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章 奇妙的英法反應
當奧地利全境解放的消息，傳遍歐洲大陸的時候，英法兩國的反應呈現出一種耐人尋味的意義。
在泰晤士河畔的威斯敏斯特宮，議會辯論中，不乏有識之士敲響警鐘。
保守黨後排議員、前駐德武官 埃德加·卡爾頓爵士在發言中面色凝重的說道：
「先生們，我們目睹的不是簡單的政權更迭或領土合併，而是一個以激進的意識形態武裝起來的、高度集權的德意志實體正在中歐迅速成形！
從304高地再到維也納，韋格納政權展現出的軍事效能、組織能力和擴張勢頭，令人不得不回想起1914年之前的陰影。
德國政府所宣稱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在實踐中已表現為對鄰國革命輸出和武力兼併。
這絕非和平的信號，而是大陸均勢可能被徹底打破的先兆！『世界大戰並未結束』，它只是換上了紅色的制服，改變了口號，但其對現有國際秩序的顛覆性渴望，或許比威廉二世更加徹底和危險！」
卡爾頓爵士的警告在穹頂下引起一陣不安的騷動。
一些議員點頭附和，尤其是那些經歷過上次大戰、家族中仍有年輕子弟服役的貴族成員。
然而，另一種更強大的力量在悄然消解著這種警惕。
過去兩年多，勞合·喬治政府主導的與柏林之間一系列心照不宣的務實交易，已經結出了豐碩的果實。
德國的工業訂單、藝術品與古董的銷售、以及通過第三方進行的原材料貿易，讓倫敦金融城的銀行家、曼徹斯特的工廠主、乃至一些手眼通天的議員本人，賺取了驚人的利潤。
議會走廊里，端著酒杯的人們低聲交談的，常常是某筆與德國人相關的生意又賺了多少英鎊，而非地緣政治的風險。
「卡爾頓爵士的擔憂不無道理，」
一位與工業界聯繫密切的自由黨議員私下對同僚說，
「但我們必須現實些。德國人付的是真金白銀和珍貴的藝術品。他們的勞動馬克在魯爾和薩克森的工廠里轉化成了我們需要的商品和利潤。
至於奧地利……那本就是德意志人的土地，現在不過換了個政府形式統一起來。只要柏林繼續遵守與我們關於海軍限制協定和貿易協約，只要他們的商品和黃金繼續流向我們的港口，刺激那個紅色巨人，不符合大英帝國的實際利益啊！」
這種務實論調在商界和內閣的某些部門頗有市場。
外交部更側重於利用德國的存在制衡法國在歐洲大陸可能重新崛起的霸權野心，並密切關注德國與蘇俄關係的微妙變化。
對於德奧合併，英國的官方反應最終定格在一種謹慎的關切和呼籲各方尊重民族自決與和平解決爭端的外交辭令上，並未採取任何實質性的經濟制裁或軍事威懾行動。倫敦選擇暫時繼續撥弄它的金算盤。
與英國的相對冷靜相比，巴黎的氛圍更是詭異。
官方層面，曾經震耳欲聾的、將紅色德國斥為「文明之敵」、「戰爭販子」的輿論攻勢，在維也納陷落後，出現了一種近乎失語的斷檔。
除了《費加羅報》、《法蘭西行動報》等右翼喉舌仍在機械地重複那些已顯蒼白的口號，政府控制的廣播和主流報紙對維也納事件保持了沉默。
法國外交部和高聳的戰爭部大樓里，燈火通明，地圖鋪展，激烈的辯論日夜不休。
以總理兼陸軍部長為首的 強硬派 怒火中燒，
「我們在匈牙利和奧地利投入了數百萬法郎，支持的卻是一群扶不起的廢物！
現在，紅色瘟疫不僅沒有被遏制，反而在我們眼前膨脹成了一個橫亘中歐的龐然大物！」
在核心內閣會議上，強硬派將領指著地圖上連成一片的紅色區域，痛罵到，
「這不僅僅是地緣政治的災難，更是對法蘭西威望的致命打擊！我們必須立即重新評估德國人的陸軍發展水平，強化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還有義大利的軍事協作！
必須讓柏林明白，法國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然而，以財政部長、經濟重建委員會負責人及部分社會黨議員為代表的 現實派則提出了尖銳的反對意見。
「有限度的忍耐？先生們，我們的限度在哪裡？國庫嗎？」
財政部長拍著一疊令人沮喪的報告，
「法郎的價值像雪崩一樣下滑。洛林和北部的工業區重建需要天文數字的資金，數百萬復員士兵和戰爭寡婦需要撫恤和安置！
民眾在抱怨麵包價格、煤炭短缺！在這個時候，為了一個已經失去的奧地利，去和一個剛剛取得大勝、士氣高昂的紅色德國進行一場可能升級為全面衝突的對抗？這會把法蘭西徹底拖垮！」
另一名現實派官員補充道：
「我們的士氣低落。國內的反戰情緒正在高漲。更重要的是，」
「根據軍情局最新的評估，德國人民革命軍經過奧地利戰役的錘鍊，其裝甲戰術、步兵協同和軍官素質，已遠超我軍。在缺乏英國明確支持和我們自身經濟軍事實力未恢復的情況下，貿然施壓可能適得其反。」
兩派在議會和內閣中僵持不下，導致法國的對德政策陷入了一種「積極的癱瘓」這種奇妙的反應里——高聲的譴責與低水平的實際行動並存，無法形成統一、連貫、有力的戰略。
而就在這統治階層的爭吵與猶豫之間，法國社會內部的矛盾正在蓬勃發展。
經濟困境、戰爭創傷後遺症、對腐敗政客和發戰爭財的工業巨頭的普遍怨恨，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德國革命的勝利，尤其是奧地利迅速而成功的解放，極大地鼓舞了法國的無產階級。
在里昂的紡織廠、聖埃蒂安的礦區、巴黎郊外的雷諾汽車廠，罷工浪潮此起彼伏，工人們不僅要求提高工資、改善條件，更開始提出政治訴求：
停止對反革命政權的資助、削減軍備開支用於民生、乃至學習「柏林和維也納的兄弟」，建立真正的工人代表會議。
街頭，紅旗與《國際歌》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
警方與示威者的衝突日益頻繁和激烈。
法國共產黨和社會黨左翼的影響力迅速擴張。
不安在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中瀰漫，他們既害怕紅色德國的外部威脅，更恐懼「赤色瘟疫」從內部吞噬法蘭西。
於是，在1922年新年的鐘聲里，英法這兩個曾經的協約國核心，對中歐崛起的紅色巨人，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應對姿態：
一個在英鎊的響聲中權衡利弊，暫時選擇有限接觸與觀望；另一個則在自身的經濟傷口、政治分裂和社會革命的暗流中痛苦掙扎，既無力挽回奧地利的敗局，又對未來的威脅與內部的動盪感到深深的恐懼與迷茫。
在泰晤士河畔的威斯敏斯特宮，議會辯論中，不乏有識之士敲響警鐘。
保守黨後排議員、前駐德武官 埃德加·卡爾頓爵士在發言中面色凝重的說道：
「先生們，我們目睹的不是簡單的政權更迭或領土合併，而是一個以激進的意識形態武裝起來的、高度集權的德意志實體正在中歐迅速成形！
從304高地再到維也納，韋格納政權展現出的軍事效能、組織能力和擴張勢頭，令人不得不回想起1914年之前的陰影。
德國政府所宣稱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在實踐中已表現為對鄰國革命輸出和武力兼併。
這絕非和平的信號，而是大陸均勢可能被徹底打破的先兆！『世界大戰並未結束』，它只是換上了紅色的制服，改變了口號，但其對現有國際秩序的顛覆性渴望，或許比威廉二世更加徹底和危險！」
卡爾頓爵士的警告在穹頂下引起一陣不安的騷動。
一些議員點頭附和，尤其是那些經歷過上次大戰、家族中仍有年輕子弟服役的貴族成員。
然而，另一種更強大的力量在悄然消解著這種警惕。
過去兩年多，勞合·喬治政府主導的與柏林之間一系列心照不宣的務實交易，已經結出了豐碩的果實。
德國的工業訂單、藝術品與古董的銷售、以及通過第三方進行的原材料貿易，讓倫敦金融城的銀行家、曼徹斯特的工廠主、乃至一些手眼通天的議員本人，賺取了驚人的利潤。
議會走廊里，端著酒杯的人們低聲交談的，常常是某筆與德國人相關的生意又賺了多少英鎊，而非地緣政治的風險。
「卡爾頓爵士的擔憂不無道理，」
一位與工業界聯繫密切的自由黨議員私下對同僚說，
「但我們必須現實些。德國人付的是真金白銀和珍貴的藝術品。他們的勞動馬克在魯爾和薩克森的工廠里轉化成了我們需要的商品和利潤。
至於奧地利……那本就是德意志人的土地，現在不過換了個政府形式統一起來。只要柏林繼續遵守與我們關於海軍限制協定和貿易協約，只要他們的商品和黃金繼續流向我們的港口，刺激那個紅色巨人，不符合大英帝國的實際利益啊！」
這種務實論調在商界和內閣的某些部門頗有市場。
外交部更側重於利用德國的存在制衡法國在歐洲大陸可能重新崛起的霸權野心，並密切關注德國與蘇俄關係的微妙變化。
對於德奧合併，英國的官方反應最終定格在一種謹慎的關切和呼籲各方尊重民族自決與和平解決爭端的外交辭令上，並未採取任何實質性的經濟制裁或軍事威懾行動。倫敦選擇暫時繼續撥弄它的金算盤。
與英國的相對冷靜相比，巴黎的氛圍更是詭異。
官方層面，曾經震耳欲聾的、將紅色德國斥為「文明之敵」、「戰爭販子」的輿論攻勢，在維也納陷落後，出現了一種近乎失語的斷檔。
除了《費加羅報》、《法蘭西行動報》等右翼喉舌仍在機械地重複那些已顯蒼白的口號，政府控制的廣播和主流報紙對維也納事件保持了沉默。
法國外交部和高聳的戰爭部大樓里，燈火通明，地圖鋪展，激烈的辯論日夜不休。
以總理兼陸軍部長為首的 強硬派 怒火中燒，
「我們在匈牙利和奧地利投入了數百萬法郎，支持的卻是一群扶不起的廢物！
現在，紅色瘟疫不僅沒有被遏制，反而在我們眼前膨脹成了一個橫亘中歐的龐然大物！」
在核心內閣會議上，強硬派將領指著地圖上連成一片的紅色區域，痛罵到，
「這不僅僅是地緣政治的災難，更是對法蘭西威望的致命打擊！我們必須立即重新評估德國人的陸軍發展水平，強化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還有義大利的軍事協作！
必須讓柏林明白，法國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然而，以財政部長、經濟重建委員會負責人及部分社會黨議員為代表的 現實派則提出了尖銳的反對意見。
「有限度的忍耐？先生們，我們的限度在哪裡？國庫嗎？」
財政部長拍著一疊令人沮喪的報告，
「法郎的價值像雪崩一樣下滑。洛林和北部的工業區重建需要天文數字的資金，數百萬復員士兵和戰爭寡婦需要撫恤和安置！
民眾在抱怨麵包價格、煤炭短缺！在這個時候，為了一個已經失去的奧地利，去和一個剛剛取得大勝、士氣高昂的紅色德國進行一場可能升級為全面衝突的對抗？這會把法蘭西徹底拖垮！」
另一名現實派官員補充道：
「我們的士氣低落。國內的反戰情緒正在高漲。更重要的是，」
「根據軍情局最新的評估，德國人民革命軍經過奧地利戰役的錘鍊，其裝甲戰術、步兵協同和軍官素質，已遠超我軍。在缺乏英國明確支持和我們自身經濟軍事實力未恢復的情況下，貿然施壓可能適得其反。」
兩派在議會和內閣中僵持不下，導致法國的對德政策陷入了一種「積極的癱瘓」這種奇妙的反應里——高聲的譴責與低水平的實際行動並存，無法形成統一、連貫、有力的戰略。
而就在這統治階層的爭吵與猶豫之間，法國社會內部的矛盾正在蓬勃發展。
經濟困境、戰爭創傷後遺症、對腐敗政客和發戰爭財的工業巨頭的普遍怨恨，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德國革命的勝利，尤其是奧地利迅速而成功的解放，極大地鼓舞了法國的無產階級。
在里昂的紡織廠、聖埃蒂安的礦區、巴黎郊外的雷諾汽車廠，罷工浪潮此起彼伏，工人們不僅要求提高工資、改善條件，更開始提出政治訴求：
停止對反革命政權的資助、削減軍備開支用於民生、乃至學習「柏林和維也納的兄弟」，建立真正的工人代表會議。
街頭，紅旗與《國際歌》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
警方與示威者的衝突日益頻繁和激烈。
法國共產黨和社會黨左翼的影響力迅速擴張。
不安在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中瀰漫，他們既害怕紅色德國的外部威脅，更恐懼「赤色瘟疫」從內部吞噬法蘭西。
於是，在1922年新年的鐘聲里，英法這兩個曾經的協約國核心，對中歐崛起的紅色巨人，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應對姿態：
一個在英鎊的響聲中權衡利弊，暫時選擇有限接觸與觀望；另一個則在自身的經濟傷口、政治分裂和社會革命的暗流中痛苦掙扎，既無力挽回奧地利的敗局，又對未來的威脅與內部的動盪感到深深的恐懼與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