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2章 君權 vs 相權
第285章 君權 vs 相權
三月，在神州大陸應為仲春時節，「時也木德盛、陽氣充，春芒甲坼，青青兮蔥蔥；春土脈起，油油兮溶溶」，寓意著新的開始，萬物勃發，以及復甦和希望。
而在漢洲大陸，卻正值秋收，象徵著收穫和豐收，是農人對勞動成果的喜悅和感恩的時刻。此時，夏天的熱烈已然過去，涼爽的秋天則帶來了微風和金黃的色彩。
就在這個秋意盎然的季節，齊國科技屆也迎來了每年成果的收穫時刻，一年一度的皇家科學最高獎也將陸續公布。
皇家科學最高獎的前身是建國初期所設立的工業成果發明獎，政府對工業領域中湧現出的各種發明和改進，予以重金獎勵，以此來促進齊國工業技術的進步和發展。
及至後來，太祖皇帝將這種成果發明獎又進行了若干細分和擴大，包括機械（包括機械發明創造、工業新設計和改進）、物理、化學、醫學、生物、地質，以及農業生產等諸多領域，即凡是在過去一年中為齊國帶來重大工農業和科技利益成果的人，皆予以高額獎金，以示勉勵。
待太祖皇帝於乾武二十八年（1670年）登基稱帝後，設立皇家科學基金，並將這個成果發明獎重新命名皇家科學最高獎，獎金額度也從最初的一千五百元，提高至三千元。
每年，皇家科學院、長安自然科學院、黑山工業研究院、皇室基金委員會等機構會對過去一年中各個領域出現的科技成果或科學發現進行評議和審核，最後逐一確立各個獲獎名單。
自遷都長安後，皇家科學最高獎的頒獎地點便一直被定為長安皇家大劇院。而且，依舊延續了太祖皇帝時期的慣例，皇帝陛下將親自出面，對諸多獲獎者頒發榮譽獎章和獎金，並設立國宴款待這些帝國最為傑出的人才。
倘若，某項獲獎的科學成果、工業發明或者農業改進，被證明足以顛覆目前現有的狀態，並能創造出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那麼皇帝陛下還會對獲獎者封賜爵位，使之一舉邁入帝國貴族階層。
紹寧五年（1690年），齊國為了吸收引進全世界最優秀的科技成果，皇家科學最高獎的評選範圍也不再局限於齊國境內，而接受來自世界各國的科技成果推薦，在經過諸多專家學者的評審後，一旦被認定符合獲獎條件，依舊會授予榮譽獎章和獎金，以及相應的帝國爵位。
若是外國獲獎者願意移民齊國，將會自動獲得國民身份，皇家科學院還會將其吸納為院士，並給予大筆的科研基金，用於資助其後續的研究和探索。
至於房子、票子、車子，皇家科學院自然也會不吝給予，足以確保被引進的外國學者可以心無旁貸地實現科學研究的目的。
在齊國，只要能獲得皇家科學最高獎，那對於個人而言，絕對是名利雙收，更能讓一個藉藉無名的人輕鬆實現階層的跨越，走上人生巔峰。
據說，今年的獎金可能會有所增加，由原先的三千元，提高至五千元。
增加的原因嘛，除了考慮到物價通脹的因素外，還有就是皇室科學基金獲得了一筆大額資助。
一位來自秦國的「土豪」一次性向皇室基金捐獻了二十萬元的巨款，從而大大豐裕了評選委員會的財力，使得獎金額度在保持了五十年後，得以大幅增加。
是的，皇室科學基金會的資金來源已經不再僅局限於皇室的撥款和皇家商社的資金捐助，而是越來越多樣化，開始接受民間團體和個人的捐獻。
畢竟，皇室的開銷也是越來越大，像這種科學性和公益性的極強的項目開支，也不能全都讓皇家自個承擔。
誠然，皇家商社幾乎在國內所有賺錢的行業都有投資和入股，產業規模巨大，每年獲得的利潤數百萬元，堪比一個中等國家的財政收入。
但架不住皇室的日常開銷也是日益增加，皇室宗親的供養、宮室莊園的營建和維護、民間福利保障的維持和改善、慈善基金和科學基金的持續投入，以及皇家的各種賞賜和贊助。
在泰平帝時期，為了避免「與民爭利」和「仗勢欺人」的惡嫌，皇家商社便陸續將旗下經營的紡織、服裝、糧油、食品、製糖、木材加工、五金製造等眾多產業脫手賣出，轉而進入礦產開發、種植園經濟、遠洋運輸、船舶製造、鋼鐵重工、新技術開發、鐵路和公路建設等諸如此類的行業。
這些行業的特徵十分明顯，那就是初時投資大，但資金回收慢，甚至還有可能不會盈利，或盈利很少。
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皇家商社承擔了一部分本該是由政府投入的社會經濟責任。
不過呢，這個帝國按照傳統的「家天下」來論，好歹也是皇帝的，錢都是花在自己家裡了，也是理所應當的。
內閣政府對此自然是樂見其成，不僅可以使國家財政少一分投入，還能直接消耗皇室的財力。
你說，面對一個無法能在財政上拿捏的皇室，內閣政府如何在皇帝面前硬起來？
在華夏古代的政治體制中，皇帝一直都是國家權力的核心，在秦朝以後，皇帝也一直在駕馭著古代官僚帝國的政治運作。皇帝的出現與地位的確立，代表著古代的制度向新的方向發展。除了皇帝之外，在這樣的制度中，又出現了權力的主要執行者，那就是宰相。它是與皇帝不同的權力中心的代表，他們共同組成了國家的政體和權力結構。
縱觀華夏一千多年歷史，以宰相為核心的中樞機構演變史，就是君權和相權互相摩擦和爭鬥的歷史。
君主與宰相在這樣的權力機構中，都有著不一樣的存在價值，雖然君主與宰相一直以來都被視為是一個統一的存在，可是在具體的機構運行過程中，在具體的制度的制度變化裡面，雙方對權力的爭奪非常激烈。
韓非子曾經曰過，「人臣太貴，必易主位。「
這就表明對於臣子的存在，很多政治家已經意識到了其對帝王的威脅性，也揭示出君權與相權之間必然是有矛盾的。雖然，宰相的權利來源於天子，依附於君權，跟君主是有很大的關係的，但是，宰相也是具有獨立性的，二者之間仍然是有矛盾的，仍然是有鬥爭的。
對於皇帝來講，丞相等其他臣子的存在，只是他權力的一個衍生物，然而君主都是猜忌的，對於自己權力的使用也是非常警惕的，於是不可避免的與相權發生極大的爭奪。在歷朝歷代，中央官制的設立和執行上面都不可避免地透露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是極其被重視的，二者的鬥爭也是非常激烈的。
在傳統的政治體制中，君主和臣子共同組成了中央官制的核心。在體制最先誕生的時候，這兩個要素是互相依存的，也是互相影響的。在最理想的狀況下，那就是君主掌握了最高的權力，而臣子只要聽從君主的安排，那麼就能夠維持安穩的秩序，就能夠讓這個機構運行下去。
皇帝最先設置宰相的目的就是幫助自己管理百官，分擔自己的事務。這樣安排的實質就是皇帝希望所有的權利還是攥在自己的手裡，而宰相只是自己手裡的一個工具。然而，皇帝的精力是有限的，即使英明如秦始皇，賢能如唐太宗，仍然沒有辦法掌控所有的事務。
前明時期，洪武皇帝朱元璋在廢除胡惟庸之後，因為沒有宰相幫助自己處理政務，每天處理的奏摺高達兩百多份，處理的國事四百多件，以至於老朱天天加班996，日日白加黑，根本忙不過來。
為此，老朱還抱怨寫了一首詩，「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猶擁被」。
沒奈何，老朱設立了殿閣大學士以為參政顧問，幫助自己處理繁雜的政務，這也成為大明內閣制度的雛形。
後來，內閣首輔逐漸成為了擁有實權的宰相，但它的權力是由皇帝所賦予的，又是由內閣制度決定的，在某種程度上又制約和規範君權。
齊國的中央權力機構設置，既不同於唐宋時期的君相併立、彼此制約的架構，也不同於前明時期君權獨大（當然，後期隨著內閣權力的增長，逐漸開始制約皇權）、相權勢弱的模式，而是有些四不像，或者說是各種權力制衡制度的糅合。
內閣總理的提名不在皇帝，而是由敕令院（立法機構）和元老院（由最早的登州元老院轉化而成，現目前主要為皇室成員、退職的政府高層官員、軍方退休將領，以及社會名望人士組成）選出來的，然後再由皇帝任命。
內閣總理獲得皇帝的認可和任命後，再行組建內閣政府，制定相關執政方針和路線，然後在規定的任期內，對整個帝國實施有效治理。
當然，若是敕令院和元老院選出來的某個內閣總理候選人不為皇帝所認可，皇帝是可以拒絕任命，並要求兩院重新選舉，直到有符合皇帝心意的人選被提交，最後才能順利組建內閣政府。
當年太祖皇帝為了避免後世子孫太過任性，任人唯親，肆意否決兩院的選舉結果，曾對皇帝的提名否決次數做了限制，最多只能拒絕五次候選總理人選的提名，並將此規定載入帝國大誥憲章（即憲法）。
要不然，內閣總理遲遲不得任命，必然會造成中央政府停擺，讓帝國陷入巨大的政治危機當中。
若是第五次選出的總理人選依舊不為皇帝所喜，那也只能捏著鼻子認了，然後在內閣任期內，尋它的錯處，發布緊急敕令，解散或者勒令內閣辭職，任命一名臨時總理，組建臨時內閣政府。
不過，這樣的話，就完全打破了國家政權架構的政治平衡，會顯得皇帝有些不要臉了，也會得罪整個帝國官僚階層，多半會遭到國內眾多有識之士的激烈反對，從而動搖帝國的統治基礎。
齊國建國九十多年來，尚未發生這種掀桌子的事情，除了幾任皇帝「守規矩」、「講政治」外，還有就帝國的國勢始終處於上升期，使得政局較為穩定，皇權和相權也保持著微妙的平衡。
不過，總得看來，皇帝的權力在帝國的政治架構中處於相對強勢的地位，遠不如前明時期那般具有較大的約束力，帝國權力的平衡，完全依賴於皇帝的自我約束。
萬一遇到那種「我死之後，哪管洪水滔天」的混不吝皇帝，絲毫不顧忌任何政治規矩，那必然會成為帝國最大的災難。
當然，齊國的內閣政府，乃至整個國家層面，尚不至於為了帝國的千秋萬代而生出廢黜皇室的念頭。
但是，內閣對於約束皇權、控制皇權、削弱皇權的念頭，卻一直都是存在的。
昔年，太祖、太宗時期，尚處於建國初期，皇帝威權甚重，內閣政府只有俯首聽命的份，自然不敢生出擴大內閣權力的想法。
待太祖和太宗兩任皇帝先後故去後，泰平帝繼位，由於性格溫和，處事明斷，願意放權於內閣，使得內閣政府獲得了不少主動權。
泰平十四年（1716年），秦國夷州鳳山慘案發生，皇帝陛下試圖要對秦國實施武力威脅，遭到內閣的一致反對，以政府不配合的態度終使泰平帝改變主意，轉而以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齊秦危機。
這是齊國內閣政府首次以集體的力量迫使皇帝不得不做出妥協退讓，標誌著相權已經隱隱有了對抗皇權的能力。
就在內閣政府準備以「隨風潛入夜」的方式，慢慢侵蝕和約束皇權之際，帝國皇室突發變故，待機四十多年的太子意外殞命，迫使泰平帝不得不扶立僅為弱冠之齡的皇太孫為繼承人。
隨後，泰平帝駕崩，年輕的永隆帝繼位。
因為新君執政經驗欠缺，必須依賴泰平帝任命的幾位「託孤大臣」傾力輔佐，方能確保帝國政局的平穩運轉，這就使得整個帝國的權力中心不可避免地開始向內閣逐漸傾斜。
這讓內閣政府在驚喜之餘，也不免存了一絲非分之想。
我們齊國是否可以藉此從「君主立憲」模式轉變為「立憲君主」模式呢？
二者雖然意思相近，但詞序改變後，意義卻是不一樣的。
齊國目前的政治制度，類似於「君主立憲制」，是君主為主導制定基本憲法，憲法對內閣和敕令院、元老院的限制遠比皇權的限制要多。
而「立憲君主制」，則主要表示君主根據憲法的規定進行統治，憲法對君主的權力施加多種限制。
這個時期的英格蘭王國就是典型的「立憲君主制」，首先確立王在法下的傳統，即國王必須根據法律統治的原則。對君主的權力極盡限制個約束，議會和內閣在國家權力中處於主導地位。
而齊國的「君主立憲制」，皇帝是事實上的立法者，內閣也是向皇帝而非敕令院和元老院負責。皇帝不僅是行政首腦和憲法制定者，還是軍隊的統帥，人民和貴族的參政權也是來自皇帝「賜予」而非本身固有。
若是，趁著目前皇帝「年幼無知」，處於相對弱勢地位，內閣政府將部分屬於皇帝的權力攥取過來，逐步建立以內閣為主導的帝國權力架構，那是多麼美妙的事情。
屆時，皇帝陛下只需充當帝國名義上的首腦，主持像皇家科學最高獎頒發這種禮儀性的活動，至於帝國大政的治理皆託付於內閣。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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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在神州大陸應為仲春時節，「時也木德盛、陽氣充，春芒甲坼，青青兮蔥蔥；春土脈起，油油兮溶溶」，寓意著新的開始，萬物勃發，以及復甦和希望。
而在漢洲大陸，卻正值秋收，象徵著收穫和豐收，是農人對勞動成果的喜悅和感恩的時刻。此時，夏天的熱烈已然過去，涼爽的秋天則帶來了微風和金黃的色彩。
就在這個秋意盎然的季節，齊國科技屆也迎來了每年成果的收穫時刻，一年一度的皇家科學最高獎也將陸續公布。
皇家科學最高獎的前身是建國初期所設立的工業成果發明獎，政府對工業領域中湧現出的各種發明和改進，予以重金獎勵，以此來促進齊國工業技術的進步和發展。
及至後來，太祖皇帝將這種成果發明獎又進行了若干細分和擴大，包括機械（包括機械發明創造、工業新設計和改進）、物理、化學、醫學、生物、地質，以及農業生產等諸多領域，即凡是在過去一年中為齊國帶來重大工農業和科技利益成果的人，皆予以高額獎金，以示勉勵。
待太祖皇帝於乾武二十八年（1670年）登基稱帝後，設立皇家科學基金，並將這個成果發明獎重新命名皇家科學最高獎，獎金額度也從最初的一千五百元，提高至三千元。
每年，皇家科學院、長安自然科學院、黑山工業研究院、皇室基金委員會等機構會對過去一年中各個領域出現的科技成果或科學發現進行評議和審核，最後逐一確立各個獲獎名單。
自遷都長安後，皇家科學最高獎的頒獎地點便一直被定為長安皇家大劇院。而且，依舊延續了太祖皇帝時期的慣例，皇帝陛下將親自出面，對諸多獲獎者頒發榮譽獎章和獎金，並設立國宴款待這些帝國最為傑出的人才。
倘若，某項獲獎的科學成果、工業發明或者農業改進，被證明足以顛覆目前現有的狀態，並能創造出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那麼皇帝陛下還會對獲獎者封賜爵位，使之一舉邁入帝國貴族階層。
紹寧五年（1690年），齊國為了吸收引進全世界最優秀的科技成果，皇家科學最高獎的評選範圍也不再局限於齊國境內，而接受來自世界各國的科技成果推薦，在經過諸多專家學者的評審後，一旦被認定符合獲獎條件，依舊會授予榮譽獎章和獎金，以及相應的帝國爵位。
若是外國獲獎者願意移民齊國，將會自動獲得國民身份，皇家科學院還會將其吸納為院士，並給予大筆的科研基金，用於資助其後續的研究和探索。
至於房子、票子、車子，皇家科學院自然也會不吝給予，足以確保被引進的外國學者可以心無旁貸地實現科學研究的目的。
在齊國，只要能獲得皇家科學最高獎，那對於個人而言，絕對是名利雙收，更能讓一個藉藉無名的人輕鬆實現階層的跨越，走上人生巔峰。
據說，今年的獎金可能會有所增加，由原先的三千元，提高至五千元。
增加的原因嘛，除了考慮到物價通脹的因素外，還有就是皇室科學基金獲得了一筆大額資助。
一位來自秦國的「土豪」一次性向皇室基金捐獻了二十萬元的巨款，從而大大豐裕了評選委員會的財力，使得獎金額度在保持了五十年後，得以大幅增加。
是的，皇室科學基金會的資金來源已經不再僅局限於皇室的撥款和皇家商社的資金捐助，而是越來越多樣化，開始接受民間團體和個人的捐獻。
畢竟，皇室的開銷也是越來越大，像這種科學性和公益性的極強的項目開支，也不能全都讓皇家自個承擔。
誠然，皇家商社幾乎在國內所有賺錢的行業都有投資和入股，產業規模巨大，每年獲得的利潤數百萬元，堪比一個中等國家的財政收入。
但架不住皇室的日常開銷也是日益增加，皇室宗親的供養、宮室莊園的營建和維護、民間福利保障的維持和改善、慈善基金和科學基金的持續投入，以及皇家的各種賞賜和贊助。
在泰平帝時期，為了避免「與民爭利」和「仗勢欺人」的惡嫌，皇家商社便陸續將旗下經營的紡織、服裝、糧油、食品、製糖、木材加工、五金製造等眾多產業脫手賣出，轉而進入礦產開發、種植園經濟、遠洋運輸、船舶製造、鋼鐵重工、新技術開發、鐵路和公路建設等諸如此類的行業。
這些行業的特徵十分明顯，那就是初時投資大，但資金回收慢，甚至還有可能不會盈利，或盈利很少。
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皇家商社承擔了一部分本該是由政府投入的社會經濟責任。
不過呢，這個帝國按照傳統的「家天下」來論，好歹也是皇帝的，錢都是花在自己家裡了，也是理所應當的。
內閣政府對此自然是樂見其成，不僅可以使國家財政少一分投入，還能直接消耗皇室的財力。
你說，面對一個無法能在財政上拿捏的皇室，內閣政府如何在皇帝面前硬起來？
在華夏古代的政治體制中，皇帝一直都是國家權力的核心，在秦朝以後，皇帝也一直在駕馭著古代官僚帝國的政治運作。皇帝的出現與地位的確立，代表著古代的制度向新的方向發展。除了皇帝之外，在這樣的制度中，又出現了權力的主要執行者，那就是宰相。它是與皇帝不同的權力中心的代表，他們共同組成了國家的政體和權力結構。
縱觀華夏一千多年歷史，以宰相為核心的中樞機構演變史，就是君權和相權互相摩擦和爭鬥的歷史。
君主與宰相在這樣的權力機構中，都有著不一樣的存在價值，雖然君主與宰相一直以來都被視為是一個統一的存在，可是在具體的機構運行過程中，在具體的制度的制度變化裡面，雙方對權力的爭奪非常激烈。
韓非子曾經曰過，「人臣太貴，必易主位。「
這就表明對於臣子的存在，很多政治家已經意識到了其對帝王的威脅性，也揭示出君權與相權之間必然是有矛盾的。雖然，宰相的權利來源於天子，依附於君權，跟君主是有很大的關係的，但是，宰相也是具有獨立性的，二者之間仍然是有矛盾的，仍然是有鬥爭的。
對於皇帝來講，丞相等其他臣子的存在，只是他權力的一個衍生物，然而君主都是猜忌的，對於自己權力的使用也是非常警惕的，於是不可避免的與相權發生極大的爭奪。在歷朝歷代，中央官制的設立和執行上面都不可避免地透露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是極其被重視的，二者的鬥爭也是非常激烈的。
在傳統的政治體制中，君主和臣子共同組成了中央官制的核心。在體制最先誕生的時候，這兩個要素是互相依存的，也是互相影響的。在最理想的狀況下，那就是君主掌握了最高的權力，而臣子只要聽從君主的安排，那麼就能夠維持安穩的秩序，就能夠讓這個機構運行下去。
皇帝最先設置宰相的目的就是幫助自己管理百官，分擔自己的事務。這樣安排的實質就是皇帝希望所有的權利還是攥在自己的手裡，而宰相只是自己手裡的一個工具。然而，皇帝的精力是有限的，即使英明如秦始皇，賢能如唐太宗，仍然沒有辦法掌控所有的事務。
前明時期，洪武皇帝朱元璋在廢除胡惟庸之後，因為沒有宰相幫助自己處理政務，每天處理的奏摺高達兩百多份，處理的國事四百多件，以至於老朱天天加班996，日日白加黑，根本忙不過來。
為此，老朱還抱怨寫了一首詩，「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猶擁被」。
沒奈何，老朱設立了殿閣大學士以為參政顧問，幫助自己處理繁雜的政務，這也成為大明內閣制度的雛形。
後來，內閣首輔逐漸成為了擁有實權的宰相，但它的權力是由皇帝所賦予的，又是由內閣制度決定的，在某種程度上又制約和規範君權。
齊國的中央權力機構設置，既不同於唐宋時期的君相併立、彼此制約的架構，也不同於前明時期君權獨大（當然，後期隨著內閣權力的增長，逐漸開始制約皇權）、相權勢弱的模式，而是有些四不像，或者說是各種權力制衡制度的糅合。
內閣總理的提名不在皇帝，而是由敕令院（立法機構）和元老院（由最早的登州元老院轉化而成，現目前主要為皇室成員、退職的政府高層官員、軍方退休將領，以及社會名望人士組成）選出來的，然後再由皇帝任命。
內閣總理獲得皇帝的認可和任命後，再行組建內閣政府，制定相關執政方針和路線，然後在規定的任期內，對整個帝國實施有效治理。
當然，若是敕令院和元老院選出來的某個內閣總理候選人不為皇帝所認可，皇帝是可以拒絕任命，並要求兩院重新選舉，直到有符合皇帝心意的人選被提交，最後才能順利組建內閣政府。
當年太祖皇帝為了避免後世子孫太過任性，任人唯親，肆意否決兩院的選舉結果，曾對皇帝的提名否決次數做了限制，最多只能拒絕五次候選總理人選的提名，並將此規定載入帝國大誥憲章（即憲法）。
要不然，內閣總理遲遲不得任命，必然會造成中央政府停擺，讓帝國陷入巨大的政治危機當中。
若是第五次選出的總理人選依舊不為皇帝所喜，那也只能捏著鼻子認了，然後在內閣任期內，尋它的錯處，發布緊急敕令，解散或者勒令內閣辭職，任命一名臨時總理，組建臨時內閣政府。
不過，這樣的話，就完全打破了國家政權架構的政治平衡，會顯得皇帝有些不要臉了，也會得罪整個帝國官僚階層，多半會遭到國內眾多有識之士的激烈反對，從而動搖帝國的統治基礎。
齊國建國九十多年來，尚未發生這種掀桌子的事情，除了幾任皇帝「守規矩」、「講政治」外，還有就帝國的國勢始終處於上升期，使得政局較為穩定，皇權和相權也保持著微妙的平衡。
不過，總得看來，皇帝的權力在帝國的政治架構中處於相對強勢的地位，遠不如前明時期那般具有較大的約束力，帝國權力的平衡，完全依賴於皇帝的自我約束。
萬一遇到那種「我死之後，哪管洪水滔天」的混不吝皇帝，絲毫不顧忌任何政治規矩，那必然會成為帝國最大的災難。
當然，齊國的內閣政府，乃至整個國家層面，尚不至於為了帝國的千秋萬代而生出廢黜皇室的念頭。
但是，內閣對於約束皇權、控制皇權、削弱皇權的念頭，卻一直都是存在的。
昔年，太祖、太宗時期，尚處於建國初期，皇帝威權甚重，內閣政府只有俯首聽命的份，自然不敢生出擴大內閣權力的想法。
待太祖和太宗兩任皇帝先後故去後，泰平帝繼位，由於性格溫和，處事明斷，願意放權於內閣，使得內閣政府獲得了不少主動權。
泰平十四年（1716年），秦國夷州鳳山慘案發生，皇帝陛下試圖要對秦國實施武力威脅，遭到內閣的一致反對，以政府不配合的態度終使泰平帝改變主意，轉而以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齊秦危機。
這是齊國內閣政府首次以集體的力量迫使皇帝不得不做出妥協退讓，標誌著相權已經隱隱有了對抗皇權的能力。
就在內閣政府準備以「隨風潛入夜」的方式，慢慢侵蝕和約束皇權之際，帝國皇室突發變故，待機四十多年的太子意外殞命，迫使泰平帝不得不扶立僅為弱冠之齡的皇太孫為繼承人。
隨後，泰平帝駕崩，年輕的永隆帝繼位。
因為新君執政經驗欠缺，必須依賴泰平帝任命的幾位「託孤大臣」傾力輔佐，方能確保帝國政局的平穩運轉，這就使得整個帝國的權力中心不可避免地開始向內閣逐漸傾斜。
這讓內閣政府在驚喜之餘，也不免存了一絲非分之想。
我們齊國是否可以藉此從「君主立憲」模式轉變為「立憲君主」模式呢？
二者雖然意思相近，但詞序改變後，意義卻是不一樣的。
齊國目前的政治制度，類似於「君主立憲制」，是君主為主導制定基本憲法，憲法對內閣和敕令院、元老院的限制遠比皇權的限制要多。
而「立憲君主制」，則主要表示君主根據憲法的規定進行統治，憲法對君主的權力施加多種限制。
這個時期的英格蘭王國就是典型的「立憲君主制」，首先確立王在法下的傳統，即國王必須根據法律統治的原則。對君主的權力極盡限制個約束，議會和內閣在國家權力中處於主導地位。
而齊國的「君主立憲制」，皇帝是事實上的立法者，內閣也是向皇帝而非敕令院和元老院負責。皇帝不僅是行政首腦和憲法制定者，還是軍隊的統帥，人民和貴族的參政權也是來自皇帝「賜予」而非本身固有。
若是，趁著目前皇帝「年幼無知」，處於相對弱勢地位，內閣政府將部分屬於皇帝的權力攥取過來，逐步建立以內閣為主導的帝國權力架構，那是多麼美妙的事情。
屆時，皇帝陛下只需充當帝國名義上的首腦，主持像皇家科學最高獎頒發這種禮儀性的活動，至於帝國大政的治理皆託付於內閣。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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