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3章 世界各國的進程
軍運會的演練在上午十點結束。
傘降、步兵班組協同、坦克突擊和空中支援聯合演示共持續了近兩個小時，看台上的人群散場時臉上還帶著那些畫面留下的餘熱。
但看台的喧囂在通往會場大樓的通道口被隔絕了，韋格納和各國代表穿過一道隔音門之後，走廊里的空氣驟然沉靜下來。
會議室是一間長方形的屋子，長桌鋪著墨綠色的絨布，座位按國別排列，韋格納坐在桌首，左手邊依次是朱可夫和索科洛夫，右手邊是杜瓦爾和法國的另一位代表，然後依次是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波羅的海聯盟各國的軍官和政委。
會議室北牆窗戶半開著，窗外能聽見遠處跑道上隱約傳來的引擎聲。
韋格納等所有人落座之後開口道：
」同志們，剛剛的演練大家都看見了，訓練水平和裝備狀態都達到了預期。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自己的判斷。
但今天坐在這張桌子上的原因不只是看演練——我們還有更實際的事情要交換意見。」
他微微偏頭看向朱可夫的方向。
」朱可夫同志，朝鮮方向的最新情況，你先說說。」
朱可夫把放在桌面上的一隻淺棕色文件夾打開，翻到夾著紅色書籤的那一頁。
」最近三周，日軍在朝鮮半島中部的防線後面動用了一種不算新穎的戰術手段。
他們使用化學製劑噴射或是化學炮彈在聯軍進攻的正面區域和前沿陣地上，造成部分部隊在推進過程中出現呼吸道灼傷、皮膚潰爛和暫時性失明症狀。
目前收集到的殘存物分析顯示，這些製劑的成分極不穩定，像是未完成的配方——可能是他們在本土和朝鮮本地通過人體實驗加速研發出來的半成品。」
朱可夫說到這裡停了一下，翻了一頁。
」目前根據報告，前線直接損失大約在兩個連級單位的戰鬥力。
有將近兩百人因不同程度的化學灼傷需要後送治療。
防化裝備的配發速度跟不上這種新威脅的出現頻率，我們已經向莫斯科申請了增援物資。
好消息是——制空權還在我們手中，所有投放化學製劑的嘗試都需要通過地面火炮或簡易發射裝置來進行，而我們一旦掌握他們的發射陣地位置，空中打擊可以在一小時之內將其清除。
日本人還沒有能力大規模、持續地使用這種東西。
但每一次被他們得手，都會讓前線的進攻節奏被打斷一次。」
韋格納的手指在桌面上沒有動，他的目光落在崔可夫翻開的文件夾頁面上那一行關於」兩百人後送治療」的數字上，思緒停留了片刻。
一股前世的記憶從腦海的深處浮了上來。
那屬於他前世在課本上讀過、在紀錄片裡看過、在檔案室的微縮膠片上逐行掃描過的歷史記錄。
那些數字對應著另一個時間線里的另一場戰爭，同一支軍隊，同一種手段，只是落點不同，規模更大，持續時間更長，更系統化，也更反人類。
他在前世讀到過那些調查報告。
厚厚的，灰藍色封皮的，封面印著某國官方檔案局的編號和密級標記。
那裡面記錄的不是戰場上的傷亡數字，是另一種數字——被活體解剖的人數、被凍傷實驗致死的人數、被細菌感染實驗致死的人數、被毒氣測試致死的人數。
那些數字後面跟著冰冷的實驗編號和簡短的觀察記錄，記錄上寫著每一名受試者的年齡、性別、籍貫、體重、以及」實驗開始時間」和」死亡時間」。
兩個時間之間的間隔被精確到小時和分鐘，像某種工業生產流程的工序記錄。
日本人的那一套體系運作得極其有效率。
它的效率建立在一種奇怪的扭曲邏輯之上：
他們把被占領土地上的人視為」可消耗的材料」，把醫學知識對人類的倫理義務完全顛倒了過來——用活人的痛苦來換取關於如何更高效地殺死活人的數據。
在那個前世的世界線上，那些數據和那些實驗的結果被密封在檔案櫃裡渡過了很久，直到後來歷史的塵埃終於落定，那些柜子被打開，那些數字才第一次暴露在日光下。
韋格納記得自己看到那些檔案時的感受。
那是一種比憤怒更深的東西——是當你意識到人類可以把另一群人類徹底」非人化」到這種程度之後，產生的那種胃裡翻攪著寒意的噁心感。
他記得其中一份實驗記錄的最後一頁寫著：
」受試者於注射後三小時四十分死亡。組織樣本已採集完畢。屍體已處理。」整整一行字，沒有句號，沒有情緒標記，像是在記錄一隻實驗用兔子的處理流程。
此刻他坐在會議桌前，崔可夫的聲音還在繼續說著那些半成品的化學製劑和前線的傷亡數字。
韋格納的目光落在那行字上面，但腦子裡那些舊檔案的扉頁還在嘩啦啦地翻著，一頁接一頁，像某種被按了快進鍵的、無法叫停的幻燈機。
他看見了那些被關在鐵絲網後面的面孔，看見了那些」實驗」中被反覆標記、注射、暴露在不同劑量下的人們。
他們當中有農民、有工人、有學生、有老人、有女人和孩子。
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名字。但在那些日本軍官和醫官的記錄里，他們都變成了編號，成為了他們口中的「馬路大」。
韋格納的手從桌面上抬起來，放在膝蓋上，手指狠狠攥緊了。
那些舊檔案上的數字和被崔可夫輕聲念出的」兩百人後送治療」在同一個平面上重疊了，像兩張年代相差了半個多世紀的底片被疊在一起放到光下看，線條重合了，邊界模糊了，輪廓重疊成了一個沉重而完整的陰影。
韋格納的眉心有一道幾乎看不出來的極細的豎紋，他恨這種東西。
一個制度能夠把殺死活人開發成一種標準化的技術流程，把一座實驗室和一座刑場合併成一棟掛著」防疫」招牌的建築，把對科學的追求變成對人性的徹底否定。
傘降、步兵班組協同、坦克突擊和空中支援聯合演示共持續了近兩個小時，看台上的人群散場時臉上還帶著那些畫面留下的餘熱。
但看台的喧囂在通往會場大樓的通道口被隔絕了，韋格納和各國代表穿過一道隔音門之後，走廊里的空氣驟然沉靜下來。
會議室是一間長方形的屋子，長桌鋪著墨綠色的絨布，座位按國別排列，韋格納坐在桌首，左手邊依次是朱可夫和索科洛夫，右手邊是杜瓦爾和法國的另一位代表，然後依次是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波羅的海聯盟各國的軍官和政委。
會議室北牆窗戶半開著，窗外能聽見遠處跑道上隱約傳來的引擎聲。
韋格納等所有人落座之後開口道：
」同志們，剛剛的演練大家都看見了，訓練水平和裝備狀態都達到了預期。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自己的判斷。
但今天坐在這張桌子上的原因不只是看演練——我們還有更實際的事情要交換意見。」
他微微偏頭看向朱可夫的方向。
」朱可夫同志，朝鮮方向的最新情況，你先說說。」
朱可夫把放在桌面上的一隻淺棕色文件夾打開，翻到夾著紅色書籤的那一頁。
」最近三周，日軍在朝鮮半島中部的防線後面動用了一種不算新穎的戰術手段。
他們使用化學製劑噴射或是化學炮彈在聯軍進攻的正面區域和前沿陣地上，造成部分部隊在推進過程中出現呼吸道灼傷、皮膚潰爛和暫時性失明症狀。
目前收集到的殘存物分析顯示，這些製劑的成分極不穩定，像是未完成的配方——可能是他們在本土和朝鮮本地通過人體實驗加速研發出來的半成品。」
朱可夫說到這裡停了一下，翻了一頁。
」目前根據報告，前線直接損失大約在兩個連級單位的戰鬥力。
有將近兩百人因不同程度的化學灼傷需要後送治療。
防化裝備的配發速度跟不上這種新威脅的出現頻率，我們已經向莫斯科申請了增援物資。
好消息是——制空權還在我們手中，所有投放化學製劑的嘗試都需要通過地面火炮或簡易發射裝置來進行，而我們一旦掌握他們的發射陣地位置，空中打擊可以在一小時之內將其清除。
日本人還沒有能力大規模、持續地使用這種東西。
但每一次被他們得手，都會讓前線的進攻節奏被打斷一次。」
韋格納的手指在桌面上沒有動，他的目光落在崔可夫翻開的文件夾頁面上那一行關於」兩百人後送治療」的數字上，思緒停留了片刻。
一股前世的記憶從腦海的深處浮了上來。
那屬於他前世在課本上讀過、在紀錄片裡看過、在檔案室的微縮膠片上逐行掃描過的歷史記錄。
那些數字對應著另一個時間線里的另一場戰爭，同一支軍隊，同一種手段，只是落點不同，規模更大，持續時間更長，更系統化，也更反人類。
他在前世讀到過那些調查報告。
厚厚的，灰藍色封皮的，封面印著某國官方檔案局的編號和密級標記。
那裡面記錄的不是戰場上的傷亡數字，是另一種數字——被活體解剖的人數、被凍傷實驗致死的人數、被細菌感染實驗致死的人數、被毒氣測試致死的人數。
那些數字後面跟著冰冷的實驗編號和簡短的觀察記錄，記錄上寫著每一名受試者的年齡、性別、籍貫、體重、以及」實驗開始時間」和」死亡時間」。
兩個時間之間的間隔被精確到小時和分鐘，像某種工業生產流程的工序記錄。
日本人的那一套體系運作得極其有效率。
它的效率建立在一種奇怪的扭曲邏輯之上：
他們把被占領土地上的人視為」可消耗的材料」，把醫學知識對人類的倫理義務完全顛倒了過來——用活人的痛苦來換取關於如何更高效地殺死活人的數據。
在那個前世的世界線上，那些數據和那些實驗的結果被密封在檔案櫃裡渡過了很久，直到後來歷史的塵埃終於落定，那些柜子被打開，那些數字才第一次暴露在日光下。
韋格納記得自己看到那些檔案時的感受。
那是一種比憤怒更深的東西——是當你意識到人類可以把另一群人類徹底」非人化」到這種程度之後，產生的那種胃裡翻攪著寒意的噁心感。
他記得其中一份實驗記錄的最後一頁寫著：
」受試者於注射後三小時四十分死亡。組織樣本已採集完畢。屍體已處理。」整整一行字，沒有句號，沒有情緒標記，像是在記錄一隻實驗用兔子的處理流程。
此刻他坐在會議桌前，崔可夫的聲音還在繼續說著那些半成品的化學製劑和前線的傷亡數字。
韋格納的目光落在那行字上面，但腦子裡那些舊檔案的扉頁還在嘩啦啦地翻著，一頁接一頁，像某種被按了快進鍵的、無法叫停的幻燈機。
他看見了那些被關在鐵絲網後面的面孔，看見了那些」實驗」中被反覆標記、注射、暴露在不同劑量下的人們。
他們當中有農民、有工人、有學生、有老人、有女人和孩子。
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名字。但在那些日本軍官和醫官的記錄里，他們都變成了編號，成為了他們口中的「馬路大」。
韋格納的手從桌面上抬起來，放在膝蓋上，手指狠狠攥緊了。
那些舊檔案上的數字和被崔可夫輕聲念出的」兩百人後送治療」在同一個平面上重疊了，像兩張年代相差了半個多世紀的底片被疊在一起放到光下看，線條重合了，邊界模糊了，輪廓重疊成了一個沉重而完整的陰影。
韋格納的眉心有一道幾乎看不出來的極細的豎紋，他恨這種東西。
一個制度能夠把殺死活人開發成一種標準化的技術流程，把一座實驗室和一座刑場合併成一棟掛著」防疫」招牌的建築，把對科學的追求變成對人性的徹底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