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6章 美德秘密外交2
「韋格納主席，如果——我是說如果——我們不談英國，不談政治，不談那些讓人頭疼的意識形態之爭。我就以一個普通美國人的身份，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
韋格納微微側了一下頭。
「請說。」
「德國人民——他們的生活真的像我在柏林看到的那樣好嗎？」
韋格納沉默了片刻。
「你看到了什麼？」
甘迺迪想了想。
「乾淨的街道，新的建築，穿著整齊衣服的行人，在公園裡玩耍的孩子。比我預想的好得多——好到讓我覺得美國的報紙上寫的那些關於德國的東西，簡直是在描述另一個國家。」
韋格納點了一下頭。
「你看到的是柏林。柏林是德國最好的城市，是首都，也算是德國革命之後對外的展示窗口。也不是德國所有的地方都像柏林這麼好。」
「還有哪裡不好，您可以說說嗎？」
「南部和東部的一些農村地區，電氣化才剛剛鋪開攤子。
西部的工業區，空氣污染的問題我們也一直在處理，工人中肺病的比例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不少。
南部的山區，交通不便一直是當地的幹部需要努力解決的問題。」
「我們在改。但改需要時間。
我們執政還不到二十年，而德國已經被戰爭摧毀了一次。很多東西不是換一面旗就能立刻變好的。
需要修路，需要蓋房子，需要建學校，需要培訓醫生和教師。
這些事情都很慢，慢得像種樹。你種下去的時候看不出什麼，過幾年才能看到一點綠蔭。」
甘迺迪認真地聽著，沒有插話。
「但有一件事，我們做到了。」韋格納的目光落在甘迺迪臉上。
「什麼事？」
「德國的工人不再覺得這個國家不是他的。以前——在皇帝的時候，一個人走進柏林最好的餐廳，侍者會問他『您是哪個家族的』。現在不會了。」
「這不是錢的問題。是尊嚴的問題。一個人能不能在這個國家昂著頭走路，能不能在他累了的時候停下來歇一歇，能不能在他老了之後不用擔心被扔到垃圾堆里——這些不是錢能買到的。
這些是他生而為人的權利。德國的工人現在有了這些權利。」
甘迺迪沉默了很長時間。
他看著韋格納的臉，看著那雙眼睛。那雙眼睛裡沒有政客常有的那種閃爍和躲閃，沒有商人在談一筆大買賣時那種精明的算計，沒有傳教士在宣講教義時那種灼熱的狂熱，那雙眼睛很平靜。
一個普通人。一個看起來像一個普通人的、改變了世界的人。
「韋格納主席，」甘迺迪的聲音忽然有些乾澀，「你說了這麼多，其實是在告訴我一件事——美國沒有選擇。」
韋格納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
「美國一直有選擇。只是你們的選擇不是你們想要的。」
「什麼意思？」
「你們可以選擇和紅色世界和平共處。承認不同的社會制度可以並存，不同的意識形態可以競爭，不同的國家可以在不互相毀滅的前提下各自發展。這是你們可以選的，也是我們願意接受的。」
他停了一下。
「但你們也可以選擇對抗。繼續在全球範圍內圍堵我們，繼續在每一個出現紅色浪潮的國家背後插一刀。這也是你們可以選的。
如果你們選了這一條路，我們會奉陪到底。但結果不會和你們想像的一樣。」
甘迺迪的手指在膝蓋上輕輕叩了兩下。
「韋格納主席，你能保證和美國未來和平共處嗎？我是說——真的相信？」
「甘迺迪先生，我問你一個問題。如果美國工人的工資和德國工人一樣高，美國工人每周的工作時間和德國工人一樣短，美國工人的孩子能上和美國資本家的孩子一樣好的學校——如果這些都能實現，那美國和德國為什麼不能和平共處呢？」
「我們不是一定要和你們打仗。我們想要的是——全世界的工人，不管在哪個國家，都能過上像樣的日子。如果你們能讓你們的工人過上和我們工人一樣的日子，那我們的目標就達成了一大半。和平共處，順理成章。」
甘迺迪的手指停止了叩動。
「韋格納主席，你說的這些——美國工人和德國工人一樣的工資、一樣的工作時間、一樣的孩子教育——在目前，是美國政府不可能完成的。
美國不是德國。美國有四百年的歷史，有根深蒂固的傳統，有——」
「有資本家。」韋格納替他說完了。
甘迺迪沒有否認。
「所以，甘迺迪先生，你問我能不能保證和平共處。我的答案是——能。但不是無條件的。」
他向前傾了傾身子，雙手平放在桌面上。
「和平共處的基礎是什麼？是兩個國家的人民，過著差不多的日子。
兩個國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差不多的時候，戰爭就沒有了土壤。
一個美國工人不會想去打死一個德國工人，因為那個德國工人和他一樣，早上七點起床，八點上班，下午五點下班，回家陪孩子，周末去公園。他們有什麼好打的？」
「但是——如果美國工人每天工作十個小時，拿的工資只有那麼一點點。
而德國工人每天工作七個小時，拿的工資能買肉、能買衣服、能送孩子上大學。美國工人會怎麼想？他會想——憑什麼？然後他會問——是誰讓我這麼苦的？」
「所以，甘迺迪先生，和平共處不是一個外交問題。
是一個分配問題。
只要你們的資本家還在壓榨你們的工農無產階級，我們就不可能真正地和平共處的。」
甘迺迪沉默了片刻。
「韋格納主席，你說的這些，聽起來很美好。但我問你一個現實的問題——你們的無產階級理念，真的能解決所有問題嗎？人難道沒有私心嗎？人難道不想比別人過得更好嗎？人難道不想給自己的子孫留下更多的東西嗎？你們的制度，看上去似乎不可能實現。」
韋格納沒有反駁。
他伸出手，從辦公桌的一角拿過一份報紙——《柏林日報》，今天的日期。他把報紙翻到頭版，放在桌上，推到甘迺迪面前。
頭版上有一張照片。那是一排新建的工人住宅，六層樓，淺灰色的外牆，窗戶明亮，樓下的空地上有幾個老人在下棋，幾個孩子在玩耍。
「你看這張照片。這些房子，是一九三三年蓋的。住在這裡的人，是柏林一家電機廠的工人。
以前他們一家五口擠一間屋，沒有熱水，沒有廁所。
現在他們住在這裡，三間房，廚房，廁所，熱水，暖氣。他們的孩子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間。」
韋格納把報紙翻到第二版。另一張照片，是一個年輕女人站在一台機器前，戴著白帽子，穿著白大褂，手裡拿著一個試管。
「這個姑娘，叫埃爾娜。她父親是礦工，死在肺病上。她母親在工廠里幹活，當時退休的時候拿到的錢只有一點點。埃爾娜十三歲進工廠，做的是最累的活。
在新德國成立之後，她去上了夜校，考上了大學，學的是化學。現在她在柏林一家製藥廠做質檢員。她的工資和她部門裡的男同事一樣多。」
他把報紙合上，放在一邊。
「甘迺迪先生，你問我無產階級理念能不能實現。
我給你看了這些照片。這不是宣傳——這是真實的人，真實的生活，真實的改變。你可以在柏林的大街小巷找到千千萬萬個埃爾娜，千千萬萬個住進新房子裡的工人家庭。這不是看上去，這是已經發生了。」
甘迺迪的目光在那張被合上的報紙上停留了片刻。
「韋格納主席，這些確實了不起。但在美國，我對您和共產主義思想的未來不看好。共產黨在美國算不上一個大的勢力。你們在歐洲的成功，不一定能在美洲複製。」
韋格納微微歪了一下頭，
「甘迺迪先生，一九二九年，美國共產黨有多少黨員？」
甘迺迪想了想。他不是一個研究美國共產黨歷史的專家，但作為一個對政治有興趣的銀行家，他對這些數字有一個大概的印象。
「大概一兩萬吧。」
「一九三五年呢？現在，今天？」
甘迺迪的眉頭微微擰了一下。他不想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他知道答案。
「也許——七八萬？」
「據我所知，」韋格納的聲音不緊不慢，「是超過十九萬人。而且這還不算那些在工會裡、在失業工人組織中、在各個城市的工人運動里受到共產黨影響但沒有正式入黨的人。如果算上這些人，數字要翻幾倍。」
「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五年，六年的時間。大蕭條最嚴重的六年。你們的胡佛總統說『繁榮就在眼前』，你們的羅斯福總統說『我們唯一要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而美國共產黨在這六年裡，黨員人數翻了幾番，因為你們的工人日子過不下去了。
一個日子過不下去的人，不需要別人宣傳，他自己會去找出路。」
「韋格納主席，你說的這些數字，我不否認。
但黨員人數翻幾番，不代表他們能奪取政權。美國不是德國，美國不是俄國，美國不是英國。美國有自己的傳統——」
「甘迺迪先生，」韋格納的聲音放輕了，「有些事情，不是看上去怎麼樣的。你要去做了，才能分辨這是不是一條可以接著走下去的路。」
「一百年前，有人坐在倫敦的咖啡館裡說，『工人永遠不可能有投票權』。
五十年前，有人坐在柏林的客廳里說，『社會主義永遠不可能在德國實現』。
二十年前，有人坐在華盛頓的辦公室里說，『布爾什維克在俄國撐不過六個月』。這些人後來怎麼樣了？沒有人記得他們的名字。但那些不可能的事，則一件一件地變成了現實。」
「不是因為我們比別人聰明。是因為當足夠多的人相信一件事是可能的，並且願意為它付出代價的時候——這件事就一定會發生。」
甘迺迪沉默了很長時間。
他想起了一九三二年。他站在波士頓的大街上，看著失業工人舉著牌子走過。牌子上寫著「我們要工作」、「我們要麵包」。他當時在想什麼？
他當時在想——這些人為什麼不去別的城市找工作？為什麼不去鄉下種地？為什麼不去投靠親戚？他有整整一腦子的問題，每一個問題都在替這個制度辯護，每一個問題都在暗示——你們受苦，是因為你們不夠努力。
現在的他，不會再問那些問題了。
「韋格納主席，」甘迺迪站起來，聲音有些乾澀，「感謝你的坦誠。你的話，我會一字不差地報告給羅斯福總統。」
韋格納也站起來。
「甘迺迪先生，你回去告訴羅斯福總統——德國不會主動對美國發動戰爭。我們不希望打仗，但我們也絕不會因為美國不高興，就停止支持那些在為自身解放而鬥爭的人民。這是我們的底線。」
甘迺迪拉開門，走了出去。
韋格納微微側了一下頭。
「請說。」
「德國人民——他們的生活真的像我在柏林看到的那樣好嗎？」
韋格納沉默了片刻。
「你看到了什麼？」
甘迺迪想了想。
「乾淨的街道，新的建築，穿著整齊衣服的行人，在公園裡玩耍的孩子。比我預想的好得多——好到讓我覺得美國的報紙上寫的那些關於德國的東西，簡直是在描述另一個國家。」
韋格納點了一下頭。
「你看到的是柏林。柏林是德國最好的城市，是首都，也算是德國革命之後對外的展示窗口。也不是德國所有的地方都像柏林這麼好。」
「還有哪裡不好，您可以說說嗎？」
「南部和東部的一些農村地區，電氣化才剛剛鋪開攤子。
西部的工業區，空氣污染的問題我們也一直在處理，工人中肺病的比例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不少。
南部的山區，交通不便一直是當地的幹部需要努力解決的問題。」
「我們在改。但改需要時間。
我們執政還不到二十年，而德國已經被戰爭摧毀了一次。很多東西不是換一面旗就能立刻變好的。
需要修路，需要蓋房子，需要建學校，需要培訓醫生和教師。
這些事情都很慢，慢得像種樹。你種下去的時候看不出什麼，過幾年才能看到一點綠蔭。」
甘迺迪認真地聽著，沒有插話。
「但有一件事，我們做到了。」韋格納的目光落在甘迺迪臉上。
「什麼事？」
「德國的工人不再覺得這個國家不是他的。以前——在皇帝的時候，一個人走進柏林最好的餐廳，侍者會問他『您是哪個家族的』。現在不會了。」
「這不是錢的問題。是尊嚴的問題。一個人能不能在這個國家昂著頭走路，能不能在他累了的時候停下來歇一歇，能不能在他老了之後不用擔心被扔到垃圾堆里——這些不是錢能買到的。
這些是他生而為人的權利。德國的工人現在有了這些權利。」
甘迺迪沉默了很長時間。
他看著韋格納的臉，看著那雙眼睛。那雙眼睛裡沒有政客常有的那種閃爍和躲閃，沒有商人在談一筆大買賣時那種精明的算計，沒有傳教士在宣講教義時那種灼熱的狂熱，那雙眼睛很平靜。
一個普通人。一個看起來像一個普通人的、改變了世界的人。
「韋格納主席，」甘迺迪的聲音忽然有些乾澀，「你說了這麼多，其實是在告訴我一件事——美國沒有選擇。」
韋格納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
「美國一直有選擇。只是你們的選擇不是你們想要的。」
「什麼意思？」
「你們可以選擇和紅色世界和平共處。承認不同的社會制度可以並存，不同的意識形態可以競爭，不同的國家可以在不互相毀滅的前提下各自發展。這是你們可以選的，也是我們願意接受的。」
他停了一下。
「但你們也可以選擇對抗。繼續在全球範圍內圍堵我們，繼續在每一個出現紅色浪潮的國家背後插一刀。這也是你們可以選的。
如果你們選了這一條路，我們會奉陪到底。但結果不會和你們想像的一樣。」
甘迺迪的手指在膝蓋上輕輕叩了兩下。
「韋格納主席，你能保證和美國未來和平共處嗎？我是說——真的相信？」
「甘迺迪先生，我問你一個問題。如果美國工人的工資和德國工人一樣高，美國工人每周的工作時間和德國工人一樣短，美國工人的孩子能上和美國資本家的孩子一樣好的學校——如果這些都能實現，那美國和德國為什麼不能和平共處呢？」
「我們不是一定要和你們打仗。我們想要的是——全世界的工人，不管在哪個國家，都能過上像樣的日子。如果你們能讓你們的工人過上和我們工人一樣的日子，那我們的目標就達成了一大半。和平共處，順理成章。」
甘迺迪的手指停止了叩動。
「韋格納主席，你說的這些——美國工人和德國工人一樣的工資、一樣的工作時間、一樣的孩子教育——在目前，是美國政府不可能完成的。
美國不是德國。美國有四百年的歷史，有根深蒂固的傳統，有——」
「有資本家。」韋格納替他說完了。
甘迺迪沒有否認。
「所以，甘迺迪先生，你問我能不能保證和平共處。我的答案是——能。但不是無條件的。」
他向前傾了傾身子，雙手平放在桌面上。
「和平共處的基礎是什麼？是兩個國家的人民，過著差不多的日子。
兩個國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差不多的時候，戰爭就沒有了土壤。
一個美國工人不會想去打死一個德國工人，因為那個德國工人和他一樣，早上七點起床，八點上班，下午五點下班，回家陪孩子，周末去公園。他們有什麼好打的？」
「但是——如果美國工人每天工作十個小時，拿的工資只有那麼一點點。
而德國工人每天工作七個小時，拿的工資能買肉、能買衣服、能送孩子上大學。美國工人會怎麼想？他會想——憑什麼？然後他會問——是誰讓我這麼苦的？」
「所以，甘迺迪先生，和平共處不是一個外交問題。
是一個分配問題。
只要你們的資本家還在壓榨你們的工農無產階級，我們就不可能真正地和平共處的。」
甘迺迪沉默了片刻。
「韋格納主席，你說的這些，聽起來很美好。但我問你一個現實的問題——你們的無產階級理念，真的能解決所有問題嗎？人難道沒有私心嗎？人難道不想比別人過得更好嗎？人難道不想給自己的子孫留下更多的東西嗎？你們的制度，看上去似乎不可能實現。」
韋格納沒有反駁。
他伸出手，從辦公桌的一角拿過一份報紙——《柏林日報》，今天的日期。他把報紙翻到頭版，放在桌上，推到甘迺迪面前。
頭版上有一張照片。那是一排新建的工人住宅，六層樓，淺灰色的外牆，窗戶明亮，樓下的空地上有幾個老人在下棋，幾個孩子在玩耍。
「你看這張照片。這些房子，是一九三三年蓋的。住在這裡的人，是柏林一家電機廠的工人。
以前他們一家五口擠一間屋，沒有熱水，沒有廁所。
現在他們住在這裡，三間房，廚房，廁所，熱水，暖氣。他們的孩子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間。」
韋格納把報紙翻到第二版。另一張照片，是一個年輕女人站在一台機器前，戴著白帽子，穿著白大褂，手裡拿著一個試管。
「這個姑娘，叫埃爾娜。她父親是礦工，死在肺病上。她母親在工廠里幹活，當時退休的時候拿到的錢只有一點點。埃爾娜十三歲進工廠，做的是最累的活。
在新德國成立之後，她去上了夜校，考上了大學，學的是化學。現在她在柏林一家製藥廠做質檢員。她的工資和她部門裡的男同事一樣多。」
他把報紙合上，放在一邊。
「甘迺迪先生，你問我無產階級理念能不能實現。
我給你看了這些照片。這不是宣傳——這是真實的人，真實的生活，真實的改變。你可以在柏林的大街小巷找到千千萬萬個埃爾娜，千千萬萬個住進新房子裡的工人家庭。這不是看上去，這是已經發生了。」
甘迺迪的目光在那張被合上的報紙上停留了片刻。
「韋格納主席，這些確實了不起。但在美國，我對您和共產主義思想的未來不看好。共產黨在美國算不上一個大的勢力。你們在歐洲的成功，不一定能在美洲複製。」
韋格納微微歪了一下頭，
「甘迺迪先生，一九二九年，美國共產黨有多少黨員？」
甘迺迪想了想。他不是一個研究美國共產黨歷史的專家，但作為一個對政治有興趣的銀行家，他對這些數字有一個大概的印象。
「大概一兩萬吧。」
「一九三五年呢？現在，今天？」
甘迺迪的眉頭微微擰了一下。他不想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他知道答案。
「也許——七八萬？」
「據我所知，」韋格納的聲音不緊不慢，「是超過十九萬人。而且這還不算那些在工會裡、在失業工人組織中、在各個城市的工人運動里受到共產黨影響但沒有正式入黨的人。如果算上這些人，數字要翻幾倍。」
「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五年，六年的時間。大蕭條最嚴重的六年。你們的胡佛總統說『繁榮就在眼前』，你們的羅斯福總統說『我們唯一要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而美國共產黨在這六年裡，黨員人數翻了幾番，因為你們的工人日子過不下去了。
一個日子過不下去的人，不需要別人宣傳，他自己會去找出路。」
「韋格納主席，你說的這些數字，我不否認。
但黨員人數翻幾番，不代表他們能奪取政權。美國不是德國，美國不是俄國，美國不是英國。美國有自己的傳統——」
「甘迺迪先生，」韋格納的聲音放輕了，「有些事情，不是看上去怎麼樣的。你要去做了，才能分辨這是不是一條可以接著走下去的路。」
「一百年前，有人坐在倫敦的咖啡館裡說，『工人永遠不可能有投票權』。
五十年前，有人坐在柏林的客廳里說，『社會主義永遠不可能在德國實現』。
二十年前，有人坐在華盛頓的辦公室里說，『布爾什維克在俄國撐不過六個月』。這些人後來怎麼樣了？沒有人記得他們的名字。但那些不可能的事，則一件一件地變成了現實。」
「不是因為我們比別人聰明。是因為當足夠多的人相信一件事是可能的，並且願意為它付出代價的時候——這件事就一定會發生。」
甘迺迪沉默了很長時間。
他想起了一九三二年。他站在波士頓的大街上，看著失業工人舉著牌子走過。牌子上寫著「我們要工作」、「我們要麵包」。他當時在想什麼？
他當時在想——這些人為什麼不去別的城市找工作？為什麼不去鄉下種地？為什麼不去投靠親戚？他有整整一腦子的問題，每一個問題都在替這個制度辯護，每一個問題都在暗示——你們受苦，是因為你們不夠努力。
現在的他，不會再問那些問題了。
「韋格納主席，」甘迺迪站起來，聲音有些乾澀，「感謝你的坦誠。你的話，我會一字不差地報告給羅斯福總統。」
韋格納也站起來。
「甘迺迪先生，你回去告訴羅斯福總統——德國不會主動對美國發動戰爭。我們不希望打仗，但我們也絕不會因為美國不高興，就停止支持那些在為自身解放而鬥爭的人民。這是我們的底線。」
甘迺迪拉開門，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