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4章 勒羅伊
時間回到十月十四日傍晚的巴黎。
馬塞爾·勒羅伊把最後一份文件簽完的時候，窗外的天已經開始泛黃了。
他放下鋼筆，擰上筆帽，把文件放進」已處理」的托盤裡，靠在椅背上伸了個懶腰。
他的辦公室在公共工程部三樓，靠東，窗外能看到聖拉扎爾車站的鐘樓，鐘面上的指針正指向五點四十分。
勒羅伊今年四十二歲，身材保持得不錯，頭髮用髮油向後梳得服帖，下巴颳得很乾淨，灰色的西裝外套搭在椅背上，白襯衫的袖口有一對銀質的袖扣。
勒羅伊站起來走了幾步，活動了一下腰——最近腰部總有些不舒服，大概是年紀到了，也可能是最近」活動」太頻繁了。
他走到窗前站了一會兒，看著樓下下班的人群三三兩兩從大門湧出來，有人推著自行車，有人夾著公文包，有人邊走邊點菸。
那些面孔他大多認得，都是同一個部的同事，有些人的名字他叫不全，但見面時總能笑呵呵地點個頭。
勒羅伊抬起手腕看了看表，然後把桌上的內部電話拿起來，撥了一個號碼。
響了兩聲，那邊接了。
」喂，是我。」
勒羅伊的聲音平穩，帶著一種工作場合特有的公事公辦的語調，
」今晚有空嗎？出來聚聚？當然還是老地方了。」
電話那頭說了句什麼，勒羅伊笑了一下：
」行，那就七點半。記得帶瓶好酒來。」
勒羅伊掛了電話，把聽筒放回座機上，手指在話筒上輕輕叩了兩下。
那兩下叩擊聲不大，但節奏很輕快，像是一種無聲的滿意。
勒羅伊又在窗邊站了幾秒，腦子裡已經在想今晚的事情了。
那個所謂的老地方就開在是聖日耳曼區的一間私人會所，對外名義上是幾位退休的老幹部合夥開的，實際上是他們這個小團體固定的碰頭點。
會所二樓有一間帶隔音牆的房間，晚餐通常吃得很簡省——他們去那裡不是為了吃飯的。
最近他手底下那個組裡」用著」的那幾個女人已經有些提不起興趣了。
有兩個年紀偏大，狀態不太好；
一個最近有些牴觸，雖然不敢明說，但每次碰面的時候眉頭總是皺著。
勒羅伊想到這裡皺了皺眉——不安分的人用起來就是麻煩，得找個機會讓下面的人再敲打敲打了。
不過沒關係。
勒羅伊今天打電話給莫雷爾那邊的人，是想探探口風——莫雷爾這次被派去德國進修，回來之後多半要升，到時候他們這個圈子會更有話語權。
等莫雷爾回來了，再跟他聊聊，看看能不能通過新渠道」弄」到一些質量更好的人。
勒羅伊想到這裡嘴角微微向上勾動了一下。
那些本本分分過日子、老老實實上班的女人勒羅伊最喜歡了。
這一類人的檔案通常乾淨，不容易被調到，但正因為乾淨，才更有意思。
越是本分的人，被捏住把柄的時候越不敢動彈。
那種從驚恐到順從的變化過程，每次都讓勒羅伊有一種說不出的滿足。
勒羅伊從窗邊走回辦公桌前，拿起外套穿上，對著牆角的一面小鏡子整了整領帶。
鏡子裡的臉方正、飽滿，眉眼間帶著一種長期處於管理層才會有的那種篤定。
他衝著鏡子笑了笑，那個笑容體面、溫和、無懈可擊，然後他收起笑容，轉身拉開了辦公室的門。
走廊里還有幾個人沒走。
一個年輕的女職員正彎腰鎖文件櫃，看見他出來直起身打了個招呼：
」勒羅伊同志，下班了？」
」下班了。」
勒羅伊微笑著點了點頭，聲音放得又輕又和藹，
」你們也早點回去，別加班太晚。
要記得身體重要。」
」好的，勒羅伊同志再見。」
勒羅伊沿著走廊往外走，經過幾扇敞開的辦公室門，跟裡面還在工作的同事一一點頭致意。
有一個人正拿著一沓圖紙比劃著名什麼，看見他探出頭來說了句
」勒羅伊同志，明天那份進度表我早上給您送過去」。
他擺了擺手說不急不急，明天下午也行。
一路走到一樓大廳的時候，他又遇到了一個從外面進來的老同志，兩人握了握手寒暄了幾句天氣和晚飯。
出門的時候門衛朝他點了點頭，他也朝門衛點了點頭，笑容溫和，步伐從容。
街上的空氣帶著十月傍晚那種涼絲絲的味道。
勒羅伊在門口的台階上站了半秒鐘，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沿著人行道朝家的方向走去。
晚風迎面吹過來，帶著十月巴黎特有的那種乾乾淨淨的涼意。
勒羅伊身邊偶爾有騎自行車的人經過，車鈴叮叮響一兩聲，很快就遠了。
勒羅伊沒有去留意路邊的車輛。
這也不奇怪——在巴黎，幾乎沒有人會期待一輛公車在門口等著接自己下班。
這已經成了歐陸各國公務人員一種深入骨髓的習慣。
這個習慣是從德國那邊傳過來的。
一九二八年，德國共產黨召開十年大會，韋格納在會上推動了一項關於」公務員日常生活規範」的決議，其中有一條寫得非常明確：
下班之後，任何級別的公職人員都無權以公務名義調用公家車輛用於私人用途，包括通勤。
如有特殊情況需要用車，須提前向部門紀律委員會申請並說明理由，經審批後方可調用，事後需報備用車記錄。
當時的德國國內對此有過一陣討論，有些人覺得小題大做，有些人覺得這是」讓官員跟普通人一樣過日子的必要姿態」。
但決議還是通過了，並且被執行得非常嚴格。
隨後幾年，這條規矩逐漸擴散到了歐洲大陸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行政體系里，法共在革命勝利全面接管國家行政系統之後，幾乎原封不動地照搬了德國同志們的這套規範。
一來是出於原則考量——公家的車是公家用來辦公務的，跟私人生活之間應當有一條清晰的線。
二來，也是更為實際的原因：
歐洲大陸社會主義各國的公務員薪資標準與工人階級的平均收入之間是直接掛鉤的，國家在制定工資政策的時候就有意把兩者的基準線拉平。
一個處級幹部的月收入，扣除稅和集體福利之後，大約和一名熟練技術工人的月收入相仿。
這足夠體現崗位責任的不同，但遠不足以讓公職人員認為自己屬於一個」高於普通勞動者」的階層。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則鼓勵有需要的公職人員用工資購買私人車輛，並且把國產汽車的價格控制在了大多數人負擔得起的水平上——一輛最基礎款的國民轎車，售價大約相當於一名工人四到五個月的工資，分期付款的話壓力更小。
勒羅伊所在的小團體裡七個人中有三個自己有車，但他本人一直沒買——他的工資很大一部分用於維持那間私人會所的會費和」活動」的開銷，買車的錢一直沒有攢出來。
不過此刻走在街上，他倒也不覺得有什麼不方便。
地鐵口就在前方兩百米處，幾條線換乘一下，四十分鐘就能到家。
晚風宜人，路燈初上，街上滿是下班回家的人群，混在其中走一走，有一種融入洪流之中的、不易被注意的安全感。
勒羅伊踩上地鐵站的台階時，順手把菸頭扔進了垃圾桶頂端的沙盤裡。
這時的勒羅伊腦子裡想的是今晚會所二樓那間暖色調的房間、那瓶酒、那幾道菜、以及結束後可以好好睡一覺的床。
他沒有在想工作，也沒有在想那個被派去德國進修的莫雷爾到底具體在哪個城市、學什麼課程、什麼時候回來——因為他覺得這一切都不需要他操心。
他只需要等莫雷爾回來，等他們的朋友圈子再擴大一點，等他能接觸到的資源和信息再多一些，等他能控制的」範圍」再廣一些。
馬塞爾·勒羅伊把最後一份文件簽完的時候，窗外的天已經開始泛黃了。
他放下鋼筆，擰上筆帽，把文件放進」已處理」的托盤裡，靠在椅背上伸了個懶腰。
他的辦公室在公共工程部三樓，靠東，窗外能看到聖拉扎爾車站的鐘樓，鐘面上的指針正指向五點四十分。
勒羅伊今年四十二歲，身材保持得不錯，頭髮用髮油向後梳得服帖，下巴颳得很乾淨，灰色的西裝外套搭在椅背上，白襯衫的袖口有一對銀質的袖扣。
勒羅伊站起來走了幾步，活動了一下腰——最近腰部總有些不舒服，大概是年紀到了，也可能是最近」活動」太頻繁了。
他走到窗前站了一會兒，看著樓下下班的人群三三兩兩從大門湧出來，有人推著自行車，有人夾著公文包，有人邊走邊點菸。
那些面孔他大多認得，都是同一個部的同事，有些人的名字他叫不全，但見面時總能笑呵呵地點個頭。
勒羅伊抬起手腕看了看表，然後把桌上的內部電話拿起來，撥了一個號碼。
響了兩聲，那邊接了。
」喂，是我。」
勒羅伊的聲音平穩，帶著一種工作場合特有的公事公辦的語調，
」今晚有空嗎？出來聚聚？當然還是老地方了。」
電話那頭說了句什麼，勒羅伊笑了一下：
」行，那就七點半。記得帶瓶好酒來。」
勒羅伊掛了電話，把聽筒放回座機上，手指在話筒上輕輕叩了兩下。
那兩下叩擊聲不大，但節奏很輕快，像是一種無聲的滿意。
勒羅伊又在窗邊站了幾秒，腦子裡已經在想今晚的事情了。
那個所謂的老地方就開在是聖日耳曼區的一間私人會所，對外名義上是幾位退休的老幹部合夥開的，實際上是他們這個小團體固定的碰頭點。
會所二樓有一間帶隔音牆的房間，晚餐通常吃得很簡省——他們去那裡不是為了吃飯的。
最近他手底下那個組裡」用著」的那幾個女人已經有些提不起興趣了。
有兩個年紀偏大，狀態不太好；
一個最近有些牴觸，雖然不敢明說，但每次碰面的時候眉頭總是皺著。
勒羅伊想到這裡皺了皺眉——不安分的人用起來就是麻煩，得找個機會讓下面的人再敲打敲打了。
不過沒關係。
勒羅伊今天打電話給莫雷爾那邊的人，是想探探口風——莫雷爾這次被派去德國進修，回來之後多半要升，到時候他們這個圈子會更有話語權。
等莫雷爾回來了，再跟他聊聊，看看能不能通過新渠道」弄」到一些質量更好的人。
勒羅伊想到這裡嘴角微微向上勾動了一下。
那些本本分分過日子、老老實實上班的女人勒羅伊最喜歡了。
這一類人的檔案通常乾淨，不容易被調到，但正因為乾淨，才更有意思。
越是本分的人，被捏住把柄的時候越不敢動彈。
那種從驚恐到順從的變化過程，每次都讓勒羅伊有一種說不出的滿足。
勒羅伊從窗邊走回辦公桌前，拿起外套穿上，對著牆角的一面小鏡子整了整領帶。
鏡子裡的臉方正、飽滿，眉眼間帶著一種長期處於管理層才會有的那種篤定。
他衝著鏡子笑了笑，那個笑容體面、溫和、無懈可擊，然後他收起笑容，轉身拉開了辦公室的門。
走廊里還有幾個人沒走。
一個年輕的女職員正彎腰鎖文件櫃，看見他出來直起身打了個招呼：
」勒羅伊同志，下班了？」
」下班了。」
勒羅伊微笑著點了點頭，聲音放得又輕又和藹，
」你們也早點回去，別加班太晚。
要記得身體重要。」
」好的，勒羅伊同志再見。」
勒羅伊沿著走廊往外走，經過幾扇敞開的辦公室門，跟裡面還在工作的同事一一點頭致意。
有一個人正拿著一沓圖紙比劃著名什麼，看見他探出頭來說了句
」勒羅伊同志，明天那份進度表我早上給您送過去」。
他擺了擺手說不急不急，明天下午也行。
一路走到一樓大廳的時候，他又遇到了一個從外面進來的老同志，兩人握了握手寒暄了幾句天氣和晚飯。
出門的時候門衛朝他點了點頭，他也朝門衛點了點頭，笑容溫和，步伐從容。
街上的空氣帶著十月傍晚那種涼絲絲的味道。
勒羅伊在門口的台階上站了半秒鐘，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沿著人行道朝家的方向走去。
晚風迎面吹過來，帶著十月巴黎特有的那種乾乾淨淨的涼意。
勒羅伊身邊偶爾有騎自行車的人經過，車鈴叮叮響一兩聲，很快就遠了。
勒羅伊沒有去留意路邊的車輛。
這也不奇怪——在巴黎，幾乎沒有人會期待一輛公車在門口等著接自己下班。
這已經成了歐陸各國公務人員一種深入骨髓的習慣。
這個習慣是從德國那邊傳過來的。
一九二八年，德國共產黨召開十年大會，韋格納在會上推動了一項關於」公務員日常生活規範」的決議，其中有一條寫得非常明確：
下班之後，任何級別的公職人員都無權以公務名義調用公家車輛用於私人用途，包括通勤。
如有特殊情況需要用車，須提前向部門紀律委員會申請並說明理由，經審批後方可調用，事後需報備用車記錄。
當時的德國國內對此有過一陣討論，有些人覺得小題大做，有些人覺得這是」讓官員跟普通人一樣過日子的必要姿態」。
但決議還是通過了，並且被執行得非常嚴格。
隨後幾年，這條規矩逐漸擴散到了歐洲大陸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行政體系里，法共在革命勝利全面接管國家行政系統之後，幾乎原封不動地照搬了德國同志們的這套規範。
一來是出於原則考量——公家的車是公家用來辦公務的，跟私人生活之間應當有一條清晰的線。
二來，也是更為實際的原因：
歐洲大陸社會主義各國的公務員薪資標準與工人階級的平均收入之間是直接掛鉤的，國家在制定工資政策的時候就有意把兩者的基準線拉平。
一個處級幹部的月收入，扣除稅和集體福利之後，大約和一名熟練技術工人的月收入相仿。
這足夠體現崗位責任的不同，但遠不足以讓公職人員認為自己屬於一個」高於普通勞動者」的階層。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則鼓勵有需要的公職人員用工資購買私人車輛，並且把國產汽車的價格控制在了大多數人負擔得起的水平上——一輛最基礎款的國民轎車，售價大約相當於一名工人四到五個月的工資，分期付款的話壓力更小。
勒羅伊所在的小團體裡七個人中有三個自己有車，但他本人一直沒買——他的工資很大一部分用於維持那間私人會所的會費和」活動」的開銷，買車的錢一直沒有攢出來。
不過此刻走在街上，他倒也不覺得有什麼不方便。
地鐵口就在前方兩百米處，幾條線換乘一下，四十分鐘就能到家。
晚風宜人，路燈初上，街上滿是下班回家的人群，混在其中走一走，有一種融入洪流之中的、不易被注意的安全感。
勒羅伊踩上地鐵站的台階時，順手把菸頭扔進了垃圾桶頂端的沙盤裡。
這時的勒羅伊腦子裡想的是今晚會所二樓那間暖色調的房間、那瓶酒、那幾道菜、以及結束後可以好好睡一覺的床。
他沒有在想工作，也沒有在想那個被派去德國進修的莫雷爾到底具體在哪個城市、學什麼課程、什麼時候回來——因為他覺得這一切都不需要他操心。
他只需要等莫雷爾回來，等他們的朋友圈子再擴大一點，等他能接觸到的資源和信息再多一些，等他能控制的」範圍」再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