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面試通知
在岩台逼仄房間寂靜的夜裡，祁同偉完成了他的論文終稿。
題為《岩台市貧困山區經濟發展路徑探析——基於鄉鎮企業與特色農業聯動的視角》的論文終於完成。這篇凝聚了他大量實地觀察與超前視野的心血之作，或許在純粹的理論深度上未必登峰造極，但其切中時弊的問題意識、對基層困境的深刻體察，以及那些源於未來經驗、頗具操作性的建議，足以讓任何一位有眼光的學者眼前一亮。
他將這份手稿仔細謄抄，與王大愚教授幫忙爭取到的、兩位震旦大學經濟學教授的親筆推薦信一同封入厚實的牛皮紙信封。
信封上的收件人，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李一清教授！
這位經濟學界的泰斗，不僅以其對市場經濟的深入研究而聞名，更是能影響國家經濟方針的重要智庫成員。更關鍵的是，他門下弟子眾多，其中不乏當下及未來政界的翹楚。
1997年我國博士生錄取正式確立了初試加複試的「單軌制」方式，而現在還是推薦免試招收博士生的形式，需要兩位同專業教授的推薦。
這兩位教授都是王大愚教授幫忙聯繫的，祁同偉也是通過了震旦經濟學教授的考察才拿到，其中有一位甚至有意將他收入門下，被他以北大是他從小的夢想婉拒。
寄出信件的第二天，祁同偉搭乘顛簸的長途汽車從市里返回岩台縣緝毒中隊。
歸隊後的見聞，宛如一幅基層官場生態的微縮浮世繪。
那些嗅覺靈敏、已知他得罪了大人物的同事，眼神閃躲，避之不及；個別被暗中打過招呼的，則在他身影出現後不久，便悄悄溜到角落撥打電話；真心欽佩其英勇的戰友，由衷為他歸來感到高興；而一些精於算計的，則揣度著他高學歷加上此次功勞，或許能撈個副中隊長，便開始提前示好、言語奉承。
然而，他們所有人的預期，都遠遠低估了即將到來的這場表彰的規格與影響。
就在祁同偉歸隊後的次日——這也是祁同偉計算好的時間，一份來自公安部的加急文件抵達省廳，旋即層層下達至岩台這個偏遠山區。
他被正式授予「全國公安系統一級英雄模範」稱號，並需於一月後赴京參加隆重的表彰大會。
也正是在這個消息不脛而走的同時，梁瑾安排的那批人，在經歷了岩台撲空、滬上追尋的周折後，終於憑藉著地頭蛇的通知，像嗅到氣味的獵犬般，再次回到岩台這座偏僻的山區縣城。
可當他們風塵僕僕地趕到，摩拳擦掌準備再次布下那個卑劣的「仙人跳」陷阱時，卻愕然發現，目標再次消失了——祁同偉已接到通知，悄然離開岩台，前往省城京州，在省公安廳的統一安排下，為進京受獎做前期準備和相關培訓了。
九十年代的通訊極為不便。一部手機售價高達五千元，入網費還需五千，每月固定套餐費用一百五十元，這還不包含高昂的通話費。
縱然祁同偉深知移動通訊在未來信息傳遞和人脈網絡構建中的重要性，面對這筆足以瞬間掏空他所有積蓄（包括高育良給的那筆錢）的巨大開銷，也只能理性地暫且擱置。
這會讓他資金的容錯率過低，難以應對後續可能出現的其他更需要用錢的關口。
而那些受梁瑾驅使、混跡於底層的嘍囉，自然更不可能配備如此昂貴的通訊工具。
因此，當梁瑾費盡周折將「目標已轉往京州」的消息傳遞到岩台時，祁同偉早已置身於省公安廳的宿舍內，深居簡出，在公安廳辦公室的指導下專心準備進京事宜。
京州是梁家經營多年的大本營，盤根錯節的關係網無處不在。祁同偉對此心知肚明，故而警惕性提到了最高。
他謝絕了一切所謂的「接風宴」、「慶功酒」，無論是泛泛之交的同事，還是昔日同窗的邀請，一律婉拒。
即便是一位大學時代同寢四年、關係深厚、且與梁家絕無瓜葛——這方面有上一世的證明——的老同學真心相邀，他也硬著心腸，以需要靜心準備為由堅決推辭，哪怕因此讓對方感到不快。
在祁同偉的價值排序里，所謂的「面子」、「人情」乃至短暫的友情，在關乎前程命運與人身安全的根本利益面前，皆可捨棄，無足輕重。
正如他前一世可以為了向上攀爬而做出那驚世一跪、哭墳、鋤地等種種拋開尊嚴的舉動一樣。
這一世，他同樣絕不會因一時抹不開的情面，或是貪圖表面的熱鬧，而讓自身暴露於任何一絲不可控的風險之下。哪怕這種風險在旁人看來只是微乎其微的「想多了」。
他閱覽和研究過太多案例卷宗，深知多少精心布局毀於一時的僥倖、疏忽與所謂的「不好意思」。
這種極致到近乎偏執的謹慎作風，同樣貫穿在他對北大博士招生關鍵環節的安排上。
他早已料想到，若能通過初篩，面試或進一步聯繫的通知，極大概率會通過電話進行。
若按某些戲劇化的蹩腳橋段，可能會將聯繫方式留成岩台緝毒中隊的公開電話，弄得人盡皆知，平添波折；
或是留高育良家的電話，然後不幸被吳惠芬接聽，甚至被恰巧在場的梁璐聽聞，又會橫生枝節。
在他看來，這種「咎由自取」的磨難毫無意義，是成熟政治家必須避免的低級錯誤。
經過兩個月的相處觀察，他基本確認了震旦大學那位年輕講師沈毅的人品與可靠性。
於是，他坦誠相告了自己的部分計劃與顧慮，獲得了沈毅的理解與支持。最終，他留給北大招生辦的聯絡方式，是震旦大學經濟系辦公室的電話，並明確註明由沈毅老師轉達。
在這個固定電話為主流的年代，由他人轉接通知是常態。他與沈毅、高育良之間，已然形成了一個簡單而有效的保密鏈條：沈毅接到北大通知後，會撥打高育良的系主任辦公室電話，確認環境安全後，再告知情況；高育良則會通知祁同偉，由祁同偉擇機在安全環境下，主動給北大回電。
就在他將推薦信與論文寄出整整二十天後，午後，他接到了高育良的消息。來到辦公室的電話房，高育良的聲音一如既往地平穩，聽不出太多情緒：「同偉，來我辦公室一趟。」
祁同偉放下電話，深深吸了一口氣，又撥出去一個電話，大聲聊了幾分鐘，便離開了電話房。他知道，決定他能否跳出漢東這片泥沼的第一個關鍵回音，或許已經到了。
整理了一下衣著，祁同偉神情恢復了一貫的沉穩，邁步向漢東大學政法系的方向走去。
題為《岩台市貧困山區經濟發展路徑探析——基於鄉鎮企業與特色農業聯動的視角》的論文終於完成。這篇凝聚了他大量實地觀察與超前視野的心血之作，或許在純粹的理論深度上未必登峰造極，但其切中時弊的問題意識、對基層困境的深刻體察，以及那些源於未來經驗、頗具操作性的建議，足以讓任何一位有眼光的學者眼前一亮。
他將這份手稿仔細謄抄，與王大愚教授幫忙爭取到的、兩位震旦大學經濟學教授的親筆推薦信一同封入厚實的牛皮紙信封。
信封上的收件人，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李一清教授！
這位經濟學界的泰斗，不僅以其對市場經濟的深入研究而聞名，更是能影響國家經濟方針的重要智庫成員。更關鍵的是，他門下弟子眾多，其中不乏當下及未來政界的翹楚。
1997年我國博士生錄取正式確立了初試加複試的「單軌制」方式，而現在還是推薦免試招收博士生的形式，需要兩位同專業教授的推薦。
這兩位教授都是王大愚教授幫忙聯繫的，祁同偉也是通過了震旦經濟學教授的考察才拿到，其中有一位甚至有意將他收入門下，被他以北大是他從小的夢想婉拒。
寄出信件的第二天，祁同偉搭乘顛簸的長途汽車從市里返回岩台縣緝毒中隊。
歸隊後的見聞，宛如一幅基層官場生態的微縮浮世繪。
那些嗅覺靈敏、已知他得罪了大人物的同事，眼神閃躲，避之不及；個別被暗中打過招呼的，則在他身影出現後不久，便悄悄溜到角落撥打電話；真心欽佩其英勇的戰友，由衷為他歸來感到高興；而一些精於算計的，則揣度著他高學歷加上此次功勞，或許能撈個副中隊長，便開始提前示好、言語奉承。
然而，他們所有人的預期，都遠遠低估了即將到來的這場表彰的規格與影響。
就在祁同偉歸隊後的次日——這也是祁同偉計算好的時間，一份來自公安部的加急文件抵達省廳，旋即層層下達至岩台這個偏遠山區。
他被正式授予「全國公安系統一級英雄模範」稱號，並需於一月後赴京參加隆重的表彰大會。
也正是在這個消息不脛而走的同時，梁瑾安排的那批人，在經歷了岩台撲空、滬上追尋的周折後，終於憑藉著地頭蛇的通知，像嗅到氣味的獵犬般，再次回到岩台這座偏僻的山區縣城。
可當他們風塵僕僕地趕到，摩拳擦掌準備再次布下那個卑劣的「仙人跳」陷阱時，卻愕然發現，目標再次消失了——祁同偉已接到通知，悄然離開岩台，前往省城京州，在省公安廳的統一安排下，為進京受獎做前期準備和相關培訓了。
九十年代的通訊極為不便。一部手機售價高達五千元，入網費還需五千，每月固定套餐費用一百五十元，這還不包含高昂的通話費。
縱然祁同偉深知移動通訊在未來信息傳遞和人脈網絡構建中的重要性，面對這筆足以瞬間掏空他所有積蓄（包括高育良給的那筆錢）的巨大開銷，也只能理性地暫且擱置。
這會讓他資金的容錯率過低，難以應對後續可能出現的其他更需要用錢的關口。
而那些受梁瑾驅使、混跡於底層的嘍囉，自然更不可能配備如此昂貴的通訊工具。
因此，當梁瑾費盡周折將「目標已轉往京州」的消息傳遞到岩台時，祁同偉早已置身於省公安廳的宿舍內，深居簡出，在公安廳辦公室的指導下專心準備進京事宜。
京州是梁家經營多年的大本營，盤根錯節的關係網無處不在。祁同偉對此心知肚明，故而警惕性提到了最高。
他謝絕了一切所謂的「接風宴」、「慶功酒」，無論是泛泛之交的同事，還是昔日同窗的邀請，一律婉拒。
即便是一位大學時代同寢四年、關係深厚、且與梁家絕無瓜葛——這方面有上一世的證明——的老同學真心相邀，他也硬著心腸，以需要靜心準備為由堅決推辭，哪怕因此讓對方感到不快。
在祁同偉的價值排序里，所謂的「面子」、「人情」乃至短暫的友情，在關乎前程命運與人身安全的根本利益面前，皆可捨棄，無足輕重。
正如他前一世可以為了向上攀爬而做出那驚世一跪、哭墳、鋤地等種種拋開尊嚴的舉動一樣。
這一世，他同樣絕不會因一時抹不開的情面，或是貪圖表面的熱鬧，而讓自身暴露於任何一絲不可控的風險之下。哪怕這種風險在旁人看來只是微乎其微的「想多了」。
他閱覽和研究過太多案例卷宗，深知多少精心布局毀於一時的僥倖、疏忽與所謂的「不好意思」。
這種極致到近乎偏執的謹慎作風，同樣貫穿在他對北大博士招生關鍵環節的安排上。
他早已料想到，若能通過初篩，面試或進一步聯繫的通知，極大概率會通過電話進行。
若按某些戲劇化的蹩腳橋段，可能會將聯繫方式留成岩台緝毒中隊的公開電話，弄得人盡皆知，平添波折；
或是留高育良家的電話，然後不幸被吳惠芬接聽，甚至被恰巧在場的梁璐聽聞，又會橫生枝節。
在他看來，這種「咎由自取」的磨難毫無意義，是成熟政治家必須避免的低級錯誤。
經過兩個月的相處觀察，他基本確認了震旦大學那位年輕講師沈毅的人品與可靠性。
於是，他坦誠相告了自己的部分計劃與顧慮，獲得了沈毅的理解與支持。最終，他留給北大招生辦的聯絡方式，是震旦大學經濟系辦公室的電話，並明確註明由沈毅老師轉達。
在這個固定電話為主流的年代，由他人轉接通知是常態。他與沈毅、高育良之間，已然形成了一個簡單而有效的保密鏈條：沈毅接到北大通知後，會撥打高育良的系主任辦公室電話，確認環境安全後，再告知情況；高育良則會通知祁同偉，由祁同偉擇機在安全環境下，主動給北大回電。
就在他將推薦信與論文寄出整整二十天後，午後，他接到了高育良的消息。來到辦公室的電話房，高育良的聲音一如既往地平穩，聽不出太多情緒：「同偉，來我辦公室一趟。」
祁同偉放下電話，深深吸了一口氣，又撥出去一個電話，大聲聊了幾分鐘，便離開了電話房。他知道，決定他能否跳出漢東這片泥沼的第一個關鍵回音，或許已經到了。
整理了一下衣著，祁同偉神情恢復了一貫的沉穩，邁步向漢東大學政法系的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