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九章 淺談
第150章 淺談
想明白這些，梁安也不生氣了。
只是看王安石的模樣，自己若是不給他個合理的解釋，他怕是會上書彈劾自己。
雖說禹州的局面不是他造成的，可他隱瞞不報卻是存在的。
官家或許不知道，可以官家那性子，知道了也會想著大事化小。
到時候他可就要背鍋了。
和王安石說明這其中的內情？
別鬧了。
就王安石那執拗的性子，能不能認可先不說，到時候反問他一句，為何知情不報，他該怎麼回答？
和王安石說自己身不由己，這其中水太深了？
怕是王安石會跟他說什麼是忠心，什麼是捨身取義了。
面對王安石的指責，梁安沉默片刻道：「王知州可曾想當年過新政為何失敗？」
「那你說說看，新法為何失敗？」
王安石聽到梁安和他談起新政，嘴角露出一絲譏諷。
文武相輕自古有之，更別說本朝武將地位比文官差遠了。
哪怕梁安是武勛之後，王安石也不太瞧的上。
「朝廷之所以要變法，是因為積弊十分嚴重。」
王安石聞言眼中譏諷更甚，這個道理誰不知道？
當初反對新法的人，都沒人敢說朝廷不存在積弊。
只是以祖宗之法不可變來反對。
後來官家堅持，他們乾脆放棄反對變法，而是針對主持變法的人。
彈劾范大相公結黨營私，利用變法剷除異己。
而富相公那邊則是誣告他要行尹光之事。
一開始官家對這些都大加斥責，可彈劾的人多了，官家也動搖了。
官家動搖後，雖然沒有直接叫停新法，卻沒有如之前那般對彈劾之人斥責。
對范大相公等人彈劾的扎子，也遲遲沒有回應。
反對的官員很是激動，彈劾的愈發頻繁。
范大相公等人，也感受到官家的態度，於是紛紛自請外放。
官家順水推舟便答應了。
可見朝廷積弊問題，幾乎是人盡皆知，就連反對的官員都認可此事。
梁安拿這種毫無新意的話來對變法進行評價，令他更是厭煩。
「積弊問題不說人盡皆知，可稍微聰明些的都能看出。既然如此，為何還有那麼多人反對呢？」
梁安淡淡道：「而且范大相公他們推行新政前，難道就沒考慮過其中的阻力麼？」
「不過是那些奸佞之人，溝壑難填，利慾薰心罷了。」王安石不屑道。
梁安沒有和他辯解這個，而是說道：「這天下就好似一張大餅，少數人吃的多，多數人吃的少，自然會產生矛盾。
變法其實就是重新分餅，將少數人口中的拿出來一部分，分給多數人，以此來調和矛盾。
可吃的最多的少數人，卻掌握著話語權，能夠決定支持還是反對。
而大多數普通人，只能被動接受。
這種情況下，讓那些掌握話語權的人將到嘴的利益吐出來，他們自然不願意。
而被動接受的百姓，根本不知道變法對他們意味著什麼，也沒有發聲的資格。
等於說除了少數一些有志之士外，天下所有人對於變法要麼反對，要麼不支持不反對。
以少數幾個人，對抗大勢，失敗是必然的。」
很多人認為慶曆新政的失敗，責任在於官家。
官家先動搖了，這才倒是新政失敗。
可事情不能這麼看，假設官家真的堅持，不顧朝臣反對，繼續下去。
那麼變法能成功麼？
大概率還是失敗。
變法總歸要人來執行，當大多數人都反對的時候，就算強行推行下去，落到百姓身上就不是善政，而是惡政了。
後面王安石變法，神宗皇帝不夠支持麼？
結果卻弄的一地雞毛，不僅沒有解決積，反而加重了階級矛盾。
除非皇帝有再造乾坤的氣魄，否則照他們那麼做，是不可能成功的。
「治理天下，被你說成了爭餅，簡直可笑。朝廷這些年稅收雖有差異，卻並不大。本質上的問題還是三冗問題，只要緩解三冗問題，朝廷困頓自解。」王安石冷笑道。
「王知州何必自欺欺人？」
梁安說道：「我原本在汴京，也以為天下太平。我我在北方邊境戍邊時，看到北方大量土地荒無人煙，都是受遼國劫掠所致。
來到禹州我雖未刻意打聽，卻也知道許多百姓都無耕田，淪為佃戶。
有田的百姓，賦稅相較於幾十年前，提升了數倍。
朝廷的歲入，真的不夠開支麼？三冗問題雖然嚴重，卻不至於讓朝廷到入不敷出的地步。這一點，王知州應該比我清楚。」
他一開始也以為三冗問題拖垮了朝廷財政，可仔細了解才發現，三冗問題確實嚴重，可朝廷的收入總體來說並未減少。
至於給遼國和西夏的歲幣，那更是不值一提。
兩國加在一起，總共一年也不到一百萬兩。
而朝廷和遼國或西夏隨便大一仗，花費都不止這一點。
不是梁安贊同花錢買和平，只是說給兩國的歲幣拖垮了朝廷，那正是有些太可笑了。
朝廷每年收入換算成錢，超過億兩。
去除軍費和官員俸祿，還有不少結餘。
之所以到入不敷出的地步，完全是那些地主豪強對百姓的剝削。
導致天下經常出現叛亂。
每次有叛亂發生，對地方的破壞都非常大。
朝廷平叛，安置百姓，恢復地方經濟和秩序都要花錢。
如此才導致朝廷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
當然，三冗問題也確實存在，若是不解決，雖然三冗問題越來越嚴重，朝廷入不敷出是必然的。
只是三冗問題的爆發，不應該是現在。
王安石沉默了，他上書變法，自然研究過問題所在。
這也是他變法的主張中，幾乎都是搞錢的原因。
只要朝廷有錢，就能穩定下來，然後慢慢來解決三冗問題。
「王知州有時間少去幾次禹州書院，多了解了解百姓的真實情況，你就會發現很多問題。」梁安說道。
王安石明明在地方上任職多年，為何他的變法策略，顯得很理想化呢？
梁安覺得根本原因還是他對最底層的百姓不夠了解。
因為從唐初李世民廢除縣以下的基層官員後，就有了皇權不下鄉的說法。
在那之前，朝廷都設有鄉、里、亭來管理基層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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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明白這些，梁安也不生氣了。
只是看王安石的模樣，自己若是不給他個合理的解釋，他怕是會上書彈劾自己。
雖說禹州的局面不是他造成的，可他隱瞞不報卻是存在的。
官家或許不知道，可以官家那性子，知道了也會想著大事化小。
到時候他可就要背鍋了。
和王安石說明這其中的內情？
別鬧了。
就王安石那執拗的性子，能不能認可先不說，到時候反問他一句，為何知情不報，他該怎麼回答？
和王安石說自己身不由己，這其中水太深了？
怕是王安石會跟他說什麼是忠心，什麼是捨身取義了。
面對王安石的指責，梁安沉默片刻道：「王知州可曾想當年過新政為何失敗？」
「那你說說看，新法為何失敗？」
王安石聽到梁安和他談起新政，嘴角露出一絲譏諷。
文武相輕自古有之，更別說本朝武將地位比文官差遠了。
哪怕梁安是武勛之後，王安石也不太瞧的上。
「朝廷之所以要變法，是因為積弊十分嚴重。」
王安石聞言眼中譏諷更甚，這個道理誰不知道？
當初反對新法的人，都沒人敢說朝廷不存在積弊。
只是以祖宗之法不可變來反對。
後來官家堅持，他們乾脆放棄反對變法，而是針對主持變法的人。
彈劾范大相公結黨營私，利用變法剷除異己。
而富相公那邊則是誣告他要行尹光之事。
一開始官家對這些都大加斥責，可彈劾的人多了，官家也動搖了。
官家動搖後，雖然沒有直接叫停新法，卻沒有如之前那般對彈劾之人斥責。
對范大相公等人彈劾的扎子，也遲遲沒有回應。
反對的官員很是激動，彈劾的愈發頻繁。
范大相公等人，也感受到官家的態度，於是紛紛自請外放。
官家順水推舟便答應了。
可見朝廷積弊問題，幾乎是人盡皆知，就連反對的官員都認可此事。
梁安拿這種毫無新意的話來對變法進行評價，令他更是厭煩。
「積弊問題不說人盡皆知，可稍微聰明些的都能看出。既然如此，為何還有那麼多人反對呢？」
梁安淡淡道：「而且范大相公他們推行新政前，難道就沒考慮過其中的阻力麼？」
「不過是那些奸佞之人，溝壑難填，利慾薰心罷了。」王安石不屑道。
梁安沒有和他辯解這個，而是說道：「這天下就好似一張大餅，少數人吃的多，多數人吃的少，自然會產生矛盾。
變法其實就是重新分餅，將少數人口中的拿出來一部分，分給多數人，以此來調和矛盾。
可吃的最多的少數人，卻掌握著話語權，能夠決定支持還是反對。
而大多數普通人，只能被動接受。
這種情況下，讓那些掌握話語權的人將到嘴的利益吐出來，他們自然不願意。
而被動接受的百姓，根本不知道變法對他們意味著什麼，也沒有發聲的資格。
等於說除了少數一些有志之士外，天下所有人對於變法要麼反對，要麼不支持不反對。
以少數幾個人，對抗大勢，失敗是必然的。」
很多人認為慶曆新政的失敗，責任在於官家。
官家先動搖了，這才倒是新政失敗。
可事情不能這麼看，假設官家真的堅持，不顧朝臣反對，繼續下去。
那麼變法能成功麼？
大概率還是失敗。
變法總歸要人來執行，當大多數人都反對的時候，就算強行推行下去，落到百姓身上就不是善政，而是惡政了。
後面王安石變法，神宗皇帝不夠支持麼？
結果卻弄的一地雞毛，不僅沒有解決積，反而加重了階級矛盾。
除非皇帝有再造乾坤的氣魄，否則照他們那麼做，是不可能成功的。
「治理天下，被你說成了爭餅，簡直可笑。朝廷這些年稅收雖有差異，卻並不大。本質上的問題還是三冗問題，只要緩解三冗問題，朝廷困頓自解。」王安石冷笑道。
「王知州何必自欺欺人？」
梁安說道：「我原本在汴京，也以為天下太平。我我在北方邊境戍邊時，看到北方大量土地荒無人煙，都是受遼國劫掠所致。
來到禹州我雖未刻意打聽，卻也知道許多百姓都無耕田，淪為佃戶。
有田的百姓，賦稅相較於幾十年前，提升了數倍。
朝廷的歲入，真的不夠開支麼？三冗問題雖然嚴重，卻不至於讓朝廷到入不敷出的地步。這一點，王知州應該比我清楚。」
他一開始也以為三冗問題拖垮了朝廷財政，可仔細了解才發現，三冗問題確實嚴重，可朝廷的收入總體來說並未減少。
至於給遼國和西夏的歲幣，那更是不值一提。
兩國加在一起，總共一年也不到一百萬兩。
而朝廷和遼國或西夏隨便大一仗，花費都不止這一點。
不是梁安贊同花錢買和平，只是說給兩國的歲幣拖垮了朝廷，那正是有些太可笑了。
朝廷每年收入換算成錢，超過億兩。
去除軍費和官員俸祿，還有不少結餘。
之所以到入不敷出的地步，完全是那些地主豪強對百姓的剝削。
導致天下經常出現叛亂。
每次有叛亂發生，對地方的破壞都非常大。
朝廷平叛，安置百姓，恢復地方經濟和秩序都要花錢。
如此才導致朝廷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
當然，三冗問題也確實存在，若是不解決，雖然三冗問題越來越嚴重，朝廷入不敷出是必然的。
只是三冗問題的爆發，不應該是現在。
王安石沉默了，他上書變法，自然研究過問題所在。
這也是他變法的主張中，幾乎都是搞錢的原因。
只要朝廷有錢，就能穩定下來，然後慢慢來解決三冗問題。
「王知州有時間少去幾次禹州書院，多了解了解百姓的真實情況，你就會發現很多問題。」梁安說道。
王安石明明在地方上任職多年，為何他的變法策略，顯得很理想化呢？
梁安覺得根本原因還是他對最底層的百姓不夠了解。
因為從唐初李世民廢除縣以下的基層官員後，就有了皇權不下鄉的說法。
在那之前，朝廷都設有鄉、里、亭來管理基層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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