張主任,房屋可以出租,為什麼土地不能?」王恪反問,「而且我們設定了嚴格條件:只能是荒地、灘涂、低效用地;不能改變土地性質;租金用於當地建設;租期最長二十年……」

  「那也不行!這是原則問題!」張副主任拍桌子,「土地是命根子!租給資本家,就是出賣國家利益!」

  氣氛緊張起來。

  梁國棟開口了:「老張,別激動。王恪同志只是提出一個設想,供大家討論。」

  「這有什麼好討論的?」張副主任情緒激動,「梁書記,這種想法很危險!我們要堅決抵制!」

  眼看要僵持,王恪忽然說:「張主任,我請教您一個問題。」

  「你說。」

  「您老家是梅縣的吧?我聽說,梅縣山多地少,很多農民還住在土坯房裡。如果在家門口建個加工廠,讓他們農閒時上班,一個月掙七八十塊,三五年就能蓋磚瓦房。您覺得,老百姓會支持還是反對?」

  這個問題很刁鑽。張副主任愣住了。

  「我……」他張了張嘴,「老百姓當然想掙錢,但也不能……」

  「張主任,我理解您的顧慮。」王恪語氣誠懇,「我們這一代人,經歷過舊社會的苦難,對『資本家』有天然警惕。這是對的。但時代在變,我們要用新思路解決新問題。」

  他看向全場:「各位,我們搞經濟工作,最終目的是什麼?是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如果一種方法能實現這個目標,又不動搖根本,為什麼不能試試?」

  這話說得很樸實,但很有力量。

  會場沉默了幾秒。

  一個縣委書記舉手:「王處長,如果試點,選點有什麼標準?」

  這個問題,意味著有人開始認真考慮了。

  王恪精神一振:「我認為,要具備幾個條件:一是靠近邊境或港口,運輸方便;二是有一定勞動力基礎;三是當地幹部有開拓精神;四是群眾有積極性。」

  「具體到哪些地方?」梁國棟問。

  王恪走到地圖前:「我建議,先在三個地方試點:深圳羅湖、珠海香洲、汕頭達濠。這三個地方都靠海,有華僑基礎,勞動力充足。」

  他用紅筆在地圖上圈出這三個點:「每個點先搞一兩個廠,摸索經驗。成功了,總結經驗推廣;失敗了,損失也不大。」


  「投資從哪裡來?」有人問。

  「主要靠港商投資。」王恪說,「我們提供土地和勞動力,他們提供資金和設備。這是互利合作。」

  「那不就是依靠外資?」張副主任又抓住一點。

  「是利用外資,不是依靠外資。」王恪糾正,「主動權在我們手裡。我們設定規則,我們監督執行,我們保護工人權益。這和我們向蘇聯貸款搞建設,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利用外部資源發展自己。」

  這個類比很巧妙。當年蘇聯援助中國,也是「利用外資」的一種形式。

  張副主任張了張嘴,沒說出話來。

  梁國棟看時機成熟,總結道:「今天的會開得很好。王恪同志的設想很系統,大家的討論也很深入。這樣,省里成立一個調研組,由我牽頭,王恪同志參加,去深圳、珠海、汕頭實地考察。拿出具體試點方案後,再上報中央。」

  他看向張副主任:「老張,你也參加。多提意見,把方案完善好。」

  這是高明的安排——讓反對者參與進來,既能吸收合理意見,也能減少阻力。

  張副主任猶豫了一下,點點頭:「好。」

  散會後,好幾個人圍上來。

  「王處長,您說的那個最低保護價,具體怎麼操作?」

  「王同志,如果試點,我們縣能不能申請?」

  「加工費怎麼結算?用人民幣還是外匯?」

  王恪耐心解答,直到中午。

  午飯時,梁國棟把王恪叫到一邊:「小王,今天表現得很好。特別是最後那個問題——『老百姓會支持還是反對』,問得很到位。」

  「梁書記過獎了。」

  「不過你要有準備,『土地租賃』這個提法,上面很可能通不過。」梁國棟實話實說,「我們可以換個說法,比如『土地有償使用』『場地使用費』,意思一樣,但聽起來溫和些。」

  「我明白了。」

  「調研組下周出發。你準備一下,這次要深入基層,聽聽工人農民的真實想法。」梁國棟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如果群眾確實需要,確實歡迎,我們就有了底氣。」

  「好。」

  下午回到招待所,王恪感覺有些疲憊。但心裡是充實的。

  他推開窗,雨已經停了。陽光從雲縫中透出來,在濕漉漉的街道上投下斑駁的光影。

  廣州城在雨後顯得格外清新。遠處建築工地傳來打樁的聲音,咚咚咚的,像這個城市的心跳。

  王恪拿出筆記本,寫下今天的感受:

  「1965年3月31日,廣州,雨轉晴。」

  「『三來一補』和『土地租賃』的設想,正式拋出來了。」

  「反應激烈:有支持,有反對,有質疑,有期待。」

  「張副主任的反對在意料之中。老一輩有他們的堅持,這可以理解。重要的是說服,不是爭吵。」

  「梁書記是明白人。他懂得平衡,懂得策略。有他支持,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下周要實地調研了。去深圳,去珠海,去汕頭。用腳丈量這片土地,用耳傾聽百姓聲音。」

  「系統還沒有新提示。但我能感覺到,歷史的車輪,正在緩緩轉動。」

  「四合院裡,現在該做晚飯了吧?柱子是不是又在試驗新菜?秦姐的女兒數學競賽應該出結果了。」

  「香港那邊,曉娥的第二代計算器量產了嗎?實驗室的集成電路有進展嗎?」

  「南北之間,所有的努力,都在朝著同一個方向。」

  「這就夠了。」

  「足夠讓我在這個南方的春日裡,感到希望,感到力量。」

  「路還長。」

  「但第一步,已經邁出。」

  「第二步,第三步,也會跟上。」

  「直到走出,一條新路。」

  寫完,他合上筆記本。

  窗外,夕陽西下,天邊一片金紅。

  像火,像血,像這個民族不屈的魂魄。

  王恪想,幾十年後,當人們回顧這段歷史,會如何評價今天的這場爭論?


  也許會輕描淡寫,一筆帶過。

  也許會濃墨重彩,大書特書。

  但無論怎樣,歷史會記住:

  在1965年的春天,

  在廣州的這間小禮堂里,

  有一群人,

  為了這個國家的未來,

  激烈地爭論過,

  認真地思考過,

  勇敢地探索過。

  而這就夠了。

  足夠讓後來者,

  沿著他們探索的方向,

  繼續前行。

  直到抵達,

  那個光明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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