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4章 下鄉
車隊在崎嶇的縣道上顛簸了近三個小時後，終於駛入了成子湖片區的地界。
四月的水鄉本該是生機盎然的，但眼前的景象卻讓車內原本輕鬆的談話聲漸漸平息。路兩旁是連綿的水稻田，田埂歪斜，溝渠淤塞。更遠處，成子湖在午後的陽光下泛著灰濛濛的光，湖岸邊的村落房屋低矮，不少還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建的磚瓦房，牆皮斑駁脫落。
「前面車子進不去了。」司機回頭說道。
周瑾率先下車，嚴建明、孫連城和隨行人員跟著下來。眼前是一條坑窪的土路，寬不過三米，雨後積著大大小小的水窪，一直延伸到湖邊的一個村落。
「就走進去。」周瑾說著，已經邁開步子。
一行人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前走。孫連城注意到，路兩邊偶爾能看到幾棟稍新的兩層小樓，但更多的是老舊平房。一些院牆用湖邊的蘆葦稈紮成，已經東倒西歪。空氣中瀰漫著湖水特有的腥味，混雜著禽畜糞便的氣息。
村口的老槐樹下，幾個老人蹲著曬太陽，看到這一行人，眼神里透著好奇與戒備。他們穿著洗得發白的舊衣褲，腳上的解放鞋沾滿泥漿。
周瑾走上前，在一口老井邊蹲下，看了看井沿上深深的繩痕，又探頭望了望井裡：「還在用這口井？」
一個缺了門牙的老漢含糊地說：「自來水時有時無，還是這井靠得住。」
嚴建明眉頭緊鎖，他走到一旁的電線桿下，抬頭看著上面雜亂的電線。有幾處絕緣膠布已經發黑開裂，在春風中微微晃動。
「這電路該改造了。」他沉聲道。
村裡的小學是唯一像樣的建築，但牆上的「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標語已經褪色。正是上課時間，教室里傳來老師帶著濃重口音的領讀聲。校長是個五十多歲的中年人，聽說省里領導來了，慌忙從辦公室跑出來，手在衣襟上擦了又擦。
「學校多少孩子？老師夠嗎？」周瑾問。
「六個年級，一百二十三個學生，連我在內七個老師。」校長苦笑著，「英語和音樂課都是我兼的，我也不會，就照著磁帶念。」
孫連城走進一間教室。課桌破舊，不少是用長木板搭在磚頭上做的。黑板裂了一道縫，用膠帶粘著。後牆的學習園地里，孩子們的畫用撿來的煙盒紙貼著，畫的是湖、船和飛鳥。
一個瘦小的男孩鉛筆短得只剩指頭長，還在認真地寫著作業。孫連城蹲下身，輕聲問：「你畫的這是什麼？」
男孩怯生生地說：「我家的船。爸爸說，等賣了魚，就給我買新書包。」
從學校出來，周瑾提出要去看看村裡的貧困戶。村長領著他們來到村西頭。低矮的土坯房，屋頂的茅草已經發黑，牆上裂著縫，用泥巴糊著。推開吱呀作響的木門，一股霉味撲面而來。
屋裡幾乎沒有什麼像樣的家具。一張舊木床，蚊帳打著補丁。灶台是土壘的，燒著柴火，滿屋煙燻。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太躺在床上，蓋著薄薄的被子，不住地咳嗽。
老人的兒子，一個五十歲上下的漢子，侷促地站在一旁，手指絞著衣角。他叫陳老四，以在成子湖打漁為生。
「政府每個月給老母親九十塊錢低保。」陳老四低著頭說，「我打漁，好時一天能掙三四十，天不好就出不去。前年想多掙點，跟人借錢買了張新網，結果那年發大水，魚都跑了，網也破了。債到現在還沒還清。」
「孩子呢？」周瑾問。
「大的在縣裡餐館打工，一個月一千五，自己都不夠花。小的上初中，住校，每周回來一次。」陳老四搓著手，「讀書要錢，吃飯要錢，老母親吃藥要錢……湖裡的魚，一年比一年少。」
嚴建明走到米缸前，掀開蓋子看了看，又看了看牆角堆著的幾袋化肥——那是去年剩下的，今年買不起新的了。他掏出筆記本，記了幾筆，臉色更加凝重。
離開陳老四家，他們又走訪了幾戶。情況大同小異：因病致貧、因教致貧、因缺乏技術和資金致貧……有一戶，夫妻倆都有殘疾，卻養著三個孩子，全靠幾畝薄田和偶爾的救濟過活。女主人說著說著就哭了，說最怕孩子問她為什麼別人家能吃肉。
走到湖邊時，已是傍晚。夕陽把成子湖染成一片血色。十幾條破舊的小漁船系在岸邊，隨波搖晃。幾個漁民正在補網，看到來人，停下手裡的活計。
周瑾在一條倒扣的船邊坐下，招呼一個老漁民過來聊天。老漁民姓胡，在成子湖打了一輩子魚。
「胡大爺，你這船用了多少年了？」
「二十年嘍。」老胡摸著船幫，「年年補，年年漏。想換條機動的，可哪有錢？一條船要上萬塊。」
「魚好賣嗎？」
老胡搖頭：「拉到鎮上，販子壓價。新鮮魚，過半天就不值錢了。聽說城裡人愛吃我們成子湖的魚，可我們運不出去啊——路不好走，也沒有冷藏車。夏天的時候，眼睜睜看著魚臭掉。」
嚴建明問：「村裡有沒有因為扶貧資金分配鬧過矛盾？」
老胡和其他漁民交換了一下眼神，欲言又止。最後還是一個中年漁民悶聲說：「前年說要搞什麼養殖合作社，每戶出五百，政府補一千。錢收了，後來又說項目不合適，錢退了，可退的時候少了些，說是『管理費』。大伙兒鬧了一陣，也不了了之。」
嚴建明的筆在紙上重重劃了一道。他抬頭看了老胡一眼，眼神銳利：「這是什麼時候的事？具體什麼情況？」
老胡猶豫了一下，看周瑾也認真聽著，便嘆了口氣：「前年秋天，鎮裡扶貧辦來人說搞合作社，養蟹。每戶交五百，上頭補一千做啟動資金。全村三十多戶交了錢。後來不知怎的，項目黃了，錢倒是退了，可每戶只退了四百五，說是扣了五十塊『管理費』。為這事，大家心裡都憋著氣呢。」
周瑾和嚴建明對視一眼，兩人都沒說話，但眼神里的意思已經很明白。
孫連城一直沒怎麼說話。他走到水邊，看著渾濁的湖水，又回頭看看破敗的村落。他在光明區工作時，也見過貧困，但那是城市裡的相對貧困——下崗工人、低收入家庭。而這裡的貧困是另一種質地，它浸泡在湖水的腥味里，滲透在開裂的牆縫中，寫在那些因常年勞作而過早蒼老的臉上。
他想起了周瑾在車上說的話：「不是用錢去送、去堆。」可面對此情此景，他第一次對自己的能力產生了懷疑——這些盤根錯節的問題，真的是靠精準施策就能解決的嗎？這些被生活磨去了銳氣的人們，真的能被重新點燃希望嗎？
天色漸暗，村支書老胡小心翼翼地湊過來：「幾位領導，天晚了，要不……先到鎮上歇歇？鎮上條件雖然簡陋，但總比村里強些。」
周瑾看看天色，點點頭：「也好。不過不要驚動太多人，我們就是看看情況。」
「是是是。」老胡連忙應著，心裡卻已經打起了鼓。
四月的水鄉本該是生機盎然的，但眼前的景象卻讓車內原本輕鬆的談話聲漸漸平息。路兩旁是連綿的水稻田，田埂歪斜，溝渠淤塞。更遠處，成子湖在午後的陽光下泛著灰濛濛的光，湖岸邊的村落房屋低矮，不少還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建的磚瓦房，牆皮斑駁脫落。
「前面車子進不去了。」司機回頭說道。
周瑾率先下車，嚴建明、孫連城和隨行人員跟著下來。眼前是一條坑窪的土路，寬不過三米，雨後積著大大小小的水窪，一直延伸到湖邊的一個村落。
「就走進去。」周瑾說著，已經邁開步子。
一行人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前走。孫連城注意到，路兩邊偶爾能看到幾棟稍新的兩層小樓，但更多的是老舊平房。一些院牆用湖邊的蘆葦稈紮成，已經東倒西歪。空氣中瀰漫著湖水特有的腥味，混雜著禽畜糞便的氣息。
村口的老槐樹下，幾個老人蹲著曬太陽，看到這一行人，眼神里透著好奇與戒備。他們穿著洗得發白的舊衣褲，腳上的解放鞋沾滿泥漿。
周瑾走上前，在一口老井邊蹲下，看了看井沿上深深的繩痕，又探頭望了望井裡：「還在用這口井？」
一個缺了門牙的老漢含糊地說：「自來水時有時無，還是這井靠得住。」
嚴建明眉頭緊鎖，他走到一旁的電線桿下，抬頭看著上面雜亂的電線。有幾處絕緣膠布已經發黑開裂，在春風中微微晃動。
「這電路該改造了。」他沉聲道。
村裡的小學是唯一像樣的建築，但牆上的「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標語已經褪色。正是上課時間，教室里傳來老師帶著濃重口音的領讀聲。校長是個五十多歲的中年人，聽說省里領導來了，慌忙從辦公室跑出來，手在衣襟上擦了又擦。
「學校多少孩子？老師夠嗎？」周瑾問。
「六個年級，一百二十三個學生，連我在內七個老師。」校長苦笑著，「英語和音樂課都是我兼的，我也不會，就照著磁帶念。」
孫連城走進一間教室。課桌破舊，不少是用長木板搭在磚頭上做的。黑板裂了一道縫，用膠帶粘著。後牆的學習園地里，孩子們的畫用撿來的煙盒紙貼著，畫的是湖、船和飛鳥。
一個瘦小的男孩鉛筆短得只剩指頭長，還在認真地寫著作業。孫連城蹲下身，輕聲問：「你畫的這是什麼？」
男孩怯生生地說：「我家的船。爸爸說，等賣了魚，就給我買新書包。」
從學校出來，周瑾提出要去看看村裡的貧困戶。村長領著他們來到村西頭。低矮的土坯房，屋頂的茅草已經發黑，牆上裂著縫，用泥巴糊著。推開吱呀作響的木門，一股霉味撲面而來。
屋裡幾乎沒有什麼像樣的家具。一張舊木床，蚊帳打著補丁。灶台是土壘的，燒著柴火，滿屋煙燻。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太躺在床上，蓋著薄薄的被子，不住地咳嗽。
老人的兒子，一個五十歲上下的漢子，侷促地站在一旁，手指絞著衣角。他叫陳老四，以在成子湖打漁為生。
「政府每個月給老母親九十塊錢低保。」陳老四低著頭說，「我打漁，好時一天能掙三四十，天不好就出不去。前年想多掙點，跟人借錢買了張新網，結果那年發大水，魚都跑了，網也破了。債到現在還沒還清。」
「孩子呢？」周瑾問。
「大的在縣裡餐館打工，一個月一千五，自己都不夠花。小的上初中，住校，每周回來一次。」陳老四搓著手，「讀書要錢，吃飯要錢，老母親吃藥要錢……湖裡的魚，一年比一年少。」
嚴建明走到米缸前，掀開蓋子看了看，又看了看牆角堆著的幾袋化肥——那是去年剩下的，今年買不起新的了。他掏出筆記本，記了幾筆，臉色更加凝重。
離開陳老四家，他們又走訪了幾戶。情況大同小異：因病致貧、因教致貧、因缺乏技術和資金致貧……有一戶，夫妻倆都有殘疾，卻養著三個孩子，全靠幾畝薄田和偶爾的救濟過活。女主人說著說著就哭了，說最怕孩子問她為什麼別人家能吃肉。
走到湖邊時，已是傍晚。夕陽把成子湖染成一片血色。十幾條破舊的小漁船系在岸邊，隨波搖晃。幾個漁民正在補網，看到來人，停下手裡的活計。
周瑾在一條倒扣的船邊坐下，招呼一個老漁民過來聊天。老漁民姓胡，在成子湖打了一輩子魚。
「胡大爺，你這船用了多少年了？」
「二十年嘍。」老胡摸著船幫，「年年補，年年漏。想換條機動的，可哪有錢？一條船要上萬塊。」
「魚好賣嗎？」
老胡搖頭：「拉到鎮上，販子壓價。新鮮魚，過半天就不值錢了。聽說城裡人愛吃我們成子湖的魚，可我們運不出去啊——路不好走，也沒有冷藏車。夏天的時候，眼睜睜看著魚臭掉。」
嚴建明問：「村裡有沒有因為扶貧資金分配鬧過矛盾？」
老胡和其他漁民交換了一下眼神，欲言又止。最後還是一個中年漁民悶聲說：「前年說要搞什麼養殖合作社，每戶出五百，政府補一千。錢收了，後來又說項目不合適，錢退了，可退的時候少了些，說是『管理費』。大伙兒鬧了一陣，也不了了之。」
嚴建明的筆在紙上重重劃了一道。他抬頭看了老胡一眼，眼神銳利：「這是什麼時候的事？具體什麼情況？」
老胡猶豫了一下，看周瑾也認真聽著，便嘆了口氣：「前年秋天，鎮裡扶貧辦來人說搞合作社，養蟹。每戶交五百，上頭補一千做啟動資金。全村三十多戶交了錢。後來不知怎的，項目黃了，錢倒是退了，可每戶只退了四百五，說是扣了五十塊『管理費』。為這事，大家心裡都憋著氣呢。」
周瑾和嚴建明對視一眼，兩人都沒說話，但眼神里的意思已經很明白。
孫連城一直沒怎麼說話。他走到水邊，看著渾濁的湖水，又回頭看看破敗的村落。他在光明區工作時，也見過貧困，但那是城市裡的相對貧困——下崗工人、低收入家庭。而這裡的貧困是另一種質地，它浸泡在湖水的腥味里，滲透在開裂的牆縫中，寫在那些因常年勞作而過早蒼老的臉上。
他想起了周瑾在車上說的話：「不是用錢去送、去堆。」可面對此情此景，他第一次對自己的能力產生了懷疑——這些盤根錯節的問題，真的是靠精準施策就能解決的嗎？這些被生活磨去了銳氣的人們，真的能被重新點燃希望嗎？
天色漸暗，村支書老胡小心翼翼地湊過來：「幾位領導，天晚了，要不……先到鎮上歇歇？鎮上條件雖然簡陋，但總比村里強些。」
周瑾看看天色，點點頭：「也好。不過不要驚動太多人，我們就是看看情況。」
「是是是。」老胡連忙應著，心裡卻已經打起了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