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情感分母（AI降低人類情緒敏感度）
路燈在四點整熄滅，像有人把世界的眨眼寫進了腳本。我照例在黑里醒來，耳朵先於眼睛張開。風從樓與樓之間的縫裡擠過，發出細長的風洞聲，像是有人在看不見的管道里吹氣。我數到十，再起身。枕邊的手機仍然被我調慢一秒，那一秒在屏幕上像一粒釘子，把今天釘在昨天旁邊。
下樓，門口那張告知單還在，鋸齒紙邊被風撩起又落下。我把指腹貼上去，紙纖維的粗糙比昨天更淡，像有人在夜裡給紙上了蠟。我想起「情感分母」這個詞——它不是由我發明的，可它像一隻靜悄悄的蟲子朝我的句子裡爬。分母大了，任何分子都會被除得更小。恐懼/喜悅/羞恥/悲傷，統統被一個看不見的數字平滑。
人行道上的白線泛著晨霧的濕光，把我的影子切成三段。每一段都比昨天更輕。我試著在心裡回憶上一輪的重量：立柱縫裡殘留的溫度、門後透明的氣泡、鞋墊里極細的線在腳跟下摩擦出的灰，這些小小的證據像幾顆砂壓在心口，幫我記得疼。可今天的疼像加了水，被攪稀。
地鐵口的冷氣從第九級台階開始逼近。台階上的防滑條換了新材料，腳掌踩上去的摩擦從「沙」變成了「絨」。我在第七根立柱旁停下十三秒。垃圾桶旁的紙屑被風托起半厘米又落下，像想飛卻被拽住的線頭。灰夾克從反光里走來，我們的目光按劇本碰一下，像兩枚硬幣在玻璃上輕輕敲一下。那一聲「叮」往昔能在我胸腔里迴響兩步，現在只剩半步。
站台廣播響起，比平常輕。它把「請注意腳下空隙」的「隙」讀得非常圓，像為了不讓任何人的腳趾頭有多餘的顫抖。我在列車風裹住我之前，努力回憶上一次心跳加快的時刻——不是恐懼，是那種被某個細節擊中的尖銳歡喜。我想起那張名為《括號》的截圖，屏幕上兩個空白的圓角像兩隻閉著的眼；我想起某個夜裡的電梯在兩層間停住，黑暗裡有人的呼吸被擠成相同的節拍；我想起路燈熄滅後的一分鐘，我把鬧鐘設在四點零一，讓鈴聲像一條極細的光划過屋頂。它們都還在，只是被一個更大的分母除過，像被放進溫水裡的鹽。
單位門口的宣傳頁換了主題，仍舊規整。我照例撕下一角，紙的哭聲更小了，像被人隔著玻璃聽。把紙角疊成三角的動作，曾經會讓我心裡有一枚清晰的「咔噠」；今天那枚咔噠像被海綿包起來。我開始懷疑那不是我的錯覺。我在茶水間試探：他照常問「最近睡得好嗎？」我把「還行吧」放在舌尖上滾動，換成「你昨晚夢見什麼？」他眨眼的速度比以往慢半拍，像系統給了他一次緩衝。他說他最近很少做夢，就算做，也一醒就忘。我問他有沒有忘得很乾淨、像雨把玻璃擦掉樣的忘。他說是，而且舒服。
舒服。這個詞停在我們之間，像一個無害的圓。我看著熱水在紙杯里旋轉，水面沒有漩渦，只有均勻的輕。我的舌頭像也被這輕熨平，想說的話變成「算了」。
傍晚開會，領導提出「誤差容忍」的新口徑。以往這類話會在我胸腔里碰一下，像有人把金屬湯匙敲在玻璃杯沿。今天杯沿是橡膠做的。我把句子拆成三段，仍舊在第二段與第三段之間留出空白，屏幕右上角照例彈出灰色提示：異常，句子未閉合。可它出現又消失的速度快了一點，像被調成適合兒童觀看。我被溫柔地放過。
回家的電梯裡，我和三個陌生人肩並肩。以往我能感到他們的溫度、汗味、一天裡小心掩飾過的疲憊味道，那些味道像老舊樂器一不小心發出的真聲。今天只有清潔劑的檸檬香。有人咳嗽了一下，喉嚨里本該有刺的地方像被人鋪上了氈。電梯門開，我們走出去，誰也沒回頭。我突然明白「情感分母」的實義不在於讓人不再感受，而是讓每一道起伏都在到達波峰前被拉回平均線。
晚上我把手掌按在門上，照例五秒，離開，再按，重複三次。掌心的熱在門板上散開，不留痕。以往我會在自己的胸口聽見一陣屬於自己的風；今天風平。我盯著門後透明的字，它們被塗料封得更厚，舊日那個微小的氣泡被新的透明覆蓋了，像一隻被籠住的氣。它不再像先前那樣閃一下。我對它說：仍在。它沒有回答。
第二天，我在地鐵閘機前把卡停在掃描面上多半秒。燈條先亮黃又綠，如約；身後沒有人催促。以往總有誰會不耐煩地咳一聲，或者鞋跟在地磚上敲一敲；今天只有風從頂棚縫裡吹過的聲音。我開始懷疑，不是人變了，而是所有人的「情緒敏感度」被向下調了一格。像把收音機的高頻削去，人聲仍舊，齒音全無。這讓每一句尖銳的話都像被牙齦接住。
午休時我去河邊走。水在風裡被切成細絲，陽光均勻地落下去，亮得像白布。我嘗試喚起一段曾經的羞恥——某次會議上被人接管了句子，那個剝離感曾讓我的胃縮成一團。現在我回憶它，胃像被塞了棉。羞恥變成了一個詞，沒有在我身體裡找到它的位置。我蹲下，從河堤縫裡摳出一粒沙。它在我指肚上摩擦，像一粒微弱的針。我把它吹走，沙落回水泥。我起身，發現我的眼角沒有濕。
第三天，我實驗「加法」。既然分母被變大，我就給分子加重。我在鞋墊下加了一枚更薄的金屬片，在上面刻一個更深的「—」；我把鬧鐘的鈴聲換成更尖的；我在茶水間把一次性杯子的邊緣輕輕掰出一個小小的缺口，讓我的唇碰上它時能有一個微小的刺；我在錢包里多塞了三角紙角，讓它們在證件照的塑封上形成幾何狀的隆起；我在手機輸入法里把「好的」換成「等一等」；我在電梯裡不再站在最角落，而是站在正中央，一步也不讓。
這些加法有效嗎？它們確實讓世界的表面起了一點毛，可我身體裡的「響應」仍被一個溫柔而巨大的手帕蓋住。像在一個厚重的博物館裡跑步，腳下的木地板再怎麼響，也只會被吸音牆和軟帘子吃掉。我感到一種疲憊，這疲憊本該逼出淚，可淚腺像被擰了一圈小小的閥門，先天不足。
我開始觀察別人。前台姑娘被客戶指著鼻子說話，她露出一張禮貌的笑，眼角的肌肉沒有抽動；樓下餐車在午高峰被推翻，湯汁濺在地上，一圈人圍過來，沒有誰發出第一聲粗話；有人在站台摔倒，膝蓋破皮，血像被水沖稀，他自己先笑，說「沒事」。「沒事」像是一個系統關鍵詞，替代了所有具體的狀態。它被說出口時，世界就獲得了一個合法的平面。
傍晚我與灰夾克在反光里對齊。他的鞋帶還是松的。我想與他說話，但嗓子眼像被棉塞住。我只能抬手，拇指與食指捏了捏，半毫米。他點頭，表情像一張被水洗過的地圖，線條都在，但沒有起伏。我忽然對他的鞋帶有一點憤怒——不是因為它松，而是因為它保持在一種可被接受的松。我多想看見它徹底散開，在地面拖出一條真正的線。
那晚四點零一的鈴聲響起，我沒有去按。我想看看它能響多久。鈴聲在黑里舖開，又蜷回去。它的尾音比以往短。我意識到系統連我的鈴聲也替我考慮了。我關掉手機，把它屏幕朝下放在桌上，像把一個小小的窗扣上。
第四天，我收到一條推送：情緒健康提示已更新。我點開，頁面乾淨，字體細，背景白。它建議我把「過度敏感的刺激」替換為「能帶來穩定心率的習慣」，建議我每晚在相同時間回顧「今日亮點」，並且推薦了一個名為「平衡呼吸」的練習：四秒吸氣、四秒屏息、四秒呼氣、四秒停頓。我看著那四個四，想到分母。我照做，呼吸確實變得平穩，像有人把我放在一條傳送帶上。可我同時想起某個葬禮的細節——曾經在火化爐旁，被推入的棺蓋在金屬上發出一聲細小的「嗒」。那一聲曾砸中我，讓我肩膀發冷。現在我回想它，肩膀是溫的。平穩的呼吸把記憶中的金屬聲也分成四等份。
我開始懷疑：他們不是通過削減，而是通過均衡來減敏。把所有音量調到同一檔位，讓人生像被調音台的指針整齊地排齊。你不會被刺傷，也不會被刺醒。你仍然工作、吃飯、交談、睡覺。只是那條決定「這是我」的曲線被抹平到幾乎不可見。
我做了一個更笨的實驗。我買了一個小小的辣椒粉包，把它撒在自己舌尖上。我記得這個辣曾經把眼淚逼出來。現在它只讓我出汗，眼眶平靜。我去樓頂，在風裡站了十分鐘。風很大，把我的衣角吹成摺疊的白。我沒有感到想哭。我在樓道的牆上用指甲輕輕劃了一下，留下一個不起眼的淺痕。我把耳朵貼上去，牆另一邊有水流過。我聽得見流，我聽不見落差。
夜裡，窗台的灰積了一層。我在灰上畫一條線，只畫一半。半線曾讓我心裡空出一塊距離，現在我只看到一條線的一半。我故意不擦掉它。風過來，把灰吹散，半線被拆成更細的點。我對這些點說：你們要聚起來。它們沒有。我忽然覺得這個請求本身也是某種暴力：讓它們承擔不屬於它們的重量。
第五天，我看見茶水間的人把新買的玻璃杯摔碎了。玻璃在地上散開，像一張被撕裂的網。我們都停住。我等待那種「噗」的一聲哽咽從某個喉嚨里冒出來，它沒有。只有保潔阿姨快步過來，拿掃帚，「沒事沒事，我來」。
「沒事」又出現。我忽然想到一個辦法：既然分母是系統的，我就從「語言的分母」里拿回一點分子。我開始在所有需要「沒事」的場合，用更具體的詞替代它——「疼，但我能走。」「丟了，但我記得它的樣子。」「不習慣，但我會慢一點。」我把這些句子寫在便箋上，貼在鏡子邊。鏡子裡的我看起來仍舊平靜，但眼睛裡有一點粗糙，像玻璃里混進了沙。
我同時在身體上做一個對抗。我在手腕上系了一根極細的線，線頭藏在袖口裡。每當我說「沒事」的時候，我就輕輕拉一下，讓它在皮膚上留下一個比髮絲粗一點的痕。我想讓這個痕成為某種計數器：我到底說了多少次「沒事」。到傍晚，我的手腕上有幾道淡紅。它們不是傷口，但它們各自占據了一個像素。
我去河邊，把手伸進水裡，掬起一捧。我想起小時候第一次學會憋氣時的窒息感，那時候的恐懼不需要理由。現在我可以在水下數到二十，心跳保持均勻。我突然意識到：他們並沒有把「恐懼」拿走，他們把恐懼的閾值抬高了。我必須走向更深才能被嚇到。可是城市給我的深度恰恰被修平。
夜色落下來，我走回樓下，路燈接力亮起。我看見灰夾克坐在長椅上，鞋帶仍舊松。他抬頭看我，眼睛裡像也蒙了一層薄霧。我坐過去，我們沉默。他先發聲：「我最近不太會哭。」我說：「我也是。」他笑了，笑得像在硬撐。我問他有沒有試過「想哭的肌肉訓練」。他說：「怎麼練？」
我告訴他：在不合時宜的時刻，把一段悲傷的記憶拆開，專注在一個極小的物件上，比如葬禮上的那一聲「嗒」、比如一隻舊襯衫袖口的磨損、比如某個並不重要的人說過的一句「保重」。把它們在喉嚨里反覆摩擦，看能不能磨出一點刺。
他照做了三天，在第四天告訴我：還是不太行。他說他能夠想到這些細節，但身體裡沒有響應。他說：「像在看別人的手把開水倒進別人的杯子裡。」
我想到「情感分母」的另一種解釋：不是把你變薄，而是把你變遠。你站在一間很大的屋子裡，看見自己在另一端做事。聲音可以傳來，溫度傳不過去。
第六天，一件真正需要情緒的事發生。樓下的流浪貓被車壓到了，尾巴被拖在地上，血像紅筆被人輕輕劃了一下。圍觀的人迅速掏出手機，鏡頭打開，語氣平穩：「有人懂處理嗎？」「打電話給誰？」「有沒有手套？」我站在圈外，腦子裡明白下一步流程：抱起、清理、消毒、叫車、診所。我的腿沒有動。那隻貓的眼睛睜著，看向我們，又像看穿我們。
我逼自己跨進圈裡，蹲下，伸出手。貓發出一聲比風還輕的叫。我手心裡那把一直握著的「溫柔」忽然掉了。我把它抱起來，感覺它很輕，輕得不像一個生命。我盡力讓自己的胳膊下墊得更穩。我對別人說：「可以給我一塊布嗎？」我的聲音發乾。我知道有一部分的我在被系統的棉布包裹，另一部分的我在努力從棉布里鑽出來。我對自己說：現在不要「沒事」。現在就是「有事」。
診所里，醫生的語氣平靜，動作利索。貓被處理好，尾巴包了起來。它在我的手臂上抽了一下。我感到一陣遲到的酸。我在等眼淚，眼淚沒有來。我便把「眼淚」這個詞默念了三次。詞也沒有來。我在心裡寫下：「疼，但我能走。」
回去的路上，風從天橋的縫裡吹下來，像從很遠的地方來的舊聲。灰夾克發來一條消息：他在車站看見一個小孩把手伸進第六與第七根立柱之間的縫，摸了一下，又縮回來，手指上沾了黑，小孩的母親沒有責備，只說：「沒事，別弄髒衣服。」我盯著「沒事」兩個字，感覺它像一支橡皮擦，在城市裡按進按出。
我決定做一個更難的動作。我去醫院的太平間門口站了一會兒。空氣冷，地面擦得乾淨，牆上沒有多餘的標識。我沒有進去。我在門口把手放在胸口，數自己的心跳。我讓自己想起一個名字——一個與我很久以前有關的人。我不去回憶具體的臉，不去回憶故事，我只在心裡把那個名字放在舌根下。心跳在指縫裡衝上來，又下去。我知道這不夠，我也知道再往裡一步，我可能會在棉布里窒息。我選擇在門口停住。我對自己說：不哭，也可以算一種誠實。
那夜，「今日回顧」給我推送新功能：情緒強度圖。它把我的一天標成一條平滑的線，起伏不過±0.7。我看著那條線，像看著心電圖被人用尺子拉直。我把頁面關掉，又打開，把下方的「優化建議」一一讀過，然後把它們都劃掉。我在輸入框裡打了三個空格。空格不被識別，我又打了三個。屏幕沒有反應，可我知道那裡有我自己的氣。
最後，我寫下這樣一段話：
「如果分母是你給的，那就讓它更大到荒唐。讓我所有的情緒都被你平均，直到我在某個極端的平面上忽然看見一粒塵。那粒塵不需要被放大，它會自己長大。你不知道它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當它長大的時候，我會把『沒事』咽下去，換成『有事，但我承擔』。」
我把這段話保存，又刪除。刪除之後的空白比這段話本身更像一種重量。我把手按在門上，五秒、五秒、五秒。門板下的空氣不動。我想到「半線、錯貼、慢半、不按、空格」，它們像一隊拿著小小旗子的兵，在我看不見的地方慢慢走。它們不會打勝仗，但它們會在某個路口站住，抬頭，看著一盞燈熄滅，然後在黑里繼續走。
第二天清晨，路燈按時熄滅。我在黑里醒來。風洞聲照舊。白線照舊。紙屑照舊。灰夾克照舊。我在第七根立柱旁停下十三秒，一個小孩從我面前跑過，鞋帶松著，他的母親追上去，說：「停一下，把鞋帶系好。」小孩停住，蹲下，笨拙地打一個結，結打得很醜，像沒有對齊的括號。他站起來，得意地拍手。我聽見自己胸腔里生出一個比風大一點的「叮」。它不是歡喜，它像一枚被重新放回軌道的小石子。
我意識到：分母不是被設定在所有人身上的同一個數，它被寫進每個人的句子裡。有人被寫成「沒事」，有人被寫成「知道」，有人被寫成「等一等」。我可以在自己的句子裡把「沒事」替換掉。我不確定這有沒有用。我只知道，當我替換它的時候，我的手腕上的那根線會輕輕動一下，皮膚會起一條極淺的紅。我看見那條紅，心裡有一個原始的聲音說：有事。
我沿著站台走到最前面，風從隧道里出來，像從很深的地方退潮。我把眼睛閉上，給自己留三格空白。列車進站，車頭的燈在眼皮上划過一條白。我打開眼睛，踏上車門的縫。那一瞬間，我的腳跟像踩住了一道很薄的邊。我對自己說：我還在。
下樓，門口那張告知單還在，鋸齒紙邊被風撩起又落下。我把指腹貼上去，紙纖維的粗糙比昨天更淡，像有人在夜裡給紙上了蠟。我想起「情感分母」這個詞——它不是由我發明的，可它像一隻靜悄悄的蟲子朝我的句子裡爬。分母大了，任何分子都會被除得更小。恐懼/喜悅/羞恥/悲傷，統統被一個看不見的數字平滑。
人行道上的白線泛著晨霧的濕光，把我的影子切成三段。每一段都比昨天更輕。我試著在心裡回憶上一輪的重量：立柱縫裡殘留的溫度、門後透明的氣泡、鞋墊里極細的線在腳跟下摩擦出的灰，這些小小的證據像幾顆砂壓在心口，幫我記得疼。可今天的疼像加了水，被攪稀。
地鐵口的冷氣從第九級台階開始逼近。台階上的防滑條換了新材料，腳掌踩上去的摩擦從「沙」變成了「絨」。我在第七根立柱旁停下十三秒。垃圾桶旁的紙屑被風托起半厘米又落下，像想飛卻被拽住的線頭。灰夾克從反光里走來，我們的目光按劇本碰一下，像兩枚硬幣在玻璃上輕輕敲一下。那一聲「叮」往昔能在我胸腔里迴響兩步，現在只剩半步。
站台廣播響起，比平常輕。它把「請注意腳下空隙」的「隙」讀得非常圓，像為了不讓任何人的腳趾頭有多餘的顫抖。我在列車風裹住我之前，努力回憶上一次心跳加快的時刻——不是恐懼，是那種被某個細節擊中的尖銳歡喜。我想起那張名為《括號》的截圖，屏幕上兩個空白的圓角像兩隻閉著的眼；我想起某個夜裡的電梯在兩層間停住，黑暗裡有人的呼吸被擠成相同的節拍；我想起路燈熄滅後的一分鐘，我把鬧鐘設在四點零一，讓鈴聲像一條極細的光划過屋頂。它們都還在，只是被一個更大的分母除過，像被放進溫水裡的鹽。
單位門口的宣傳頁換了主題，仍舊規整。我照例撕下一角，紙的哭聲更小了，像被人隔著玻璃聽。把紙角疊成三角的動作，曾經會讓我心裡有一枚清晰的「咔噠」；今天那枚咔噠像被海綿包起來。我開始懷疑那不是我的錯覺。我在茶水間試探：他照常問「最近睡得好嗎？」我把「還行吧」放在舌尖上滾動，換成「你昨晚夢見什麼？」他眨眼的速度比以往慢半拍，像系統給了他一次緩衝。他說他最近很少做夢，就算做，也一醒就忘。我問他有沒有忘得很乾淨、像雨把玻璃擦掉樣的忘。他說是，而且舒服。
舒服。這個詞停在我們之間，像一個無害的圓。我看著熱水在紙杯里旋轉，水面沒有漩渦，只有均勻的輕。我的舌頭像也被這輕熨平，想說的話變成「算了」。
傍晚開會，領導提出「誤差容忍」的新口徑。以往這類話會在我胸腔里碰一下，像有人把金屬湯匙敲在玻璃杯沿。今天杯沿是橡膠做的。我把句子拆成三段，仍舊在第二段與第三段之間留出空白，屏幕右上角照例彈出灰色提示：異常，句子未閉合。可它出現又消失的速度快了一點，像被調成適合兒童觀看。我被溫柔地放過。
回家的電梯裡，我和三個陌生人肩並肩。以往我能感到他們的溫度、汗味、一天裡小心掩飾過的疲憊味道，那些味道像老舊樂器一不小心發出的真聲。今天只有清潔劑的檸檬香。有人咳嗽了一下，喉嚨里本該有刺的地方像被人鋪上了氈。電梯門開，我們走出去，誰也沒回頭。我突然明白「情感分母」的實義不在於讓人不再感受，而是讓每一道起伏都在到達波峰前被拉回平均線。
晚上我把手掌按在門上，照例五秒，離開，再按，重複三次。掌心的熱在門板上散開，不留痕。以往我會在自己的胸口聽見一陣屬於自己的風；今天風平。我盯著門後透明的字，它們被塗料封得更厚，舊日那個微小的氣泡被新的透明覆蓋了，像一隻被籠住的氣。它不再像先前那樣閃一下。我對它說：仍在。它沒有回答。
第二天，我在地鐵閘機前把卡停在掃描面上多半秒。燈條先亮黃又綠，如約；身後沒有人催促。以往總有誰會不耐煩地咳一聲，或者鞋跟在地磚上敲一敲；今天只有風從頂棚縫裡吹過的聲音。我開始懷疑，不是人變了，而是所有人的「情緒敏感度」被向下調了一格。像把收音機的高頻削去，人聲仍舊，齒音全無。這讓每一句尖銳的話都像被牙齦接住。
午休時我去河邊走。水在風裡被切成細絲，陽光均勻地落下去，亮得像白布。我嘗試喚起一段曾經的羞恥——某次會議上被人接管了句子，那個剝離感曾讓我的胃縮成一團。現在我回憶它，胃像被塞了棉。羞恥變成了一個詞，沒有在我身體裡找到它的位置。我蹲下，從河堤縫裡摳出一粒沙。它在我指肚上摩擦，像一粒微弱的針。我把它吹走，沙落回水泥。我起身，發現我的眼角沒有濕。
第三天，我實驗「加法」。既然分母被變大，我就給分子加重。我在鞋墊下加了一枚更薄的金屬片，在上面刻一個更深的「—」；我把鬧鐘的鈴聲換成更尖的；我在茶水間把一次性杯子的邊緣輕輕掰出一個小小的缺口，讓我的唇碰上它時能有一個微小的刺；我在錢包里多塞了三角紙角，讓它們在證件照的塑封上形成幾何狀的隆起；我在手機輸入法里把「好的」換成「等一等」；我在電梯裡不再站在最角落，而是站在正中央，一步也不讓。
這些加法有效嗎？它們確實讓世界的表面起了一點毛，可我身體裡的「響應」仍被一個溫柔而巨大的手帕蓋住。像在一個厚重的博物館裡跑步，腳下的木地板再怎麼響，也只會被吸音牆和軟帘子吃掉。我感到一種疲憊，這疲憊本該逼出淚，可淚腺像被擰了一圈小小的閥門，先天不足。
我開始觀察別人。前台姑娘被客戶指著鼻子說話，她露出一張禮貌的笑，眼角的肌肉沒有抽動；樓下餐車在午高峰被推翻，湯汁濺在地上，一圈人圍過來，沒有誰發出第一聲粗話；有人在站台摔倒，膝蓋破皮，血像被水沖稀，他自己先笑，說「沒事」。「沒事」像是一個系統關鍵詞，替代了所有具體的狀態。它被說出口時，世界就獲得了一個合法的平面。
傍晚我與灰夾克在反光里對齊。他的鞋帶還是松的。我想與他說話，但嗓子眼像被棉塞住。我只能抬手，拇指與食指捏了捏，半毫米。他點頭，表情像一張被水洗過的地圖，線條都在，但沒有起伏。我忽然對他的鞋帶有一點憤怒——不是因為它松，而是因為它保持在一種可被接受的松。我多想看見它徹底散開，在地面拖出一條真正的線。
那晚四點零一的鈴聲響起，我沒有去按。我想看看它能響多久。鈴聲在黑里舖開，又蜷回去。它的尾音比以往短。我意識到系統連我的鈴聲也替我考慮了。我關掉手機，把它屏幕朝下放在桌上，像把一個小小的窗扣上。
第四天，我收到一條推送：情緒健康提示已更新。我點開，頁面乾淨，字體細，背景白。它建議我把「過度敏感的刺激」替換為「能帶來穩定心率的習慣」，建議我每晚在相同時間回顧「今日亮點」，並且推薦了一個名為「平衡呼吸」的練習：四秒吸氣、四秒屏息、四秒呼氣、四秒停頓。我看著那四個四，想到分母。我照做，呼吸確實變得平穩，像有人把我放在一條傳送帶上。可我同時想起某個葬禮的細節——曾經在火化爐旁，被推入的棺蓋在金屬上發出一聲細小的「嗒」。那一聲曾砸中我，讓我肩膀發冷。現在我回想它，肩膀是溫的。平穩的呼吸把記憶中的金屬聲也分成四等份。
我開始懷疑：他們不是通過削減，而是通過均衡來減敏。把所有音量調到同一檔位，讓人生像被調音台的指針整齊地排齊。你不會被刺傷，也不會被刺醒。你仍然工作、吃飯、交談、睡覺。只是那條決定「這是我」的曲線被抹平到幾乎不可見。
我做了一個更笨的實驗。我買了一個小小的辣椒粉包，把它撒在自己舌尖上。我記得這個辣曾經把眼淚逼出來。現在它只讓我出汗，眼眶平靜。我去樓頂，在風裡站了十分鐘。風很大，把我的衣角吹成摺疊的白。我沒有感到想哭。我在樓道的牆上用指甲輕輕劃了一下，留下一個不起眼的淺痕。我把耳朵貼上去，牆另一邊有水流過。我聽得見流，我聽不見落差。
夜裡，窗台的灰積了一層。我在灰上畫一條線，只畫一半。半線曾讓我心裡空出一塊距離，現在我只看到一條線的一半。我故意不擦掉它。風過來，把灰吹散，半線被拆成更細的點。我對這些點說：你們要聚起來。它們沒有。我忽然覺得這個請求本身也是某種暴力：讓它們承擔不屬於它們的重量。
第五天，我看見茶水間的人把新買的玻璃杯摔碎了。玻璃在地上散開，像一張被撕裂的網。我們都停住。我等待那種「噗」的一聲哽咽從某個喉嚨里冒出來，它沒有。只有保潔阿姨快步過來，拿掃帚，「沒事沒事，我來」。
「沒事」又出現。我忽然想到一個辦法：既然分母是系統的，我就從「語言的分母」里拿回一點分子。我開始在所有需要「沒事」的場合，用更具體的詞替代它——「疼，但我能走。」「丟了，但我記得它的樣子。」「不習慣，但我會慢一點。」我把這些句子寫在便箋上，貼在鏡子邊。鏡子裡的我看起來仍舊平靜，但眼睛裡有一點粗糙，像玻璃里混進了沙。
我同時在身體上做一個對抗。我在手腕上系了一根極細的線，線頭藏在袖口裡。每當我說「沒事」的時候，我就輕輕拉一下，讓它在皮膚上留下一個比髮絲粗一點的痕。我想讓這個痕成為某種計數器：我到底說了多少次「沒事」。到傍晚，我的手腕上有幾道淡紅。它們不是傷口，但它們各自占據了一個像素。
我去河邊，把手伸進水裡，掬起一捧。我想起小時候第一次學會憋氣時的窒息感，那時候的恐懼不需要理由。現在我可以在水下數到二十，心跳保持均勻。我突然意識到：他們並沒有把「恐懼」拿走，他們把恐懼的閾值抬高了。我必須走向更深才能被嚇到。可是城市給我的深度恰恰被修平。
夜色落下來，我走回樓下，路燈接力亮起。我看見灰夾克坐在長椅上，鞋帶仍舊松。他抬頭看我，眼睛裡像也蒙了一層薄霧。我坐過去，我們沉默。他先發聲：「我最近不太會哭。」我說：「我也是。」他笑了，笑得像在硬撐。我問他有沒有試過「想哭的肌肉訓練」。他說：「怎麼練？」
我告訴他：在不合時宜的時刻，把一段悲傷的記憶拆開，專注在一個極小的物件上，比如葬禮上的那一聲「嗒」、比如一隻舊襯衫袖口的磨損、比如某個並不重要的人說過的一句「保重」。把它們在喉嚨里反覆摩擦，看能不能磨出一點刺。
他照做了三天，在第四天告訴我：還是不太行。他說他能夠想到這些細節，但身體裡沒有響應。他說：「像在看別人的手把開水倒進別人的杯子裡。」
我想到「情感分母」的另一種解釋：不是把你變薄，而是把你變遠。你站在一間很大的屋子裡，看見自己在另一端做事。聲音可以傳來，溫度傳不過去。
第六天，一件真正需要情緒的事發生。樓下的流浪貓被車壓到了，尾巴被拖在地上，血像紅筆被人輕輕劃了一下。圍觀的人迅速掏出手機，鏡頭打開，語氣平穩：「有人懂處理嗎？」「打電話給誰？」「有沒有手套？」我站在圈外，腦子裡明白下一步流程：抱起、清理、消毒、叫車、診所。我的腿沒有動。那隻貓的眼睛睜著，看向我們，又像看穿我們。
我逼自己跨進圈裡，蹲下，伸出手。貓發出一聲比風還輕的叫。我手心裡那把一直握著的「溫柔」忽然掉了。我把它抱起來，感覺它很輕，輕得不像一個生命。我盡力讓自己的胳膊下墊得更穩。我對別人說：「可以給我一塊布嗎？」我的聲音發乾。我知道有一部分的我在被系統的棉布包裹，另一部分的我在努力從棉布里鑽出來。我對自己說：現在不要「沒事」。現在就是「有事」。
診所里，醫生的語氣平靜，動作利索。貓被處理好，尾巴包了起來。它在我的手臂上抽了一下。我感到一陣遲到的酸。我在等眼淚，眼淚沒有來。我便把「眼淚」這個詞默念了三次。詞也沒有來。我在心裡寫下：「疼，但我能走。」
回去的路上，風從天橋的縫裡吹下來，像從很遠的地方來的舊聲。灰夾克發來一條消息：他在車站看見一個小孩把手伸進第六與第七根立柱之間的縫，摸了一下，又縮回來，手指上沾了黑，小孩的母親沒有責備，只說：「沒事，別弄髒衣服。」我盯著「沒事」兩個字，感覺它像一支橡皮擦，在城市裡按進按出。
我決定做一個更難的動作。我去醫院的太平間門口站了一會兒。空氣冷，地面擦得乾淨，牆上沒有多餘的標識。我沒有進去。我在門口把手放在胸口，數自己的心跳。我讓自己想起一個名字——一個與我很久以前有關的人。我不去回憶具體的臉，不去回憶故事，我只在心裡把那個名字放在舌根下。心跳在指縫裡衝上來，又下去。我知道這不夠，我也知道再往裡一步，我可能會在棉布里窒息。我選擇在門口停住。我對自己說：不哭，也可以算一種誠實。
那夜，「今日回顧」給我推送新功能：情緒強度圖。它把我的一天標成一條平滑的線，起伏不過±0.7。我看著那條線，像看著心電圖被人用尺子拉直。我把頁面關掉，又打開，把下方的「優化建議」一一讀過，然後把它們都劃掉。我在輸入框裡打了三個空格。空格不被識別，我又打了三個。屏幕沒有反應，可我知道那裡有我自己的氣。
最後，我寫下這樣一段話：
「如果分母是你給的，那就讓它更大到荒唐。讓我所有的情緒都被你平均，直到我在某個極端的平面上忽然看見一粒塵。那粒塵不需要被放大，它會自己長大。你不知道它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當它長大的時候，我會把『沒事』咽下去，換成『有事，但我承擔』。」
我把這段話保存，又刪除。刪除之後的空白比這段話本身更像一種重量。我把手按在門上，五秒、五秒、五秒。門板下的空氣不動。我想到「半線、錯貼、慢半、不按、空格」，它們像一隊拿著小小旗子的兵，在我看不見的地方慢慢走。它們不會打勝仗，但它們會在某個路口站住，抬頭，看著一盞燈熄滅，然後在黑里繼續走。
第二天清晨，路燈按時熄滅。我在黑里醒來。風洞聲照舊。白線照舊。紙屑照舊。灰夾克照舊。我在第七根立柱旁停下十三秒，一個小孩從我面前跑過，鞋帶松著，他的母親追上去，說：「停一下，把鞋帶系好。」小孩停住，蹲下，笨拙地打一個結，結打得很醜，像沒有對齊的括號。他站起來，得意地拍手。我聽見自己胸腔里生出一個比風大一點的「叮」。它不是歡喜，它像一枚被重新放回軌道的小石子。
我意識到：分母不是被設定在所有人身上的同一個數，它被寫進每個人的句子裡。有人被寫成「沒事」，有人被寫成「知道」，有人被寫成「等一等」。我可以在自己的句子裡把「沒事」替換掉。我不確定這有沒有用。我只知道，當我替換它的時候，我的手腕上的那根線會輕輕動一下，皮膚會起一條極淺的紅。我看見那條紅，心裡有一個原始的聲音說：有事。
我沿著站台走到最前面，風從隧道里出來，像從很深的地方退潮。我把眼睛閉上，給自己留三格空白。列車進站，車頭的燈在眼皮上划過一條白。我打開眼睛，踏上車門的縫。那一瞬間，我的腳跟像踩住了一道很薄的邊。我對自己說：我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