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7章 暗流涌動的羅馬
墨索里尼站在辦公室的陽台上，背對著房間裡忐忑不安的幕僚們。
「德國人停在了佛羅倫斯城外。
他們在等什麼？等我自己走出去，把羅馬雙手奉上嗎？」
房間裡，國防部長巴多格里奧元帥、外交部長齊亞諾伯爵（墨索里尼的女婿）、黑衫軍總參謀長卡爾米內·塞尼塞，以及幾位內閣部長沉默地站著。
空氣里瀰漫著一種微妙的氣息，每個人都在算計著，在墨索里尼倒台後，自己該站在哪一邊，如何保全性命、財富，還有權力。
「領袖，」
齊亞諾小心翼翼地開口，
「瑞士渠道傳來新消息……國王陛下昨天會見了美國大使。談話內容不詳，但會面時間長達三小時。」
「維托里奧？」
墨索里尼轉身，
「那個懦夫！他以為美國人能救他？還是以為把我交出去，他就能繼續坐在奎里納萊宮裡當他的橡皮圖章國王？」
巴多格里奧元帥清了清嗓子：
「領袖，當前軍事情勢嚴峻。佛羅倫斯守軍士氣已瀕臨崩潰，如果德軍強攻，城市可能撐不了多久。
而佛羅倫斯一旦失守，羅馬以北將無險可守。」
「所以你的建議是什麼，元帥？」
墨索里尼盯著他，
「像北方的那些叛徒一樣，升起白旗？」
「我的建議是……考慮政治解決方案。」
「通過中立國，與柏林和意共解放區接觸，探討停戰條件。
戰爭進行到這個階段，繼續抵抗只會讓義大利遭受更嚴重的破壞。」
墨索里尼的拳頭重重砸在辦公桌上：
「投降？向那些赤色分子投降？我寧可把羅馬炸成廢墟！」
但當墨索里尼咆哮時，他注意到，一旁的齊亞諾低頭玩弄著戒指，塞尼塞的目光游移，幾位部長交換著眼神。
沒有人響應他的「豪言壯語」。
一種冰冷的寒意順著墨索里尼的脊椎爬上頭頂。
他突然意識到：這些人，可能已經在準備他的後事了。
墨索里尼的記憶閃回：
1914年的米蘭，《前進！報》編輯部。
那時的墨索里尼還不是「紅色貝尼托」——義大利社會黨（PSI）《前進！》報的主編。
他當時還在用充滿煽動力的嗓音對工人們演講：
「無產階級必須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國家！
議會鬥爭是騙局，罷工是乞討，只有總罷工和武裝起義能帶來真正的解放！」
台下掌聲雷動。
那時的他真誠地相信這一切。
他讀過馬克思，鑽研過索雷爾的暴力革命論，研究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地下鬥爭經驗。
在黨內，他被視為激進的「革命派」，與當時更傾向於議會道路的黨內主流格格不入。
轉折點發生在，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社會黨主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義大利參戰，主張「既不要支持國王，也不要支持皇帝」。
但墨索里尼——出於一種複雜的心態混合：
對「行動」的渴望、對「革命通過戰爭加速」的幻想、或許還有對個人影響力的算計——突然在《前進！》報上發表長文：
「在這場帝國主義戰爭中保持中立是懦弱！戰爭將摧毀舊秩序，為革命創造條件！
義大利應該參戰——不是為了國王和資本家，是為了讓戰爭變成內戰的序幕！」
文章發表的第二天，墨索里尼就被社會黨開除了。
1915年，墨索里尼自願參軍，想證明自己不是空談家。
但在伊松佐河前線，他看到的是無意義的屠殺：
義大利農民子弟和奧地利農民子弟在泥濘中互相廝殺著，軍官們躲在後方享受特權，資本家靠軍火合同賺得盆滿缽滿。
他本人也被彈片所傷，休養了半年。
戰爭沒有如墨索里尼所希望的帶來革命，只帶來了混亂和絕望。
1917年俄國革命的消息傳來時，他正在醫院裡。最初的墨索里尼興奮的想著——看，戰爭果然催生了革命！
但隨後的消息讓墨索里尼感到困惑：列寧與德國單獨媾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在鎮壓其他左翼政黨，建立起一種高度集中的「無產階級專政」。
「這不是我想要的革命。」
「用一個新的專製取代舊的專制，用黨的官僚取代資本家的官僚……這算什麼解放？」
墨索里尼的思想開始劇烈轉向。
如果無產階級專政最終只是換了一批統治者，如果國際主義在民族仇恨面前不堪一擊，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出路？
1918年的米蘭街頭，11月11日，當德國投降的消息傳來時，他像所有人一樣鬆了口氣——戰爭結束了。
但緊隨其後的新聞，卻讓墨索里尼從椅子上猛地站起：
「德國爆發革命！柏林工人士兵蘇維埃成立！」
「卡爾·李卜克內西宣布『共和國』誕生！」
「前帝國陸軍的韋格納在304高地起義，整合邊境德軍開始向柏林進軍！」
報紙上的報導一篇比一篇驚人。
起初墨索里尼不以為然：又一場短暫的騷亂罷了，就像俄國的二月革命，很快會被鎮壓。
但接下來的發展讓墨索里尼感到坐立不安：
很快，德意志人民共和國在柏林正式宣告成立。
到春天，德國竟然初步穩住了局面，開始推行土地改革和工業國有化。
墨索里尼捧著報紙的手在抖。
這不可能。德國是歐洲最強大的工業國，有著根深蒂固的容克貴族和資產階級，有著嚴密的官僚體系和軍事傳統。
按照所有社會主義理論，這樣的國家應該是最難革命、革命後也最難維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
可是韋格納——這個他從未聽說過的人——竟然做到了。
更讓墨索里尼焦慮的是德國革命展現出的新型特質：
它強調組織效率和務實建設；它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同時，竟然還能維持一定的生產秩序和社會穩定。
社會黨朋友寄來的德共宣傳品上寫著：
「我們不摧毀技術，我們接管技術；我們不消滅知識分子，我們改造知識分子。」
「這不是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上的革命……」
墨索里尼在日記里寫道，字跡潦草而激動，一旁放在桌子上的《晚郵報》，頭版標題上寫著：
「柏林紅旗飄揚——德意志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
詳細報導描繪了一個他所嚮往的景象：
工人士兵蘇維埃、工廠委員會、土地改革……。
報導特別提到一個名字：卡爾·韋格納。
「一個軍人出身的社會主義者……」墨索里尼喃喃自語，心中湧起一種奇異的共鳴。
他自己也是從社會黨激進派轉型（儘管是被開除），也相信暴力革命，也崇拜行動力。
但韋格納做到了他不敢想的事——在歐洲心臟地帶建立了一個穩固的紅色政權。
墨索里尼做了一個決定。他找出1914年被社會黨開除時撕碎的黨證殘片，用顫抖的手給米蘭的義大利社會黨支部寫了一封信：
「同志們，過去幾年的迷惘讓我付出了代價。如今歷史給出了新的答案——看看柏林吧！那才是社會主義在20世紀應有的形態。我請求重新審查我的立場，我願意在黨的紀律下工作，為義大利的解放貢獻力量。」
回信在一周後送達，簡短而冰冷：
「本黨認為您在1914年的行為不可原諒。您對戰爭的支持已證明您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另：
您最近在報紙上發表的言論中仍充斥著民族主義情緒，這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相悖。」
他不死心。既然義大利的同志不理解他，那麼也許——也許柏林的同志能理解？
2月，他通過瑞士的中間人，向柏林寄去一封長信，收件人直接寫了「卡爾·韋格納同志」。
信中，他詳細闡述了自己對「德國式社會主義革命」的欽佩，分享了自己早年對社會黨的貢獻，甚至暗示願意「在國際革命事業中扮演角色」。
石沉大海。
三個月過去了，沒有任何回音。那時的德國還處在忙碌的基礎建設和內部整合之中，這封信有沒有穿越奧地利抵達德國境內誰也不知道。
「真正的無產階級先鋒……」
墨索里尼苦笑著重複這句話，把信稿扔進壁爐。
火焰吞噬紙張時，他想起了葛蘭西——那個在都靈工廠委員會運動中嶄露頭角的年輕馬克思主義者。是的，那才是義大利共產黨想要的「先鋒」，不是他這個有過「污點」的前社會黨人。
但墨索里尼心中最深切的渴望仍未熄滅。
1919年春天，他做了一個更瘋狂的決定：
親自去柏林看看。他變賣了幾件值錢物品，弄到一份記者證件，準備以採訪名義前往德國。他想親眼看看韋格納創造的奇蹟，想站在那個讓他既嫉妒又崇拜的人面前，親口問：「你看不出我們其實是同類嗎？都是行動者，都是要打破舊世界的人！」
行程定在4月15日。
但4月10日，米蘭爆發了警察與失業退伍軍人的大規模衝突。作為退伍軍人團體裡小有名氣的鼓動者，他被警方盯上，護照被暫扣「配合調查」。等他擺脫麻煩，已是5月。
而這時，義大利的局勢已經天翻地覆——工廠占領運動達到高潮，義大利共產黨影響力急劇擴張，墨索里尼的那些退伍軍人簇擁天天來找他：
「貝尼托，我們該怎麼辦？共產黨要把工廠都占了！」
他被困住了。一邊是未能成行的柏林之旅，一邊是義大利沸騰的階級鬥爭。
最終，墨索里尼還是把牆上殘存的社會黨宣傳畫全部撕碎。然後坐到桌前，開始起草一份全新的綱領。
標題是：《戰鬥的義大利法西斯——反對一切舊勢力的民族革命宣言》。
「既然紅色的大門對我關閉了，」
墨索里尼寫著，
「那我就自己開一扇門。一扇更大、更耀眼、只屬於我自己的門。」
從那一天起，曾經的「紅色貝尼托」徹底死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要證明「沒有你們，我照樣能創造歷史」的墨索里尼。
他的法西斯主義，從此帶上了一種深刻的怨念色彩：
他借鑑紅色德國的組織技術，卻宣稱「這是羅馬軍團傳統的現代復興」。
他模仿無產階級專政的集中原則，卻包裝成「領袖與民族的神秘結合」。
他甚至盜用社會主義的部分經濟綱領（反大資本、社會福利），卻堅稱這是「民族的、非階級的社會主義」。
埋藏在墨索里尼心裡最深層的秘密是：
法西斯主義，是一個被紅色陣營拒絕的天才（他自認為）的報復性創造。
他要向義大利、向歐洲、向柏林證明：
你們不要我？好，那我就建一個比你們更強大、更受歡迎、更能吸引人民的運動。我要讓你們後悔。
回到現實：1926年10月23日，威尼斯宮。
墨索里尼從漫長的回憶中掙脫，眼前的巴多格里奧、齊亞諾等人還在等待他的回應。
「投降？向那些赤色分子投降？」
墨索里尼有些崩潰了，
「你們知道嗎……我曾經想成為他們。我寫信，我請求，我甚至想買票去柏林……」
「但他們不要我。
葛蘭西說我是投機分子，韋格納連信都不回。而現在——」
墨索里尼猛地抬頭，
「現在他們的坦克到了佛羅倫斯，你們卻要我去求他們接受？像一條被趕出門又搖著尾巴想回去的狗？」
巴多格里奧愣住了。他從未見過領袖露出這種表情。
「領袖，過去的事……」
「過去的事就是現在的事！」
墨索里尼咆哮，
「我用了七年時間，建起了這個國家，這個運動，就是為了證明他們錯了！證明沒有他們那一套，義大利照樣能偉大！
現在你們要我承認，我錯了？他們對了？」
墨索里尼整個人像被抽空了般跌坐回椅子：
「那我這七年算什麼？一場笑話嗎？」
許久，墨索里尼用低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
「告訴國王，告訴柏林，告訴所有人：
墨索里尼寧可戴著法西斯領袖的面具下地獄，也絕不摘下面具，去乞求一頂他們早已拒絕給我的紅色帽子。」
因為他的人生，從1919年那個被拒絕的春天起，就成了一場漫長的、向所有否定他的人證明「你們看錯我了」的表演。
而這場表演，必須以他選擇的方式落幕——哪怕落幕的方式，是拉著整個國家陪葬。
「出去。」墨索里尼低聲說，「都出去吧。」
幕僚們沉默地退了出去。
門關上時，當所有人離開後，墨索里尼獨自坐在昏暗的辦公室里，望著牆上那張1922年「向羅馬進軍」的巨幅照片。
照片上的他意氣風發，黑衫軍緊緊跟隨著他。
良久，墨索里尼從抽屜深處摸出一個舊信封。信封已經泛黃，上面是他親手寫的德文地址：「An den Vorsitzenden des Volksrats, Berlin.」（致人民委員會主席，柏林）
信從未寄出。或者說，寄出了，但永遠等不到回音。
他把信封湊近壁爐火焰。火舌舔上來時，他低聲說了最後一句話，
「你本可以擁有我的，韋格納。現在，看看你造就了什麼樣的敵人。」
紙化為灰燼，飄散在威尼斯宮華麗的波斯地毯上。
而在遙遠的柏林，韋格納永遠也不會知道，自己這個穿越者建立的紅色德國，曾在某個平行時刻，差點接納了一個叫墨索里尼的義大利人。
而歷史的蝴蝶效應，有時會以最私人化的恩怨，塑造最宏大的悲劇。
「德國人停在了佛羅倫斯城外。
他們在等什麼？等我自己走出去，把羅馬雙手奉上嗎？」
房間裡，國防部長巴多格里奧元帥、外交部長齊亞諾伯爵（墨索里尼的女婿）、黑衫軍總參謀長卡爾米內·塞尼塞，以及幾位內閣部長沉默地站著。
空氣里瀰漫著一種微妙的氣息，每個人都在算計著，在墨索里尼倒台後，自己該站在哪一邊，如何保全性命、財富，還有權力。
「領袖，」
齊亞諾小心翼翼地開口，
「瑞士渠道傳來新消息……國王陛下昨天會見了美國大使。談話內容不詳，但會面時間長達三小時。」
「維托里奧？」
墨索里尼轉身，
「那個懦夫！他以為美國人能救他？還是以為把我交出去，他就能繼續坐在奎里納萊宮裡當他的橡皮圖章國王？」
巴多格里奧元帥清了清嗓子：
「領袖，當前軍事情勢嚴峻。佛羅倫斯守軍士氣已瀕臨崩潰，如果德軍強攻，城市可能撐不了多久。
而佛羅倫斯一旦失守，羅馬以北將無險可守。」
「所以你的建議是什麼，元帥？」
墨索里尼盯著他，
「像北方的那些叛徒一樣，升起白旗？」
「我的建議是……考慮政治解決方案。」
「通過中立國，與柏林和意共解放區接觸，探討停戰條件。
戰爭進行到這個階段，繼續抵抗只會讓義大利遭受更嚴重的破壞。」
墨索里尼的拳頭重重砸在辦公桌上：
「投降？向那些赤色分子投降？我寧可把羅馬炸成廢墟！」
但當墨索里尼咆哮時，他注意到，一旁的齊亞諾低頭玩弄著戒指，塞尼塞的目光游移，幾位部長交換著眼神。
沒有人響應他的「豪言壯語」。
一種冰冷的寒意順著墨索里尼的脊椎爬上頭頂。
他突然意識到：這些人，可能已經在準備他的後事了。
墨索里尼的記憶閃回：
1914年的米蘭，《前進！報》編輯部。
那時的墨索里尼還不是「紅色貝尼托」——義大利社會黨（PSI）《前進！》報的主編。
他當時還在用充滿煽動力的嗓音對工人們演講：
「無產階級必須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國家！
議會鬥爭是騙局，罷工是乞討，只有總罷工和武裝起義能帶來真正的解放！」
台下掌聲雷動。
那時的他真誠地相信這一切。
他讀過馬克思，鑽研過索雷爾的暴力革命論，研究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地下鬥爭經驗。
在黨內，他被視為激進的「革命派」，與當時更傾向於議會道路的黨內主流格格不入。
轉折點發生在，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社會黨主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義大利參戰，主張「既不要支持國王，也不要支持皇帝」。
但墨索里尼——出於一種複雜的心態混合：
對「行動」的渴望、對「革命通過戰爭加速」的幻想、或許還有對個人影響力的算計——突然在《前進！》報上發表長文：
「在這場帝國主義戰爭中保持中立是懦弱！戰爭將摧毀舊秩序，為革命創造條件！
義大利應該參戰——不是為了國王和資本家，是為了讓戰爭變成內戰的序幕！」
文章發表的第二天，墨索里尼就被社會黨開除了。
1915年，墨索里尼自願參軍，想證明自己不是空談家。
但在伊松佐河前線，他看到的是無意義的屠殺：
義大利農民子弟和奧地利農民子弟在泥濘中互相廝殺著，軍官們躲在後方享受特權，資本家靠軍火合同賺得盆滿缽滿。
他本人也被彈片所傷，休養了半年。
戰爭沒有如墨索里尼所希望的帶來革命，只帶來了混亂和絕望。
1917年俄國革命的消息傳來時，他正在醫院裡。最初的墨索里尼興奮的想著——看，戰爭果然催生了革命！
但隨後的消息讓墨索里尼感到困惑：列寧與德國單獨媾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在鎮壓其他左翼政黨，建立起一種高度集中的「無產階級專政」。
「這不是我想要的革命。」
「用一個新的專製取代舊的專制，用黨的官僚取代資本家的官僚……這算什麼解放？」
墨索里尼的思想開始劇烈轉向。
如果無產階級專政最終只是換了一批統治者，如果國際主義在民族仇恨面前不堪一擊，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出路？
1918年的米蘭街頭，11月11日，當德國投降的消息傳來時，他像所有人一樣鬆了口氣——戰爭結束了。
但緊隨其後的新聞，卻讓墨索里尼從椅子上猛地站起：
「德國爆發革命！柏林工人士兵蘇維埃成立！」
「卡爾·李卜克內西宣布『共和國』誕生！」
「前帝國陸軍的韋格納在304高地起義，整合邊境德軍開始向柏林進軍！」
報紙上的報導一篇比一篇驚人。
起初墨索里尼不以為然：又一場短暫的騷亂罷了，就像俄國的二月革命，很快會被鎮壓。
但接下來的發展讓墨索里尼感到坐立不安：
很快，德意志人民共和國在柏林正式宣告成立。
到春天，德國竟然初步穩住了局面，開始推行土地改革和工業國有化。
墨索里尼捧著報紙的手在抖。
這不可能。德國是歐洲最強大的工業國，有著根深蒂固的容克貴族和資產階級，有著嚴密的官僚體系和軍事傳統。
按照所有社會主義理論，這樣的國家應該是最難革命、革命後也最難維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
可是韋格納——這個他從未聽說過的人——竟然做到了。
更讓墨索里尼焦慮的是德國革命展現出的新型特質：
它強調組織效率和務實建設；它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同時，竟然還能維持一定的生產秩序和社會穩定。
社會黨朋友寄來的德共宣傳品上寫著：
「我們不摧毀技術，我們接管技術；我們不消滅知識分子，我們改造知識分子。」
「這不是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上的革命……」
墨索里尼在日記里寫道，字跡潦草而激動，一旁放在桌子上的《晚郵報》，頭版標題上寫著：
「柏林紅旗飄揚——德意志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
詳細報導描繪了一個他所嚮往的景象：
工人士兵蘇維埃、工廠委員會、土地改革……。
報導特別提到一個名字：卡爾·韋格納。
「一個軍人出身的社會主義者……」墨索里尼喃喃自語，心中湧起一種奇異的共鳴。
他自己也是從社會黨激進派轉型（儘管是被開除），也相信暴力革命，也崇拜行動力。
但韋格納做到了他不敢想的事——在歐洲心臟地帶建立了一個穩固的紅色政權。
墨索里尼做了一個決定。他找出1914年被社會黨開除時撕碎的黨證殘片，用顫抖的手給米蘭的義大利社會黨支部寫了一封信：
「同志們，過去幾年的迷惘讓我付出了代價。如今歷史給出了新的答案——看看柏林吧！那才是社會主義在20世紀應有的形態。我請求重新審查我的立場，我願意在黨的紀律下工作，為義大利的解放貢獻力量。」
回信在一周後送達，簡短而冰冷：
「本黨認為您在1914年的行為不可原諒。您對戰爭的支持已證明您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另：
您最近在報紙上發表的言論中仍充斥著民族主義情緒，這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相悖。」
他不死心。既然義大利的同志不理解他，那麼也許——也許柏林的同志能理解？
2月，他通過瑞士的中間人，向柏林寄去一封長信，收件人直接寫了「卡爾·韋格納同志」。
信中，他詳細闡述了自己對「德國式社會主義革命」的欽佩，分享了自己早年對社會黨的貢獻，甚至暗示願意「在國際革命事業中扮演角色」。
石沉大海。
三個月過去了，沒有任何回音。那時的德國還處在忙碌的基礎建設和內部整合之中，這封信有沒有穿越奧地利抵達德國境內誰也不知道。
「真正的無產階級先鋒……」
墨索里尼苦笑著重複這句話，把信稿扔進壁爐。
火焰吞噬紙張時，他想起了葛蘭西——那個在都靈工廠委員會運動中嶄露頭角的年輕馬克思主義者。是的，那才是義大利共產黨想要的「先鋒」，不是他這個有過「污點」的前社會黨人。
但墨索里尼心中最深切的渴望仍未熄滅。
1919年春天，他做了一個更瘋狂的決定：
親自去柏林看看。他變賣了幾件值錢物品，弄到一份記者證件，準備以採訪名義前往德國。他想親眼看看韋格納創造的奇蹟，想站在那個讓他既嫉妒又崇拜的人面前，親口問：「你看不出我們其實是同類嗎？都是行動者，都是要打破舊世界的人！」
行程定在4月15日。
但4月10日，米蘭爆發了警察與失業退伍軍人的大規模衝突。作為退伍軍人團體裡小有名氣的鼓動者，他被警方盯上，護照被暫扣「配合調查」。等他擺脫麻煩，已是5月。
而這時，義大利的局勢已經天翻地覆——工廠占領運動達到高潮，義大利共產黨影響力急劇擴張，墨索里尼的那些退伍軍人簇擁天天來找他：
「貝尼托，我們該怎麼辦？共產黨要把工廠都占了！」
他被困住了。一邊是未能成行的柏林之旅，一邊是義大利沸騰的階級鬥爭。
最終，墨索里尼還是把牆上殘存的社會黨宣傳畫全部撕碎。然後坐到桌前，開始起草一份全新的綱領。
標題是：《戰鬥的義大利法西斯——反對一切舊勢力的民族革命宣言》。
「既然紅色的大門對我關閉了，」
墨索里尼寫著，
「那我就自己開一扇門。一扇更大、更耀眼、只屬於我自己的門。」
從那一天起，曾經的「紅色貝尼托」徹底死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要證明「沒有你們，我照樣能創造歷史」的墨索里尼。
他的法西斯主義，從此帶上了一種深刻的怨念色彩：
他借鑑紅色德國的組織技術，卻宣稱「這是羅馬軍團傳統的現代復興」。
他模仿無產階級專政的集中原則，卻包裝成「領袖與民族的神秘結合」。
他甚至盜用社會主義的部分經濟綱領（反大資本、社會福利），卻堅稱這是「民族的、非階級的社會主義」。
埋藏在墨索里尼心裡最深層的秘密是：
法西斯主義，是一個被紅色陣營拒絕的天才（他自認為）的報復性創造。
他要向義大利、向歐洲、向柏林證明：
你們不要我？好，那我就建一個比你們更強大、更受歡迎、更能吸引人民的運動。我要讓你們後悔。
回到現實：1926年10月23日，威尼斯宮。
墨索里尼從漫長的回憶中掙脫，眼前的巴多格里奧、齊亞諾等人還在等待他的回應。
「投降？向那些赤色分子投降？」
墨索里尼有些崩潰了，
「你們知道嗎……我曾經想成為他們。我寫信，我請求，我甚至想買票去柏林……」
「但他們不要我。
葛蘭西說我是投機分子，韋格納連信都不回。而現在——」
墨索里尼猛地抬頭，
「現在他們的坦克到了佛羅倫斯，你們卻要我去求他們接受？像一條被趕出門又搖著尾巴想回去的狗？」
巴多格里奧愣住了。他從未見過領袖露出這種表情。
「領袖，過去的事……」
「過去的事就是現在的事！」
墨索里尼咆哮，
「我用了七年時間，建起了這個國家，這個運動，就是為了證明他們錯了！證明沒有他們那一套，義大利照樣能偉大！
現在你們要我承認，我錯了？他們對了？」
墨索里尼整個人像被抽空了般跌坐回椅子：
「那我這七年算什麼？一場笑話嗎？」
許久，墨索里尼用低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
「告訴國王，告訴柏林，告訴所有人：
墨索里尼寧可戴著法西斯領袖的面具下地獄，也絕不摘下面具，去乞求一頂他們早已拒絕給我的紅色帽子。」
因為他的人生，從1919年那個被拒絕的春天起，就成了一場漫長的、向所有否定他的人證明「你們看錯我了」的表演。
而這場表演，必須以他選擇的方式落幕——哪怕落幕的方式，是拉著整個國家陪葬。
「出去。」墨索里尼低聲說，「都出去吧。」
幕僚們沉默地退了出去。
門關上時，當所有人離開後，墨索里尼獨自坐在昏暗的辦公室里，望著牆上那張1922年「向羅馬進軍」的巨幅照片。
照片上的他意氣風發，黑衫軍緊緊跟隨著他。
良久，墨索里尼從抽屜深處摸出一個舊信封。信封已經泛黃，上面是他親手寫的德文地址：「An den Vorsitzenden des Volksrats, Berlin.」（致人民委員會主席，柏林）
信從未寄出。或者說，寄出了，但永遠等不到回音。
他把信封湊近壁爐火焰。火舌舔上來時，他低聲說了最後一句話，
「你本可以擁有我的，韋格納。現在，看看你造就了什麼樣的敵人。」
紙化為灰燼，飄散在威尼斯宮華麗的波斯地毯上。
而在遙遠的柏林，韋格納永遠也不會知道，自己這個穿越者建立的紅色德國，曾在某個平行時刻，差點接納了一個叫墨索里尼的義大利人。
而歷史的蝴蝶效應，有時會以最私人化的恩怨，塑造最宏大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