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1章 文化戰線的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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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7月15日,柏林,人民電影院

  晚上七點,大街上的「人民電影院」門口已經排起了長隊。

  這座戰前的豪華影院,如今外牆新刷了簡潔的白色,巨大的玻璃櫥窗里張貼著海報——一張樸素的素描:

  一個工人同志站在高高的腳手架上,背後是初升的太陽。

  海報下方用醒目的字體寫著:

  《道路》

  第一部全景展現國家高速公路建設的電影

  票價:0.5勞動馬克(工農兵、學生半價)

  漢斯·貝克和妻子埃爾莎排在隊伍中間緩慢地移動著。

  「聽說這部電影拍了八個月,」

  漢斯前面一個戴眼鏡的年輕人在對同伴說,

  「導演同志帶著攝製組跟了勞動建設兵團三個工地,從萊茵河谷拍到巴伐利亞山區。」

  「導演同志是誰啊?」

  「我知道,我知道!

  艾里希·孟德爾頌——戰前拍過幾部實驗短片,後來在戰壕里丟了右眼。革命後進了新成立的『國家電影製片廠』。」

  隊伍隨著群眾們的交談聲緩緩向前移動。

  檢票口的工作人員穿著整潔的灰色制服,胸前別著「文化工作者」徽章。

  當漢斯遞過兩張票時,工作人員微笑問到:

  「同志,您是工人?」

  「國營第三機械廠,五級鉗工。」

  「那應該是0.25馬克一張。」

  工作人員指了指旁邊的小牌子,

  「工人、農民、學生憑證件享受半價文化補貼。」

  漢斯愣了一下,隨即和埃爾莎相視而笑。

  影院內部保留了戰前的結構,但裝飾完全變了樣。

  曾經懸掛貴族肖像的地方,現在掛著巨幅的勞動者畫像:

  煉鋼工人在爐火前的側影,農婦在麥田裡收割的瞬間,教師在黑板前講課的身影。

  穹頂上,新繪製的壁畫不是天使和聖徒,而是齒輪、麥穗、書本和步槍交織的圖案。

  燈光暗下。

  銀幕亮起。

  一行樸素的白色字幕出現:

  「獻給所有用雙手建設新德國的同志。」

  第一個鏡頭是凌晨四點的工地。

  霧氣瀰漫,柴油發動機的轟鳴聲由遠及近。

  推土機的輪廓在晨曦中顯現,操作員是一個看起來不超過二十五歲的年輕人正用凍得發紅的手調試操縱杆。

  鏡頭拉近,觀眾能看到他呼出的白氣,和他的工作服上「萊茵河義務勞動旅」。

  電影沒有傳統意義上的「主角」,而是通過群像來展現內核。

  有從奧地利山區來的年輕姑娘在工地上學會了操作水準儀,成為測量組唯一的女性技術員;有前帝國軍士長在改造學習中逐漸理解了「為人民修路」和「為皇帝修路」的不同。

  最震撼的段落出現在影片中段。

  攝製組用延時攝影記錄了路基從無到有的全過程:

  推土機推開泥土,壓路機夯實基礎,工人們喊著號子鋪設鋼筋網,混凝土攪拌車吐出灰色的水泥……配合著交響樂團演奏的《勞動者進行曲》,整個過程充滿了工業時代特有的韻律感。

  「看那個鏡頭!」

  埃爾莎緊緊抓住漢斯的手臂。

  銀幕上展示的是一個高空俯拍的長鏡頭:

  剛剛鋪好的高速公路穿過綠色的田野,跨過銀色的河流,消失在遠方的丘陵之後。

  而在道路兩旁,無數工人仰起頭,向飛過的攝影機揮手——那些從天上看去渺小的人影,在廣袤的大地上努力的改變這片土地的容貌。

  電影最後一個場景設在通車典禮上。

  當第一輛「人民汽車」駛過嶄新的路面時,工人們安靜地站在路邊。

  畫外音響起——那是一個帶著巴伐利亞口音的普通工人的旁白:

  「我爺爺修過鐵路,我父親修過要塞,我修過戰壕。


  現在,我和我的兒子,一起修了這條路。

  這是第一條為了共和國的未來修建的高速公路。這感覺……挺好。」

  銀幕變黑。

  字幕浮現:

  「道路延伸之處,即是家園。」

  燈光重新亮起時,影院裡一片寂靜。五秒鐘後,掌聲爆發出來。

  漢斯看到前排那位白髮老人摘下眼鏡,用力的擦拭著眼角。

  散場時,人們在走廊里熱烈討論。

  走出影院,夏夜的涼風吹在發燙的臉上。

  漢斯和埃爾莎沿著大街慢慢走著,街燈把他們的影子拉得很長。

  「我在想……」

  埃爾莎輕聲說,

  「等咱們的車到了,第一趟就開去萊茵河谷看看。去看看電影裡拍的那些橋墩是不是真的那麼壯觀。」

  漢斯握住她的手:「好。」

  兩個人路過一家書店。

  櫥窗里擺著新書:

  《鋼鐵與火焰——一個煉鋼工人的日記》、

  《土地的故事》、

  《從戰壕到工具機——退伍軍人的新生》。

  每本書的封面都很樸素。

  書店門口的小黑板上寫著:

  「今晚八點,工人作家海因里希·福斯特朗讀新作《清晨的號角》。」

  透過玻璃窗,能看到裡面已經坐滿了人——大多是工人打扮,有人還帶著飯盒。

  同一時刻,柏林國家劇院

  舞台上正在上演新話劇《十一月的聲音》。

  這部由青年劇作家貝爾托特·布萊希特創作的「史詩劇」,沒有傳統的線性敘事,而是用十二個場景拼接出1918年革命前後的柏林。

  第二幕,是一個令人震撼的舞台設計:

  左側是豪華酒店裡的資本家宴會,演員戴著誇張的面具,用機械的腔調討論著「勞動力成本」;右側是寒冷的工廠車間,工人們圍著鐵桶烤火,沉默地傳遞著一個發霉的麵包。

  中間,一個敘述者站在高台上,對觀眾說:

  「看,這兩個世界相距不到三公里,卻從不相見。

  直到有一天,麵包再也傳不下去了。」

  台下觀眾席里,文化人民委員西格斯專注地看著舞台。

  這位三十出頭的女作家在革命後放棄了小說創作,全身心投入文化組織工作。她的筆記本上記錄著:

  「布萊希特的『陌生化效果』需要進一步討論——如何讓工農觀眾理解這種非自然主義的表現形式?

  但必須鼓勵創新,不能回到十九世紀的客廳戲劇……」

  演出結束後舉行的座談會上,觀眾發言異常踴躍。

  一個老印刷工人站起來:

  「我看了三遍。每次看到第十幕——那個母親在兒子墳前說『至少他知道為什麼死』——我都受不了。

  但我還要看第四遍。因為這是我經歷過的日子,得有人把它說出來,而且說得對。」

  掌聲中,安娜·西格斯在筆記本上寫下:

  「群眾需要看到自己的鏡像,也需要看到理想的投影。二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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