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0章 番外68
柏林的冬天，乾燥而清冷。
方郁霧裹緊大衣，快步穿過夏洛特醫院的園區，朝那棟不起眼的灰色建築走去。
那是費洛德在柏林的核心實驗室，外表普通，內部卻藏著世界頂級的神經科學研究設備，也是方郁霧沒有忍住的誘惑。
推開門，熟悉的消毒水味和儀器運轉聲撲面而來。
方郁霧刷卡通過三道安檢門，進入核心實驗區。
今天是例行的大組會。
會議室里已經坐了十幾個人，方郁霧在角落找了個位置坐下， 安靜觀察著這些人。
來自劍橋的神經生物學大牛，從哈佛來訪學的腦科學專家，馬庫斯·普朗克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還有幾位她只在頂級期刊封面上見過名字的業界傳奇。
費洛德坐在長桌一端，正和旁邊一個滿頭白髮的老人低聲交談。
那老人方郁霧認得，也是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托馬斯·蘇德霍夫，史丹福大學的教授，偶爾會來柏林交流。
「方，過來坐。」費洛德看到她，招了招手。
方郁霧走過去，在費洛德身邊坐下，蘇德霍夫教授朝她點點頭，用帶著德國口音的英語說道：
「你就是卡爾說的那個學生？從非洲來的那個？」
「是的，不過我是從中國來的，不是非洲，我只是跟著老師在非洲學習。」方郁霧禮貌地回答，幫悄悄給自己改了國籍的教授糾正錯誤。
蘇德霍夫打量了她一下，然後對費洛德說道。
「你不是從不收東方學生嗎？這是那個例外？她看起來很年輕，你確定她能跟上這裡的節奏？」
費洛德自信的笑了笑：「她比我跟過的任何學生都跟得好。」
組會持續了三個半小時，討論的內容涉及神經科學最前沿的領域，光遺傳學的最新應用、類腦器官的研究突破、神經退行性疾病的早期診斷標誌物、腦機接口的倫理邊界。
每一個發言的人都是各自領域的頂尖專家，討論的深度和廣度讓方郁霧大開眼界。
方郁霧認真聽著，偶爾在筆記本上記錄。
遇到不懂的地方，她默默記下，會後自己去查資料。
遇到能參與的話題，她也會認真地發表自己的見解。
第一次發言時，方郁霧有些緊張，但也沒有怯場。
說完後，蘇德霍夫教授點了點頭，說道：「有意思的角度，卡爾，你這個學生思路很開闊。」
費洛德微笑不語，但方郁霧能感覺到他的滿意。
會後，一個來自瑞士的教授主動找方郁霧聊天。
「你就是那篇關於伊波拉抗體的論文的第一作者？我讀過那篇文章，很有深度。」
方郁霧有些驚訝：「您讀過？那不是神經科學領域的……」
「當然讀過。」那教授打斷她，「雖然專業不同，但你的研究方法很有借鑑意義。
從倖存者中尋找抗體，這個思路可以用在很多領域。」
他遞給方郁霧一張名片，「如果以後對神經免疫學感興趣，可以來我實驗室交流。」
方郁霧接過名片，心裡湧起複雜的情緒。
現在方郁霧已經切實的感覺到不一樣了。
在非洲的時候，她只是一個在簡陋條件下拼命工作的醫生。
上輩子在中國的時候，她只能是老師的一個助手。
而現在，她站在世界頂級的研究者中間，被他們認可，被他們接納。
這種感覺，真的很奇妙，但不得不承認，這種感覺，真的非常舒服，也非常令人上癮。
接下來的幾個月，方郁霧像海綿一樣吸收著知識。
每周的大組會是她最期待的，那些大佬們的討論，往往能給她帶來新的啟發。
有時是實驗設計的思路，有時是數據分析的方法，有時只是一個簡單的提問，就能讓她思考好幾天。
除了組會，她還有機會參與一些合作項目。
一個關於帕金森病早期診斷的項目，她和劍橋的團隊合作開發了一種新的生物標誌物檢測方法。
一個關於腦機接口的項目，她負責動物實驗的數據分析。
還有一個關於神經炎症的課題，她參與了部分實驗設計。
每一次合作，她都能學到新的東西，那些大佬們嚴謹的思維、開闊的視野、對科學純粹的熱愛，深深感染了她。
當然，空餘時間的中醫也沒有落下，大部分空餘時間都被她利用起來了。
不過每天晚上還是留了七個小時出來，五六個小時的深度睡眠，一個小時的放鬆時間。
有一天晚上，方郁霧在實驗室加班到深夜，遇到了同樣在加班的蘇德霍夫教授。
老人正在調試一個複雜的設備，眉頭緊鎖。
「蘇德霍夫博士，需要幫忙嗎？」方郁霧走過去。
蘇德霍夫看了她一眼：「你會用這個？」
「之前用過類似的。」方郁霧說著，熟練地操作起來，幾分鐘後，設備正常運轉了。
蘇德霍夫有些驚訝：「你學得很快。」
方郁霧笑了笑：「在非洲的時候，什麼設備都得自己修，練出來了。」
蘇德霍夫看著她，突然問：「你當初為什麼選擇留在非洲？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留在歐洲或美國。」
方郁霧想了想，認真地說：「因為那裡更需要醫生。」
蘇德霍夫可是聽卡爾說過，當時方郁霧是有機會留在瑞士的，但知道非洲出現問題了，毅然放棄了瑞士，跟著卡爾去了非洲，還一待就是幾年。
蘇德霍夫沉默了幾秒，然後點了點頭：「很好的答案，科學的意義在於解決真正的問題。
你選擇了最難的路，但也是最有價值的路。」
那天晚上，老人和方郁霧聊了很久。
關於科學，關於人生，關於如何面對失敗和挫折。
臨走時，他說道：「卡爾沒有看錯人，你會成為一個偉大的科學家。」
方郁霧站在原地，看著老人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盡頭，心裡湧起一股暖流。
被世界級的大佬肯定的感覺真不錯。
雖然說費洛德也是世界級的大佬，甚至還能還更權威。
但是費洛德對她的偏愛太明顯了，總讓方郁霧覺得費洛德的誇讚是對她帶了濾鏡，讓她沒有那種實感。
別人就不一樣，真讓方郁霧覺得自己是真的非常非常優秀，真的和這類人站到了同一個舞台。
除了實驗室的工作，方郁霧在臨床上也取得了突破。
費洛德讓方郁霧來這裡，就是來帶她的。
費洛德開始帶著方郁霧參與一些世界頂級難度的手術。
第一台就是腦幹腫瘤切除術，患者是個十二歲的孩子，腫瘤位置極其兇險，稍有不慎就會導致永久性損傷甚至死亡。
手術前，費洛德把方郁霧叫到辦公室，遞給她一沓資料。
「這是患者的病歷和影像資料，你研究一下，明天手術你做一助。」
看到資料方郁霧直接就愣住了：「我做一助？這麼複雜的手術……」
她能行嗎？這可不是非洲，來這裡的人都不能用非富即貴來形容了，一般來說是又富又貴又有權，要的出了點意外，方郁霧不敢想像。
遇到講理的還好，遇到不講理的，直接完蛋，方郁霧可沒有忘記這是小說世界。
雖然說現在有光環，但要是沒光環了呢？
「正因為複雜，才需要你參與。」費洛德看著她。
「你跟著我這麼多年，該見識真正的挑戰了，人不能一直待在自己的舒適區，醫生也一樣，你要挑戰自己。」
聽到這話方郁霧只能照做，不過她也知道，這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
晚上，方郁霧通宵研究了所有資料，她把腫瘤的三維重建圖像看了無數遍，把手術入路、可能的風險、應急方案都反覆推演。
在逃命的時候，方郁霧可能會藉助光環，但在手術台上，方郁霧只相信實力。
凌晨四點，她終於閉上眼睛休息了一會兒。
不過離上班還早，她只要有四個小時的睡眠時間就夠了，不夠還有午休，所以四點才睡對方郁霧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手術當天，方郁霧站在費洛德身邊，看著老教授沉穩的操作。
每一個步驟，每一個決策，都精確得像教科書。
方郁霧認真觀察，默默學習，偶爾遞器械，偶爾吸液。
手術進行了七個半小時，當最後一塊腫瘤被完整切除，監護儀顯示患者生命體徵平穩時，整個手術室的人都鬆了一口氣。
費洛德轉頭看著她：「看懂了多少？」
「百分之八十。」方郁霧誠實地回答。
費洛德點了點頭：「不錯，下次你自己主刀，我指導。」
方郁霧：……
您可真相信我，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
方郁霧以為費洛德在開玩笑，但一個月後，真的有一台類似的手術安排給了她。
方郁霧真的麻了，這壓力可不止億點點大。
這天早上，方郁霧站在手術台前，看著那個等待手術的患者，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腦膜瘤壓迫視神經，面臨失明的風險。
這難度可一點都不比費洛德那台手術底，甚至更高，畢竟患者年紀更大。
費洛德站在方郁霧旁邊，沒有說話。
方郁霧深吸一口氣，拿起手術刀。
手術持續了七個小時，每一個步驟，她都嚴格按照費洛德教的方法執行。
遇到不確定的地方，方郁霧會停頓一下，看一眼費洛德。
老教授只是微微點頭，從不說話。
當最後一塊腫瘤被取出，患者被推出手術室時，方郁霧整個人都快虛脫了。
費洛德拍了拍她的肩：「做得很好，你有天賦，也有勇氣，這兩樣東西，缺一不可。」
從那以後，方郁霧開始獨立主刀一些複雜手術。
顱底腫瘤、腦血管畸形、複雜動脈瘤，每一台都是挑戰，每一台都讓她成長。
半年後，方郁霧已經完成了十幾台世界級難度的手術，成功率超過了百分之九十。
這在任何醫院都是了不起的成績，更何況她只是一個還沒有三十歲的年輕醫生，這完全就是天才了。
消息慢慢傳開了，有人說，夏洛特醫院有個中國女醫生，神經外科手術水平堪比資深專家。
有人開始專門來找她看病，有德國的，也有從其他國家來的。
即使這樣，方郁霧的手術排得也不多，這種難度非常高的手術，院裡給她排的一般情況下，一個月不會超過兩台，平時的手術，一周最多五台，這點工作量對於方郁霧來的完全就是so easy。
方郁霧也沒有說什麼，畢竟這不是她一個人的事。
對那些名聲，方郁霧也並不在意，她在意的，是那些被她救活的人，那些術後恢復良好的患者，那些感激的眼神。
有一次，一個被她治好腦瘤的小女孩出院前，送給她一幅畫。
畫上是一個穿白大褂的醫生，旁邊寫著「中國天使」。
方郁霧看著那幅畫，笑了笑，她把畫貼在辦公室的牆上，每天都能看到。
在柏林的第八個月，方郁霧完成了博士後的全部工作。
出站答辯那天，費洛德、蘇德霍夫教授，還有幾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專家坐在評審席上。
方郁霧站在講台前，用流利的英語彙報著自己這一年多來的研究成果。
她講了在非洲的伊波拉研究，講了在柏林的神經科學項目，講了中西醫結合的探索，講了那十幾台世界級難度的手術。
四十分鐘的報告，數據詳實，邏輯清晰，觀點新穎。
提問環節，專家們的問題一個接一個，有的刁鑽，有的深刻。
方郁霧一一作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據。
最後，費洛德站起來，宣布評審結果：「全票通過，建議授予方郁霧博士博士後出站資格。」
會議室里瞬間就響起了掌聲。
方郁霧站在原地，看著那些鼓掌的專家們，心裡湧起複雜的情緒。
從海德堡的留學生，到非洲的戰地醫生，再到柏林的博士後出站，她走了整整九年，十八歲到二十七歲。
九年來，她經歷了太多，伊波拉、背叛、逃亡、救援、分離、重逢、再分離。
每一步都艱難，但每一步都值得。
方郁霧裹緊大衣，快步穿過夏洛特醫院的園區，朝那棟不起眼的灰色建築走去。
那是費洛德在柏林的核心實驗室，外表普通，內部卻藏著世界頂級的神經科學研究設備，也是方郁霧沒有忍住的誘惑。
推開門，熟悉的消毒水味和儀器運轉聲撲面而來。
方郁霧刷卡通過三道安檢門，進入核心實驗區。
今天是例行的大組會。
會議室里已經坐了十幾個人，方郁霧在角落找了個位置坐下， 安靜觀察著這些人。
來自劍橋的神經生物學大牛，從哈佛來訪學的腦科學專家，馬庫斯·普朗克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還有幾位她只在頂級期刊封面上見過名字的業界傳奇。
費洛德坐在長桌一端，正和旁邊一個滿頭白髮的老人低聲交談。
那老人方郁霧認得，也是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托馬斯·蘇德霍夫，史丹福大學的教授，偶爾會來柏林交流。
「方，過來坐。」費洛德看到她，招了招手。
方郁霧走過去，在費洛德身邊坐下，蘇德霍夫教授朝她點點頭，用帶著德國口音的英語說道：
「你就是卡爾說的那個學生？從非洲來的那個？」
「是的，不過我是從中國來的，不是非洲，我只是跟著老師在非洲學習。」方郁霧禮貌地回答，幫悄悄給自己改了國籍的教授糾正錯誤。
蘇德霍夫打量了她一下，然後對費洛德說道。
「你不是從不收東方學生嗎？這是那個例外？她看起來很年輕，你確定她能跟上這裡的節奏？」
費洛德自信的笑了笑：「她比我跟過的任何學生都跟得好。」
組會持續了三個半小時，討論的內容涉及神經科學最前沿的領域，光遺傳學的最新應用、類腦器官的研究突破、神經退行性疾病的早期診斷標誌物、腦機接口的倫理邊界。
每一個發言的人都是各自領域的頂尖專家，討論的深度和廣度讓方郁霧大開眼界。
方郁霧認真聽著，偶爾在筆記本上記錄。
遇到不懂的地方，她默默記下，會後自己去查資料。
遇到能參與的話題，她也會認真地發表自己的見解。
第一次發言時，方郁霧有些緊張，但也沒有怯場。
說完後，蘇德霍夫教授點了點頭，說道：「有意思的角度，卡爾，你這個學生思路很開闊。」
費洛德微笑不語，但方郁霧能感覺到他的滿意。
會後，一個來自瑞士的教授主動找方郁霧聊天。
「你就是那篇關於伊波拉抗體的論文的第一作者？我讀過那篇文章，很有深度。」
方郁霧有些驚訝：「您讀過？那不是神經科學領域的……」
「當然讀過。」那教授打斷她，「雖然專業不同，但你的研究方法很有借鑑意義。
從倖存者中尋找抗體，這個思路可以用在很多領域。」
他遞給方郁霧一張名片，「如果以後對神經免疫學感興趣，可以來我實驗室交流。」
方郁霧接過名片，心裡湧起複雜的情緒。
現在方郁霧已經切實的感覺到不一樣了。
在非洲的時候，她只是一個在簡陋條件下拼命工作的醫生。
上輩子在中國的時候，她只能是老師的一個助手。
而現在，她站在世界頂級的研究者中間，被他們認可，被他們接納。
這種感覺，真的很奇妙，但不得不承認，這種感覺，真的非常舒服，也非常令人上癮。
接下來的幾個月，方郁霧像海綿一樣吸收著知識。
每周的大組會是她最期待的，那些大佬們的討論，往往能給她帶來新的啟發。
有時是實驗設計的思路，有時是數據分析的方法，有時只是一個簡單的提問，就能讓她思考好幾天。
除了組會，她還有機會參與一些合作項目。
一個關於帕金森病早期診斷的項目，她和劍橋的團隊合作開發了一種新的生物標誌物檢測方法。
一個關於腦機接口的項目，她負責動物實驗的數據分析。
還有一個關於神經炎症的課題，她參與了部分實驗設計。
每一次合作，她都能學到新的東西，那些大佬們嚴謹的思維、開闊的視野、對科學純粹的熱愛，深深感染了她。
當然，空餘時間的中醫也沒有落下，大部分空餘時間都被她利用起來了。
不過每天晚上還是留了七個小時出來，五六個小時的深度睡眠，一個小時的放鬆時間。
有一天晚上，方郁霧在實驗室加班到深夜，遇到了同樣在加班的蘇德霍夫教授。
老人正在調試一個複雜的設備，眉頭緊鎖。
「蘇德霍夫博士，需要幫忙嗎？」方郁霧走過去。
蘇德霍夫看了她一眼：「你會用這個？」
「之前用過類似的。」方郁霧說著，熟練地操作起來，幾分鐘後，設備正常運轉了。
蘇德霍夫有些驚訝：「你學得很快。」
方郁霧笑了笑：「在非洲的時候，什麼設備都得自己修，練出來了。」
蘇德霍夫看著她，突然問：「你當初為什麼選擇留在非洲？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留在歐洲或美國。」
方郁霧想了想，認真地說：「因為那裡更需要醫生。」
蘇德霍夫可是聽卡爾說過，當時方郁霧是有機會留在瑞士的，但知道非洲出現問題了，毅然放棄了瑞士，跟著卡爾去了非洲，還一待就是幾年。
蘇德霍夫沉默了幾秒，然後點了點頭：「很好的答案，科學的意義在於解決真正的問題。
你選擇了最難的路，但也是最有價值的路。」
那天晚上，老人和方郁霧聊了很久。
關於科學，關於人生，關於如何面對失敗和挫折。
臨走時，他說道：「卡爾沒有看錯人，你會成為一個偉大的科學家。」
方郁霧站在原地，看著老人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盡頭，心裡湧起一股暖流。
被世界級的大佬肯定的感覺真不錯。
雖然說費洛德也是世界級的大佬，甚至還能還更權威。
但是費洛德對她的偏愛太明顯了，總讓方郁霧覺得費洛德的誇讚是對她帶了濾鏡，讓她沒有那種實感。
別人就不一樣，真讓方郁霧覺得自己是真的非常非常優秀，真的和這類人站到了同一個舞台。
除了實驗室的工作，方郁霧在臨床上也取得了突破。
費洛德讓方郁霧來這裡，就是來帶她的。
費洛德開始帶著方郁霧參與一些世界頂級難度的手術。
第一台就是腦幹腫瘤切除術，患者是個十二歲的孩子，腫瘤位置極其兇險，稍有不慎就會導致永久性損傷甚至死亡。
手術前，費洛德把方郁霧叫到辦公室，遞給她一沓資料。
「這是患者的病歷和影像資料，你研究一下，明天手術你做一助。」
看到資料方郁霧直接就愣住了：「我做一助？這麼複雜的手術……」
她能行嗎？這可不是非洲，來這裡的人都不能用非富即貴來形容了，一般來說是又富又貴又有權，要的出了點意外，方郁霧不敢想像。
遇到講理的還好，遇到不講理的，直接完蛋，方郁霧可沒有忘記這是小說世界。
雖然說現在有光環，但要是沒光環了呢？
「正因為複雜，才需要你參與。」費洛德看著她。
「你跟著我這麼多年，該見識真正的挑戰了，人不能一直待在自己的舒適區，醫生也一樣，你要挑戰自己。」
聽到這話方郁霧只能照做，不過她也知道，這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
晚上，方郁霧通宵研究了所有資料，她把腫瘤的三維重建圖像看了無數遍，把手術入路、可能的風險、應急方案都反覆推演。
在逃命的時候，方郁霧可能會藉助光環，但在手術台上，方郁霧只相信實力。
凌晨四點，她終於閉上眼睛休息了一會兒。
不過離上班還早，她只要有四個小時的睡眠時間就夠了，不夠還有午休，所以四點才睡對方郁霧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手術當天，方郁霧站在費洛德身邊，看著老教授沉穩的操作。
每一個步驟，每一個決策，都精確得像教科書。
方郁霧認真觀察，默默學習，偶爾遞器械，偶爾吸液。
手術進行了七個半小時，當最後一塊腫瘤被完整切除，監護儀顯示患者生命體徵平穩時，整個手術室的人都鬆了一口氣。
費洛德轉頭看著她：「看懂了多少？」
「百分之八十。」方郁霧誠實地回答。
費洛德點了點頭：「不錯，下次你自己主刀，我指導。」
方郁霧：……
您可真相信我，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
方郁霧以為費洛德在開玩笑，但一個月後，真的有一台類似的手術安排給了她。
方郁霧真的麻了，這壓力可不止億點點大。
這天早上，方郁霧站在手術台前，看著那個等待手術的患者，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腦膜瘤壓迫視神經，面臨失明的風險。
這難度可一點都不比費洛德那台手術底，甚至更高，畢竟患者年紀更大。
費洛德站在方郁霧旁邊，沒有說話。
方郁霧深吸一口氣，拿起手術刀。
手術持續了七個小時，每一個步驟，她都嚴格按照費洛德教的方法執行。
遇到不確定的地方，方郁霧會停頓一下，看一眼費洛德。
老教授只是微微點頭，從不說話。
當最後一塊腫瘤被取出，患者被推出手術室時，方郁霧整個人都快虛脫了。
費洛德拍了拍她的肩：「做得很好，你有天賦，也有勇氣，這兩樣東西，缺一不可。」
從那以後，方郁霧開始獨立主刀一些複雜手術。
顱底腫瘤、腦血管畸形、複雜動脈瘤，每一台都是挑戰，每一台都讓她成長。
半年後，方郁霧已經完成了十幾台世界級難度的手術，成功率超過了百分之九十。
這在任何醫院都是了不起的成績，更何況她只是一個還沒有三十歲的年輕醫生，這完全就是天才了。
消息慢慢傳開了，有人說，夏洛特醫院有個中國女醫生，神經外科手術水平堪比資深專家。
有人開始專門來找她看病，有德國的，也有從其他國家來的。
即使這樣，方郁霧的手術排得也不多，這種難度非常高的手術，院裡給她排的一般情況下，一個月不會超過兩台，平時的手術，一周最多五台，這點工作量對於方郁霧來的完全就是so easy。
方郁霧也沒有說什麼，畢竟這不是她一個人的事。
對那些名聲，方郁霧也並不在意，她在意的，是那些被她救活的人，那些術後恢復良好的患者，那些感激的眼神。
有一次，一個被她治好腦瘤的小女孩出院前，送給她一幅畫。
畫上是一個穿白大褂的醫生，旁邊寫著「中國天使」。
方郁霧看著那幅畫，笑了笑，她把畫貼在辦公室的牆上，每天都能看到。
在柏林的第八個月，方郁霧完成了博士後的全部工作。
出站答辯那天，費洛德、蘇德霍夫教授，還有幾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專家坐在評審席上。
方郁霧站在講台前，用流利的英語彙報著自己這一年多來的研究成果。
她講了在非洲的伊波拉研究，講了在柏林的神經科學項目，講了中西醫結合的探索，講了那十幾台世界級難度的手術。
四十分鐘的報告，數據詳實，邏輯清晰，觀點新穎。
提問環節，專家們的問題一個接一個，有的刁鑽，有的深刻。
方郁霧一一作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據。
最後，費洛德站起來，宣布評審結果：「全票通過，建議授予方郁霧博士博士後出站資格。」
會議室里瞬間就響起了掌聲。
方郁霧站在原地，看著那些鼓掌的專家們，心裡湧起複雜的情緒。
從海德堡的留學生，到非洲的戰地醫生，再到柏林的博士後出站，她走了整整九年，十八歲到二十七歲。
九年來，她經歷了太多，伊波拉、背叛、逃亡、救援、分離、重逢、再分離。
每一步都艱難，但每一步都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