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章 分身有術
趙三省斟酌了一下用詞，有些不好意思地開口：「盧老師，有個事情想麻煩您。您看，我們工作室這邊，是第一次和編劇老師正式合作，關於合同的細節不是很熟悉。
您這邊……有沒有現成的、比較規範的委託創作合同模板？能不能借我參考一下？我這工作室還是第一次和編劇簽合同，沒什麼經驗。」
盧葦聞言，很是爽快，「這個啊，沒問題。你等一下，我有電子版的，我拷給你。我電腦里存著好幾份以前用過的合同，都是跟不同公司合作時留下的。」
趙三省連忙道謝，心裡鬆了一口氣，「那太好了，那一會我順便把劇本裡面一些隱喻也拷給您。這樣您在動筆的時候，心裡能更有數。」
盧葦一邊開機一邊應道，語氣輕鬆，「行，我現在開電腦。」
當他看見了密密麻麻的隱喻，臉都綠了，「你告訴我，你這劇本……需要安排這麼多的隱喻嗎？
我數數，一、二、三、四……二十四。三省，你覺得你合適麼？你這是讓我帶著腳鐐跳舞啊？而且還是帶倒刺的那種。」
「盧老師，不至於吧……我覺得，這也不多啊。」
「不多？」盧葦簡直要被氣笑了，「不行，我得給老謝打電話說道說道，你這麼搞，劇本沒法弄，他這介紹的是什麼活兒！」
趙三省啥也不敢說，只好聽著盧葦和電話那頭的謝小晶通話。
盧葦顯然余怒未消，電話一接通，帶著責問的口氣說：「老謝，我說你小子幹嘛呢？」
「看書，你還有心思看書？」
「我和你說，你知道你的寶貝弟子在劇本裡面塞了多少東西？」
「二十四個隱喻，足足二十四個。」
「還都是他明確要求必須保留的。」
「我怎麼知道怎麼辦？你說說看，你自己過來看。」
「什麼叫你今天有事？」
「我不管，有天大的事情，也得過來！」
「這事你得負責，是你把他介紹給我的！」
「你看著辦，合同還沒簽！」
「什麼？你小子居然還藏著十年的西鳳。真的假的？」
「……行吧行吧，這次看在你的面子上，我辛苦辛苦，想想辦法吧。掛了。」
盧葦算是氣消了，對著趙三省說：「三省，你小子……算是找了個好老師啊。」
趙三省懸著的心，這才稍稍放下了一些。趕緊加快手裡打字的速度，他就修改了單位抬頭、合同委託劇本名《燃燒》，以及昨天談好的最多修改一次的條款。
盧葦看了一下合同，自然是沒啥問題的，他就簽字了。
-----------------
時間就這麼一天一天的過去了，大四開學以後，趙三省每天白天上課，晚上和兩個劇組開會，時間終於來到了九月二十三日。
頭天晚上，趙三省照例睡前看了一眼手機，發現了國際章中午的時候給他打了一個電話，接著又給他發了簡訊。
「三省，剛才給你打了電話，你還是老樣子，手機靜音，別忘了明天來參加首映式，你答應我的。」
趙三省還真忘記了，要不是國際章提醒，他明天肯定去不了，趕緊回了一條簡訊，「不會忘的，明天準時到。」
《我的父親母親》趙三省肯定是拉過片的，他還知道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張國師明年會在柏林斬獲銀熊獎。
在他看來這是一部簡單的電影，但仔細分析卻不難發現，簡單的僅僅是故事的情節，而在情節背後則隱藏著張國師複雜的導演手法。
影片從時間上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過去時間，五六十年代父親和母親相識再到被打為右派的父親重回三合屯。
另外一個是現在時間，遠在他鄉的兒子回家為父親奔喪並將父親下葬。兩個階段都各有一個主幹故事作為支撐。
整部電影由兒子充當敘事人，起到講述故事的作用。
在故事裡加入敘事人，以方便故事的講述這種手法早在《紅高粱》里，張國師就已經採用過，但與《紅高粱》不同的是，本片裡的「我」參與到了故事中來，在講述故事的同時，構成了故事本身的一個部分。
他用繁複的敘事策略和視聽手法一起構成了這部看似「大象無形」的電影。
在父親和母親第一次相見的場景里，張國師選用了大量的升格攝影，拉長了畫面時間，反應的是母親的心理時間。
他的鏡頭語言使人很輕易的認同了母親，放棄質問愛情到來的倉促性。
而在母親在山路上等著與父親相遇的段落里，除了升格攝影，還使用了長焦鏡頭，造成我的心裡只有你的畫面效果。
張國師採用了一種類似於紀錄片的拍攝風格，鏡頭非常冷靜和克制。常常是固定機位，構圖，畫面都不求工整。
而且大量選取了非職業演員，但與深受義大利現實主義影響的第六代導演不同，對於非職業演員選用，張國師更多的出於影片風格的考慮。
在過去的時間段里，畫面非常漂亮，高飽和度使得影片像一幅濃郁的油畫。
好的導演總是用畫面來說話而不是自己跳出來說話，因此，童話一般畫面表現了張國師對待這一部分影片的態度，這屬於過去，而過去是美好的。
而張國師對造型的偏愛尤甚，他非常喜歡紅色，從《菊豆》里高高懸掛的紅布，到《搖啊搖，搖到外婆橋》里小金寶的紅唇及登台演出時的一襲紅裝。
紅色也或多或少的代表了張國師電影裡的女性性格。執拗，熱烈，一根筋到底。
在《我的父親母親》里，紅色就是母親鮮艷的頭巾，父親最喜歡的那件棉襖，母親不顧幾天的連續高燒頂著大雪，想要去縣城看一眼父親，看一眼，一定要看一眼，最後昏倒在半路。
法國著名的電影導演阿倫·雷乃曾經說過：每個導演一生只拍一部電影，只講一個故事，
到了張國師這，則變成了他只拍一個女人。時間上不管是民國初年，還是九十年代，空間上不管在大上海還是在偏僻的小山溝，講來講去，都只是這個女人的故事。
您這邊……有沒有現成的、比較規範的委託創作合同模板？能不能借我參考一下？我這工作室還是第一次和編劇簽合同，沒什麼經驗。」
盧葦聞言，很是爽快，「這個啊，沒問題。你等一下，我有電子版的，我拷給你。我電腦里存著好幾份以前用過的合同，都是跟不同公司合作時留下的。」
趙三省連忙道謝，心裡鬆了一口氣，「那太好了，那一會我順便把劇本裡面一些隱喻也拷給您。這樣您在動筆的時候，心裡能更有數。」
盧葦一邊開機一邊應道，語氣輕鬆，「行，我現在開電腦。」
當他看見了密密麻麻的隱喻，臉都綠了，「你告訴我，你這劇本……需要安排這麼多的隱喻嗎？
我數數，一、二、三、四……二十四。三省，你覺得你合適麼？你這是讓我帶著腳鐐跳舞啊？而且還是帶倒刺的那種。」
「盧老師，不至於吧……我覺得，這也不多啊。」
「不多？」盧葦簡直要被氣笑了，「不行，我得給老謝打電話說道說道，你這麼搞，劇本沒法弄，他這介紹的是什麼活兒！」
趙三省啥也不敢說，只好聽著盧葦和電話那頭的謝小晶通話。
盧葦顯然余怒未消，電話一接通，帶著責問的口氣說：「老謝，我說你小子幹嘛呢？」
「看書，你還有心思看書？」
「我和你說，你知道你的寶貝弟子在劇本裡面塞了多少東西？」
「二十四個隱喻，足足二十四個。」
「還都是他明確要求必須保留的。」
「我怎麼知道怎麼辦？你說說看，你自己過來看。」
「什麼叫你今天有事？」
「我不管，有天大的事情，也得過來！」
「這事你得負責，是你把他介紹給我的！」
「你看著辦，合同還沒簽！」
「什麼？你小子居然還藏著十年的西鳳。真的假的？」
「……行吧行吧，這次看在你的面子上，我辛苦辛苦，想想辦法吧。掛了。」
盧葦算是氣消了，對著趙三省說：「三省，你小子……算是找了個好老師啊。」
趙三省懸著的心，這才稍稍放下了一些。趕緊加快手裡打字的速度，他就修改了單位抬頭、合同委託劇本名《燃燒》，以及昨天談好的最多修改一次的條款。
盧葦看了一下合同，自然是沒啥問題的，他就簽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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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就這麼一天一天的過去了，大四開學以後，趙三省每天白天上課，晚上和兩個劇組開會，時間終於來到了九月二十三日。
頭天晚上，趙三省照例睡前看了一眼手機，發現了國際章中午的時候給他打了一個電話，接著又給他發了簡訊。
「三省，剛才給你打了電話，你還是老樣子，手機靜音，別忘了明天來參加首映式，你答應我的。」
趙三省還真忘記了，要不是國際章提醒，他明天肯定去不了，趕緊回了一條簡訊，「不會忘的，明天準時到。」
《我的父親母親》趙三省肯定是拉過片的，他還知道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張國師明年會在柏林斬獲銀熊獎。
在他看來這是一部簡單的電影，但仔細分析卻不難發現，簡單的僅僅是故事的情節，而在情節背後則隱藏著張國師複雜的導演手法。
影片從時間上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過去時間，五六十年代父親和母親相識再到被打為右派的父親重回三合屯。
另外一個是現在時間，遠在他鄉的兒子回家為父親奔喪並將父親下葬。兩個階段都各有一個主幹故事作為支撐。
整部電影由兒子充當敘事人，起到講述故事的作用。
在故事裡加入敘事人，以方便故事的講述這種手法早在《紅高粱》里，張國師就已經採用過，但與《紅高粱》不同的是，本片裡的「我」參與到了故事中來，在講述故事的同時，構成了故事本身的一個部分。
他用繁複的敘事策略和視聽手法一起構成了這部看似「大象無形」的電影。
在父親和母親第一次相見的場景里，張國師選用了大量的升格攝影，拉長了畫面時間，反應的是母親的心理時間。
他的鏡頭語言使人很輕易的認同了母親，放棄質問愛情到來的倉促性。
而在母親在山路上等著與父親相遇的段落里，除了升格攝影，還使用了長焦鏡頭，造成我的心裡只有你的畫面效果。
張國師採用了一種類似於紀錄片的拍攝風格，鏡頭非常冷靜和克制。常常是固定機位，構圖，畫面都不求工整。
而且大量選取了非職業演員，但與深受義大利現實主義影響的第六代導演不同，對於非職業演員選用，張國師更多的出於影片風格的考慮。
在過去的時間段里，畫面非常漂亮，高飽和度使得影片像一幅濃郁的油畫。
好的導演總是用畫面來說話而不是自己跳出來說話，因此，童話一般畫面表現了張國師對待這一部分影片的態度，這屬於過去，而過去是美好的。
而張國師對造型的偏愛尤甚，他非常喜歡紅色，從《菊豆》里高高懸掛的紅布，到《搖啊搖，搖到外婆橋》里小金寶的紅唇及登台演出時的一襲紅裝。
紅色也或多或少的代表了張國師電影裡的女性性格。執拗，熱烈，一根筋到底。
在《我的父親母親》里，紅色就是母親鮮艷的頭巾，父親最喜歡的那件棉襖，母親不顧幾天的連續高燒頂著大雪，想要去縣城看一眼父親，看一眼，一定要看一眼，最後昏倒在半路。
法國著名的電影導演阿倫·雷乃曾經說過：每個導演一生只拍一部電影，只講一個故事，
到了張國師這，則變成了他只拍一個女人。時間上不管是民國初年，還是九十年代，空間上不管在大上海還是在偏僻的小山溝，講來講去，都只是這個女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