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4章 韋格納的教材整編計劃
柏林，人民委員會主席辦公室。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時。
威廉二世的判決已經過去了一個月。
社會上興起的輿論餘波也漸漸平息，被下放勞改的知識分子已經在礦山、林場和農莊裡開始了新的生活，他們的名字從公共討論中及基本上消失了，並沒有濺起多大的水花。
但韋格納腦子裡有一件事，這件事不是一天、一個月、一年能做完的，也許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
但他覺得，如果現在不做，以後就更難做了。
那就是關於教育方面的問題。
韋格納正在看著一份厚厚的報告，是教育人民委員部剛送來的《一九三五年德國教育事業發展年度報告》。
報告裡面的數字是漂亮的。
德國目前的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了百分之九十八點七，在歐洲乃至世界上都是獨占鰲頭的。
小學教師數量比十年前增長了百分之四十，生均校舍面積增長百分之二十五，生均教育經費增長百分之三十八。
高等教育領域，綜合性大學從一九一九年的二十一所增加到四十八所，工業大學、師範學院、藝術學院的數字也在穩步上升。
德國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醫學等領域培養的博士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和內亂前英國的總和。
這些數字，放在十年前，韋格納是不敢想的。
那時候德國剛剛從戰爭的廢墟中站起來，百廢待興，連吃飽飯都是問題，哪有精力搞教育？
但人民委員會咬著牙，在財政最困難的那幾年，也沒有削減教育預算。
但韋格納的目光沒有在這些數字上停留太久。
他翻到了報告的最後一章——「當前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這一章的數字不那麼漂亮了，但韋格納覺得，這一章才是整份報告的靈魂。
問題有三。
第一，城鄉教育資源分配不均。
城市的孩子平均受教育年限比農村的孩子高出兩年以上，農村學校的師資力量、教學設施、課程設置都明顯落後於城市。
第二，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間的「牆」太厚，學生一旦進入職業軌道就很難轉入普通教育，反之亦然。
第三——也是韋格納最在意的——思想教育和歷史教育的質量參差不齊。
報告的原話是這麼寫的：
「目前，德國各級各類學校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外語等學科的教學方面已基本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但在歷史、政治、社會學等意識形態屬性較強的學科領域，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師隊伍的整體質量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部分教材仍沿用舊帝國時期的框架，只是在關鍵問題上做了局部的刪改和修補，缺乏系統性、根本性的重構。
一些教師對社會主義教育理念的理解不夠深入，教學中存在『照本宣科』、『以考代教』等現象，未能有效培養學生的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階級意識。」
韋格納把這段話用紅鉛筆畫了兩道橫線。他的眼睛在「系統性、根本性的重構」幾個字上停了一下，然後把報告合上，放在桌角。
緊接著，韋格納辦公室的門就被敲響了。
「進來。」
教育人民委員弗里茨·托勒走了進來。
「主席同志，我們部門的年度報告你看了嗎？」
「剛看完。」
韋格納把那本報告推到桌子中間。
「數字很漂亮。但問題也不少。」
「報告裡面提到的第三點——思想教育和歷史教育的質量問題——我想聽聽你的具體想法。」
「報告裡寫『缺乏系統性、根本性的重構』。什麼叫『系統性、根本性的重構』？你來展開說說。」
托勒想了想這麼跟韋格納說道，
「主席同志，我打個比方。
我們現在做的，好比是改造一棟舊房子。我們把牆上的裂縫糊上了，把漏雨的地方補上了，把壞掉的窗戶換了新的。
房子看起來比以前好了，不漏雨了，不透風了，但骨架還是舊的。
房梁是舊的，承重牆是舊的，地基也是舊的，目前所有新生的東西都是基於舊事物的基礎之上進行改革的。」
「而現在我們需要做的，是拆了重建。
尤其是教材方面，不是修改幾個段落，而是重寫整本教材，重構整個歷史和政治教育的體系。」
「主席同志，我們現在學校里用的歷史教材，最早的底本是一九一一年，德意志帝國時期編的。
我們在一九二零年做了一次修訂，刪掉了『君權神授』、『德意志民族優越論』之類的內容，加上了關於社會主義的內容。
一九二八年又做了一次修訂，增加了上次世界大戰史的內容。
一九三二年再做了一次修訂，補充了關於對我國革命的評價。
修修補補二十年，骨架還是那個骨架。有些章節的敘述方式、語言風格、甚至舉例，都還能看出舊時代的影子。」
韋格納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輕輕叩了一下。
「托勒同志，你的意見是重寫嗎？」
「我的建議是必須全部重寫。」托勒的聲音很堅定。
「歷史教材從一年級到十二年級，全部重編。
政治教材從基礎概念到社會發展史，全部重編。
教材中涉及各國社會制度評價的部分，也要重新審定。
所有教材必須體現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必須貫穿階級分析的立場，必須服務於培養社會主義新人的總體目標。」
韋格納沉默了片刻。
「這是一件大事。不是教育部自己能決定的。需要黨中央討論，需要徵求各方面的意見，需要組織最優秀的專家來編寫。」
他頓了頓，「但我同意你的方向。」
「不過，托勒同志，我還有一個比教材更根本的問題。」
托勒微微歪了一下頭。
「我們的教育，到底是為了什麼？是為了讓德國的孩子考上好大學、找到好工作、過上比別的國家的人更好的日子？還是為了讓他們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
沒等托勒回答韋格納緊接著說道，
「我不是說分數不重要。
分數是能力的體現，能力是建設國家的基礎。
但如果我們只追求分數，只追求升學率，只追求『我們國家的學生在國際比賽中拿了第幾名』——那我們的教育和舊社會的教育有什麼區別？
舊社會不也是讓學生拼命背書、拼命考試、拼命往上爬嗎？
只不過那時候爬上去的是資本家的兒子，現在是——誰的分數高，誰就上去。」
「托勒同志，我和黨中央的同志們要的不是一批會考試的機器。我要的是一批有腦子的人，有心的人，有骨頭的人。
他們在學校里學到的，不只是物理公式和化學反應方程式，還有——為什麼工人應該團結起來，為什麼壓迫是不正義的，為什麼這個世界可以變得更好。」
托勒在本子上飛快地記著。
「教材重編的事，你先牽頭做組織工作。
從全國抽調最好的歷史教師、政治教師、語文教師，組成教材編寫委員會。
要有大學教授，也要有中學一線教師；要有理論專家，也要有實踐經驗豐富的教育工作者。
編寫過程要有試驗階段，先在一些學校試點，根據反饋修改，再逐步推廣。」
「另外，教師培訓要跟上。
新教材出來了，老師不會教，等於我們白干。
把各地最優秀的歷史和政治教師集中到柏林來，辦培訓班，讓教材編寫者親自給他們講課。
培訓一批，回去帶一批，一層一層地傳下去。」
韋格納說完這些，站起來，走到窗前。
窗外的柏林在冬日的陽光下顯得格外安靜。
韋格納站在那裡，背對著托勒。
「托勒同志，你知道我最近在想什麼嗎？」
「不知道。」
「我在想，未來若干年後的德國是什麼樣子。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到了二十一世紀的時候，德國是什麼樣子？」
「那時候我可能已經不在了。
你也不在了。
我們都死了。但那些孩子，他們正當年。
他們會成為這個國家的工人、農民、教師、工程師、醫生、士兵。他們會坐在我們現在坐著的位置上，做我們現在做的決定。」
「我希望他們比我們更好。
我希望未來的同志們是那種不會因為自己比別人多讀了幾本書就瞧不起工人的人，是那種不會因為自己當了官就忘記自己是從哪裡來的人，是那種在別人受苦的時候會心疼、在看到不公正的時候會憤怒、在需要站出來的時候會站出來的人。」
「如果我們培養出來的人，只會考試，只會往上爬，只會說一套做一套——那我們和舊社會有什麼區別？只不過換了一面旗，換了幾個當官的，換了教科書里的幾個名字。骨頭沒換，血沒換，心沒換。」
「所以，托勒同志，教材重編這件事，不是教育問題。
是政治問題。是黨的問題。是國家的問題。
你回去做一個詳細的方案，包括重編的時間表、經費預算、專家名單、試點學校的選擇標準。
方案做好了，先送到施密特那裡，讓他看完之後上中央委員會討論。」
托勒站起來，拿起公文包。
「主席同志，我還有一個請求。」
「什麼請求？」
「教材重編需要人。最好的人。我不要那種只會寫文章不會教書的『專家』，也不要那種只會教書不會寫文章的『名師』。我要的是——真正懂教育、真正相信社會主義、真正願意為下一代彎腰的人。」
韋格納看著他，看了幾秒鐘。
「你自己去找。全德國各部門你隨便挑。誰不聽話，你告訴我。」
托勒嘴角微微彎了一下，
「主席同志。」
「嗯？」
「你說希望未來的孩子比我們更好。你覺得——他們會的嗎？」
「一定會的。」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時。
威廉二世的判決已經過去了一個月。
社會上興起的輿論餘波也漸漸平息，被下放勞改的知識分子已經在礦山、林場和農莊裡開始了新的生活，他們的名字從公共討論中及基本上消失了，並沒有濺起多大的水花。
但韋格納腦子裡有一件事，這件事不是一天、一個月、一年能做完的，也許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
但他覺得，如果現在不做，以後就更難做了。
那就是關於教育方面的問題。
韋格納正在看著一份厚厚的報告，是教育人民委員部剛送來的《一九三五年德國教育事業發展年度報告》。
報告裡面的數字是漂亮的。
德國目前的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了百分之九十八點七，在歐洲乃至世界上都是獨占鰲頭的。
小學教師數量比十年前增長了百分之四十，生均校舍面積增長百分之二十五，生均教育經費增長百分之三十八。
高等教育領域，綜合性大學從一九一九年的二十一所增加到四十八所，工業大學、師範學院、藝術學院的數字也在穩步上升。
德國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醫學等領域培養的博士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和內亂前英國的總和。
這些數字，放在十年前，韋格納是不敢想的。
那時候德國剛剛從戰爭的廢墟中站起來，百廢待興，連吃飽飯都是問題，哪有精力搞教育？
但人民委員會咬著牙，在財政最困難的那幾年，也沒有削減教育預算。
但韋格納的目光沒有在這些數字上停留太久。
他翻到了報告的最後一章——「當前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這一章的數字不那麼漂亮了，但韋格納覺得，這一章才是整份報告的靈魂。
問題有三。
第一，城鄉教育資源分配不均。
城市的孩子平均受教育年限比農村的孩子高出兩年以上，農村學校的師資力量、教學設施、課程設置都明顯落後於城市。
第二，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間的「牆」太厚，學生一旦進入職業軌道就很難轉入普通教育，反之亦然。
第三——也是韋格納最在意的——思想教育和歷史教育的質量參差不齊。
報告的原話是這麼寫的：
「目前，德國各級各類學校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外語等學科的教學方面已基本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但在歷史、政治、社會學等意識形態屬性較強的學科領域，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師隊伍的整體質量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部分教材仍沿用舊帝國時期的框架，只是在關鍵問題上做了局部的刪改和修補，缺乏系統性、根本性的重構。
一些教師對社會主義教育理念的理解不夠深入，教學中存在『照本宣科』、『以考代教』等現象，未能有效培養學生的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階級意識。」
韋格納把這段話用紅鉛筆畫了兩道橫線。他的眼睛在「系統性、根本性的重構」幾個字上停了一下，然後把報告合上，放在桌角。
緊接著，韋格納辦公室的門就被敲響了。
「進來。」
教育人民委員弗里茨·托勒走了進來。
「主席同志，我們部門的年度報告你看了嗎？」
「剛看完。」
韋格納把那本報告推到桌子中間。
「數字很漂亮。但問題也不少。」
「報告裡面提到的第三點——思想教育和歷史教育的質量問題——我想聽聽你的具體想法。」
「報告裡寫『缺乏系統性、根本性的重構』。什麼叫『系統性、根本性的重構』？你來展開說說。」
托勒想了想這麼跟韋格納說道，
「主席同志，我打個比方。
我們現在做的，好比是改造一棟舊房子。我們把牆上的裂縫糊上了，把漏雨的地方補上了，把壞掉的窗戶換了新的。
房子看起來比以前好了，不漏雨了，不透風了，但骨架還是舊的。
房梁是舊的，承重牆是舊的，地基也是舊的，目前所有新生的東西都是基於舊事物的基礎之上進行改革的。」
「而現在我們需要做的，是拆了重建。
尤其是教材方面，不是修改幾個段落，而是重寫整本教材，重構整個歷史和政治教育的體系。」
「主席同志，我們現在學校里用的歷史教材，最早的底本是一九一一年，德意志帝國時期編的。
我們在一九二零年做了一次修訂，刪掉了『君權神授』、『德意志民族優越論』之類的內容，加上了關於社會主義的內容。
一九二八年又做了一次修訂，增加了上次世界大戰史的內容。
一九三二年再做了一次修訂，補充了關於對我國革命的評價。
修修補補二十年，骨架還是那個骨架。有些章節的敘述方式、語言風格、甚至舉例，都還能看出舊時代的影子。」
韋格納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輕輕叩了一下。
「托勒同志，你的意見是重寫嗎？」
「我的建議是必須全部重寫。」托勒的聲音很堅定。
「歷史教材從一年級到十二年級，全部重編。
政治教材從基礎概念到社會發展史，全部重編。
教材中涉及各國社會制度評價的部分，也要重新審定。
所有教材必須體現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必須貫穿階級分析的立場，必須服務於培養社會主義新人的總體目標。」
韋格納沉默了片刻。
「這是一件大事。不是教育部自己能決定的。需要黨中央討論，需要徵求各方面的意見，需要組織最優秀的專家來編寫。」
他頓了頓，「但我同意你的方向。」
「不過，托勒同志，我還有一個比教材更根本的問題。」
托勒微微歪了一下頭。
「我們的教育，到底是為了什麼？是為了讓德國的孩子考上好大學、找到好工作、過上比別的國家的人更好的日子？還是為了讓他們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
沒等托勒回答韋格納緊接著說道，
「我不是說分數不重要。
分數是能力的體現，能力是建設國家的基礎。
但如果我們只追求分數，只追求升學率，只追求『我們國家的學生在國際比賽中拿了第幾名』——那我們的教育和舊社會的教育有什麼區別？
舊社會不也是讓學生拼命背書、拼命考試、拼命往上爬嗎？
只不過那時候爬上去的是資本家的兒子，現在是——誰的分數高，誰就上去。」
「托勒同志，我和黨中央的同志們要的不是一批會考試的機器。我要的是一批有腦子的人，有心的人，有骨頭的人。
他們在學校里學到的，不只是物理公式和化學反應方程式，還有——為什麼工人應該團結起來，為什麼壓迫是不正義的，為什麼這個世界可以變得更好。」
托勒在本子上飛快地記著。
「教材重編的事，你先牽頭做組織工作。
從全國抽調最好的歷史教師、政治教師、語文教師，組成教材編寫委員會。
要有大學教授，也要有中學一線教師；要有理論專家，也要有實踐經驗豐富的教育工作者。
編寫過程要有試驗階段，先在一些學校試點，根據反饋修改，再逐步推廣。」
「另外，教師培訓要跟上。
新教材出來了，老師不會教，等於我們白干。
把各地最優秀的歷史和政治教師集中到柏林來，辦培訓班，讓教材編寫者親自給他們講課。
培訓一批，回去帶一批，一層一層地傳下去。」
韋格納說完這些，站起來，走到窗前。
窗外的柏林在冬日的陽光下顯得格外安靜。
韋格納站在那裡，背對著托勒。
「托勒同志，你知道我最近在想什麼嗎？」
「不知道。」
「我在想，未來若干年後的德國是什麼樣子。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到了二十一世紀的時候，德國是什麼樣子？」
「那時候我可能已經不在了。
你也不在了。
我們都死了。但那些孩子，他們正當年。
他們會成為這個國家的工人、農民、教師、工程師、醫生、士兵。他們會坐在我們現在坐著的位置上，做我們現在做的決定。」
「我希望他們比我們更好。
我希望未來的同志們是那種不會因為自己比別人多讀了幾本書就瞧不起工人的人，是那種不會因為自己當了官就忘記自己是從哪裡來的人，是那種在別人受苦的時候會心疼、在看到不公正的時候會憤怒、在需要站出來的時候會站出來的人。」
「如果我們培養出來的人，只會考試，只會往上爬，只會說一套做一套——那我們和舊社會有什麼區別？只不過換了一面旗，換了幾個當官的，換了教科書里的幾個名字。骨頭沒換，血沒換，心沒換。」
「所以，托勒同志，教材重編這件事，不是教育問題。
是政治問題。是黨的問題。是國家的問題。
你回去做一個詳細的方案，包括重編的時間表、經費預算、專家名單、試點學校的選擇標準。
方案做好了，先送到施密特那裡，讓他看完之後上中央委員會討論。」
托勒站起來，拿起公文包。
「主席同志，我還有一個請求。」
「什麼請求？」
「教材重編需要人。最好的人。我不要那種只會寫文章不會教書的『專家』，也不要那種只會教書不會寫文章的『名師』。我要的是——真正懂教育、真正相信社會主義、真正願意為下一代彎腰的人。」
韋格納看著他，看了幾秒鐘。
「你自己去找。全德國各部門你隨便挑。誰不聽話，你告訴我。」
托勒嘴角微微彎了一下，
「主席同志。」
「嗯？」
「你說希望未來的孩子比我們更好。你覺得——他們會的嗎？」
「一定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