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5章 杜勒斯的能量，C連的反擊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進行著，順利得讓王德發有些得意忘形。
不過在三天後的中午，科里的秘書突然出了車禍。
他乘坐的那輛林肯轎車在賓夕法尼亞大街的拐角處被一輛失控的卡車撞進了路邊的電話亭，秘書當場斷了三根肋骨和左腿脛骨，人送進醫院的時候已經昏迷不醒，而他那隨身公文包里的文件散落一地，被路過的聯邦探員以證據名義收走。
同一天晚上，道格拉斯大法官在巴黎的那位猶太裔律師朋友接到了一通匿名電話，電話的內容只有一句話，卻讓他心中一陣膽寒。
內容很簡單——你的兩個女兒在布魯克林讀書，對吧？
律師第二天就把手裡所有和杜勒斯相關的文件全部送進了銀行的保險柜，然後帶著老婆坐火車離開了巴黎，去向不明。
消息傳回柏林的時候，王德發臉上那副萬事不操心的表情終於消失了。
「他媽的，老狐狸。」
王德發把電報遞給從隔壁走過來的鄭耀先，自己靠在牆上，兩隻手抱在胸前，大拇指在小臂上來回摩挲，腦子轉得飛快。
杜勒斯的反應速度太過迅速，那份文件送進華盛頓還不到四十八小時，他就已經完成了反制部署，從暗殺到恐嚇，從媒體操控到截取證據，一整套組合拳打得又快又狠。
原因很簡單。
杜勒斯可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他背後站著的是福斯特家族，這個在米立堅政壇盤踞了半個世紀的情報世家，根系深扎在華爾街的金融土壤和華盛頓的權力核心之中，從國務院到中央情報系統，從紐約的律師事務所到倫敦的銀行董事會，到處都有他們的人。
杜勒斯的祖父沃森·福斯特，是前任國務卿，甲午戰爭後作為李鴻章的法律顧問參與了《馬關條約》的談判，割台賠款。他的叔叔同樣當過國務卿，而他的哥哥約翰·杜勒斯如今正在國務院擔任高級顧問，距離國務卿的位置只差一步之遙。
這樣一個家族，怎麼可能讓一個嫡系子弟被幾份文件絆倒。
約翰·杜勒斯在收到弟弟的求援之後，用了不到三個小時就完成了全部的危機評估。
隨後，家族背後的力量開始全力運轉。
首先動起來的是媒體。
《華盛頓郵報》在三天後刊發了一篇長篇通訊，標題十分醒目——《英雄的隕落：海軍陸戰隊第二偵察營C連在歐洲的最後戰鬥》。
文章里詳細描述了C連如何在漢斯南部執行清剿黨衛軍殘餘武裝的任務，如何在阿爾卑斯山區遭遇了一支規模遠超預期的敵方武裝，如何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戰鬥到最後一人。文章引用了大量匿名軍官的證詞和所謂的戰場照片，把C連描繪成了一群為自由而戰的美國英雄，他們的犧牲為歐洲的和平掃清了最後的障礙。
這篇報導像野火一樣在米立堅國內蔓延開來，一周之內被超過四十家報紙轉載，C連的士兵家屬們收到了國防部的慰問信和追加的撫恤金，阿靈頓國家公墓里甚至為他們豎起了一座集體衣冠冢。
輿論的洪流把C連的真相徹底淹沒在了英雄敘事之下，任何試圖質疑這個故事的人都會被貼上不愛國的標籤。
OS總部長的審計報告被上級以國家安全為由無限期擱置。
科里的秘書出了車禍之後，科里本人也變得沉默了許多，那份壓在報告底下的文件再也沒有被翻出來過。
道格拉斯大法官雖然沒有受到直接威脅，但他的線人消失了，證據鏈斷裂了，剩下的那些材料不足以支撐任何形式的指控。
與此同時，杜勒斯自己的力量也在歐洲動了起來。
敵工部國際科在漢斯南部的行動隊在前兩周進展順利，四個小組清除了杜勒斯十二個暗樁中的八個，剩下四個目標在最後四十八小時內突然人間蒸發，安全屋被清空，聯絡點被放棄，裡面的一切都被燒得乾淨淨。
他們的行動被人察覺，走漏了消息。
不僅如此，第三小組在慕尼黑的一次行動中遭遇了伏擊，兩名隊員受了輕傷，對方使用的武器十分精良，同時具備專業的反偵察戰術，絕不是那些普通特工能夠擁有的。
這些人就是杜勒斯利用手中的權利，從別本土調來的精銳反情報小組，這些人的身手和經驗絲毫不遜於敵工部國際科的精銳。
當王德發接二連三地收到這些消息的時候，整個人都是懵的，他從沒想過，杜勒斯居然擁有這麼大的能量。最終他把筆一摔，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地圖前面，盯著慕尼黑和維也納之間那片區域看了許久。
他承認自己低估了對手。
但仗還是要打的，王德發把四個小組全部撤回柏林進行休整，同時開始重新評估杜勒斯在歐洲殘餘網絡的分布情況，第一輪攻勢雖然沒有全功，但也已經打掉了對方三分之二的眼線，杜勒斯在漢斯的情報獲取能力至少降低了六成。
至於華盛頓那邊，雖然三條線暫時被封堵了，但王德發知道，有些種子一旦種下去就不可能被完全清除。科里不會忘記那份文件里寫了什麼，道格拉斯也不會忘記有人威脅過他的朋友，這些仇恨會在暗處慢慢積累，等待下一次爆發的機會。
眼下最重要的那張牌還在手裡——維羅納的兩百多個活人。
杜勒斯的媒體攻勢越猛烈，那些被宣布死亡的士兵就越憤怒。
維羅納郊外的戰俘營里，看守們故意在食堂留下了一些報紙，美其名曰豐富戰俘們生活。
每天早飯時間，只要C連的士兵們走進食堂，就能看到食堂大門旁的架子上。整齊地擺放著幾份嶄新的報紙，《星條旗報》的歐洲版，《紐約時報》國際版，甚至還有《華盛頓郵報》。
原本這些報紙對他們而言確實是好東西，但上面的那些報導卻讓C連的士兵們出離憤怒。
阿靈頓的衣冠冢，英雄的隕落。所有人都在說他們死了！他們明明都還活著，卻被人說已經死了，他們回不去了！
哈里根連續三天沒有出營房門，他靠在鐵架床的上鋪欄杆邊，把那幾份報紙翻來覆去地看了不下二十遍，某些段落已經被他用指甲劃出了深深的痕跡。
他從報紙上看到，他的妻子凱薩琳收到了一面摺疊的國旗和一封信。
而他七歲的兒子湯米已經在學校里被同學們稱為英雄的兒子了，鄰居們給凱薩琳送去鮮花和食物，牧師在禮拜天為他祈禱。
一時間，全世界都在紀念一群還活著的死人。
克勞斯中尉在第四天的晚上找到了哈里根，兩個人蹲在營房角落裡，就著窗戶外透進來的月光，把所有事情從頭到尾捋了一遍。
杜勒斯為了掩蓋他自己的愚蠢，將他們的存在人為抹去，把整個騙局做到了天衣無縫。
從法律意義上講，麥克·哈里根上尉已經死了。
他的銀行帳戶會被凍結，保險金會賠付給凱薩琳，他的軍籍檔案會被標註為陣亡，所有能證明他還活著的官方記錄都被銷毀了。
就算他現在走出這座戰俘營，走進米立堅駐歐洲的任何一個軍事基地，報出自己的名字和軍銜，得到的回答也只會是——對不起先生，這個人已經死了。
一周後的傍晚，一個華夏軍官走進了戰俘營。
這人四十出頭，穿著一件普通的灰色大衣，沒有佩戴任何軍銜標識，只在胸口別了一枚很小的紅星徽章，頭髮梳得一絲不苟，臉上的表情不冷不熱，就那麼不緊不慢地穿過操場走到C連的營房門前，敲了敲鐵門。
門是克勞斯開的，他看到來人之後愣了一下，轉頭朝裡面喊了一聲。
哈里根從裡面走了出來，他瘦了不少，眼窩深陷，原本修剪整齊的軍人短髮已經長了不少。
那位華夏軍官姓許，是遠征軍駐義大利聯絡處的人，奉命前來和哈里根上尉談一些事情。
兩個人在營房隔壁一間空置的儲藏室里談了將近三個小時。
儲藏室里沒有燈，只有從氣窗里漏進來的月光和對面營房透過來的微弱燈火，兩個人的臉都藏在陰影里，只有說話時嘴唇的開合和偶爾點燃的菸頭能被看見。
許姓軍官把一切都告訴了哈里根。
C連的真實處境，杜勒斯的全部操作。
然後他提出了邀請。
哈里根沒有立刻答應，他需要好好考慮一番。
三天後，鄭耀先親自來了維羅納。
這一次不是試探，而是正式的面談。C連全體兩百二十一人集合在戰俘營的操場上，站得筆直，就像是回到了帕里斯島新兵訓練營的檢閱場上，只是身上穿的不再是那套海軍陸戰隊的卡其軍裝，而是戰俘營統一發放的灰布衣褲。
鄭耀先站在操場中央的一輛卡車車斗上，身後是兩名翻譯和一名記錄員，他沒有拿喇叭，也沒有做什麼動員講話。
當看到這些人眼中的怒火時，他知道，這些人已經不需要任何言語上的煽動了。
隨後的事情進展得很快。
兩百二十一人在第二天簽署了協議，協議的內容很簡單——他們將以志願者身份加入華夏遠征軍敵工部國際科，作為特別行動分隊執行海外任務。作為交換，華夏方面將為他們提供新的身份文件，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需求，並在條件成熟時協助他們與家人重新取得聯繫。
協議的最後一頁有一條附加條款，是哈里根親手寫上去的，字跡歪歪扭扭，因為寫上去的時候他那隻握筆的手在劇烈地顫抖。
We want Allen Dules dead.
鄭耀先沉默不語，他知道被背叛的滋味，鄭重地把協議合上放進了公文包里，朝哈里根點了點頭。
當天晚上就飛回了柏林。
從這一刻開始，一支由兩百二十一名前海軍陸戰隊精銳組成的特別行動隊，正式出現在了華夏遠征軍敵工部國際科的編制序列中。
他們沒有番號，沒有旗幟，沒有任何官方記錄。
就像他們的祖國所宣稱的那樣——這些人已經死去。
很快，哈里根的C連在維羅納開始了秘密改編。
鄭耀先從雪豹特戰隊和敵工部國際科各抽調了一批教官前往維羅納，對這兩百二十一名前海軍陸戰隊員進行為期三周的適應性訓練。訓練的內容不是戰鬥技巧——這些人本身就是精銳中的精銳，單兵素質放在全世界任何一支特種部隊裡都是頂尖水準——而是華夏方面的通訊密碼體系，行動暗號規範，以及最重要的，敵工部國際科的作戰理念和指揮流程。
哈里根在訓練中表現出了遠超預期的配合度，他不僅主動學習華夏教官傳授的每一項技能，還把自己在海軍陸戰隊積累的滲透偵察經驗毫無保留地分享了出來，幫助教官們針對性地設計了一套專門用於對付米立堅情報系統的戰術方案。
他熟悉對手的弱點，也熟悉他們的應急措施。
克勞斯中尉依舊是哈里根的副手，負責分隊的日常管理和情報分析工作，他原本就是C連的情報軍官，對OS在歐洲的運作模式了如指掌，現在反過來用這些知識去拆解自己曾經的體系，上手速度快得連鄭耀先都誇了一句好苗子。
三周訓練結束之後，C連被重新編為敵工部國際科第七行動隊，對外沒有任何番號和代號，內部文件中以幽靈指代。
他們的第一個任務目標，就是杜勒斯在歐洲殘存的那四個情報聯絡點。
不過在三天後的中午，科里的秘書突然出了車禍。
他乘坐的那輛林肯轎車在賓夕法尼亞大街的拐角處被一輛失控的卡車撞進了路邊的電話亭，秘書當場斷了三根肋骨和左腿脛骨，人送進醫院的時候已經昏迷不醒，而他那隨身公文包里的文件散落一地，被路過的聯邦探員以證據名義收走。
同一天晚上，道格拉斯大法官在巴黎的那位猶太裔律師朋友接到了一通匿名電話，電話的內容只有一句話，卻讓他心中一陣膽寒。
內容很簡單——你的兩個女兒在布魯克林讀書，對吧？
律師第二天就把手裡所有和杜勒斯相關的文件全部送進了銀行的保險柜，然後帶著老婆坐火車離開了巴黎，去向不明。
消息傳回柏林的時候，王德發臉上那副萬事不操心的表情終於消失了。
「他媽的，老狐狸。」
王德發把電報遞給從隔壁走過來的鄭耀先，自己靠在牆上，兩隻手抱在胸前，大拇指在小臂上來回摩挲，腦子轉得飛快。
杜勒斯的反應速度太過迅速，那份文件送進華盛頓還不到四十八小時，他就已經完成了反制部署，從暗殺到恐嚇，從媒體操控到截取證據，一整套組合拳打得又快又狠。
原因很簡單。
杜勒斯可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他背後站著的是福斯特家族，這個在米立堅政壇盤踞了半個世紀的情報世家，根系深扎在華爾街的金融土壤和華盛頓的權力核心之中，從國務院到中央情報系統，從紐約的律師事務所到倫敦的銀行董事會，到處都有他們的人。
杜勒斯的祖父沃森·福斯特，是前任國務卿，甲午戰爭後作為李鴻章的法律顧問參與了《馬關條約》的談判，割台賠款。他的叔叔同樣當過國務卿，而他的哥哥約翰·杜勒斯如今正在國務院擔任高級顧問，距離國務卿的位置只差一步之遙。
這樣一個家族，怎麼可能讓一個嫡系子弟被幾份文件絆倒。
約翰·杜勒斯在收到弟弟的求援之後，用了不到三個小時就完成了全部的危機評估。
隨後，家族背後的力量開始全力運轉。
首先動起來的是媒體。
《華盛頓郵報》在三天後刊發了一篇長篇通訊，標題十分醒目——《英雄的隕落：海軍陸戰隊第二偵察營C連在歐洲的最後戰鬥》。
文章里詳細描述了C連如何在漢斯南部執行清剿黨衛軍殘餘武裝的任務，如何在阿爾卑斯山區遭遇了一支規模遠超預期的敵方武裝，如何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戰鬥到最後一人。文章引用了大量匿名軍官的證詞和所謂的戰場照片，把C連描繪成了一群為自由而戰的美國英雄，他們的犧牲為歐洲的和平掃清了最後的障礙。
這篇報導像野火一樣在米立堅國內蔓延開來，一周之內被超過四十家報紙轉載，C連的士兵家屬們收到了國防部的慰問信和追加的撫恤金，阿靈頓國家公墓里甚至為他們豎起了一座集體衣冠冢。
輿論的洪流把C連的真相徹底淹沒在了英雄敘事之下，任何試圖質疑這個故事的人都會被貼上不愛國的標籤。
OS總部長的審計報告被上級以國家安全為由無限期擱置。
科里的秘書出了車禍之後，科里本人也變得沉默了許多，那份壓在報告底下的文件再也沒有被翻出來過。
道格拉斯大法官雖然沒有受到直接威脅，但他的線人消失了，證據鏈斷裂了，剩下的那些材料不足以支撐任何形式的指控。
與此同時，杜勒斯自己的力量也在歐洲動了起來。
敵工部國際科在漢斯南部的行動隊在前兩周進展順利，四個小組清除了杜勒斯十二個暗樁中的八個，剩下四個目標在最後四十八小時內突然人間蒸發，安全屋被清空，聯絡點被放棄，裡面的一切都被燒得乾淨淨。
他們的行動被人察覺，走漏了消息。
不僅如此，第三小組在慕尼黑的一次行動中遭遇了伏擊，兩名隊員受了輕傷，對方使用的武器十分精良，同時具備專業的反偵察戰術，絕不是那些普通特工能夠擁有的。
這些人就是杜勒斯利用手中的權利，從別本土調來的精銳反情報小組，這些人的身手和經驗絲毫不遜於敵工部國際科的精銳。
當王德發接二連三地收到這些消息的時候，整個人都是懵的，他從沒想過，杜勒斯居然擁有這麼大的能量。最終他把筆一摔，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地圖前面，盯著慕尼黑和維也納之間那片區域看了許久。
他承認自己低估了對手。
但仗還是要打的，王德發把四個小組全部撤回柏林進行休整，同時開始重新評估杜勒斯在歐洲殘餘網絡的分布情況，第一輪攻勢雖然沒有全功，但也已經打掉了對方三分之二的眼線，杜勒斯在漢斯的情報獲取能力至少降低了六成。
至於華盛頓那邊，雖然三條線暫時被封堵了，但王德發知道，有些種子一旦種下去就不可能被完全清除。科里不會忘記那份文件里寫了什麼，道格拉斯也不會忘記有人威脅過他的朋友，這些仇恨會在暗處慢慢積累，等待下一次爆發的機會。
眼下最重要的那張牌還在手裡——維羅納的兩百多個活人。
杜勒斯的媒體攻勢越猛烈，那些被宣布死亡的士兵就越憤怒。
維羅納郊外的戰俘營里，看守們故意在食堂留下了一些報紙，美其名曰豐富戰俘們生活。
每天早飯時間，只要C連的士兵們走進食堂，就能看到食堂大門旁的架子上。整齊地擺放著幾份嶄新的報紙，《星條旗報》的歐洲版，《紐約時報》國際版，甚至還有《華盛頓郵報》。
原本這些報紙對他們而言確實是好東西，但上面的那些報導卻讓C連的士兵們出離憤怒。
阿靈頓的衣冠冢，英雄的隕落。所有人都在說他們死了！他們明明都還活著，卻被人說已經死了，他們回不去了！
哈里根連續三天沒有出營房門，他靠在鐵架床的上鋪欄杆邊，把那幾份報紙翻來覆去地看了不下二十遍，某些段落已經被他用指甲劃出了深深的痕跡。
他從報紙上看到，他的妻子凱薩琳收到了一面摺疊的國旗和一封信。
而他七歲的兒子湯米已經在學校里被同學們稱為英雄的兒子了，鄰居們給凱薩琳送去鮮花和食物，牧師在禮拜天為他祈禱。
一時間，全世界都在紀念一群還活著的死人。
克勞斯中尉在第四天的晚上找到了哈里根，兩個人蹲在營房角落裡，就著窗戶外透進來的月光，把所有事情從頭到尾捋了一遍。
杜勒斯為了掩蓋他自己的愚蠢，將他們的存在人為抹去，把整個騙局做到了天衣無縫。
從法律意義上講，麥克·哈里根上尉已經死了。
他的銀行帳戶會被凍結，保險金會賠付給凱薩琳，他的軍籍檔案會被標註為陣亡，所有能證明他還活著的官方記錄都被銷毀了。
就算他現在走出這座戰俘營，走進米立堅駐歐洲的任何一個軍事基地，報出自己的名字和軍銜，得到的回答也只會是——對不起先生，這個人已經死了。
一周後的傍晚，一個華夏軍官走進了戰俘營。
這人四十出頭，穿著一件普通的灰色大衣，沒有佩戴任何軍銜標識，只在胸口別了一枚很小的紅星徽章，頭髮梳得一絲不苟，臉上的表情不冷不熱，就那麼不緊不慢地穿過操場走到C連的營房門前，敲了敲鐵門。
門是克勞斯開的，他看到來人之後愣了一下，轉頭朝裡面喊了一聲。
哈里根從裡面走了出來，他瘦了不少，眼窩深陷，原本修剪整齊的軍人短髮已經長了不少。
那位華夏軍官姓許，是遠征軍駐義大利聯絡處的人，奉命前來和哈里根上尉談一些事情。
兩個人在營房隔壁一間空置的儲藏室里談了將近三個小時。
儲藏室里沒有燈，只有從氣窗里漏進來的月光和對面營房透過來的微弱燈火，兩個人的臉都藏在陰影里，只有說話時嘴唇的開合和偶爾點燃的菸頭能被看見。
許姓軍官把一切都告訴了哈里根。
C連的真實處境，杜勒斯的全部操作。
然後他提出了邀請。
哈里根沒有立刻答應，他需要好好考慮一番。
三天後，鄭耀先親自來了維羅納。
這一次不是試探，而是正式的面談。C連全體兩百二十一人集合在戰俘營的操場上，站得筆直，就像是回到了帕里斯島新兵訓練營的檢閱場上，只是身上穿的不再是那套海軍陸戰隊的卡其軍裝，而是戰俘營統一發放的灰布衣褲。
鄭耀先站在操場中央的一輛卡車車斗上，身後是兩名翻譯和一名記錄員，他沒有拿喇叭，也沒有做什麼動員講話。
當看到這些人眼中的怒火時，他知道，這些人已經不需要任何言語上的煽動了。
隨後的事情進展得很快。
兩百二十一人在第二天簽署了協議，協議的內容很簡單——他們將以志願者身份加入華夏遠征軍敵工部國際科，作為特別行動分隊執行海外任務。作為交換，華夏方面將為他們提供新的身份文件，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需求，並在條件成熟時協助他們與家人重新取得聯繫。
協議的最後一頁有一條附加條款，是哈里根親手寫上去的，字跡歪歪扭扭，因為寫上去的時候他那隻握筆的手在劇烈地顫抖。
We want Allen Dules dead.
鄭耀先沉默不語，他知道被背叛的滋味，鄭重地把協議合上放進了公文包里，朝哈里根點了點頭。
當天晚上就飛回了柏林。
從這一刻開始，一支由兩百二十一名前海軍陸戰隊精銳組成的特別行動隊，正式出現在了華夏遠征軍敵工部國際科的編制序列中。
他們沒有番號，沒有旗幟，沒有任何官方記錄。
就像他們的祖國所宣稱的那樣——這些人已經死去。
很快，哈里根的C連在維羅納開始了秘密改編。
鄭耀先從雪豹特戰隊和敵工部國際科各抽調了一批教官前往維羅納，對這兩百二十一名前海軍陸戰隊員進行為期三周的適應性訓練。訓練的內容不是戰鬥技巧——這些人本身就是精銳中的精銳，單兵素質放在全世界任何一支特種部隊裡都是頂尖水準——而是華夏方面的通訊密碼體系，行動暗號規範，以及最重要的，敵工部國際科的作戰理念和指揮流程。
哈里根在訓練中表現出了遠超預期的配合度，他不僅主動學習華夏教官傳授的每一項技能，還把自己在海軍陸戰隊積累的滲透偵察經驗毫無保留地分享了出來，幫助教官們針對性地設計了一套專門用於對付米立堅情報系統的戰術方案。
他熟悉對手的弱點，也熟悉他們的應急措施。
克勞斯中尉依舊是哈里根的副手，負責分隊的日常管理和情報分析工作，他原本就是C連的情報軍官，對OS在歐洲的運作模式了如指掌，現在反過來用這些知識去拆解自己曾經的體系，上手速度快得連鄭耀先都誇了一句好苗子。
三周訓練結束之後，C連被重新編為敵工部國際科第七行動隊，對外沒有任何番號和代號，內部文件中以幽靈指代。
他們的第一個任務目標，就是杜勒斯在歐洲殘存的那四個情報聯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