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零二章 抗拒檢地
之所以朱舍里部到此時才想到尋求上杉家來獲得茶葉，是因為眼下的葉赫部與哈達部之間暫時結束了刀兵相見的局面。
祝孔革的後代始終沒有忘記當年與哈達部的仇恨。祝孔革生有二子：長子台杵，次子台坦柱。
當年，台杵為報父仇，於嘉靖三十七年（扶桑永祿元年）起兵與哈達部進行爭鋒，但在柴合堡一戰中被王台擊敗殺死。葉赫部跌進最低谷。
台杵有六子，但多為酒囊飯袋之徒，毫無建樹，但台坦柱所生三子卻出人頭地，其中二子便是逞迦奴、仰迦奴（清佳努、楊吉努，明人並稱其「葉赫二奴」）。
仰加奴也就是清朝第一位追封皇后號的孝慈高皇后葉赫那拉孟古的父親。他本來是蒙古人，姓土默特氏，後來帶兵滅掉納喇部落後占據了他們的土地，於是就以地為姓。後來遷移到葉赫河岸，於是又以葉赫為姓。
二奴的始祖是星根達爾漢，他生席爾克明噶圖，席爾克明噶圖又生齊爾噶尼。正德初年，齊爾噶尼數次帶兵侵擾明朝邊關，縷為邊患，後來被明軍在開原斬殺。正德八年（扶桑永正十年，1513年），他的兒子褚孔格糾結加哈數次寇擾，之後接受明朝招撫，成為羈糜官員。
褚孔格的兒子是太杵。太杵又生了兩個兒子，就是二奴了。長子清佳砮（逞加奴）；次即楊吉砮（仰加奴），這兩人是諸部中最為強大的，因此「能撫諸部」。
逞迦奴、仰迦奴兄弟二人建立了葉赫東城和西城，逞迦奴就是東城貝勒，仰迦奴為西城貝勒。
也正是在「二奴」的帶領下，葉赫部開始強大。
起初，由於看到哈達部王台強悍，逞迦奴讓自己的妹妹溫姐嫁給王台，同時又讓弟弟仰迦奴向王台的女兒求婚，使葉赫部暫時結束了幾代與哈達部對立的局面。同時，「二奴」還利用哈達部，迅速掃平了原首領台杵六子的勢力，逐漸把持了葉赫部大權。
面對迅速崛起的葉赫部，曾經不可一世的王台反過來開始拉攏葉赫部，同意把女兒許配給仰迦奴。仰迦奴表面答應了婚事，但在迎接王台女兒之前卻另娶了蒙古哈屯恍惚太（蒙古科爾沁部貝勒）之女，這令王台感到無比難堪。
再加上，女真諸部與大明之間的矛盾愈發激化，女真諸部之間「強欺弱，多暴少」的吞併戰更是愈演愈烈。
早在十四世紀中期，黑龍江、松花江中下游一帶女真諸部之間就開始頻繁的互相侵略、兼併。
女真作為一個以狩獵經濟為主的民族，具有高度的流動性，遷徙也是異常頻繁。
明代女真諸部的南遷，情況各有不同，遷入地不盡一致，但均形成先進民族與後進民族比肩並立的局面，在經濟關係上，出現了先進民族手工業品與後進部族獵產品的交換。這就決定了這個時期女真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過渡性、不穩定性和依附性。但也不能否定這樣一個事實：落後的女真部族，在短期內，藉助於先進民族社會生產力，通過與先進民族交易，使其獵產品商品化，內部貨幣經濟開始活躍，通過特殊的途徑將自己引入部族聯盟時期。
明初女真部族的經濟，是在元代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元代女真經濟發展的典型特點是不平衡。在元政府推動下，部分「女直」以農業生產為主；水達達部已有農業生產，並已出現了階級分化，但基本生活在氏族制度下；吾者野人的社會可能是父系氏族社會；乞列迷和骨嵬尚處在母系氏族發展階段。
可見，除「女直」部受漢族影響較大，其他部分的女真人生產方式較為落後，仍以漁獵經濟為主。這與他們人口少、土地廣闊的生存環境相一致。
所以，元代女真人口中，不同的部族，對於農業、狩獵、捕魚，各有側重，最高水平是農獵兼營，多數部族從事漁獵生產。
明代女真南遷後，離開本民族原住地，進入經濟先進的朝鮮和漢區，便於狩獵、採集的場地相對減少。以狩獵、採集、放牧為主，兼營農業的生產結構，轉變為以農業為主，兼營狩獵、採集和放牧的生產結構。
明代女真諸部的經濟發展出現錯綜複雜的情況，如果說元代女真諸部經濟的特點是不平衡性，那麼明代女真諸部經濟發展的特點則具有過渡性，不穩定性和依賴性。
明代女真社會的農業生產與狩獵、採集、牧畜生產，是作為兩大經濟部門存在的。十四世紀末至十六世紀中葉，這兩大部門的生產具有較為明顯的過渡性質，即由狩獵、採集、牧畜生產為主，向以農業為主的生產結構過渡。
據《明實錄》記載，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遼東地區「民以獵為業，農作次之」，迤北女真地區，可想而知也是以射獵為主。
建州女真阿哈出、猛哥帖木兒南遷至朝鮮近地的初期，正是處於這樣的生產階段。他們在朝鮮的影響下，農業獲得初步發展，但整體上還處於由狩獵、採集和牧畜經濟向農業經濟的過渡階段。這種過渡性質，首先表現在農業生產發展的不平衡性方面。
部分女真人「不事耕稼，以漁獵為業。」明弘治九年（1496年），建州左右兩衛中間的岐州衛，有八十餘戶，「不事農業」，到採集季節，竟「傾落采參、逾大嶺布野」；部分女真部落「以獵獸為生，農業乃其餘事」；還有的女真部族以農業生產為主，同時兼營狩獵、採集和牧畜生產，一旦收成欠佳，便又恢復舊業，「吉州疊入音失管下千戶者安等十四戶，男女並一百餘人，節晚失農。每戶一、二人慾往舊居處，捕魚資生」。
但是，女真社會經濟發展的總趨勢，是農業生產比重逐年增加，農業生產為主的部落日漸增多，更新發布！書友們都去可樂小說看了！甚至形成了若干個耕作區。
女真人的某些部族和地區，農業生產已經發展起來，「雖好山獵，率皆鮮食，且有田業，以資其生」。或者「屋居耕食，不專射獵」。
具有遊獵性質的流動部族，一變而成為生活穩定的定居民族。這些農業生產較發達的耕作區，是明代中葉女真農業發展的頂峰。
明代女真社會經濟處於過渡時期，就決定了這個時期的女真經濟發展不穩定性，特別是農業生產。這種不穩定性，除與過渡性質有關外，還有許多不穩定因素：明代諸申（對平民女真人的漢語讀音）人口流動，整體上生產方式較為落後，經常由於天災導致糧食短缺，部分諸申不得不離開村寨尋求出路，在古代，勞動力人口流動對農業發展有重要影響。
明永樂九年（1411年）二月，「賜童猛哥帖木兒谷百五十石。初，大護軍朴楣至自野人曰：『野人甚飢』。猛哥帖木兒云：『國家若給糧餉，不敢離散；否則皆為盜矣。』政府上言：『野人甚飢，運米給之，何如？』上曰：『楣之往，專以救飢也，何謂何如？宜直賜之』。」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兵曹擄咸吉道都節制使牒啟：『童猛哥帖木兒管下人等求索口糧、魚、鹽、布物。以有限之物難以人人而給之，請將國庫雜谷一百石、鹽三十石，其中指揮、千戶、百戶來乞，則依前例撙節分給；其神稅布及魚物，除常貢外，量宜支給。』從之。」
建州女真猛哥帖木兒部饑荒尚且如此嚴重，女真其他各部因饑荒而導致的人口流動規模更大，農業隨之不穩定。
其次，阿哈（女真社會中的奴隸）出現逃亡。
這些阿哈部分源於漢區生活的農民、兵士和婦幼，他們被掠或被賣為奴，降低了他們原有的社會地位，失去自由，忍受著民族壓迫，經常遭受主人侵責、奴役，甚至受到死亡的威脅，因其「不勝艱苦」，紛紛逃脫。時至明正統六年（1441年），逃入朝鮮的女真阿哈多達「八百餘名」。
由此可見，逃亡數量相當大，因此農業受阻。這是女真部族落後的生產關係阻礙農業發展的有力證據。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前文所提到的部落頻繁遷徙，從十四世紀中期開始，女真諸部在不斷遷徙，生活地域的不斷變化自然會引起農業發展的中斷。
綜上所述，諸申、阿哈逃亡，部族遷徙以及明軍、朝鮮軍和蒙古軍的洗劫，均造成女真生產和生活不穩定，各業生產發展，皆受到嚴重阻礙，社會經濟波動不已。
此時女真各部經濟還具有民族依附性。
女真人受其居住地域的限制，以射獵採集為業，恰好南遷到漢族和朝鮮族兩個發達的農業經濟區，無可避免地使初期的農業經濟帶有強烈的依附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女真以本土特產交換區外農具和耕牛以及糧食等，即女真人以獵產品或初加工的半獵產品，運至區外市場，換取農業生產工具和糧食等。如朝鮮邊將說，「貂產於野人之地，故或以農器或以農牛換之」。
明天順八年（1464年），據朝鮮史籍載：「各官貢物，多非其產，貂、鼠之貢，皆定於六鎮，民間多以鐵貿於野人。」明朝文獻中有關於女真交換糧食方式的記載，自明永樂初年起，開設開原、廣寧馬市，最好的馬一匹給米十五石，最次的亦給米八石。更定馬價之後，尚有米五石或至少一石。其二是女真通過掠奪直接依賴漢族和朝鮮族。明代女真人，生產方式較落後，為了獲得日常必需物品，掠奪作為一種特殊的生存方式仍被普遍採用。耕牛、農器、人口和財物皆為掠奪的主要對象。
明天順五年（1461年），建州衛女真人「冒夜潛來義州江邊，殺死收禾農民男婦四十名口，擄掠大小男婦共一百三十八口，馬三十七匹，牛一百二十五頭去訖」。明弘治六年（1493年），海西兀狄哈女真四十餘名，越邊掠奪朝鮮邊民「農器與農牛而去」。
而且，還有建州右衛的王杲屢屢進犯明朝邊境，還入掠東州、惠安、撫順、湯站、遼陽等地，使得朱舍里部與大明之間的聯繫被徹底切斷。
儘管朱舍里部還能通過朝鮮作為中介與大明進行溝通交流，但成本卻直線上升，反而顯得得不償失。
畢竟，朝鮮對女真諸部的態度是較為敵視的，時常終止與女真諸部的貿市，導致女真諸部很難通過互市來獲得生活必需品。
因此，朱舍里部不得不另闢蹊徑，意圖從上杉家方面獲得茶葉、農具、糧食、棉花等生活必需品。
就在上杉清定結束與千利休、津田宗及、今井宗久等堺町會合眾代表，以及自稱為扎比教教主的扎比·布萊克索恩會面後不久，加藤段藏就帶來了一個壞消息——譜代重臣新發田長敦主持在對北攝津諸郡進行檢地之時，發生了天主教信徒公然抗拒檢地，甚至還與上杉家的檢地奉行、奉公人發生了肢體衝突。
原本，清定在石山御坊開城、石山本願寺降服後，就派人將京極龍子接到自己所在的芥川山城之中，準備好好放鬆一下。
可沒曾想，清定千防萬防的本願寺教團沒有出現預料之中的興兵作亂，反而天主教會公然與上杉家作對。
本就對天主教會抱有極大戒心的清定自然不會放縱天主教會違抗上杉家的統治，他當即召見負責在北攝津諸郡進行檢地的新發田長敦，並派遣使者前往堺町，要求堺町會合眾立即安排天主教會在近畿諸國負責傳教的代表前來芥川山城。
同時，清定還下令宇佐美定滿、一色義幸、神余親綱、櫻田景親等將，率一萬餘軍勢於芥川山城周邊待命，並令加藤段藏嚴密監視攝津、和泉、山城、河內等近畿諸國之中的天主教會，以防天主教徒組成一揆。
祝孔革的後代始終沒有忘記當年與哈達部的仇恨。祝孔革生有二子：長子台杵，次子台坦柱。
當年，台杵為報父仇，於嘉靖三十七年（扶桑永祿元年）起兵與哈達部進行爭鋒，但在柴合堡一戰中被王台擊敗殺死。葉赫部跌進最低谷。
台杵有六子，但多為酒囊飯袋之徒，毫無建樹，但台坦柱所生三子卻出人頭地，其中二子便是逞迦奴、仰迦奴（清佳努、楊吉努，明人並稱其「葉赫二奴」）。
仰加奴也就是清朝第一位追封皇后號的孝慈高皇后葉赫那拉孟古的父親。他本來是蒙古人，姓土默特氏，後來帶兵滅掉納喇部落後占據了他們的土地，於是就以地為姓。後來遷移到葉赫河岸，於是又以葉赫為姓。
二奴的始祖是星根達爾漢，他生席爾克明噶圖，席爾克明噶圖又生齊爾噶尼。正德初年，齊爾噶尼數次帶兵侵擾明朝邊關，縷為邊患，後來被明軍在開原斬殺。正德八年（扶桑永正十年，1513年），他的兒子褚孔格糾結加哈數次寇擾，之後接受明朝招撫，成為羈糜官員。
褚孔格的兒子是太杵。太杵又生了兩個兒子，就是二奴了。長子清佳砮（逞加奴）；次即楊吉砮（仰加奴），這兩人是諸部中最為強大的，因此「能撫諸部」。
逞迦奴、仰迦奴兄弟二人建立了葉赫東城和西城，逞迦奴就是東城貝勒，仰迦奴為西城貝勒。
也正是在「二奴」的帶領下，葉赫部開始強大。
起初，由於看到哈達部王台強悍，逞迦奴讓自己的妹妹溫姐嫁給王台，同時又讓弟弟仰迦奴向王台的女兒求婚，使葉赫部暫時結束了幾代與哈達部對立的局面。同時，「二奴」還利用哈達部，迅速掃平了原首領台杵六子的勢力，逐漸把持了葉赫部大權。
面對迅速崛起的葉赫部，曾經不可一世的王台反過來開始拉攏葉赫部，同意把女兒許配給仰迦奴。仰迦奴表面答應了婚事，但在迎接王台女兒之前卻另娶了蒙古哈屯恍惚太（蒙古科爾沁部貝勒）之女，這令王台感到無比難堪。
再加上，女真諸部與大明之間的矛盾愈發激化，女真諸部之間「強欺弱，多暴少」的吞併戰更是愈演愈烈。
早在十四世紀中期，黑龍江、松花江中下游一帶女真諸部之間就開始頻繁的互相侵略、兼併。
女真作為一個以狩獵經濟為主的民族，具有高度的流動性，遷徙也是異常頻繁。
明代女真諸部的南遷，情況各有不同，遷入地不盡一致，但均形成先進民族與後進民族比肩並立的局面，在經濟關係上，出現了先進民族手工業品與後進部族獵產品的交換。這就決定了這個時期女真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過渡性、不穩定性和依附性。但也不能否定這樣一個事實：落後的女真部族，在短期內，藉助於先進民族社會生產力，通過與先進民族交易，使其獵產品商品化，內部貨幣經濟開始活躍，通過特殊的途徑將自己引入部族聯盟時期。
明初女真部族的經濟，是在元代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元代女真經濟發展的典型特點是不平衡。在元政府推動下，部分「女直」以農業生產為主；水達達部已有農業生產，並已出現了階級分化，但基本生活在氏族制度下；吾者野人的社會可能是父系氏族社會；乞列迷和骨嵬尚處在母系氏族發展階段。
可見，除「女直」部受漢族影響較大，其他部分的女真人生產方式較為落後，仍以漁獵經濟為主。這與他們人口少、土地廣闊的生存環境相一致。
所以，元代女真人口中，不同的部族，對於農業、狩獵、捕魚，各有側重，最高水平是農獵兼營，多數部族從事漁獵生產。
明代女真南遷後，離開本民族原住地，進入經濟先進的朝鮮和漢區，便於狩獵、採集的場地相對減少。以狩獵、採集、放牧為主，兼營農業的生產結構，轉變為以農業為主，兼營狩獵、採集和放牧的生產結構。
明代女真諸部的經濟發展出現錯綜複雜的情況，如果說元代女真諸部經濟的特點是不平衡性，那麼明代女真諸部經濟發展的特點則具有過渡性，不穩定性和依賴性。
明代女真社會的農業生產與狩獵、採集、牧畜生產，是作為兩大經濟部門存在的。十四世紀末至十六世紀中葉，這兩大部門的生產具有較為明顯的過渡性質，即由狩獵、採集、牧畜生產為主，向以農業為主的生產結構過渡。
據《明實錄》記載，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遼東地區「民以獵為業，農作次之」，迤北女真地區，可想而知也是以射獵為主。
建州女真阿哈出、猛哥帖木兒南遷至朝鮮近地的初期，正是處於這樣的生產階段。他們在朝鮮的影響下，農業獲得初步發展，但整體上還處於由狩獵、採集和牧畜經濟向農業經濟的過渡階段。這種過渡性質，首先表現在農業生產發展的不平衡性方面。
部分女真人「不事耕稼，以漁獵為業。」明弘治九年（1496年），建州左右兩衛中間的岐州衛，有八十餘戶，「不事農業」，到採集季節，竟「傾落采參、逾大嶺布野」；部分女真部落「以獵獸為生，農業乃其餘事」；還有的女真部族以農業生產為主，同時兼營狩獵、採集和牧畜生產，一旦收成欠佳，便又恢復舊業，「吉州疊入音失管下千戶者安等十四戶，男女並一百餘人，節晚失農。每戶一、二人慾往舊居處，捕魚資生」。
但是，女真社會經濟發展的總趨勢，是農業生產比重逐年增加，農業生產為主的部落日漸增多，更新發布！書友們都去可樂小說看了！甚至形成了若干個耕作區。
女真人的某些部族和地區，農業生產已經發展起來，「雖好山獵，率皆鮮食，且有田業，以資其生」。或者「屋居耕食，不專射獵」。
具有遊獵性質的流動部族，一變而成為生活穩定的定居民族。這些農業生產較發達的耕作區，是明代中葉女真農業發展的頂峰。
明代女真社會經濟處於過渡時期，就決定了這個時期的女真經濟發展不穩定性，特別是農業生產。這種不穩定性，除與過渡性質有關外，還有許多不穩定因素：明代諸申（對平民女真人的漢語讀音）人口流動，整體上生產方式較為落後，經常由於天災導致糧食短缺，部分諸申不得不離開村寨尋求出路，在古代，勞動力人口流動對農業發展有重要影響。
明永樂九年（1411年）二月，「賜童猛哥帖木兒谷百五十石。初，大護軍朴楣至自野人曰：『野人甚飢』。猛哥帖木兒云：『國家若給糧餉，不敢離散；否則皆為盜矣。』政府上言：『野人甚飢，運米給之，何如？』上曰：『楣之往，專以救飢也，何謂何如？宜直賜之』。」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兵曹擄咸吉道都節制使牒啟：『童猛哥帖木兒管下人等求索口糧、魚、鹽、布物。以有限之物難以人人而給之，請將國庫雜谷一百石、鹽三十石，其中指揮、千戶、百戶來乞，則依前例撙節分給；其神稅布及魚物，除常貢外，量宜支給。』從之。」
建州女真猛哥帖木兒部饑荒尚且如此嚴重，女真其他各部因饑荒而導致的人口流動規模更大，農業隨之不穩定。
其次，阿哈（女真社會中的奴隸）出現逃亡。
這些阿哈部分源於漢區生活的農民、兵士和婦幼，他們被掠或被賣為奴，降低了他們原有的社會地位，失去自由，忍受著民族壓迫，經常遭受主人侵責、奴役，甚至受到死亡的威脅，因其「不勝艱苦」，紛紛逃脫。時至明正統六年（1441年），逃入朝鮮的女真阿哈多達「八百餘名」。
由此可見，逃亡數量相當大，因此農業受阻。這是女真部族落後的生產關係阻礙農業發展的有力證據。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前文所提到的部落頻繁遷徙，從十四世紀中期開始，女真諸部在不斷遷徙，生活地域的不斷變化自然會引起農業發展的中斷。
綜上所述，諸申、阿哈逃亡，部族遷徙以及明軍、朝鮮軍和蒙古軍的洗劫，均造成女真生產和生活不穩定，各業生產發展，皆受到嚴重阻礙，社會經濟波動不已。
此時女真各部經濟還具有民族依附性。
女真人受其居住地域的限制，以射獵採集為業，恰好南遷到漢族和朝鮮族兩個發達的農業經濟區，無可避免地使初期的農業經濟帶有強烈的依附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女真以本土特產交換區外農具和耕牛以及糧食等，即女真人以獵產品或初加工的半獵產品，運至區外市場，換取農業生產工具和糧食等。如朝鮮邊將說，「貂產於野人之地，故或以農器或以農牛換之」。
明天順八年（1464年），據朝鮮史籍載：「各官貢物，多非其產，貂、鼠之貢，皆定於六鎮，民間多以鐵貿於野人。」明朝文獻中有關於女真交換糧食方式的記載，自明永樂初年起，開設開原、廣寧馬市，最好的馬一匹給米十五石，最次的亦給米八石。更定馬價之後，尚有米五石或至少一石。其二是女真通過掠奪直接依賴漢族和朝鮮族。明代女真人，生產方式較落後，為了獲得日常必需物品，掠奪作為一種特殊的生存方式仍被普遍採用。耕牛、農器、人口和財物皆為掠奪的主要對象。
明天順五年（1461年），建州衛女真人「冒夜潛來義州江邊，殺死收禾農民男婦四十名口，擄掠大小男婦共一百三十八口，馬三十七匹，牛一百二十五頭去訖」。明弘治六年（1493年），海西兀狄哈女真四十餘名，越邊掠奪朝鮮邊民「農器與農牛而去」。
而且，還有建州右衛的王杲屢屢進犯明朝邊境，還入掠東州、惠安、撫順、湯站、遼陽等地，使得朱舍里部與大明之間的聯繫被徹底切斷。
儘管朱舍里部還能通過朝鮮作為中介與大明進行溝通交流，但成本卻直線上升，反而顯得得不償失。
畢竟，朝鮮對女真諸部的態度是較為敵視的，時常終止與女真諸部的貿市，導致女真諸部很難通過互市來獲得生活必需品。
因此，朱舍里部不得不另闢蹊徑，意圖從上杉家方面獲得茶葉、農具、糧食、棉花等生活必需品。
就在上杉清定結束與千利休、津田宗及、今井宗久等堺町會合眾代表，以及自稱為扎比教教主的扎比·布萊克索恩會面後不久，加藤段藏就帶來了一個壞消息——譜代重臣新發田長敦主持在對北攝津諸郡進行檢地之時，發生了天主教信徒公然抗拒檢地，甚至還與上杉家的檢地奉行、奉公人發生了肢體衝突。
原本，清定在石山御坊開城、石山本願寺降服後，就派人將京極龍子接到自己所在的芥川山城之中，準備好好放鬆一下。
可沒曾想，清定千防萬防的本願寺教團沒有出現預料之中的興兵作亂，反而天主教會公然與上杉家作對。
本就對天主教會抱有極大戒心的清定自然不會放縱天主教會違抗上杉家的統治，他當即召見負責在北攝津諸郡進行檢地的新發田長敦，並派遣使者前往堺町，要求堺町會合眾立即安排天主教會在近畿諸國負責傳教的代表前來芥川山城。
同時，清定還下令宇佐美定滿、一色義幸、神余親綱、櫻田景親等將，率一萬餘軍勢於芥川山城周邊待命，並令加藤段藏嚴密監視攝津、和泉、山城、河內等近畿諸國之中的天主教會，以防天主教徒組成一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