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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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4章 答辯

  從上影廠回來後,陸澤的生活又重新回到了宿舍、圖書館、食堂三點一線的老軌道上。

  但外界關於他與香江三聯書店簽下版稅合同的風波,卻絲毫沒有平息的跡象,反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愈演愈烈。

  一些思想保守的報刊和甚至是別有用心的撰稿人,像是找到了一個絕佳的靶子,連篇累牘地發表批評文章。

  標題也是一個比一個嚇人,《警惕「版稅」背後的糖衣炮彈》、《文學的殿堂不容銅臭玷污》,字裡行間,幾乎把陸澤描繪成了一個背棄理想、投身資本的「精神叛徒」。

  甚至有幾家報社的記者,直接找到了復旦校園裡,試圖在圖書館門口或是宿舍樓下堵住陸澤,進行「採訪」。

  「陸澤同志,請問您對外界批評您一切向錢看」的觀點有什麼回應?」

  「請問您認為版稅制度的引入,會不會導致國內文學創作風氣的敗壞?」

  面對這些記者,陸澤頭都大了。

  他既不想跟他們爭辯,也不想被他們斷章取義地寫進報導里。

  幾次被堵之後,他乾脆連圖書館和宿舍都不怎麼待了,開闢了兩處新的「秘密基地」。

  其一,是中文系辦公樓里一間幾乎廢棄的小會議室。

  裡面堆滿了舊桌椅和報廢的打字機,灰塵撲鼻,平時根本沒人去。

  陸澤找系辦的李老師要了鑰匙,自己簡單打掃了一下,就成了他白天的「書房」。

  其二,則是國年路上導師賈植芳先生的家裡。

  賈先生看他被外界攪得不勝其煩,考慮到他論文進入衝刺階段,索性給了他一把家裡的鑰匙,讓他可以隨時過去看書、改論文。

  賈先生的書房,那是真正的書山學海。

  四面牆壁都是頂到天花板的書架,從中國古典文學到西方現代理論,包羅萬象。

  能在這裡安靜地修改論文,對陸澤來說,簡直是天大的幸福。

  就這樣,在外界的喧囂和「秘密基地」的寧靜之間,時間來到了六月初。

  陸澤的畢業論文,在經歷了無數次的修改和重構之後,終於完成了最後一稿。

  當他把列印得整整齊齊的論文交到賈先生手上時,心裡是說不出的輕鬆。

  賈植芳先生扶著老花鏡,一頁一頁地翻看,面無表情。

  整個書房裡,只聽得到紙張翻動的沙沙聲。

  許久,他才放下稿子,摘下眼鏡,揉了揉眉心,看著頗有些氣定神閒的陸澤,緩緩開口,語氣依舊平淡:「嗯————這一稿,邏輯通順了,論據也紮實了不少。算是能拿出去見人了。」

  陸澤知道,這就算是過了導師這一關了。「謝謝老師!」

  「稿子先放我這,我給你寫完導師評語和推薦後,再幫你送到系裡。

  到時候再經過系裡一位教授盲審評閱和教研室主任通過,就可以遞交給答辯委員會了。

  你這幾天好好琢磨琢磨答辯的事,不要掉以輕心。

  開題時候的情形相信你還記得。」

  陸澤鄭重答應。

  幾天後,畢業論文答辯會正式舉行。

  還是那間熟悉的會議室,郭紹虞先生、朱東潤先生也一如當初的坐在評委席上。

  當初在開題報告會上對他提出尖銳質疑的錢教授和孫教授,依舊赫然在列,正襟危坐,表情嚴肅。

  陸澤站在台前,相比於幾個月前的開題報告,他顯得更加沉穩和自信。

  他從容不迫地陳述著自己論文《從政治寓言到人性書寫:論新時期小說(1978—1982)的主體性轉向》的核心觀點。

  這一次,他的論述更加系統,案例分析也更加深入,不僅引用了自己的作品,還廣泛徵引了王蒙、張潔、高曉聲等同時代作家的作品作為佐證。

  陳述完畢,會議室里一片寂靜。

  不出所料,政治系的錢教授率先發難,他重重地咳了一聲,拿起論文報告,語氣比開題時更加銳利:「陸澤同志,你的論文比開題時更成體系,但也更暴露了其中根本性的問題!

  你通篇大談所謂人性書寫」,試圖用這個模糊的、超階級的概念,來取代文學的階級屬性分析。


  這是一種典型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觀點,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

  他用手指敲著報告:「就拿你分析自己的《錦灰》來說,你把陳景雲這個民族資本家內心的掙扎美化為人性的堅守」,卻刻意淡化了他作為剝削者的本質。

  請問,他的人性」和工廠里被他剝削的工人的人性」,能是一回事嗎?

  脫離了階級立場談人性」,是不是一種對歷史的背叛?」

  這個問題一出,室內溫度仿佛都降了幾度。

  這已經不是學術探討,而是再次上綱上線的到了思想批判的程度。

  陸澤卻不慌不忙,對著錢教授微微欠身:「謝謝錢教授的提問。

  我想,承認人性的複雜,並不等於抹殺階級屬性。

  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要用歷史的、辯證的眼光看問題,而不是用僵化的、

  教條的標籤去定義一切。」

  「恩格斯在評價巴爾扎克時曾說,他從這位政治上的正統派保皇黨人的作品裡,學到的東西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裡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

  為什麼?因為巴爾扎克忠實地描繪了現實,即便那違背他自己的階級同情。

  我的論文和創作,追求的正是這種現實主義的偉大勝利」。」

  他話鋒一轉,直面錢教授的問題:「陳景雲當然是資本家,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具體的、活在特定歷史環境下的人」。

  去探究他內心的矛盾,這其中既有剝削性,又有在面對外敵時的民族氣節。

  這恰恰是為了更深刻地理解那個時代的複雜性和那個階層的多樣性。

  如果我們把文學人物都簡化成階級符號,那文學就成了政治宣傳畫,也就失去了認識世界、認識人的獨特價值。」

  陸澤的話擲地有聲,錢教授一時語塞,但又打心裡得覺得不贊同,臉色漲得有些發紅。

  這時,社會學的孫教授立刻跟上,他扶了扶眼鏡,冷冷地開口:「陸澤同志,你很會偷換概念。

  沒人說文學創作要簡化人物。

  真正的問題是,你的創作和論文,導向是什麼?

  文學的社會責任,難道就是散播這種灰色的、消極的情緒嗎?」

  會議室里,幾位年輕老師的再次埋頭,場面一如當初開題的時候。

  陸澤的眼神卻變得前所未有的銳利,他提高了聲調:「孫教授,我認為,文學最大的社會責任,恰恰是真實」!

  魯迅先生當年寫《阿Q正傳》,寫出了國民的劣根性,他是散播消極情緒嗎?

  不,他是像一個偉大的醫生一樣,把我們民族的病灶血淋淋地揭示出來,為的是引起療救的注意!」

  「《春分》寫改革的陣痛,不是否定改革的偉大。

  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我們相信改革是光明的,才更應該有勇氣去直面它在進程中必然會遇到的困難和付出的代價。

  歌頌光明,誰都會。但敢於正視並書寫光明下的陰影,才是一個寫作者的良知和擔當!

  如果我們的文學只允許唱讚歌,不允許有反思,那它和粉飾太平的文過飾非」又有什麼區別?

  這樣的文學,人民會相信嗎?」

  這番話鏗鏘有力,振聾發聵。整個會議室鴉雀無聲。孫教授張了張嘴,卻發現自己很難從道德高地上反駁陸澤。

  眼看氣氛僵持不下,郭紹虞主任適時地清了清嗓子:「好了,學術討論嘛,有不同意見很正常。

  我看,爭論得很充分,說明陸澤同學的論文確實觸及了真問題。」

  他轉向其他人,「各位老師,還有沒有問題?」

  短暫的沉默後,一直閉目養神的朱東潤先生,緩緩睜開了眼睛。

  他沒有看向任何人,只是慢悠悠地說:「文學嘛,自古以來就有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的功用,也有刺上譏下,發揚諷喻」的傳統。只講一面,就偏了。」

  然後,他才將目光轉向陸澤,眼神裡帶著一絲讚許:「這篇論文,有論有據,有理有節。答辯嘛,就是要答」,要辯」。你答得不錯,也辯得清楚。」

  他停頓了一下,最終一錘定音:「都沒有問題的話。陸澤你先出去等著,我們幾個就投票定等吧。後面還有好幾個等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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