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五十六章 獻出金印
全網熱讀《風起刈羽》，作者有網癮的牛傾心之作，盡在可樂小說。
由於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的楊宜並不熟悉扶桑的國情，對之前扶桑外交往事了解甚少，只是希望能夠獲得扶桑的協助，來一同打擊橫行大明東南沿海諸省的倭寇。
但楊宜所派遣的使者鄭舜功並沒有達成預期的目的，不僅沒有見到『扶桑國王』，甚至連擁有大明頒下扶桑國王金印的大內家家督都沒有見到。
其實，扶桑早在洪武四年十月就與大明有著官方聯繫（《明太祖實錄》），當時主導與大明進行外交、入貢、貿易等事務的是南朝坐鎮九州，且擔任征西大將軍（征夷大將軍）兼式部卿的懷良親王（後醍醐天皇八男）。
當時南朝所面臨的嚴峻政治、軍事形勢，使得懷良親王為了能夠繼續與九州、西國之中北朝一方勢力進行抗衡，不得不對大明的進行稱臣入貢，以換取大明的支持，進而挽回南朝的頹勢。
宋濂在《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中就說：「先是日本王統州六十有六，良懷（懷良）以其近屬竊據其九，都於太宰府。」
明太祖朱元璋也云：「朕惟日本僻居海東，稽諸古典，立國亦有年矣。向者國王良懷（懷良）奉表來貢，朕以為日本正君，所以遣使往答其意。」（《明太祖實錄》，洪武七年六月乙未）。
由此可見，對於南朝懷良親王的奉表入貢，洪武君臣並非十分滿意。其雖在形式上滿足了明朝「四夷賓服」的需求，但在實質上卻並未達到朱元璋意欲「深交」於扶桑的政治目的。因此，在與扶桑北朝方面尚未取得聯繫，及其正式奉表入貢之前，朱元璋雖然還是堅持賦予了懷良親王「扶桑國王」的正統性稱號，但也進一步強化了「表貢允合」的禮儀原則並多次對違禮者卻而不受。可以說，在懷良親王「扶桑國王」錯誤稱號的背後，也隱含了朱元璋對扶桑北朝申交入貢的期待。
隨著以斯波義將為首的重臣支持下，足利義持（足利義滿之子）便斷絕了與明朝的朝貢往來，導致倭寇襲擾大明沿海諸省是逐漸猖獗。
即便足利義持逝世以後，其弟足利義教幾經波折後嗣位征夷大將軍，還恢復了與大明的勘合貿易，並派遣使臣道淵等「奉表貢馬，及鎧甲、盔刀等方物」（《明宣宗實錄》宣德八年五月甲寅），但依舊沒有有效遏制或減少倭寇對大明東南沿海諸省的襲擾。
應仁之亂後，足利將軍家對勘合貿易的控制力度大幅削弱。
加上經濟困窘的原因，足利將軍家退出了「公方船」的經營，轉而將「勘合符」進行轉賣，以收取勘合禮錢、謀求直接財源。此時足利將軍家已經不再充當勘合貿易的主體，一些實力雄厚的地方大名開始走向前台。
其中，大內家控制了從瀨戶內海到大明的海路，京兆細川家則是控制了九州島南部赴明朝的海路。
嘉靖二年（扶桑大永三年，1523年）六月，大內家派謙道宗設（謙導宗設）任正史，持正德勘合赴明朝貢。同時，京兆細川家也派鸞岡瑞佐、宋素卿等人，持弘治勘合到達寧波。市舶司檢驗時發現勘合有新舊之分，宗設與鸞岡產生孰真孰假的爭執。
後宋素卿暗中行賄寧波市舶太監賴恩，不僅得以先進港驗貨，而且在安排宴飲席次時，又將鸞岡置於宗設之上。宗設憤憤不平，遂唆使手下攻殺鸞岡，隨後一路「縱火大掠，殺指揮劉錦、袁璡，蹂躪寧紹間，遂奪舡出海去」。這次「寧波爭貢」事件，對明朝與扶桑國交關係的演變，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嘉靖皇帝接受浙江巡按御史楊彝的建議，對扶桑入貢要按照舊例嚴格管理，「入貢以十年為期，徒眾不得過百人，貢舡不得過三隻，亦不許以兵仗自隨······今後遣使入貢，務遵定例，如違，定行阻回」。
這是大明朝廷首次以主動強硬的姿態，對扶桑提出了「絕貢」的警告，並採取了一定必要措施，也表明大明朝官方「扶桑觀」的漸趨惡化。不過，明廷此舉的目的並不是要像洪武時期那樣「絕而不與之交」，而是要求扶桑遵守「以小事大」規範和表現出「敬慎」的姿態。
再加上，大內家治下領國的不斷縮水，以及在與朝鮮方面貿易份額還被上杉家搶占，使得大內家本就窘迫的財政狀況愈發的雪上加霜。
大內義長為了能夠換取上杉家的支持，來與毛利家進行持續的抗爭，不得不將大內家長期珍藏著的扶桑國王金印轉贈給上杉清定。
為避免使者被毛利家截獲，大內義長便以治下領國的天主教醫師內田托馬（內田托馬斯，山口首個皈依天主教之人）作為使者，讓其攜帶扶桑國王金印，以及自己的求援信渡海北上至上杉家治下的于山國見島，正式向上杉家請求支援。
從此刻起，失去扶桑國王金印的大內家再也不能以『山口都督』的名號與大明、朝鮮進行外交、貿易了。
而大明這邊，代替楊宜擔任總督的是由趙文華推薦安徽省出身的浙江巡撫胡宗憲。
胡宗憲是被後人評論為「多權術，喜功名」的人物，早從擔任巡撫的時候起就抱有平定倭寇的計策。此時，他不僅總督浙江、南直隸和福建等處的兵務，還可以調遣江南、江北、浙江等省的重兵。
與楊宜派鄭舜功出使扶桑一樣，胡宗憲也派遣部下蔣洲和陳可願至扶桑，偵察扶桑國內情況，同時想方設法說服以王直為首的主要倭寇頭目歸降。因大明外交正式文書上都記為「諭扶桑國王」，所以表面上的第一個目的，是仿照明太祖洪武帝以來的傳統與足利將軍家進行交涉，令其禁止倭寇。
蔣洲似乎是與遊俠之徒一起遊手好閒地度過了青年時代，但他具有才氣與智勇，被譽為「縱橫之士」或「辯士」，是能說善辯的人物。蔣洲因萬表的推薦得以與胡宗憲相見，又因向胡宗憲獻上應去日本說服王直歸降的方策，而被推薦為提舉，擔任去日本的正使。陳可願定為副使。
蔣洲與陳可願於嘉靖三十四年（扶桑弘治元年）九月出發，十一月到達北九州肥前的五島。蔣洲等在這裡遇到王直的養子王滶（毛海峰、毛烈），隨後又得以與王直會見。
蔣洲、陳可願等人便向王直說明胡宗憲與王直是同鄉，王直的妻子在故國曾被關進監獄，胡宗憲把她從獄中救了出來，給予優待，以激起王直的望鄉之情；還說明如果王直歸國受降，就放寬海禁，允許開市貿易，不再問罪，以利誘之。
王直信以為真，大為喜悅，決定接受胡宗憲的要求，首先讓王滶與陳可願先行一步回國。王滶與陳可願一行於嘉靖三十五年（扶桑弘治二年）四月回到大明國內。
蔣洲仍舊留在扶桑，希望與扶桑國王（征夷大將軍）進行接觸，王直亦予合作。
隨後，王直與蔣洲一起經過博多，於嘉靖三十五年（扶桑弘治二年）四月抵達豐後，會見了大友宗麟，又派使僧向大內義長傳達了宣諭扶桑的意向。
蔣洲本來認為宣諭的第一個對象是扶桑國王，但是根據王直、王滶等人提供的情報，覺察到即使與現任征夷大將軍接觸也不能期待有很大的成果。蔣洲便認為說服大友家、大內家等實力派大名之外，還要說服與倭寇有關係的對馬宗家等諸大名，才是更為高明的方針。
對馬宗家一有關於倭寇的情報，就緊急報告朝鮮高層，已成常例——弘治二年（嘉靖三十五年）四月也按照常例向朝鮮報告了關於王直的情報。這一年的四月與王直到達豐後的同時，對馬宗家的使者到達朝鮮，報告叫作五峰的明國人（王直）作為阿波、伊予、贊岐、土佐與五島賊倭的首領，將入寇明朝與朝鮮。報告中還陳述了去年五月到七月襲擊朝鮮南部沿海達梁浦與濟州島，直至攻陷兵馬節度使總部的乙卯達梁倭變的海賊集團根據地是五島，中心人物是王直，並告知有兩位大人從明朝帶敕書來到扶桑。很明顯兩位大人是指蔣洲與陳可願。
對馬宗家在弘治三年（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又向朝鮮報告，蔣洲還給對馬宗家送來了要求必須努力禁賊的咨文。
當然，王直還將實力遠超大友家、大內家、對馬宗家等西國、九州大名，且占據扶桑東半國之地的上杉家部分情報告知蔣洲。
原本，蔣洲還對上杉家占據扶桑半國之地將信將疑，可隨著出使大內家本據山口館的使僧返回後，他才意識到，若想有效遏制倭寇的行為，必須要藉助上杉家的力量。
於是，在王直的安排下，蔣洲得以渡海北上至上杉家治下的外海飛地郁陵島。
鑑於蔣洲的特殊身份，弘中方明、冷泉元豐、小原隆言、蒞戶政喬、平岡重政、小倉家房等上杉家家臣們可不敢擅自做出任何決斷，便將蔣洲與先前大內家派來的使者內田托馬一併經海路送往越後頸城郡直江津，再走陸路南下至上杉家本據小田原城。
另一方面，新任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直浙總督的胡宗憲在穩住王直之後，就著手開始對付徐海了。
儘管徐海本人是有意接受大明朝廷的招撫，但是陳東、葉麻和倭寇頭目等不願歸降，決定返回扶桑，在臨行前，雙方在分贓問題上產生了爭執。
加上之前葉麻和徐海圍繞一個叫做祝婦的女子爭風吃醋，使得徐海懷恨在心，在羅龍文等胡宗憲派出間諜的教唆下，徐海在七月三日的餞別宴上，將洪東岡、黃侃等大明出身的倭寇頭目捕獲，送至胡宗憲處。同時以討賞的名義，逮捕了葉麻的幾百名部下，移交給明軍。
而後，徐海又誘捕了倭寇頭目陳東，並轉交給明軍。
之後，徐海入平湖城向胡宗憲請降。城中的官員和百姓聽說徐海進城都嚇得驚慌失措，唯胡宗憲鎮定自若。徐海向胡宗憲謝罪，胡宗憲走下大堂，用手摸著徐海的頭頂說：「你為害東南很久了，既然歸順，朝廷暫且赦免你，不要再做壞事了。」
末路其後，徐海率眾屯於平湖城外的沈家莊。
雖說胡宗憲有意招撫徐海，但是在趙文華等人的勸說之下，最終決定將其消滅。
胡宗憲一邊穩住徐海，一邊加緊部署兵力。而徐海也感到官軍可能會出爾反爾，便大肆招攬附近的青壯年，充當部下，決心與明軍決一死戰。
嘉靖三十五年，八月。胡宗憲發起了剿滅徐海的最終戰役。
徐海等人占據沈家莊後，沈家莊有新舊二宅，徐海居沈家莊舊宅為「東巢」，葉麻等人居新宅為「西巢」。
八月二十二日，兵備副使劉燾率部包圍西巢，下令將發熕炮十二門排列水邊，或打敵台，或打門牆，可謂是聲勢震天。
第二天二更時分，葉麻麾下的倭寇支撐不住，被迫放棄西巢而逃，明軍趁勢攻入西巢，並將其焚毀。
隨後，劉燾又督兵搭橋過水，進逼東巢。
然而，據守在東巢的徐海所部火器眾多，並在東巢南門架設發熕炮。
據明人采九德《倭變事略》載：「二十四日，軍門（胡宗憲）督諸路主客兵凡二十餘支，圍徐海數重。賊放發熕，以銀塞熕口，火發銀如星飛，中人中土中水，如雨鳴。眾皆不能進。」
徐海的火力是十分猛烈，明軍絲毫不敢靠近。
就在這時，劉同尹親率輕兵七十人進攻南門，被倭寇使用發熕炮壓制，炮彈甚至落在離劉同尹一尺多的距離，但劉同尹不為所動，反而是向倭寇連發三矢，迫使使用發熕炮的倭寇逃離，這才攻破了南門。
八月二十五日，各路明軍正式發起總攻，徐海力不能支而戰敗，部眾被官兵擒斬一千兩百餘人，燒死者不計，倭寇頭目辛五郎等人也被明軍擒獲。
最終，徐海與倭寇數十人，因抵抗無望，投水而死。徐海的愛妾王綠姝、王翠翹則是被俘。
由於王翠翹曾經一再勸說徐海棄暗投明，但最終卻讓徐海死於非命。她在萬念俱灰的情況下，於深夜裡乘人不備投海自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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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的楊宜並不熟悉扶桑的國情，對之前扶桑外交往事了解甚少，只是希望能夠獲得扶桑的協助，來一同打擊橫行大明東南沿海諸省的倭寇。
但楊宜所派遣的使者鄭舜功並沒有達成預期的目的，不僅沒有見到『扶桑國王』，甚至連擁有大明頒下扶桑國王金印的大內家家督都沒有見到。
其實，扶桑早在洪武四年十月就與大明有著官方聯繫（《明太祖實錄》），當時主導與大明進行外交、入貢、貿易等事務的是南朝坐鎮九州，且擔任征西大將軍（征夷大將軍）兼式部卿的懷良親王（後醍醐天皇八男）。
當時南朝所面臨的嚴峻政治、軍事形勢，使得懷良親王為了能夠繼續與九州、西國之中北朝一方勢力進行抗衡，不得不對大明的進行稱臣入貢，以換取大明的支持，進而挽回南朝的頹勢。
宋濂在《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中就說：「先是日本王統州六十有六，良懷（懷良）以其近屬竊據其九，都於太宰府。」
明太祖朱元璋也云：「朕惟日本僻居海東，稽諸古典，立國亦有年矣。向者國王良懷（懷良）奉表來貢，朕以為日本正君，所以遣使往答其意。」（《明太祖實錄》，洪武七年六月乙未）。
由此可見，對於南朝懷良親王的奉表入貢，洪武君臣並非十分滿意。其雖在形式上滿足了明朝「四夷賓服」的需求，但在實質上卻並未達到朱元璋意欲「深交」於扶桑的政治目的。因此，在與扶桑北朝方面尚未取得聯繫，及其正式奉表入貢之前，朱元璋雖然還是堅持賦予了懷良親王「扶桑國王」的正統性稱號，但也進一步強化了「表貢允合」的禮儀原則並多次對違禮者卻而不受。可以說，在懷良親王「扶桑國王」錯誤稱號的背後，也隱含了朱元璋對扶桑北朝申交入貢的期待。
隨著以斯波義將為首的重臣支持下，足利義持（足利義滿之子）便斷絕了與明朝的朝貢往來，導致倭寇襲擾大明沿海諸省是逐漸猖獗。
即便足利義持逝世以後，其弟足利義教幾經波折後嗣位征夷大將軍，還恢復了與大明的勘合貿易，並派遣使臣道淵等「奉表貢馬，及鎧甲、盔刀等方物」（《明宣宗實錄》宣德八年五月甲寅），但依舊沒有有效遏制或減少倭寇對大明東南沿海諸省的襲擾。
應仁之亂後，足利將軍家對勘合貿易的控制力度大幅削弱。
加上經濟困窘的原因，足利將軍家退出了「公方船」的經營，轉而將「勘合符」進行轉賣，以收取勘合禮錢、謀求直接財源。此時足利將軍家已經不再充當勘合貿易的主體，一些實力雄厚的地方大名開始走向前台。
其中，大內家控制了從瀨戶內海到大明的海路，京兆細川家則是控制了九州島南部赴明朝的海路。
嘉靖二年（扶桑大永三年，1523年）六月，大內家派謙道宗設（謙導宗設）任正史，持正德勘合赴明朝貢。同時，京兆細川家也派鸞岡瑞佐、宋素卿等人，持弘治勘合到達寧波。市舶司檢驗時發現勘合有新舊之分，宗設與鸞岡產生孰真孰假的爭執。
後宋素卿暗中行賄寧波市舶太監賴恩，不僅得以先進港驗貨，而且在安排宴飲席次時，又將鸞岡置於宗設之上。宗設憤憤不平，遂唆使手下攻殺鸞岡，隨後一路「縱火大掠，殺指揮劉錦、袁璡，蹂躪寧紹間，遂奪舡出海去」。這次「寧波爭貢」事件，對明朝與扶桑國交關係的演變，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嘉靖皇帝接受浙江巡按御史楊彝的建議，對扶桑入貢要按照舊例嚴格管理，「入貢以十年為期，徒眾不得過百人，貢舡不得過三隻，亦不許以兵仗自隨······今後遣使入貢，務遵定例，如違，定行阻回」。
這是大明朝廷首次以主動強硬的姿態，對扶桑提出了「絕貢」的警告，並採取了一定必要措施，也表明大明朝官方「扶桑觀」的漸趨惡化。不過，明廷此舉的目的並不是要像洪武時期那樣「絕而不與之交」，而是要求扶桑遵守「以小事大」規範和表現出「敬慎」的姿態。
再加上，大內家治下領國的不斷縮水，以及在與朝鮮方面貿易份額還被上杉家搶占，使得大內家本就窘迫的財政狀況愈發的雪上加霜。
大內義長為了能夠換取上杉家的支持，來與毛利家進行持續的抗爭，不得不將大內家長期珍藏著的扶桑國王金印轉贈給上杉清定。
為避免使者被毛利家截獲，大內義長便以治下領國的天主教醫師內田托馬（內田托馬斯，山口首個皈依天主教之人）作為使者，讓其攜帶扶桑國王金印，以及自己的求援信渡海北上至上杉家治下的于山國見島，正式向上杉家請求支援。
從此刻起，失去扶桑國王金印的大內家再也不能以『山口都督』的名號與大明、朝鮮進行外交、貿易了。
而大明這邊，代替楊宜擔任總督的是由趙文華推薦安徽省出身的浙江巡撫胡宗憲。
胡宗憲是被後人評論為「多權術，喜功名」的人物，早從擔任巡撫的時候起就抱有平定倭寇的計策。此時，他不僅總督浙江、南直隸和福建等處的兵務，還可以調遣江南、江北、浙江等省的重兵。
與楊宜派鄭舜功出使扶桑一樣，胡宗憲也派遣部下蔣洲和陳可願至扶桑，偵察扶桑國內情況，同時想方設法說服以王直為首的主要倭寇頭目歸降。因大明外交正式文書上都記為「諭扶桑國王」，所以表面上的第一個目的，是仿照明太祖洪武帝以來的傳統與足利將軍家進行交涉，令其禁止倭寇。
蔣洲似乎是與遊俠之徒一起遊手好閒地度過了青年時代，但他具有才氣與智勇，被譽為「縱橫之士」或「辯士」，是能說善辯的人物。蔣洲因萬表的推薦得以與胡宗憲相見，又因向胡宗憲獻上應去日本說服王直歸降的方策，而被推薦為提舉，擔任去日本的正使。陳可願定為副使。
蔣洲與陳可願於嘉靖三十四年（扶桑弘治元年）九月出發，十一月到達北九州肥前的五島。蔣洲等在這裡遇到王直的養子王滶（毛海峰、毛烈），隨後又得以與王直會見。
蔣洲、陳可願等人便向王直說明胡宗憲與王直是同鄉，王直的妻子在故國曾被關進監獄，胡宗憲把她從獄中救了出來，給予優待，以激起王直的望鄉之情；還說明如果王直歸國受降，就放寬海禁，允許開市貿易，不再問罪，以利誘之。
王直信以為真，大為喜悅，決定接受胡宗憲的要求，首先讓王滶與陳可願先行一步回國。王滶與陳可願一行於嘉靖三十五年（扶桑弘治二年）四月回到大明國內。
蔣洲仍舊留在扶桑，希望與扶桑國王（征夷大將軍）進行接觸，王直亦予合作。
隨後，王直與蔣洲一起經過博多，於嘉靖三十五年（扶桑弘治二年）四月抵達豐後，會見了大友宗麟，又派使僧向大內義長傳達了宣諭扶桑的意向。
蔣洲本來認為宣諭的第一個對象是扶桑國王，但是根據王直、王滶等人提供的情報，覺察到即使與現任征夷大將軍接觸也不能期待有很大的成果。蔣洲便認為說服大友家、大內家等實力派大名之外，還要說服與倭寇有關係的對馬宗家等諸大名，才是更為高明的方針。
對馬宗家一有關於倭寇的情報，就緊急報告朝鮮高層，已成常例——弘治二年（嘉靖三十五年）四月也按照常例向朝鮮報告了關於王直的情報。這一年的四月與王直到達豐後的同時，對馬宗家的使者到達朝鮮，報告叫作五峰的明國人（王直）作為阿波、伊予、贊岐、土佐與五島賊倭的首領，將入寇明朝與朝鮮。報告中還陳述了去年五月到七月襲擊朝鮮南部沿海達梁浦與濟州島，直至攻陷兵馬節度使總部的乙卯達梁倭變的海賊集團根據地是五島，中心人物是王直，並告知有兩位大人從明朝帶敕書來到扶桑。很明顯兩位大人是指蔣洲與陳可願。
對馬宗家在弘治三年（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又向朝鮮報告，蔣洲還給對馬宗家送來了要求必須努力禁賊的咨文。
當然，王直還將實力遠超大友家、大內家、對馬宗家等西國、九州大名，且占據扶桑東半國之地的上杉家部分情報告知蔣洲。
原本，蔣洲還對上杉家占據扶桑半國之地將信將疑，可隨著出使大內家本據山口館的使僧返回後，他才意識到，若想有效遏制倭寇的行為，必須要藉助上杉家的力量。
於是，在王直的安排下，蔣洲得以渡海北上至上杉家治下的外海飛地郁陵島。
鑑於蔣洲的特殊身份，弘中方明、冷泉元豐、小原隆言、蒞戶政喬、平岡重政、小倉家房等上杉家家臣們可不敢擅自做出任何決斷，便將蔣洲與先前大內家派來的使者內田托馬一併經海路送往越後頸城郡直江津，再走陸路南下至上杉家本據小田原城。
另一方面，新任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直浙總督的胡宗憲在穩住王直之後，就著手開始對付徐海了。
儘管徐海本人是有意接受大明朝廷的招撫，但是陳東、葉麻和倭寇頭目等不願歸降，決定返回扶桑，在臨行前，雙方在分贓問題上產生了爭執。
加上之前葉麻和徐海圍繞一個叫做祝婦的女子爭風吃醋，使得徐海懷恨在心，在羅龍文等胡宗憲派出間諜的教唆下，徐海在七月三日的餞別宴上，將洪東岡、黃侃等大明出身的倭寇頭目捕獲，送至胡宗憲處。同時以討賞的名義，逮捕了葉麻的幾百名部下，移交給明軍。
而後，徐海又誘捕了倭寇頭目陳東，並轉交給明軍。
之後，徐海入平湖城向胡宗憲請降。城中的官員和百姓聽說徐海進城都嚇得驚慌失措，唯胡宗憲鎮定自若。徐海向胡宗憲謝罪，胡宗憲走下大堂，用手摸著徐海的頭頂說：「你為害東南很久了，既然歸順，朝廷暫且赦免你，不要再做壞事了。」
末路其後，徐海率眾屯於平湖城外的沈家莊。
雖說胡宗憲有意招撫徐海，但是在趙文華等人的勸說之下，最終決定將其消滅。
胡宗憲一邊穩住徐海，一邊加緊部署兵力。而徐海也感到官軍可能會出爾反爾，便大肆招攬附近的青壯年，充當部下，決心與明軍決一死戰。
嘉靖三十五年，八月。胡宗憲發起了剿滅徐海的最終戰役。
徐海等人占據沈家莊後，沈家莊有新舊二宅，徐海居沈家莊舊宅為「東巢」，葉麻等人居新宅為「西巢」。
八月二十二日，兵備副使劉燾率部包圍西巢，下令將發熕炮十二門排列水邊，或打敵台，或打門牆，可謂是聲勢震天。
第二天二更時分，葉麻麾下的倭寇支撐不住，被迫放棄西巢而逃，明軍趁勢攻入西巢，並將其焚毀。
隨後，劉燾又督兵搭橋過水，進逼東巢。
然而，據守在東巢的徐海所部火器眾多，並在東巢南門架設發熕炮。
據明人采九德《倭變事略》載：「二十四日，軍門（胡宗憲）督諸路主客兵凡二十餘支，圍徐海數重。賊放發熕，以銀塞熕口，火發銀如星飛，中人中土中水，如雨鳴。眾皆不能進。」
徐海的火力是十分猛烈，明軍絲毫不敢靠近。
就在這時，劉同尹親率輕兵七十人進攻南門，被倭寇使用發熕炮壓制，炮彈甚至落在離劉同尹一尺多的距離，但劉同尹不為所動，反而是向倭寇連發三矢，迫使使用發熕炮的倭寇逃離，這才攻破了南門。
八月二十五日，各路明軍正式發起總攻，徐海力不能支而戰敗，部眾被官兵擒斬一千兩百餘人，燒死者不計，倭寇頭目辛五郎等人也被明軍擒獲。
最終，徐海與倭寇數十人，因抵抗無望，投水而死。徐海的愛妾王綠姝、王翠翹則是被俘。
由於王翠翹曾經一再勸說徐海棄暗投明，但最終卻讓徐海死於非命。她在萬念俱灰的情況下，於深夜裡乘人不備投海自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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