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2章 羅斯福的考慮1
1935年8月16日，美國華盛頓，羅斯福正看著一份資料。
在1867年3月30日的華盛頓，俄國駐美公使愛德華·德·施托克爾與美國國務卿威廉·H·蘇厄德在凌晨時分簽署了一項震驚世界的條約。
沙皇俄國以720萬美元的價格，將面積超過150萬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半島及其周邊島嶼賣給了美國。
這筆交易意味著每平方公里土地僅作價4.74美元，平均每英畝不足2美分。
即使在當時，這也是一個近乎羞辱的價格——比六十年前美國從法國手中購買路易斯安那還便宜。
然而，當時的美國人並不領情。
輿論將阿拉斯加譏諷為「蘇厄德的蠢事」、「北極熊的冰窖」，國會內部反對方激烈批評這是「拿美國納稅人的錢買了一台巨大的製冷器」。
直到三十年後的克朗代克淘金熱，以及此後不斷發現的石油、天然氣、漁業資源——那片「冰窖」才被證明是一個取之不盡的聚寶盆。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為什麼要做這筆「虧本買賣」？
並非俄國人目光短淺，而是出於深刻的地緣焦慮。
自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後，俄羅斯帝國在歐洲的擴張空間被嚴重壓縮，而隔著白令海峽的阿拉斯加殖民地經營困難、人口稀少，連年虧損。
更重要的是，俄國人擔心這片遙遠的領土遲早會被英國——通過其殖民地加拿大——奪走。
與其拱手讓人，不如賣給美國，以此在北美大陸埋下一顆牽制英國的棋子。
這筆交易，實質上是俄國、美國與英國三方地緣博弈的產物。
1917年十月革命後，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繼承了一切沙皇時期的檔案與法理遺產。
儘管阿拉斯加的割讓已於1867年完成法律交割，但在蘇共黨內及部分歷史學者看來，這一交易的合法性始終籠罩著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
一個垂死的封建帝國，在內外交困的壓力下做出的領土處置，是否應當被後來的人民政權所承認？
正式外交場合中，蘇聯政府從未公開提出領土要求。但在蘇共高層多次外交場合的談話顯示，一則傳聞在美國高層中不脛而走：
蘇聯政府對阿拉斯加是有強烈的目的性的。
更關鍵的是，1926年蘇聯頒布的《北極領土宣言》單方面宣布，對北冰洋內靠近蘇聯海岸的「已發現或尚未發現的」一切土地和島嶼擁有主權。
這一聲明的隱含邏輯——歷史延續性與地緣安全優先原則——讓阿拉斯加問題始終以另一種方式存在著。
而進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隨著德意志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向蘇聯提供大量工業設備、精密工具機與工程技術支持，蘇聯的經濟面貌發生了深刻變革。
德國技術的注入讓西伯利亞大鐵路的複線改造、遠東地區的工礦建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
在這一背景下，蘇聯高層中一直存在著一股強大的來自德國某位不知名同志的「遠東方略」的聲音。
遠東不僅蘊藏著蘇聯未來工業發展所急需的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和木材，更是蘇聯面向太平洋的「東大門」，是防範日本軍國主義與西方勢力滲透的前哨，戰略地位極其突出。
因此，以史達林為核心的領導層，對遠東地區的開發與對太平洋方向的戰略布局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興趣與決心。
而阿拉斯加——這個與蘇聯遠東地區隔白令海峽相望、資源稟賦同樣驚人的半島，自然成為了包括蘇聯科學院地理研究所、遠東局及軍方戰略專家在內的許多目光所聚焦的對象。
雖然蘇聯官方從未正式要求收回阿拉斯加，但這片土地的前世身份與今生價值，始終在白令海峽兩岸投下若隱若現的陰影。
羅斯福看完之後，又拿起桌上另一份文件——中情局的前身「戰略服務局」剛剛呈報的非洲局勢評估，厚厚一沓，密級是最高級。
他把兩份文件並排放在桌上，靠進椅背，揉了揉鼻樑。
就在這時，霍普金斯推門進來了，
「總統，人到了。」
「讓他進來吧。」
戰略服務局局長威廉·多諾萬走進辦公室，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服役，獲得過榮譽勳章，後來成為華爾街律師，再後來被羅斯福召回政府組建美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央情報機構。
「總統先生。」
多諾萬在辦公桌前站定，手裡拿著一份牛皮紙信封，沒有坐下。
「坐。威廉，不必拘禮。」
多諾萬在羅斯福對面的椅子上坐下，把信封放在桌上，沒有推過來。
「總統先生，您讓我查的那件事，有結果了。」
羅斯福看了他一眼。
「誰埋的線？」
「是胡佛總統。
在他任期的最後幾個月，通過一個私人的渠道，向非洲的幾個分離主義組織提供了第一筆啟動資金。
數額不大，總共不到二十萬美元。
渠道複雜，經過瑞士、比利時、南非，轉了四五道手，很難追查來源。
但我們的分析確認，這筆錢的源頭，是胡佛家族基金會。」
羅斯福沉默了片刻。
「亨利·盧斯？」
他沒頭沒尾地問了一句。
多諾萬愣了不到半秒。
「不是。胡佛沒有通過媒體，直接找了幾個退役軍官，讓他們以個人身份去非洲考察。
那些人到了非洲以後，在當地招募了一些對法國殖民統治不滿的年輕人，幫他們建立組織、制定綱領、培訓骨幹。
黑非洲獨立聯盟的前身，就是這麼來的。
胡佛當時的如意算盤是：
一旦非洲亂起來，德國人就會被拖住。
德國人的注意力從歐洲轉移到了非洲，我們就能騰出手來扶植右翼，對付國內的共產黨，把那些赤色分子一個一個收拾乾淨，再重新掌控局面，清掃右翼，穩住民心的同時為共和黨人的下一次大選鋪路。」
「可他沒想到，幾十萬美元扔進去，連個水花都沒響，法國人根本沒怎麼費勁，當地的民族主義運動自己就散了。
那些部落首領、知識分子、軍官，誰也不服誰，聯盟還沒成立就分裂成好幾派。
有的主張暴力，有的主張非暴力，有的親法，有的親德，有的只想在自己的地盤上當土皇帝。
烏合之眾。
直到這幾年，才冒出那個薩萊，把幾股零散力量攏到一起搞出了動靜。」
羅斯福想了想說道，
「胡佛沒有做錯。
他的邏輯是對的——讓非洲亂起來，拖住德國人，給美國爭取時間。
但他的問題是——他沒有做錯，只是做得太早了。
那個時候，德國人的眼睛還在英國身上。
韋格納連歐洲都沒搞定，哪有心思管非洲？
胡佛的錢，等於扔進了水裡。」
「只不過，現在時機到了。」
在1867年3月30日的華盛頓，俄國駐美公使愛德華·德·施托克爾與美國國務卿威廉·H·蘇厄德在凌晨時分簽署了一項震驚世界的條約。
沙皇俄國以720萬美元的價格，將面積超過150萬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半島及其周邊島嶼賣給了美國。
這筆交易意味著每平方公里土地僅作價4.74美元，平均每英畝不足2美分。
即使在當時，這也是一個近乎羞辱的價格——比六十年前美國從法國手中購買路易斯安那還便宜。
然而，當時的美國人並不領情。
輿論將阿拉斯加譏諷為「蘇厄德的蠢事」、「北極熊的冰窖」，國會內部反對方激烈批評這是「拿美國納稅人的錢買了一台巨大的製冷器」。
直到三十年後的克朗代克淘金熱，以及此後不斷發現的石油、天然氣、漁業資源——那片「冰窖」才被證明是一個取之不盡的聚寶盆。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為什麼要做這筆「虧本買賣」？
並非俄國人目光短淺，而是出於深刻的地緣焦慮。
自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後，俄羅斯帝國在歐洲的擴張空間被嚴重壓縮，而隔著白令海峽的阿拉斯加殖民地經營困難、人口稀少，連年虧損。
更重要的是，俄國人擔心這片遙遠的領土遲早會被英國——通過其殖民地加拿大——奪走。
與其拱手讓人，不如賣給美國，以此在北美大陸埋下一顆牽制英國的棋子。
這筆交易，實質上是俄國、美國與英國三方地緣博弈的產物。
1917年十月革命後，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繼承了一切沙皇時期的檔案與法理遺產。
儘管阿拉斯加的割讓已於1867年完成法律交割，但在蘇共黨內及部分歷史學者看來，這一交易的合法性始終籠罩著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
一個垂死的封建帝國，在內外交困的壓力下做出的領土處置，是否應當被後來的人民政權所承認？
正式外交場合中，蘇聯政府從未公開提出領土要求。但在蘇共高層多次外交場合的談話顯示，一則傳聞在美國高層中不脛而走：
蘇聯政府對阿拉斯加是有強烈的目的性的。
更關鍵的是，1926年蘇聯頒布的《北極領土宣言》單方面宣布，對北冰洋內靠近蘇聯海岸的「已發現或尚未發現的」一切土地和島嶼擁有主權。
這一聲明的隱含邏輯——歷史延續性與地緣安全優先原則——讓阿拉斯加問題始終以另一種方式存在著。
而進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隨著德意志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向蘇聯提供大量工業設備、精密工具機與工程技術支持，蘇聯的經濟面貌發生了深刻變革。
德國技術的注入讓西伯利亞大鐵路的複線改造、遠東地區的工礦建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
在這一背景下，蘇聯高層中一直存在著一股強大的來自德國某位不知名同志的「遠東方略」的聲音。
遠東不僅蘊藏著蘇聯未來工業發展所急需的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和木材，更是蘇聯面向太平洋的「東大門」，是防範日本軍國主義與西方勢力滲透的前哨，戰略地位極其突出。
因此，以史達林為核心的領導層，對遠東地區的開發與對太平洋方向的戰略布局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興趣與決心。
而阿拉斯加——這個與蘇聯遠東地區隔白令海峽相望、資源稟賦同樣驚人的半島，自然成為了包括蘇聯科學院地理研究所、遠東局及軍方戰略專家在內的許多目光所聚焦的對象。
雖然蘇聯官方從未正式要求收回阿拉斯加，但這片土地的前世身份與今生價值，始終在白令海峽兩岸投下若隱若現的陰影。
羅斯福看完之後，又拿起桌上另一份文件——中情局的前身「戰略服務局」剛剛呈報的非洲局勢評估，厚厚一沓，密級是最高級。
他把兩份文件並排放在桌上，靠進椅背，揉了揉鼻樑。
就在這時，霍普金斯推門進來了，
「總統，人到了。」
「讓他進來吧。」
戰略服務局局長威廉·多諾萬走進辦公室，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服役，獲得過榮譽勳章，後來成為華爾街律師，再後來被羅斯福召回政府組建美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央情報機構。
「總統先生。」
多諾萬在辦公桌前站定，手裡拿著一份牛皮紙信封，沒有坐下。
「坐。威廉，不必拘禮。」
多諾萬在羅斯福對面的椅子上坐下，把信封放在桌上，沒有推過來。
「總統先生，您讓我查的那件事，有結果了。」
羅斯福看了他一眼。
「誰埋的線？」
「是胡佛總統。
在他任期的最後幾個月，通過一個私人的渠道，向非洲的幾個分離主義組織提供了第一筆啟動資金。
數額不大，總共不到二十萬美元。
渠道複雜，經過瑞士、比利時、南非，轉了四五道手，很難追查來源。
但我們的分析確認，這筆錢的源頭，是胡佛家族基金會。」
羅斯福沉默了片刻。
「亨利·盧斯？」
他沒頭沒尾地問了一句。
多諾萬愣了不到半秒。
「不是。胡佛沒有通過媒體，直接找了幾個退役軍官，讓他們以個人身份去非洲考察。
那些人到了非洲以後，在當地招募了一些對法國殖民統治不滿的年輕人，幫他們建立組織、制定綱領、培訓骨幹。
黑非洲獨立聯盟的前身，就是這麼來的。
胡佛當時的如意算盤是：
一旦非洲亂起來，德國人就會被拖住。
德國人的注意力從歐洲轉移到了非洲，我們就能騰出手來扶植右翼，對付國內的共產黨，把那些赤色分子一個一個收拾乾淨，再重新掌控局面，清掃右翼，穩住民心的同時為共和黨人的下一次大選鋪路。」
「可他沒想到，幾十萬美元扔進去，連個水花都沒響，法國人根本沒怎麼費勁，當地的民族主義運動自己就散了。
那些部落首領、知識分子、軍官，誰也不服誰，聯盟還沒成立就分裂成好幾派。
有的主張暴力，有的主張非暴力，有的親法，有的親德，有的只想在自己的地盤上當土皇帝。
烏合之眾。
直到這幾年，才冒出那個薩萊，把幾股零散力量攏到一起搞出了動靜。」
羅斯福想了想說道，
「胡佛沒有做錯。
他的邏輯是對的——讓非洲亂起來，拖住德國人，給美國爭取時間。
但他的問題是——他沒有做錯，只是做得太早了。
那個時候，德國人的眼睛還在英國身上。
韋格納連歐洲都沒搞定，哪有心思管非洲？
胡佛的錢，等於扔進了水裡。」
「只不過，現在時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