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5章 得到消息的韋格納
柏林，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上午九時。
柏林的春天比芝加哥來得早。椴樹的枝頭已經掛滿了嫩綠色的芽苞，有些已經迫不及待地展開了半片葉子，在清晨的陽光下薄得透明，施普雷河的水面上泛著碎金一樣的光，河岸上的行人脫下了厚重的冬衣，有人穿著夾克，有人只穿一件薄毛衣，步子比冬天時輕快了許多。
韋格納在辦公室里正沉思著，今天早上的《柏林日報》頭版通欄標題是《歐洲社會主義經濟共同體正式啟動——十二國代表簽署柏林宣言》，配了一張照片——他在簽字。
韋格納放下了報紙，從桌上拿起那份電報。是凌晨五從紐約轉發過來的，美共中央的明碼電報，電報很短，短得讓人不敢信。
「美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沉痛宣告：
本黨書記厄爾·白勞德同志，於今日凌晨四時三十一分，在密西西比河東岸東聖路易斯的戰鬥中英勇犧牲。」
他的手指在這幾行字上停了一下。
白勞德。他認識白勞德，這是一個他知道名字、讀過文章、在共產國際的會議上見過幾次面的人。
上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三三年，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全會上，白勞德作為美共的代表坐在最後一排，他發言的時候聲音很大。
韋格納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太能說，太會喊，太像那種在集會上把口號喊得震天響、回去之後該幹嘛幹嘛的職業革命家。
他見過太多這種人了——嘴上說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手裡攥著的是自己的仕途、自己的安全、自己那點見不得光的小算盤。
在他從後世的眼光看來，白勞德也是這種人。
他回到辦公桌前，坐下來，拉開抽屜，從裡面翻出一份文件，裡面裝著一份一九三五年美共提交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工作報告。
一九二九年經濟危機爆發後，德國人民委員會抓住機會，利用歐洲社會主義國家聯盟的整體優勢，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進行了一系列精準的操作。
成功抄底了美國資本家在危機中急於脫手的優質資產——鋼鐵廠的股票、機械製造企業的債券、甚至一些銀行的控股權。
這些資產在危機中跌到了白菜價，但它們的根基是健康的，只要渡過危機，就會重新增值。
德國沒有把這些資產全部據為己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通過共產國際的渠道，轉交給了美國共產黨。
美共拿著這些資金，在工人失業最嚴重的時候建立了免費的職業培訓中心，在農民失去土地的時候提供了低息貸款，在貧民窟里開設了診所和食堂。
這些行動不是宣傳，是實打實的救命。
一個在底特律的汽車工人，如果他的孩子能在美共辦的診所里免費看病，他的鄰居能在美共辦的食堂里吃上一頓熱飯，他的工友能在美共辦的培訓班裡重新學會一門手藝——他不一定會加入共產黨，但他一定會記住：
在他最難的時候，是誰幫了他。
這就是美共能夠在短短几年內從一個小黨變成控制八個州的重要政治力量的根本原因。
但美共的同志們也清楚，槍打出頭鳥。
右翼的幾個州被羅斯福用政治手段一個一個地收了回去，不是因為右翼的綱領不對，是因為右翼的鋒芒太露。
他們搞民兵，搞閱兵，搞「向華盛頓進軍」，把羅斯福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了自己身上。結果是什麼？結果是聯邦調查局的檔案櫃裡，右翼分子的檔案比左翼的厚了三倍。
美共吸取了這個教訓。他們控制了八個州的重工業基地，但他們沒有大規模擴軍。工人赤衛隊的架子搭起來了，兵工廠的生產線改造好了，民兵的編制確定了，但大部分部隊處於「紙面編制」狀態——有番號，有指揮員，有通訊聯絡，但沒有滿員，沒有齊裝，沒有進入戰備。
不是不能，是不敢。一旦擴軍，就會給華盛頓提供口實：「共產黨在準備武裝叛亂。」
這個口實，羅斯福已經等了很久了。
美共的策略是：在經濟上和組織上做實，在軍事上做虛。做實是為了在關鍵時刻能夠迅速動員；做虛是為了在平時不讓敵人抓到把柄。
白勞德把這個策略叫做「刺蝟戰略」——平時把刺收起來，縮成一團，看起來人畜無害；誰敢踩上來，就扎誰一身的血。
這個策略是有效的。
羅斯福執政這些年，對右翼磨刀霍霍，對左翼卻始終保持著一種微妙的克制。
美共控制的是美國的工業心臟，是鋼鐵、汽車、機械、化工的命脈所在。
如果他對美共動手，底特律的流水線就會停，芝加哥的鋼鐵廠就會熄火，整個美國的經濟就會在幾周之內癱瘓。
所以羅斯福一直在等。等一個機會——一個美共「先動手」的機會。只要美共先擴軍，先越界，先有任何可以被解釋為「武裝叛亂」的動作，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調動聯邦軍隊，以「平叛」的名義介入。
白勞德知道這一點。所以他不擴軍。他一直不擴軍。
但羅斯福等不及了。
柏林宣言簽署之後，歐洲大陸已經徹底變紅。英國流亡政府在加拿大瑟瑟發抖，日本的談判代表在華盛頓的會議室里點頭哈腰。
羅斯福不能再等了。每多等一天，美共的刺就多長一根；每多等一天，美國工人心中的天平就往柏林的方向多傾斜一度。
他需要一場勝利，對國內的勝利，一場能夠震懾左翼、鼓舞右翼、讓美國人民重新相信「政府說了算」的勝利。
白勞德成了那個典型，因為他太謹慎了。他以為只要不擴軍，只要不越界，只要不給華盛頓口實，羅斯福就不會動手。
他不知道的是，華盛頓根本不需要口實。他們可以偽造口實。他們可以製造口實。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邏輯。當你弱小的時候，他們用規則約束你；當你強大的時候，他們用暴力消滅你。規則和暴力之間，沒有第三條路。
韋格納睜開眼睛，從椅子上站起來，他拿起桌上的紅色電話。
「給我接施密特同志。」
不一會兒，電話那頭傳來施密特沉穩的聲音。
「主席同志，您找我？」
「嗯，美共的消息你收到了？」
「收到了。我正在起草訃告。」
「不要只發訃告。通知各國同志，兩天後，柏林，共產國際緊急會議。另外，讓《紅旗報》和《柏林日報》明天同時出號外。頭版整版，白勞德同志的照片。標題我親自來擬。」
放下電話後，韋格納走到辦公桌前，拿起一支紅色的鉛筆，在一張空白的文件上寫下了幾行字。
「第一，共產國際執委會立即發表長篇訃告，詳細報導白勞德同志的生平、鬥爭經歷和犧牲經過。發至每一個支部。
第二，歐陸各國社會主義報紙今日出號外。
第三，兩天後，柏林，共產國際緊急會議。」
柏林的春天比芝加哥來得早。椴樹的枝頭已經掛滿了嫩綠色的芽苞，有些已經迫不及待地展開了半片葉子，在清晨的陽光下薄得透明，施普雷河的水面上泛著碎金一樣的光，河岸上的行人脫下了厚重的冬衣，有人穿著夾克，有人只穿一件薄毛衣，步子比冬天時輕快了許多。
韋格納在辦公室里正沉思著，今天早上的《柏林日報》頭版通欄標題是《歐洲社會主義經濟共同體正式啟動——十二國代表簽署柏林宣言》，配了一張照片——他在簽字。
韋格納放下了報紙，從桌上拿起那份電報。是凌晨五從紐約轉發過來的，美共中央的明碼電報，電報很短，短得讓人不敢信。
「美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沉痛宣告：
本黨書記厄爾·白勞德同志，於今日凌晨四時三十一分，在密西西比河東岸東聖路易斯的戰鬥中英勇犧牲。」
他的手指在這幾行字上停了一下。
白勞德。他認識白勞德，這是一個他知道名字、讀過文章、在共產國際的會議上見過幾次面的人。
上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三三年，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全會上，白勞德作為美共的代表坐在最後一排，他發言的時候聲音很大。
韋格納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太能說，太會喊，太像那種在集會上把口號喊得震天響、回去之後該幹嘛幹嘛的職業革命家。
他見過太多這種人了——嘴上說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手裡攥著的是自己的仕途、自己的安全、自己那點見不得光的小算盤。
在他從後世的眼光看來，白勞德也是這種人。
他回到辦公桌前，坐下來，拉開抽屜，從裡面翻出一份文件，裡面裝著一份一九三五年美共提交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工作報告。
一九二九年經濟危機爆發後，德國人民委員會抓住機會，利用歐洲社會主義國家聯盟的整體優勢，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進行了一系列精準的操作。
成功抄底了美國資本家在危機中急於脫手的優質資產——鋼鐵廠的股票、機械製造企業的債券、甚至一些銀行的控股權。
這些資產在危機中跌到了白菜價，但它們的根基是健康的，只要渡過危機，就會重新增值。
德國沒有把這些資產全部據為己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通過共產國際的渠道，轉交給了美國共產黨。
美共拿著這些資金，在工人失業最嚴重的時候建立了免費的職業培訓中心，在農民失去土地的時候提供了低息貸款，在貧民窟里開設了診所和食堂。
這些行動不是宣傳，是實打實的救命。
一個在底特律的汽車工人，如果他的孩子能在美共辦的診所里免費看病，他的鄰居能在美共辦的食堂里吃上一頓熱飯，他的工友能在美共辦的培訓班裡重新學會一門手藝——他不一定會加入共產黨，但他一定會記住：
在他最難的時候，是誰幫了他。
這就是美共能夠在短短几年內從一個小黨變成控制八個州的重要政治力量的根本原因。
但美共的同志們也清楚，槍打出頭鳥。
右翼的幾個州被羅斯福用政治手段一個一個地收了回去，不是因為右翼的綱領不對，是因為右翼的鋒芒太露。
他們搞民兵，搞閱兵，搞「向華盛頓進軍」，把羅斯福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了自己身上。結果是什麼？結果是聯邦調查局的檔案櫃裡，右翼分子的檔案比左翼的厚了三倍。
美共吸取了這個教訓。他們控制了八個州的重工業基地，但他們沒有大規模擴軍。工人赤衛隊的架子搭起來了，兵工廠的生產線改造好了，民兵的編制確定了，但大部分部隊處於「紙面編制」狀態——有番號，有指揮員，有通訊聯絡，但沒有滿員，沒有齊裝，沒有進入戰備。
不是不能，是不敢。一旦擴軍，就會給華盛頓提供口實：「共產黨在準備武裝叛亂。」
這個口實，羅斯福已經等了很久了。
美共的策略是：在經濟上和組織上做實，在軍事上做虛。做實是為了在關鍵時刻能夠迅速動員；做虛是為了在平時不讓敵人抓到把柄。
白勞德把這個策略叫做「刺蝟戰略」——平時把刺收起來，縮成一團，看起來人畜無害；誰敢踩上來，就扎誰一身的血。
這個策略是有效的。
羅斯福執政這些年，對右翼磨刀霍霍，對左翼卻始終保持著一種微妙的克制。
美共控制的是美國的工業心臟，是鋼鐵、汽車、機械、化工的命脈所在。
如果他對美共動手，底特律的流水線就會停，芝加哥的鋼鐵廠就會熄火，整個美國的經濟就會在幾周之內癱瘓。
所以羅斯福一直在等。等一個機會——一個美共「先動手」的機會。只要美共先擴軍，先越界，先有任何可以被解釋為「武裝叛亂」的動作，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調動聯邦軍隊，以「平叛」的名義介入。
白勞德知道這一點。所以他不擴軍。他一直不擴軍。
但羅斯福等不及了。
柏林宣言簽署之後，歐洲大陸已經徹底變紅。英國流亡政府在加拿大瑟瑟發抖，日本的談判代表在華盛頓的會議室里點頭哈腰。
羅斯福不能再等了。每多等一天，美共的刺就多長一根；每多等一天，美國工人心中的天平就往柏林的方向多傾斜一度。
他需要一場勝利，對國內的勝利，一場能夠震懾左翼、鼓舞右翼、讓美國人民重新相信「政府說了算」的勝利。
白勞德成了那個典型，因為他太謹慎了。他以為只要不擴軍，只要不越界，只要不給華盛頓口實，羅斯福就不會動手。
他不知道的是，華盛頓根本不需要口實。他們可以偽造口實。他們可以製造口實。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邏輯。當你弱小的時候，他們用規則約束你；當你強大的時候，他們用暴力消滅你。規則和暴力之間，沒有第三條路。
韋格納睜開眼睛，從椅子上站起來，他拿起桌上的紅色電話。
「給我接施密特同志。」
不一會兒，電話那頭傳來施密特沉穩的聲音。
「主席同志，您找我？」
「嗯，美共的消息你收到了？」
「收到了。我正在起草訃告。」
「不要只發訃告。通知各國同志，兩天後，柏林，共產國際緊急會議。另外，讓《紅旗報》和《柏林日報》明天同時出號外。頭版整版，白勞德同志的照片。標題我親自來擬。」
放下電話後，韋格納走到辦公桌前，拿起一支紅色的鉛筆，在一張空白的文件上寫下了幾行字。
「第一，共產國際執委會立即發表長篇訃告，詳細報導白勞德同志的生平、鬥爭經歷和犧牲經過。發至每一個支部。
第二，歐陸各國社會主義報紙今日出號外。
第三，兩天後，柏林，共產國際緊急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