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萬曆三大征與播州之役，對於明朝所帶來的影響
明朝萬曆年間展開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
萬曆三大征指明神宗萬曆（1573—1620年）年間，先後在明朝西北、西南邊疆和朝鮮展開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分別為李如松（李成梁長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朝鮮之役；以及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這三場大戰鞏固了中華疆土，維護了明朝在東亞的主導地位。
寧夏之役自1592年（萬曆二十年）二月十八日延至九月十八日。朝鮮之役第一回衝突自1592延至1593年（萬曆二十至二十一年）；第二回衝突自1597延至1598年（萬曆二十五至二十六年）。播州之役自1599延至1600年（萬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
而實際上萬曆時期大規模軍事行動還包括萬曆十一年（1583年）至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的明緬戰爭，以及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與後金的薩爾滸之戰，但兩次皆是明朝失敗。
寧夏之役
寧夏是明代邊陲九個軍事重鎮之一，主要是防禦蒙古族人。叛亂的哱拜本是蒙古韃靼人，明嘉靖年間因得罪酋長，父兄被殺，他投了明軍。萬曆十七年（1589年），被提為副總兵，致仕後，其子哱承恩襲位。
萬曆十九年，火落赤等部犯洮河告急，哱拜自請率所部三千人往援，至金城，見各鎮兵皆出其下，歸途取路塞外，戎兵亦遠避之，因益驕橫，有輕中外之心。巡撫黨馨每抑裁之，並核其冒餉罪，哱拜因於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糾合其子承恩、義子哱雲及土文秀等，嗾使軍鋒劉東暘叛亂，殺黨馨及副使石繼芳，縱火焚公署，收符印，發帑釋囚。脅迫總兵官張惟忠以黨馨「扣餉激變」奏報，並索取敕印，惟忠自縊死。
此後東暘自稱總兵，以拜為謀主，以承恩、許朝為左右副總兵，土文秀、哱云為左右參將，占據寧夏鎮，刑牲而盟。出兵連下中衛、廣武、玉泉營、靈州（今寧夏靈武）等城，惟平虜堅守不下。叛軍又以許花馬池一帶聽其住牧為誘餌，得套部蒙古首領著力兔等相助，勢力越加強大，全陝震動。
三月四日，副總兵李昫奉總督魏學曾檄，攝總兵事進剿，但叛軍恃套部蒙古支持，勢甚強。此後，明朝特調副麻貴馳援，貴率蒼頭軍在攻城同時，阻擊套部蒙古，斬獲甚多。
四月，又調李如松為寧夏總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國楨監軍，統遼東、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進行圍剿。
七月，麻貴等搗毀套部大營，追奔至賀蘭山，將其盡逐出塞。各路援軍在代學曾為總督的葉夢熊的統帥下，將寧夏城團團包圍，並決水灌城。叛軍失去外援，城內彈盡糧絕，同時內部發生火併。
九月十六日劉東暘殺土文秀，承恩殺許朝，後周國柱又殺劉東暘。軍心渙散。李如松攻破大城後又圍哱拜家，拜闔門自盡，承恩等被擒，至此，哱拜之亂全部平息。
朝鮮之役
公元1592年，掌握日本大權的豐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率軍從對馬攻占朝鮮釜山，又渡臨津江，進逼王京（今首爾）。朝鮮國王李昖沉湎酒色、弛於武備、政治腐敗，軍隊望風而潰。李昖逃奔平壤、後又奔義州（今新義州東北）。日軍進占王京後，毀墳墓，劫王子、陪臣，剽掠府庫。又攻入開城、平壤。朝鮮八道淪陷七道。在這種形勢下，明朝應朝鮮之請，出兵援朝。但援軍因兵少力弱，地理不熟，游擊史儒戰死，副總兵祖承訓僅以身免。
明廷得敗訊後，以宋應昌為經略、李如松為東征提督，集四萬兵馬赴朝。次年正月進攻平壤，擊敗小西行長部，獲平壤大捷，此後又復開城，扭轉戰局。後又進逼王京，但在距王京三十里的碧蹄館因輕敵中伏，損失慘重，李如松險些陣亡。三月，劉綎、陳璘率軍抵朝。明軍扼臨津、寶山等處，並斷日軍糧道。
日軍缺糧，不得不放棄王京，退縮至釜山等地，開始與明軍談判。為爭取時間，明兵部尚書石星力主和議。但因日本提出以大同江為界等無理要求，談判破裂。
二十五年日軍再次發動進攻，明神宗朱翊鈞下石星等於獄，以邢玠為薊遼總督，因李如松已經在與蒙古人的戰爭中戰死，所以任命麻貴為備倭大將軍，調薊遼、宣府、大同、山西、陝西兵及福建、吳淞水兵援朝，又募川、漢兵等往援。次年二月，明軍兵分四路，中路董一元、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分道向釜山挺進，陳璘與朝鮮水軍將領李舜臣緊密配合，在海上追擊敵人最精銳的小西行長所部。
八月，豐臣秀吉死，日軍撤兵，明朝聯軍乘勢進擊，日軍戰敗。但明軍老將鄧子龍也在與日軍的露梁海之戰中死亡。十一月，戰爭基本結束。主要戰役有碧蹄館戰役，南平血戰，釜山攻防戰，露梁海戰等等。
播州之役
播州位於四川、貴州、湖北間，山川險要，廣袤千里。自唐楊端之後，楊氏世代統治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
明初，楊鏗內附，明任命其為播州宣慰司使。萬曆初，楊應龍為播州宣慰司使，驕橫跋扈，作惡多端，並於萬曆十七年公開作亂。明廷對楊應龍之亂舉棋不定，未採取有力對策。因此應龍本人一面向明朝佯稱出人出錢以抵罪贖罪，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貴州、湖廣的數十個屯堡與城鎮，搜戮居民，奸淫擄掠。
二十六年，四川巡撫譚希思於綦江、合江（今四川瀘州東）設防。次年，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率軍三千進剿，失利，楊國柱被殺。明廷罷江東之，以郭子章代之。又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並調劉綎及麻貴、陳璘、董一元等南征。
二十八年，徵兵大集，二月，在總督李化龍指揮下，明軍分兵八路進發，每路約三萬人。劉綎進兵綦江，連破楠木山、羊簡台、三峒天險。又敗應龍之子朝棟所統苗軍。巾幗英雄秦良玉與其丈夫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築等七寨，並偕同酉陽等土司軍一起攻下桑木關為南川路戰功第一。其他幾路明軍也取得勝利。三月底，劉綎攻占婁山關，四月，楊應龍率諸苗決死戰，又敗。綎進占楊應龍所依天險之地龍爪、海雲，至海龍囤（今遵義西北），與諸路軍合圍之。六月，劉綎又破大城。應龍知大勢已去，與二妾自縊，子朝棟等被執，明軍入城，播州平。後分其地為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四川、貴州。
一、改土歸流前朝廷對播州土司地經營及影響
播州土司先祖經營播州地區的歷史，從文獻記載看，可以追溯到唐乾符初年，時「南詔陷播」，楊端收復播州伊始。是時，因唐朝政局混亂，邊疆多事，朝廷自顧不暇，遂有楊氏擁兵據播州，世代傳襲。據《新唐書》卷四十五《地理五》載，當時播州楊氏先祖統轄之播州「地方偏僻，人口稀少，總計戶不滿五百，人口不過二千餘。」此經營區域大致在今烏江北岸之遵義、綏陽等縣[2]，統轄區域甚為狹小。
宋大觀二年，朝廷在播州楊氏地置遵義軍及播州。「當時州、軍全境屬地，西北有今赤水、習水；北至桐梓，東北達正安、務川等地，遠較唐朝播州為廣，此時戶口數亦不過萬餘家」[2]。從轄地看多在烏江以北諸地。然烏江以南，即後之播州楊氏開拓的平越地區，宋朝時，屬於羈縻州郡難以控制的「生界」地，其地周邊西北有播州，東部有思州，西南有宋氏等勢力。但是以上各地方勢力，當時誰都不能單獨控制這一地區。原因在於此片地區路途遙遠、山河阻隔，民族較多，因而鞭長莫及，對於平越這樣的區位格局，北宋時代幾乎是不予過問的。
宋廷南渡後，政治中心南移，隨著南宋王朝西部邊疆危機的加深，朝廷才開始對平越地區有所了解。特別是忽必烈偷襲雲南成功後，為了防範蒙古汗國穿越貴州腹地，攻擊南宋後路[3]。宋廷不得不藉助思州、播州兩大地方勢力，深入了解這片地區的自然特點、風土民情和戰略形勝。甚至允許這兩家勢力代替自己規劃軍事防禦，防止蒙古汗國穿越這一地帶偷襲南宋防務的後路。這一決策的最終結果，導致蒙古汗國最終不能通過播州、思州和平越地區偷襲南宋。然而這一做法，也導致了播州、思州兩大地方勢力的坐大，並向南插入平越地區，陸續蠶食這片「生界」。大致而言，思州勢力控制了平越地區的東部，而播州勢力控制平越地區的西部。然而還沒有等到兩大地方勢力完全吞食平越地區時，元世祖忽必烈就統一了全國，建立了元朝。
元朝時，為實現其在西南地區統治，朝廷除了武力征服外，還積極仰仗西南等傳統地方勢力，加以統轄。如忽必烈憑藉多年的政治經驗，清醒認識到「在俗異地險、民風強悍的多民族的西南地區，如不利用那些世襲守土的土酋大姓，而單靠軍事征服，就只會得逞於一時，而難於進行長期有效的統治。」[4]《清史稿》列傳二百九十九載：「西南諸省，水復山重，草木蒙昧，雲霧晦冥，人生其間，叢叢虱虱，言語飲食，迥殊華風。」明確說明了西南地區的地理環境、民族文化與中原差異甚大，如果要採取與內地一體化的經營模式，勢必引發民族衝突，進而影響中央王朝對西南的經營。因此，元朝為經營好西南各民族，實施了恩威兼施的治理決策，即以強大的政治軍事實力為後盾，大力招撫利用那些當地原有的上層統治者，並形成一套固定的土官制度，加以治理。
元朝政府對於土司政權的承襲、權職多從本俗。《元史》卷二十六載：「遠方蠻夷，頑獷難制，必任土人，可以集事。今或闕員，宜從本俗，權職以行。」同時還根據元朝刑法「土官有罪，罰而不廢」等等。
南宋末年，元軍攻入大理，在平定雲南後，立即向貴州進軍，在強大的兵威之下，貴州境內的地方勢力紛紛歸附。至元十四年（1277），播州楊邦憲納土。因楊邦憲能「審於去就，摯版圖內附」，「屢效忠順」，世祖對他「實寵嘉之」。此外，加上黔北地區地理環境複雜，形勢險惡，元朝將實際地方治理權委於楊氏之手，這樣播州楊氏統治範圍大增，元代達到頂峰。《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四載：播州土司轄地「廣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塹山為關，東南附江為池。蒙茸險削，居然奧區。領黃平、草塘二安撫，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田、張、袁、盧、譚、羅、吳七姓，世為目把。」①材料中的「黃平、草塘二安撫」地，位處今黃平縣境和甕安縣境。「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地，位處今道真、遵義、餘慶、甕安諸縣境。據研究，元朝時，播州土司地南迄今清水江上游諸地，西至鴨池河，北包今川渝黔邊境等廣大範圍，統轄區域已達 5萬平方公里。
明朝統一全國後，在川滇藏甘地帶，還留有大量的元蒙殘餘勢力，始終占著長江上游，一旦與北元勢力聯合，大有重演弧形包圍南宋故事②。如雲南梁王把匝刺瓦兒密就擁有精兵十餘萬威脅明朝的安危③，加之川西及西南諸夷叛服不常，明廷為達到「額以賦役，聽我驅調」的經營目標。明承元制，對西南各土司多施撫慰之策，就播州土司言，升播州宣撫司為播州宣慰司，領安撫司二，長官司六，轄地包括今遵義、桐梓、正安、道真、赤水、習水、仁懷、綏陽、湄潭、鳳岡、餘慶、甕安、黃平、福泉、凱里等地，為貴州四大宣慰司之一④。從轄區看，此土司位處湖廣經黔入滇道的北段，這一地區穩定與否直接牽涉朝廷對雲南的經營，因此明初對此一直實施綏撫之策。
此外，明朝為加強對雲南的統治，以防蒙古通過「藏彝走廊」的北段進入雲南，威脅其西南統治，朝廷在思州、思南二土司改土歸流的基礎上，設置了貴州省。甚為奇怪的是，貴州建省後近 200餘年間，播州以上諸地區一直屬四川播州楊氏統轄，特別是播州統轄的平越地，就像一條楔子插入了貴州東西兩片轄區之間，將明代貴州轄境橫截為東西兩個部分。既然明代已經置貴州行省，土司又為朝廷命官，為何又不將播州南部的平越地區劃撥給貴州省統轄呢？此甚為蹊蹺。筆者通過實圖查看和翻閱大量典籍記載後發現，明朝此一行政管理原因大致有三：（一）播州南部的平越地區位處高山深谷間，其核心地段正好位於烏江水系和沅江水系的分水嶺上，這道分水嶺從西向東，將平越一分為二，北部屬於烏江水系，南部屬於沅江水系。這道分水嶺雖然海拔不高，但無航路可通，同時又遠離發達地帶，有效統治難度大。此外，平越地區位處分水嶺以北的地段，東臨梵淨山山系，西側也有一道南北走向的山系阻隔，就構成了播州楊氏與水東宋氏的分水嶺，也就是說，平越地區北部三面環山，建構水田的面積甚為狹小。因而明代很難在這兒形成較大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同時穿越貴州腹地的湖廣經黔入滇驛路主幹線又從這兒穿過，要維護驛路經費和安全，當時明朝之貴州省還承擔不起，故長期不考慮劃撥給貴州省。（二）明初，整個平越地區，漢民居民甚少，這裡生活的少數民族主要有土家族、布依族、苗族和仡佬族等，除布依族外，生息在該區的土家族、苗族、仡佬族由於其傳統生產方式與漢族差異甚大，為了維護驛路的安全和減輕驛路維護安全費用，明廷在湖廣經黔入滇道實施湖廣、四川、貴州三段管理，其管理費用也分別由以上諸省承擔。為了減輕貴州省的財力負擔，故朝廷也不急於將播州平越地撥入貴州統轄。（三）明朝初年，西南邊疆還不穩定，既有蒙古殘軍的叛亂、又有諸夷的叛服不常，加之特殊的地理環境。
故此，明朝要經營這樣的地區，也別無選擇，只能強化對播州楊氏的控制，然要達到對播州楊氏的有效控制，就需要實施最大限度的放權，以免刺激播州土司。因此，朝廷對播州土司一直採取安撫政策，在稅賦上，採取了輕徭薄賦的經營政策。《明史》卷三百一十二載：「播州土地既入版圖，當收其貢賦，歲納糧二千五百石為軍儲。」然朱元璋「以其率先來歸，田稅隨所入，不必以額。」「永樂四年，（朝廷又）免播州荒田租」。《神宗萬曆實錄》卷三五七亦載：「環播幅員千里，田地數千萬畝，舊額糧歲以五千八百石」等等。在播州土司統轄 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僅區區歲糧，還不足中原一縣，足見朝廷經營播州之良苦用心。
鑑於上述，朝廷對播州土司這種尷尬的經營模式，誘發了播州土司的驕盛和叛逆，出現了對治下土司、庶民的殘酷統治，進而對抗朝廷。《神宗萬曆實錄》卷二七八載：「宣慰司所屬田、張、袁、盧、譚、羅、吳等七姓民及真州、餘慶、白泥、容山、重安等五土司不堪其勢，上訴重慶府。」但據於邊患，四川巡撫李化龍以調楊應龍「防松潘」，暫免其罪。值得一提的是，此處「防松潘」，指的是西北蒙古越過了藏彝走廊，進入川西，詳情請見下文。此外，為了加強對楊應龍的統治，以免其變亂，朝廷以其子楊朝棟為人質，不幸的是楊朝棟竟死於重慶，引起了播州楊氏對朝廷的不滿，終於引發了「萬曆三大役」①之一的「播州之役」。
這裡，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明萬曆元年（1573），土默特蒙古首領俺答汗率部經青海南下康區，已進至康區東部的魚通和南部的理塘附近，積極支持佛教寺院的建立。萬曆八年（1580），三世達賴索南嘉措在蒙古各部的支持下，為了擴大格魯派的實力，將青海和康區的「邦根」寺院，陸續改建為格魯派寺院，其中最著名者首推理塘寺。萬曆十八年（1590），蒙古俺答汗的孫子順義王扯力克以朝佛為名義，率「控弦之士三千人」南下，並「大言欲南略洮、岷、松、茂」。此外，蒙古部落攻破阿壩寨，逼近松潘城。進而還多次襲擊滇西北地區。《滇系》「事略」載，萬曆二十二年（1594），「西韃虜寇臨西」②，「韃虜」，即對蒙古人的稱呼。萬曆後期，不少進入川西北地區的蒙古部落相繼在當地駐牧遊獵。松潘漳臘一時「牛馬羊只，布滿山溪，毛帳氈房，星列草地」，僅在漳臘城內的蒙古牧民就有「百五六十帳」。青海蒙古部落除進入川西北松潘、茂州等地活動外，還向康區發展。萬曆二十四年（1596），青海蒙古部落首領火落赤率三千餘騎「突犯松潘」。松潘「自北界作兒革迄殺鹿塘、毛爾革地方，其間番族為虜所挾者十有八、九。」足見蒙古族南進明朝西南邊疆，引起了明廷上下的高度重視。使明朝統治者再次清醒地意識到，一旦川西、雲南失守，經濟發達的中原地區就會再次陷入蒙古軍隊的弧形包圍圈之內。而雲南的地理位置正好處於弧形包圍圈的軟肋上，最容易被從青藏高原南下的蒙古族突破。這樣西南土司區的穩定被提到了戰略的高度，恰在此時，播州楊氏對抗朝廷，擾亂西南，故明廷迅速決定對其改土歸流。
二、改土歸流後對播州土司區的經營及影響
播州楊氏統治播州地區七百餘年，形成了一整套地方管理模式。然楊氏被滅後，必定會出現權利的真空。此外，管理模式的變換，進而又會影響當地的穩定。所以，善後事宜的正確處理直接關係到該地區長期的穩定，故甚為明廷重視。明朝對播州土司改土歸流後，正式將其納入正規的行政管理機制，開始從委託土司統治，直接納入中央王朝統治之下，在此正疆域、設屯政、設將領諸多政治管理模式，對於穩定西南地區的統治發揮了積極作用。
萬曆三大征指明神宗萬曆（1573—1620年）年間，先後在明朝西北、西南邊疆和朝鮮展開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分別為李如松（李成梁長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朝鮮之役；以及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這三場大戰鞏固了中華疆土，維護了明朝在東亞的主導地位。
寧夏之役自1592年（萬曆二十年）二月十八日延至九月十八日。朝鮮之役第一回衝突自1592延至1593年（萬曆二十至二十一年）；第二回衝突自1597延至1598年（萬曆二十五至二十六年）。播州之役自1599延至1600年（萬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
而實際上萬曆時期大規模軍事行動還包括萬曆十一年（1583年）至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的明緬戰爭，以及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與後金的薩爾滸之戰，但兩次皆是明朝失敗。
寧夏之役
寧夏是明代邊陲九個軍事重鎮之一，主要是防禦蒙古族人。叛亂的哱拜本是蒙古韃靼人，明嘉靖年間因得罪酋長，父兄被殺，他投了明軍。萬曆十七年（1589年），被提為副總兵，致仕後，其子哱承恩襲位。
萬曆十九年，火落赤等部犯洮河告急，哱拜自請率所部三千人往援，至金城，見各鎮兵皆出其下，歸途取路塞外，戎兵亦遠避之，因益驕橫，有輕中外之心。巡撫黨馨每抑裁之，並核其冒餉罪，哱拜因於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糾合其子承恩、義子哱雲及土文秀等，嗾使軍鋒劉東暘叛亂，殺黨馨及副使石繼芳，縱火焚公署，收符印，發帑釋囚。脅迫總兵官張惟忠以黨馨「扣餉激變」奏報，並索取敕印，惟忠自縊死。
此後東暘自稱總兵，以拜為謀主，以承恩、許朝為左右副總兵，土文秀、哱云為左右參將，占據寧夏鎮，刑牲而盟。出兵連下中衛、廣武、玉泉營、靈州（今寧夏靈武）等城，惟平虜堅守不下。叛軍又以許花馬池一帶聽其住牧為誘餌，得套部蒙古首領著力兔等相助，勢力越加強大，全陝震動。
三月四日，副總兵李昫奉總督魏學曾檄，攝總兵事進剿，但叛軍恃套部蒙古支持，勢甚強。此後，明朝特調副麻貴馳援，貴率蒼頭軍在攻城同時，阻擊套部蒙古，斬獲甚多。
四月，又調李如松為寧夏總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國楨監軍，統遼東、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進行圍剿。
七月，麻貴等搗毀套部大營，追奔至賀蘭山，將其盡逐出塞。各路援軍在代學曾為總督的葉夢熊的統帥下，將寧夏城團團包圍，並決水灌城。叛軍失去外援，城內彈盡糧絕，同時內部發生火併。
九月十六日劉東暘殺土文秀，承恩殺許朝，後周國柱又殺劉東暘。軍心渙散。李如松攻破大城後又圍哱拜家，拜闔門自盡，承恩等被擒，至此，哱拜之亂全部平息。
朝鮮之役
公元1592年，掌握日本大權的豐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率軍從對馬攻占朝鮮釜山，又渡臨津江，進逼王京（今首爾）。朝鮮國王李昖沉湎酒色、弛於武備、政治腐敗，軍隊望風而潰。李昖逃奔平壤、後又奔義州（今新義州東北）。日軍進占王京後，毀墳墓，劫王子、陪臣，剽掠府庫。又攻入開城、平壤。朝鮮八道淪陷七道。在這種形勢下，明朝應朝鮮之請，出兵援朝。但援軍因兵少力弱，地理不熟，游擊史儒戰死，副總兵祖承訓僅以身免。
明廷得敗訊後，以宋應昌為經略、李如松為東征提督，集四萬兵馬赴朝。次年正月進攻平壤，擊敗小西行長部，獲平壤大捷，此後又復開城，扭轉戰局。後又進逼王京，但在距王京三十里的碧蹄館因輕敵中伏，損失慘重，李如松險些陣亡。三月，劉綎、陳璘率軍抵朝。明軍扼臨津、寶山等處，並斷日軍糧道。
日軍缺糧，不得不放棄王京，退縮至釜山等地，開始與明軍談判。為爭取時間，明兵部尚書石星力主和議。但因日本提出以大同江為界等無理要求，談判破裂。
二十五年日軍再次發動進攻，明神宗朱翊鈞下石星等於獄，以邢玠為薊遼總督，因李如松已經在與蒙古人的戰爭中戰死，所以任命麻貴為備倭大將軍，調薊遼、宣府、大同、山西、陝西兵及福建、吳淞水兵援朝，又募川、漢兵等往援。次年二月，明軍兵分四路，中路董一元、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分道向釜山挺進，陳璘與朝鮮水軍將領李舜臣緊密配合，在海上追擊敵人最精銳的小西行長所部。
八月，豐臣秀吉死，日軍撤兵，明朝聯軍乘勢進擊，日軍戰敗。但明軍老將鄧子龍也在與日軍的露梁海之戰中死亡。十一月，戰爭基本結束。主要戰役有碧蹄館戰役，南平血戰，釜山攻防戰，露梁海戰等等。
播州之役
播州位於四川、貴州、湖北間，山川險要，廣袤千里。自唐楊端之後，楊氏世代統治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
明初，楊鏗內附，明任命其為播州宣慰司使。萬曆初，楊應龍為播州宣慰司使，驕橫跋扈，作惡多端，並於萬曆十七年公開作亂。明廷對楊應龍之亂舉棋不定，未採取有力對策。因此應龍本人一面向明朝佯稱出人出錢以抵罪贖罪，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貴州、湖廣的數十個屯堡與城鎮，搜戮居民，奸淫擄掠。
二十六年，四川巡撫譚希思於綦江、合江（今四川瀘州東）設防。次年，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率軍三千進剿，失利，楊國柱被殺。明廷罷江東之，以郭子章代之。又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並調劉綎及麻貴、陳璘、董一元等南征。
二十八年，徵兵大集，二月，在總督李化龍指揮下，明軍分兵八路進發，每路約三萬人。劉綎進兵綦江，連破楠木山、羊簡台、三峒天險。又敗應龍之子朝棟所統苗軍。巾幗英雄秦良玉與其丈夫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築等七寨，並偕同酉陽等土司軍一起攻下桑木關為南川路戰功第一。其他幾路明軍也取得勝利。三月底，劉綎攻占婁山關，四月，楊應龍率諸苗決死戰，又敗。綎進占楊應龍所依天險之地龍爪、海雲，至海龍囤（今遵義西北），與諸路軍合圍之。六月，劉綎又破大城。應龍知大勢已去，與二妾自縊，子朝棟等被執，明軍入城，播州平。後分其地為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四川、貴州。
一、改土歸流前朝廷對播州土司地經營及影響
播州土司先祖經營播州地區的歷史，從文獻記載看，可以追溯到唐乾符初年，時「南詔陷播」，楊端收復播州伊始。是時，因唐朝政局混亂，邊疆多事，朝廷自顧不暇，遂有楊氏擁兵據播州，世代傳襲。據《新唐書》卷四十五《地理五》載，當時播州楊氏先祖統轄之播州「地方偏僻，人口稀少，總計戶不滿五百，人口不過二千餘。」此經營區域大致在今烏江北岸之遵義、綏陽等縣[2]，統轄區域甚為狹小。
宋大觀二年，朝廷在播州楊氏地置遵義軍及播州。「當時州、軍全境屬地，西北有今赤水、習水；北至桐梓，東北達正安、務川等地，遠較唐朝播州為廣，此時戶口數亦不過萬餘家」[2]。從轄地看多在烏江以北諸地。然烏江以南，即後之播州楊氏開拓的平越地區，宋朝時，屬於羈縻州郡難以控制的「生界」地，其地周邊西北有播州，東部有思州，西南有宋氏等勢力。但是以上各地方勢力，當時誰都不能單獨控制這一地區。原因在於此片地區路途遙遠、山河阻隔，民族較多，因而鞭長莫及，對於平越這樣的區位格局，北宋時代幾乎是不予過問的。
宋廷南渡後，政治中心南移，隨著南宋王朝西部邊疆危機的加深，朝廷才開始對平越地區有所了解。特別是忽必烈偷襲雲南成功後，為了防範蒙古汗國穿越貴州腹地，攻擊南宋後路[3]。宋廷不得不藉助思州、播州兩大地方勢力，深入了解這片地區的自然特點、風土民情和戰略形勝。甚至允許這兩家勢力代替自己規劃軍事防禦，防止蒙古汗國穿越這一地帶偷襲南宋防務的後路。這一決策的最終結果，導致蒙古汗國最終不能通過播州、思州和平越地區偷襲南宋。然而這一做法，也導致了播州、思州兩大地方勢力的坐大，並向南插入平越地區，陸續蠶食這片「生界」。大致而言，思州勢力控制了平越地區的東部，而播州勢力控制平越地區的西部。然而還沒有等到兩大地方勢力完全吞食平越地區時，元世祖忽必烈就統一了全國，建立了元朝。
元朝時，為實現其在西南地區統治，朝廷除了武力征服外，還積極仰仗西南等傳統地方勢力，加以統轄。如忽必烈憑藉多年的政治經驗，清醒認識到「在俗異地險、民風強悍的多民族的西南地區，如不利用那些世襲守土的土酋大姓，而單靠軍事征服，就只會得逞於一時，而難於進行長期有效的統治。」[4]《清史稿》列傳二百九十九載：「西南諸省，水復山重，草木蒙昧，雲霧晦冥，人生其間，叢叢虱虱，言語飲食，迥殊華風。」明確說明了西南地區的地理環境、民族文化與中原差異甚大，如果要採取與內地一體化的經營模式，勢必引發民族衝突，進而影響中央王朝對西南的經營。因此，元朝為經營好西南各民族，實施了恩威兼施的治理決策，即以強大的政治軍事實力為後盾，大力招撫利用那些當地原有的上層統治者，並形成一套固定的土官制度，加以治理。
元朝政府對於土司政權的承襲、權職多從本俗。《元史》卷二十六載：「遠方蠻夷，頑獷難制，必任土人，可以集事。今或闕員，宜從本俗，權職以行。」同時還根據元朝刑法「土官有罪，罰而不廢」等等。
南宋末年，元軍攻入大理，在平定雲南後，立即向貴州進軍，在強大的兵威之下，貴州境內的地方勢力紛紛歸附。至元十四年（1277），播州楊邦憲納土。因楊邦憲能「審於去就，摯版圖內附」，「屢效忠順」，世祖對他「實寵嘉之」。此外，加上黔北地區地理環境複雜，形勢險惡，元朝將實際地方治理權委於楊氏之手，這樣播州楊氏統治範圍大增，元代達到頂峰。《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四載：播州土司轄地「廣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塹山為關，東南附江為池。蒙茸險削，居然奧區。領黃平、草塘二安撫，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田、張、袁、盧、譚、羅、吳七姓，世為目把。」①材料中的「黃平、草塘二安撫」地，位處今黃平縣境和甕安縣境。「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地，位處今道真、遵義、餘慶、甕安諸縣境。據研究，元朝時，播州土司地南迄今清水江上游諸地，西至鴨池河，北包今川渝黔邊境等廣大範圍，統轄區域已達 5萬平方公里。
明朝統一全國後，在川滇藏甘地帶，還留有大量的元蒙殘餘勢力，始終占著長江上游，一旦與北元勢力聯合，大有重演弧形包圍南宋故事②。如雲南梁王把匝刺瓦兒密就擁有精兵十餘萬威脅明朝的安危③，加之川西及西南諸夷叛服不常，明廷為達到「額以賦役，聽我驅調」的經營目標。明承元制，對西南各土司多施撫慰之策，就播州土司言，升播州宣撫司為播州宣慰司，領安撫司二，長官司六，轄地包括今遵義、桐梓、正安、道真、赤水、習水、仁懷、綏陽、湄潭、鳳岡、餘慶、甕安、黃平、福泉、凱里等地，為貴州四大宣慰司之一④。從轄區看，此土司位處湖廣經黔入滇道的北段，這一地區穩定與否直接牽涉朝廷對雲南的經營，因此明初對此一直實施綏撫之策。
此外，明朝為加強對雲南的統治，以防蒙古通過「藏彝走廊」的北段進入雲南，威脅其西南統治，朝廷在思州、思南二土司改土歸流的基礎上，設置了貴州省。甚為奇怪的是，貴州建省後近 200餘年間，播州以上諸地區一直屬四川播州楊氏統轄，特別是播州統轄的平越地，就像一條楔子插入了貴州東西兩片轄區之間，將明代貴州轄境橫截為東西兩個部分。既然明代已經置貴州行省，土司又為朝廷命官，為何又不將播州南部的平越地區劃撥給貴州省統轄呢？此甚為蹊蹺。筆者通過實圖查看和翻閱大量典籍記載後發現，明朝此一行政管理原因大致有三：（一）播州南部的平越地區位處高山深谷間，其核心地段正好位於烏江水系和沅江水系的分水嶺上，這道分水嶺從西向東，將平越一分為二，北部屬於烏江水系，南部屬於沅江水系。這道分水嶺雖然海拔不高，但無航路可通，同時又遠離發達地帶，有效統治難度大。此外，平越地區位處分水嶺以北的地段，東臨梵淨山山系，西側也有一道南北走向的山系阻隔，就構成了播州楊氏與水東宋氏的分水嶺，也就是說，平越地區北部三面環山，建構水田的面積甚為狹小。因而明代很難在這兒形成較大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同時穿越貴州腹地的湖廣經黔入滇驛路主幹線又從這兒穿過，要維護驛路經費和安全，當時明朝之貴州省還承擔不起，故長期不考慮劃撥給貴州省。（二）明初，整個平越地區，漢民居民甚少，這裡生活的少數民族主要有土家族、布依族、苗族和仡佬族等，除布依族外，生息在該區的土家族、苗族、仡佬族由於其傳統生產方式與漢族差異甚大，為了維護驛路的安全和減輕驛路維護安全費用，明廷在湖廣經黔入滇道實施湖廣、四川、貴州三段管理，其管理費用也分別由以上諸省承擔。為了減輕貴州省的財力負擔，故朝廷也不急於將播州平越地撥入貴州統轄。（三）明朝初年，西南邊疆還不穩定，既有蒙古殘軍的叛亂、又有諸夷的叛服不常，加之特殊的地理環境。
故此，明朝要經營這樣的地區，也別無選擇，只能強化對播州楊氏的控制，然要達到對播州楊氏的有效控制，就需要實施最大限度的放權，以免刺激播州土司。因此，朝廷對播州土司一直採取安撫政策，在稅賦上，採取了輕徭薄賦的經營政策。《明史》卷三百一十二載：「播州土地既入版圖，當收其貢賦，歲納糧二千五百石為軍儲。」然朱元璋「以其率先來歸，田稅隨所入，不必以額。」「永樂四年，（朝廷又）免播州荒田租」。《神宗萬曆實錄》卷三五七亦載：「環播幅員千里，田地數千萬畝，舊額糧歲以五千八百石」等等。在播州土司統轄 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僅區區歲糧，還不足中原一縣，足見朝廷經營播州之良苦用心。
鑑於上述，朝廷對播州土司這種尷尬的經營模式，誘發了播州土司的驕盛和叛逆，出現了對治下土司、庶民的殘酷統治，進而對抗朝廷。《神宗萬曆實錄》卷二七八載：「宣慰司所屬田、張、袁、盧、譚、羅、吳等七姓民及真州、餘慶、白泥、容山、重安等五土司不堪其勢，上訴重慶府。」但據於邊患，四川巡撫李化龍以調楊應龍「防松潘」，暫免其罪。值得一提的是，此處「防松潘」，指的是西北蒙古越過了藏彝走廊，進入川西，詳情請見下文。此外，為了加強對楊應龍的統治，以免其變亂，朝廷以其子楊朝棟為人質，不幸的是楊朝棟竟死於重慶，引起了播州楊氏對朝廷的不滿，終於引發了「萬曆三大役」①之一的「播州之役」。
這裡，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明萬曆元年（1573），土默特蒙古首領俺答汗率部經青海南下康區，已進至康區東部的魚通和南部的理塘附近，積極支持佛教寺院的建立。萬曆八年（1580），三世達賴索南嘉措在蒙古各部的支持下，為了擴大格魯派的實力，將青海和康區的「邦根」寺院，陸續改建為格魯派寺院，其中最著名者首推理塘寺。萬曆十八年（1590），蒙古俺答汗的孫子順義王扯力克以朝佛為名義，率「控弦之士三千人」南下，並「大言欲南略洮、岷、松、茂」。此外，蒙古部落攻破阿壩寨，逼近松潘城。進而還多次襲擊滇西北地區。《滇系》「事略」載，萬曆二十二年（1594），「西韃虜寇臨西」②，「韃虜」，即對蒙古人的稱呼。萬曆後期，不少進入川西北地區的蒙古部落相繼在當地駐牧遊獵。松潘漳臘一時「牛馬羊只，布滿山溪，毛帳氈房，星列草地」，僅在漳臘城內的蒙古牧民就有「百五六十帳」。青海蒙古部落除進入川西北松潘、茂州等地活動外，還向康區發展。萬曆二十四年（1596），青海蒙古部落首領火落赤率三千餘騎「突犯松潘」。松潘「自北界作兒革迄殺鹿塘、毛爾革地方，其間番族為虜所挾者十有八、九。」足見蒙古族南進明朝西南邊疆，引起了明廷上下的高度重視。使明朝統治者再次清醒地意識到，一旦川西、雲南失守，經濟發達的中原地區就會再次陷入蒙古軍隊的弧形包圍圈之內。而雲南的地理位置正好處於弧形包圍圈的軟肋上，最容易被從青藏高原南下的蒙古族突破。這樣西南土司區的穩定被提到了戰略的高度，恰在此時，播州楊氏對抗朝廷，擾亂西南，故明廷迅速決定對其改土歸流。
二、改土歸流後對播州土司區的經營及影響
播州楊氏統治播州地區七百餘年，形成了一整套地方管理模式。然楊氏被滅後，必定會出現權利的真空。此外，管理模式的變換，進而又會影響當地的穩定。所以，善後事宜的正確處理直接關係到該地區長期的穩定，故甚為明廷重視。明朝對播州土司改土歸流後，正式將其納入正規的行政管理機制，開始從委託土司統治，直接納入中央王朝統治之下，在此正疆域、設屯政、設將領諸多政治管理模式，對於穩定西南地區的統治發揮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