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從秦淮河傳到汴河上去
不止是這一家，整個上元、江寧兩縣，所有的煙花場所，這一首賀新郎全都推行的意外的順利，甚至居然是沒有一個人要錢，便是句容、溧水、溧陽、乃至臨府的六合縣，所有的煙花風月場所，都開始傳唱了起來，卻是完全不需要王小仙親自去推廣這歌了。
說白了，王小仙還是對所謂的人民的力量了解的不夠透徹，甚至在推廣之前本能的會認為，一群婊子而已，讓他們推廣這種歌曲她們一定沒這個膽子，更不可能知曉所謂的大義，只能以金銀利誘。
犯了英雄史觀的錯誤，沒能正確的用階級敘事的角度去看待問題。
其實卻是恰恰相反，這些婊子反倒是比絕大多數在官場上的官吏表現的更加勇敢，一個王小仙事先也忽略了的事實是：這些婊子恰好便是侵占公田，最最直接的受害者了。
其實本質上，侵占公田的這個行為，和現代社會中，系統性賤賣國有資產是一模一樣的。
給朝廷做佃戶，其實大體上還是能過得下去的，朝廷也沒人真的會較真收益，名義上是五五分，實際上管束不嚴，佃戶也總能多分一些，就算是不富，也總能勉強混個溫飽。
朝廷之所以要賣田，就是因為朝廷從這些田裡收不上錢麼，甚至有些地區的公田收益已經到了聊勝於無的地步了。
這裡面固然是有官吏貪墨，但是佃戶們好歹也是能得實惠的。
結果現在公田變私田，佃戶變佃農，給朝廷種地的變成了給大地主種地，那這日子能過成什麼樣，就全看地主本身的良心好壞了。
更別說，那還有大量的營田變賣呢。
北宋的兵，說是募兵制募來的職業士兵，開封本地的禁軍還好些，廂軍基本上都快淪落成乞丐軍了，月俸不過300-500文，這麼點錢在江寧這種繁華所在，想要娶媳婦生孩子，純屬扯淡，其收入的大頭就指著那點營田了。
其實這所謂的募兵制在實際表現上和明代的兵戶衛所制是差不多少的，真沒人指望那點所謂的軍餉。
結果從仁宗朝開始，營田被大規模的賤賣，被日漸龐大強勢起來的官僚地主階級所吞併，這些廂兵被大量裁撤，亦或者是只能另謀生路。
按理來說，那些賣了營田所得到的錢，除了補貼國庫的部分，自然也應該留出一筆來作為安置費用。
可營田都是賤賣，甚至壓根就沒花錢的，他們又上哪拿安置費用去？
有些老兵或許已經從軍幾十年了，大半輩子都待在軍營里，甚至可能還為了大宋打過仗流過血，突然就沒了活路了，除了賣兒賣女，還能有什麼辦法？
這賣兒賣女中的那個女，可不就都在這煙花之地，成了婊子了麼？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治平年間秦淮河上的花船，和某個年代東北的冬天的雪，本質上都是同一回事。
民間早就對這種賤賣公田、營田的行為充滿了憤怒，只是有怒也不知該沖誰，今日之前，富弼家的公子親自侵占公田，這件事知道的人還是很少的，只局限於衙門之內，甚至是衙門之內的個別人。
事實上早在包拯知江寧府的時候就查出過富紹庭一次，而且和王小仙一樣，包拯也是同樣杖斃過富家爪牙的，不過包拯做的也只有如此了，並沒有進一步的追究，礙於富弼的面子，也沒有將此事鬧大，是竭力維護了這位同僚的清名的。
自然，除了當事人，老百姓雖然知道包公在時也有查公田，但卻並不知道查的是誰。
客觀來說包拯在北宋這個特殊的時代，尤其是仁宗朝，能做到這一步就已經很不容易了，包青天之名果然也不是沒有來由，
然而王小仙卻是不管不顧，其力度不但比包拯時代更重，更是絲毫不給富弼面子，連富紹庭都不提，完全將髒水潑給了富弼這位君子。
而今日之後，這股憤怒卻是有了富弼這樣的一個出口，尤其是這富弼本身在民間素有清名，還是個道德君子。
自然這以前口碑有多好，現在大家提起此事來就有多恨，這是一種被欺騙了的憤怒感。
作為淪落風塵的賤人，你讓她們拿著刀子去和壞人拼命，她們不敢，也不知道該找誰去，可唱唱歌罵罵人難道還不敢麼？
當然，這事兒富弼也確實是有一點冤枉的，因為侵占公田這種事真的是全天下的人都在做，
侵占公田，甚至是軍田，甚至可以說是這個時代的政治正確了，這叫做藏富於民，不與民爭利，這叫小河流水大河滿，這叫仁政。
和後來所謂的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話語都是一個道理，都是些聽起來就絕對正確，誰也無法反駁的話語。
可以肯定兩京貴人子弟中，幹了這事兒的絕對是一堆一堆的，甚至可能沒插上一手的反而才是少數，幹這事兒的又畢竟只是他的兒子富紹庭，配合的人是他的親家馮京，若說此事全是出自富紹庭和馮京二人，富弼本人都不知道這事兒，其實也未必就沒可能。
一輩子的清名，就為了這種，明明是所有人都在幹的事，被兒子連累臨老臨老的從君子變成國賊，所有的火都衝著他來了，好像他才是這侵占公田罪魁禍首一樣。
事實上韓琦才是嘉祐七年上書《官田鬻賣詔》，導致一切的罪魁禍首，歐陽修、李參才是推行此策真正的急先鋒，富弼本人，除了支持韓琦之外好像還真沒幹什麼。
亦或者說整個仁宗朝，除了包拯、呂誨、蔡襄、司馬光，以及到死仍與這些人鬥爭到底，死不瞑目的范仲淹之外，其餘的哪個朝臣不是同意此事，在背後推波助瀾呢？
可誰讓你富弼趕上了呢。
哈爾濱的雪也不是某個歌星一家人下的，可誰讓你趕上了呢。
別人不是也沒人知道，知道了也沒你這麼出名麼。
從青樓花船，到了酒樓，又從酒樓到了食肆，從食肆又到了勾欄瓦舍，從勾欄瓦舍又到了大街小巷，一時間居然是人人傳唱，成了眼下江寧府，乃至整個江南地區最為火爆的曲目，就連民間也有人用竹枝詞做了童謠：
「富家兒郎膽包天，」
「公田圈作私宅院。」
「糧倉碩鼠肚皮鼓，」
「怎比衙內胃口寬？」
「鐵秤砣，量地皮，」
「良田萬畝入囊里。」
「官契墨跡尚未乾，」
「血淚早浸田埂泥。」
「相公在朝稱賢良，」
「縱子江南逞虎狼。」
「清名換得萬頃地，」
「剝盡民脂肥肚腸！」
童謠和歌曲傳遍了整條秦淮河的南北兩岸，順著這滔滔的江水，沿著大運河，一路傳到了汴河去，傳到了東京去。
說白了，王小仙還是對所謂的人民的力量了解的不夠透徹，甚至在推廣之前本能的會認為，一群婊子而已，讓他們推廣這種歌曲她們一定沒這個膽子，更不可能知曉所謂的大義，只能以金銀利誘。
犯了英雄史觀的錯誤，沒能正確的用階級敘事的角度去看待問題。
其實卻是恰恰相反，這些婊子反倒是比絕大多數在官場上的官吏表現的更加勇敢，一個王小仙事先也忽略了的事實是：這些婊子恰好便是侵占公田，最最直接的受害者了。
其實本質上，侵占公田的這個行為，和現代社會中，系統性賤賣國有資產是一模一樣的。
給朝廷做佃戶，其實大體上還是能過得下去的，朝廷也沒人真的會較真收益，名義上是五五分，實際上管束不嚴，佃戶也總能多分一些，就算是不富，也總能勉強混個溫飽。
朝廷之所以要賣田，就是因為朝廷從這些田裡收不上錢麼，甚至有些地區的公田收益已經到了聊勝於無的地步了。
這裡面固然是有官吏貪墨，但是佃戶們好歹也是能得實惠的。
結果現在公田變私田，佃戶變佃農，給朝廷種地的變成了給大地主種地，那這日子能過成什麼樣，就全看地主本身的良心好壞了。
更別說，那還有大量的營田變賣呢。
北宋的兵，說是募兵制募來的職業士兵，開封本地的禁軍還好些，廂軍基本上都快淪落成乞丐軍了，月俸不過300-500文，這麼點錢在江寧這種繁華所在，想要娶媳婦生孩子，純屬扯淡，其收入的大頭就指著那點營田了。
其實這所謂的募兵制在實際表現上和明代的兵戶衛所制是差不多少的，真沒人指望那點所謂的軍餉。
結果從仁宗朝開始，營田被大規模的賤賣，被日漸龐大強勢起來的官僚地主階級所吞併，這些廂兵被大量裁撤，亦或者是只能另謀生路。
按理來說，那些賣了營田所得到的錢，除了補貼國庫的部分，自然也應該留出一筆來作為安置費用。
可營田都是賤賣，甚至壓根就沒花錢的，他們又上哪拿安置費用去？
有些老兵或許已經從軍幾十年了，大半輩子都待在軍營里，甚至可能還為了大宋打過仗流過血，突然就沒了活路了，除了賣兒賣女，還能有什麼辦法？
這賣兒賣女中的那個女，可不就都在這煙花之地，成了婊子了麼？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治平年間秦淮河上的花船，和某個年代東北的冬天的雪，本質上都是同一回事。
民間早就對這種賤賣公田、營田的行為充滿了憤怒，只是有怒也不知該沖誰，今日之前，富弼家的公子親自侵占公田，這件事知道的人還是很少的，只局限於衙門之內，甚至是衙門之內的個別人。
事實上早在包拯知江寧府的時候就查出過富紹庭一次，而且和王小仙一樣，包拯也是同樣杖斃過富家爪牙的，不過包拯做的也只有如此了，並沒有進一步的追究，礙於富弼的面子，也沒有將此事鬧大，是竭力維護了這位同僚的清名的。
自然，除了當事人，老百姓雖然知道包公在時也有查公田，但卻並不知道查的是誰。
客觀來說包拯在北宋這個特殊的時代，尤其是仁宗朝，能做到這一步就已經很不容易了，包青天之名果然也不是沒有來由，
然而王小仙卻是不管不顧，其力度不但比包拯時代更重，更是絲毫不給富弼面子，連富紹庭都不提，完全將髒水潑給了富弼這位君子。
而今日之後，這股憤怒卻是有了富弼這樣的一個出口，尤其是這富弼本身在民間素有清名，還是個道德君子。
自然這以前口碑有多好，現在大家提起此事來就有多恨，這是一種被欺騙了的憤怒感。
作為淪落風塵的賤人，你讓她們拿著刀子去和壞人拼命，她們不敢，也不知道該找誰去，可唱唱歌罵罵人難道還不敢麼？
當然，這事兒富弼也確實是有一點冤枉的，因為侵占公田這種事真的是全天下的人都在做，
侵占公田，甚至是軍田，甚至可以說是這個時代的政治正確了，這叫做藏富於民，不與民爭利，這叫小河流水大河滿，這叫仁政。
和後來所謂的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話語都是一個道理，都是些聽起來就絕對正確，誰也無法反駁的話語。
可以肯定兩京貴人子弟中，幹了這事兒的絕對是一堆一堆的，甚至可能沒插上一手的反而才是少數，幹這事兒的又畢竟只是他的兒子富紹庭，配合的人是他的親家馮京，若說此事全是出自富紹庭和馮京二人，富弼本人都不知道這事兒，其實也未必就沒可能。
一輩子的清名，就為了這種，明明是所有人都在幹的事，被兒子連累臨老臨老的從君子變成國賊，所有的火都衝著他來了，好像他才是這侵占公田罪魁禍首一樣。
事實上韓琦才是嘉祐七年上書《官田鬻賣詔》，導致一切的罪魁禍首，歐陽修、李參才是推行此策真正的急先鋒，富弼本人，除了支持韓琦之外好像還真沒幹什麼。
亦或者說整個仁宗朝，除了包拯、呂誨、蔡襄、司馬光，以及到死仍與這些人鬥爭到底，死不瞑目的范仲淹之外，其餘的哪個朝臣不是同意此事，在背後推波助瀾呢？
可誰讓你富弼趕上了呢。
哈爾濱的雪也不是某個歌星一家人下的，可誰讓你趕上了呢。
別人不是也沒人知道，知道了也沒你這麼出名麼。
從青樓花船，到了酒樓，又從酒樓到了食肆，從食肆又到了勾欄瓦舍，從勾欄瓦舍又到了大街小巷，一時間居然是人人傳唱，成了眼下江寧府，乃至整個江南地區最為火爆的曲目，就連民間也有人用竹枝詞做了童謠：
「富家兒郎膽包天，」
「公田圈作私宅院。」
「糧倉碩鼠肚皮鼓，」
「怎比衙內胃口寬？」
「鐵秤砣，量地皮，」
「良田萬畝入囊里。」
「官契墨跡尚未乾，」
「血淚早浸田埂泥。」
「相公在朝稱賢良，」
「縱子江南逞虎狼。」
「清名換得萬頃地，」
「剝盡民脂肥肚腸！」
童謠和歌曲傳遍了整條秦淮河的南北兩岸，順著這滔滔的江水，沿著大運河，一路傳到了汴河去，傳到了東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