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5章 美德秘密外交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柏林，人民委員會辦公大樓。
「主席同志，甘迺迪先生到了。」
甘迺迪隨著秘書諾依曼走進了韋格納的辦公室。
房間不大，陳設簡樸得讓甘迺迪有些意外。
他在美國見過太多大人物的辦公室了——國會山參議員的辦公室鋪著厚厚的地毯，牆上掛著油畫，書架上擺著燙金封面的精裝書，書桌上擺著銀質墨水台和水晶菸灰缸。
這間辦公室里沒有這些東西。
一個辦公桌，幾把椅子，一面牆上掛著歐洲地圖，另一面牆上掛著世界地圖。
壁爐上方是一尊石膏胸像，甘迺迪認出了那是卡爾·馬克思—。
韋格納從辦公桌後面站起來。
「甘迺迪先生，歡迎你來柏林。」
甘迺迪握了握他的手。
「韋格納主席，也感謝您能抽出時間來見我。」
兩個人在辦公桌兩側坐下來。
「甘迺迪先生，你的來意，我大概算知道了。羅斯福總統讓你來柏林，名義上是考察德國的經濟發展。實際上，是讓你來探探我們的口風——在英國問題上，德國到底想要什麼。」
甘迺迪的眉毛微微動了一下，他沒有想到韋格納會這麼直接。
「韋格納主席，既然你這麼直接，我也不繞彎子了。
羅斯福總統希望了解——德國是否願意通過政治途徑解決英國當前的危機？
如果德國願意停止對英國共產黨的軍事援助，美國政府願意在倫敦和柏林之間充當調解人，推動雙方達成一個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一個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甘迺迪先生，你說的這個『解決方案』，大概是什麼樣的？能不能具體一點說說呢？」
甘迺迪沒有猶豫。他在來之前已經和羅斯福反覆推演過各種可能性，
「英國政府願意在法律框架內承認北方解放區的特殊地位，給予一定程度的自治權。同時，英國政府願意在經濟政策上做出重大調整——包括將部分關鍵工業國有化、擴大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權利、建立全國性的社會保障體系。
這些改革將從根本上回應工人的訴求，消除社會動盪的根源。」
韋格納聽得很認真。
「甘迺迪先生，那我要問你一個問題。一九三三年，羅斯福總統剛上任的時候，美國有多少家銀行倒閉？」
甘迺迪愣了一下。
「大概是五千多家吧。」
「五千多家銀行在三個月內倒閉。美國的經濟體系在崩潰的邊緣。羅斯福總統做了什麼呢？」
「他宣布了銀行假日，關閉了全國所有的銀行，然後通過了《緊急銀行法》。」
「他需要國會批准嗎？」
「需要。」
「他需要最高法院的認可嗎？」
「嚴格來說，不需要。但後來最高法院確實裁定《緊急銀行法》合憲。」
韋格納微微點了一下頭。
「羅斯福總統在推行新政的時候，有沒有人說他是在搞社會主義？」
甘迺迪的嘴唇微微動了一下。
「有很多人這麼說。」
「有沒有人說他是共產黨呢？」
這次甘迺迪倒是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本身就讓他有些不舒服。
韋格納也沒有追問。
「甘迺迪先生，我不是在嘲笑羅斯福總統。
恰恰相反，我認為他是一個務實的人，一個願意在資本主義框架內做出最大限度的調整來挽救資本主義的人。
他做的事情——銀行改革、農業補貼、社會保障、公共工程——在德國，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已經做完了，倒不是因為我們比你們聰明，是因為德國的工人階級比美國的工人階級更有力量，更早地把這些政策從口號變成了法律。」
「但這就是問題所在。
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是在資本主義的圍牆裡面修修補補。
他把牆上的裂縫糊上了，把歪了的柱子扶正了，把漏雨的屋頂稍微堵上了。
但牆還是那堵牆，柱子還是那根柱子，屋頂還是那個屋頂。
羅斯福總統沒有觸及到根本，如果他動了，那些坐在國會的人就會站出來反對他。」
甘迺迪的手指在膝蓋上微微緊了一下。
「韋格納主席，你對美國政治的觀察很準確。但恕我直言，你漏掉了一個重要的東西。」
「請說。」
「真正的美國人是不怕這些的。
我們和德國不一樣。德國有悠久的歷史，有共同的血緣、語言和文化。
美國沒有這些。美國是靠一套制度建立起來的——憲法、三權分立、言論自由、私有財產不可侵犯。」
韋格納想了想這樣回復甘迺迪。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這是你們的《獨立宣言》。一七七六年寫的。一百五十九年了。你們的國父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他們說的是人人生而平等。
但他們沒有解放奴隸。他們沒有給女人投票權。
他們說的『人』，是有財產的、白皮膚的男人。」
甘迺迪的嘴唇抿成了一條線。
「一百五十九年過去了，你們廢除了奴隸制，給了女人投票權，通過了反托拉斯法，實行了新政。你們在一點一點地接近那個不言而喻的真理。
我承認這一點，也尊重這一點。」
韋格納向前傾了傾身子。
「但問題是——你們走得太慢了。」
「你們用了一百五十九年，還在半路上。而英國工人階級——那些在利物浦碼頭、曼徹斯特紡織廠、謝菲爾德煉鋼爐前流血汗的工人們——他們已經不想再等了。
他們不想再等一百五十九年，不想再等五十九年，甚至不想再等五年。
他們現在就要那些不言而喻的真理。」
「所以，甘迺迪先生，你說的『政治解決方案』——那些關於自治權、國有化、社會保障的承諾——不是不可以談。但問題不是談不談，是誰來談。」
「誰來談？」
「對。是和鮑德溫政府談，還是和英國工人委員會談？是和那個已經失去了對半個英格蘭的控制、連倫敦能不能守住都不知道的政府談，還是和那些扛著槍、在斯托克頓的炮火中把解放區連成一片的工人談？」
甘迺迪的喉結滾動了一下。
「韋格納主席，你心裡清楚，美國政府不可能承認英國共產黨建立的政權。如果美國政府這麼做了，國會山會炸，華爾街會炸，整個美國的政治體系都會炸。」
「我自然是清楚的。」韋格納沒有否認。「所以我沒有要求美國政府承認。我只是告訴你一個事實——鮑德溫政府已經沒有能力履行任何承諾了。
你讓鮑德溫簽一份文件，承諾給北方解放區自治權，承諾國有化，承諾社會保障——簽了之後，他能執行嗎？」
「不能。因為那些承諾一旦公布，倫敦的那些保守黨議員就會把他趕下台。而他下台之後，接替他的人會把這些承諾全部撕毀。
你們美國人不是最喜歡說合同必須有履約能力嗎？我們覺得鮑德溫現在沒有這個履約能力。他連自己的內閣都管不住，拿什麼來兌現承諾呢？」
甘迺迪沉默了。
他知道韋格納說的是對的。
他在華盛頓見過太多這樣的例子了——總統簽了行政令，國會不撥款；國會撥了款，地方政府不執行；地方政府執行了，法院判違憲。
美國的政治制度設計出來就是為了讓任何事情都很難做成。
在過去，這種「慢」是優點，是一種制衡，是一種防止暴政的機制。但在今天，在紅色浪潮以驚人的速度從歐洲大陸向西蔓延的今天，美國的慢變成了一種致命的弱點。
「韋格納主席，」甘迺迪的聲音有些發澀，「你說來說去，就是不打算停止對英國共產黨的援助。」
韋格納沒有搖頭，也沒有點頭。
「甘迺迪先生，我問你一個問題。如果——我只是說如果——有一天，美國的工人階級也舉起了紅旗，也成立了工人委員會，也從波士頓到舊金山升起紅旗——你希望德國政府怎麼做？」
甘迺迪的臉色變了一下。
「韋格納主席——」
「你希望德國政府袖手旁觀，看著你們的政府用警察和軍隊去鎮壓他們？還是你希望德國政府像今天援助英國共產黨一樣，援助美國共產黨？」
甘迺迪的手指在膝蓋上攥緊了。
「這不是一個公平的問題。」
「但是這是一個真實的問題。
你們美國人總喜歡說讓歷史來做評判。但歷史不是自己走過來的。
歷史是被人推著走的。誰有力量，誰就能推。誰沒有力量，誰就被推。
這個世界從來就是這樣，你們比任何人都清楚——因為你們在美洲大陸上對印第安人做的事情，就是對這句話最好的註解。」
甘迺迪的臉微微漲紅了。
「韋格納主席，我來這裡不是為了討論美國的歷史罪過。我來這裡是帶著羅斯福總統的誠意——」
「我知道，所以我在認真回答你。」
甘迺迪靠在椅背上，呼出一口氣，他只能換了一個話題。
「主席同志，甘迺迪先生到了。」
甘迺迪隨著秘書諾依曼走進了韋格納的辦公室。
房間不大，陳設簡樸得讓甘迺迪有些意外。
他在美國見過太多大人物的辦公室了——國會山參議員的辦公室鋪著厚厚的地毯，牆上掛著油畫，書架上擺著燙金封面的精裝書，書桌上擺著銀質墨水台和水晶菸灰缸。
這間辦公室里沒有這些東西。
一個辦公桌，幾把椅子，一面牆上掛著歐洲地圖，另一面牆上掛著世界地圖。
壁爐上方是一尊石膏胸像，甘迺迪認出了那是卡爾·馬克思—。
韋格納從辦公桌後面站起來。
「甘迺迪先生，歡迎你來柏林。」
甘迺迪握了握他的手。
「韋格納主席，也感謝您能抽出時間來見我。」
兩個人在辦公桌兩側坐下來。
「甘迺迪先生，你的來意，我大概算知道了。羅斯福總統讓你來柏林，名義上是考察德國的經濟發展。實際上，是讓你來探探我們的口風——在英國問題上，德國到底想要什麼。」
甘迺迪的眉毛微微動了一下，他沒有想到韋格納會這麼直接。
「韋格納主席，既然你這麼直接，我也不繞彎子了。
羅斯福總統希望了解——德國是否願意通過政治途徑解決英國當前的危機？
如果德國願意停止對英國共產黨的軍事援助，美國政府願意在倫敦和柏林之間充當調解人，推動雙方達成一個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一個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甘迺迪先生，你說的這個『解決方案』，大概是什麼樣的？能不能具體一點說說呢？」
甘迺迪沒有猶豫。他在來之前已經和羅斯福反覆推演過各種可能性，
「英國政府願意在法律框架內承認北方解放區的特殊地位，給予一定程度的自治權。同時，英國政府願意在經濟政策上做出重大調整——包括將部分關鍵工業國有化、擴大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權利、建立全國性的社會保障體系。
這些改革將從根本上回應工人的訴求，消除社會動盪的根源。」
韋格納聽得很認真。
「甘迺迪先生，那我要問你一個問題。一九三三年，羅斯福總統剛上任的時候，美國有多少家銀行倒閉？」
甘迺迪愣了一下。
「大概是五千多家吧。」
「五千多家銀行在三個月內倒閉。美國的經濟體系在崩潰的邊緣。羅斯福總統做了什麼呢？」
「他宣布了銀行假日，關閉了全國所有的銀行，然後通過了《緊急銀行法》。」
「他需要國會批准嗎？」
「需要。」
「他需要最高法院的認可嗎？」
「嚴格來說，不需要。但後來最高法院確實裁定《緊急銀行法》合憲。」
韋格納微微點了一下頭。
「羅斯福總統在推行新政的時候，有沒有人說他是在搞社會主義？」
甘迺迪的嘴唇微微動了一下。
「有很多人這麼說。」
「有沒有人說他是共產黨呢？」
這次甘迺迪倒是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本身就讓他有些不舒服。
韋格納也沒有追問。
「甘迺迪先生，我不是在嘲笑羅斯福總統。
恰恰相反，我認為他是一個務實的人，一個願意在資本主義框架內做出最大限度的調整來挽救資本主義的人。
他做的事情——銀行改革、農業補貼、社會保障、公共工程——在德國，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已經做完了，倒不是因為我們比你們聰明，是因為德國的工人階級比美國的工人階級更有力量，更早地把這些政策從口號變成了法律。」
「但這就是問題所在。
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是在資本主義的圍牆裡面修修補補。
他把牆上的裂縫糊上了，把歪了的柱子扶正了，把漏雨的屋頂稍微堵上了。
但牆還是那堵牆，柱子還是那根柱子，屋頂還是那個屋頂。
羅斯福總統沒有觸及到根本，如果他動了，那些坐在國會的人就會站出來反對他。」
甘迺迪的手指在膝蓋上微微緊了一下。
「韋格納主席，你對美國政治的觀察很準確。但恕我直言，你漏掉了一個重要的東西。」
「請說。」
「真正的美國人是不怕這些的。
我們和德國不一樣。德國有悠久的歷史，有共同的血緣、語言和文化。
美國沒有這些。美國是靠一套制度建立起來的——憲法、三權分立、言論自由、私有財產不可侵犯。」
韋格納想了想這樣回復甘迺迪。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這是你們的《獨立宣言》。一七七六年寫的。一百五十九年了。你們的國父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他們說的是人人生而平等。
但他們沒有解放奴隸。他們沒有給女人投票權。
他們說的『人』，是有財產的、白皮膚的男人。」
甘迺迪的嘴唇抿成了一條線。
「一百五十九年過去了，你們廢除了奴隸制，給了女人投票權，通過了反托拉斯法，實行了新政。你們在一點一點地接近那個不言而喻的真理。
我承認這一點，也尊重這一點。」
韋格納向前傾了傾身子。
「但問題是——你們走得太慢了。」
「你們用了一百五十九年，還在半路上。而英國工人階級——那些在利物浦碼頭、曼徹斯特紡織廠、謝菲爾德煉鋼爐前流血汗的工人們——他們已經不想再等了。
他們不想再等一百五十九年，不想再等五十九年，甚至不想再等五年。
他們現在就要那些不言而喻的真理。」
「所以，甘迺迪先生，你說的『政治解決方案』——那些關於自治權、國有化、社會保障的承諾——不是不可以談。但問題不是談不談，是誰來談。」
「誰來談？」
「對。是和鮑德溫政府談，還是和英國工人委員會談？是和那個已經失去了對半個英格蘭的控制、連倫敦能不能守住都不知道的政府談，還是和那些扛著槍、在斯托克頓的炮火中把解放區連成一片的工人談？」
甘迺迪的喉結滾動了一下。
「韋格納主席，你心裡清楚，美國政府不可能承認英國共產黨建立的政權。如果美國政府這麼做了，國會山會炸，華爾街會炸，整個美國的政治體系都會炸。」
「我自然是清楚的。」韋格納沒有否認。「所以我沒有要求美國政府承認。我只是告訴你一個事實——鮑德溫政府已經沒有能力履行任何承諾了。
你讓鮑德溫簽一份文件，承諾給北方解放區自治權，承諾國有化，承諾社會保障——簽了之後，他能執行嗎？」
「不能。因為那些承諾一旦公布，倫敦的那些保守黨議員就會把他趕下台。而他下台之後，接替他的人會把這些承諾全部撕毀。
你們美國人不是最喜歡說合同必須有履約能力嗎？我們覺得鮑德溫現在沒有這個履約能力。他連自己的內閣都管不住，拿什麼來兌現承諾呢？」
甘迺迪沉默了。
他知道韋格納說的是對的。
他在華盛頓見過太多這樣的例子了——總統簽了行政令，國會不撥款；國會撥了款，地方政府不執行；地方政府執行了，法院判違憲。
美國的政治制度設計出來就是為了讓任何事情都很難做成。
在過去，這種「慢」是優點，是一種制衡，是一種防止暴政的機制。但在今天，在紅色浪潮以驚人的速度從歐洲大陸向西蔓延的今天，美國的慢變成了一種致命的弱點。
「韋格納主席，」甘迺迪的聲音有些發澀，「你說來說去，就是不打算停止對英國共產黨的援助。」
韋格納沒有搖頭，也沒有點頭。
「甘迺迪先生，我問你一個問題。如果——我只是說如果——有一天，美國的工人階級也舉起了紅旗，也成立了工人委員會，也從波士頓到舊金山升起紅旗——你希望德國政府怎麼做？」
甘迺迪的臉色變了一下。
「韋格納主席——」
「你希望德國政府袖手旁觀，看著你們的政府用警察和軍隊去鎮壓他們？還是你希望德國政府像今天援助英國共產黨一樣，援助美國共產黨？」
甘迺迪的手指在膝蓋上攥緊了。
「這不是一個公平的問題。」
「但是這是一個真實的問題。
你們美國人總喜歡說讓歷史來做評判。但歷史不是自己走過來的。
歷史是被人推著走的。誰有力量，誰就能推。誰沒有力量，誰就被推。
這個世界從來就是這樣，你們比任何人都清楚——因為你們在美洲大陸上對印第安人做的事情，就是對這句話最好的註解。」
甘迺迪的臉微微漲紅了。
「韋格納主席，我來這裡不是為了討論美國的歷史罪過。我來這裡是帶著羅斯福總統的誠意——」
「我知道，所以我在認真回答你。」
甘迺迪靠在椅背上，呼出一口氣，他只能換了一個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