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5章：爆炸
「我只知道，他來了以後，很多人就開始不見了。」
「他拿的是外頭的章，也從來不簽字，但每次都是他決定，誰講完留下，誰講完刪掉。」
「他不是講述人，他是清除人。」
錄音到這兒斷了。
那天晚上的四合院，沒人敢提「檔案」兩個字。
檔案局爆炸的那一晚，城南天黑得比平時快些，雲壓得低，空氣里滿是潮水味。
豆豆回來的時候，褲腿上還沾著灰。她從后座拖出一卷錄像機碎片，說是在檔案局東樓火場後門找的，外殼燒焦，但電池槽還沒徹底化，編號是「FZ-06」。
雷坤用抹布擦了一遍外殼，把那段編號抄在了本子上。
「不是檔案用的，是內部拷錄的設備。」
豆豆點頭：「像是有人拷走錄像之後，臨時留的備份，但來不及處理，跟著燒了。」
王大栓那邊剛回，從刑技科帶回來兩張照片，一張是檔案局內爆炸點軌跡圖，火苗從櫃底引起，向上擴散，說明是從下往上潑的；另一張是火場走廊監控殘圖，模糊不清，但有個穿著雨衣的背影，走路帶著一點外八，右手明顯提著重物。
時間點，精確在凌晨三點十八。
雷坤把那張照片翻來覆去看了兩遍：「帶東西進去的，不是搶，而是埋。」
「他知道燒的是什麼，也知道怎麼讓這檔案『自然』損毀。」
豆豆補一句：「而且走的是後門。值班保安說鎖沒動過，說明是內部通道。」
雷坤沒接話，把那張照片拿訂書機訂進「第六人」卷宗里，翻到最後一頁，貼上一張白紙，寫上：
「3：18——檔案終結時間。」
那天晚上，小禾在後院牆上刷上了新的紅字，但這次不是人名，也不是合同，是一句話：
「檔案會燒，故事不會。」
牆刷完沒兩小時，院門口來了人。
人是陌生的，但手上拿著四合院發的通行證。豆豆看了眼，是前檔案局「老後勤」趙春生的外甥，說是送一封信。
信是昨天早上在趙家桌上發現的，信封上寫了兩個字：「雷坤」。
豆豆打開一看，是一封寫得工工整整的遺書，沒有情緒，沒有解釋，只有一條：
「檔案是我開的，是我藏的。不是為誰，是為自己能活。」
「有些話，只能藏在地址里。」
信紙的最後，寫著一個編號：W3-12-3。
沒地址，沒街名，只有這個。
雷坤接過信紙，盯著那串編號看了半天。
W3不是路，不是棟，也不是辦公室編號，更像是——倉庫排位號。
豆豆反應過來：「爺，這是不是老文物局那邊的編號方式？」
「以前他們用W表示西倉，3是倉區號，12是排號，3是架號。」
王大栓立馬打電話聯繫了老城管庫房，那邊果然有個西三號文物倉，歸文保站管理，但2015年起被征作政府臨時資料轉運處，後來沒人再查。
倉庫就在市西郊五里坪外，一片老廠區裡頭，晚上人跡罕至，巡邏車也少。
雷坤當晚沒回院，連夜帶人去了五里坪。
廠區大門已經廢了，鐵門半開，倉庫外牆是斑駁的灰白水泥皮，屋頂一角塌了。W3-12-3編號的那間，外頭貼著「安全封閉區」封條，但紙早黃了，估計兩年沒換。
王大栓破門進去，屋內一股潮濕發霉味撲鼻。
架子一排排全在，編號沒換，但紙箱雜亂，光一眼就能看出來沒人打理。
他們按架號找到了「W3-12-3」，是靠角落最里那排，貼著牆。架子最下層，一個紅色牛皮紙檔案袋立在角落，邊緣破了，標籤上寫著「口述項目備用份」。
雷坤戴著手套，蹲下身打開袋子，裡面是一本厚厚的審批手稿冊子，封皮脫落，第一頁貼著合同抄錄影印，落款為：市文聯書記處。
雷坤翻開第一頁，下面壓著一張照片。
是八五年廣播塔樓項目開工前的施工現場照。
照片中央，有一個正對鏡頭的人，穿風衣，面無笑意，站姿筆直。背景模糊，頭頂是「文化講述特派組」橫幅。
照片背面寫著一句話：
「范某：實際操作第一階段全紀錄者。」
豆豆湊過去一看：「爺，是他。」
雷坤輕輕點頭。
手指翻過照片，接下來是厚厚的一疊聽審記錄，均為手抄筆跡，抬頭時間從84年底持續到86年，地點為市文聯第三會議室。
其中一頁寫著「地下工程作業現場聽證整理」，後頭是一大段：「——當晚已澆注，混凝土未乾，照樣推進施工。協調負責人表示『先壓掉再寫人』……」
整頁沒有署名。
雷坤翻到最後幾頁，在一頁記錄邊角看到一行小字，幾乎快看不清：
「已移交：FZ小組第二人員。」
雷坤反覆讀了三遍，「第二人員」這四個字，跟前面錄像里的「085-F」任務代號對上了。
也就是說，「范某」不是一個人。
他有同組人，有備份操作員。
也就是，還有「第七人」。
王大栓在角落紙箱裡又翻出一本薄薄的小冊子，是「文化講述口述整理分項記錄」，目錄一欄寫著：第四頁，地下塔樓錄音摘要。
他們把那頁翻開，頁邊壓著一張標籤，掉了半截。頁面上只有短短几行：
「錄音編號HZ-099，內容為當事工人原話複述，情緒激烈。」
「該音檔後被截取使用，原件移交未登記。」
「複製人：——」後頭空了。
整段話到這兒為止，像被剪掉了。
雷坤坐在地上，點了根煙沒抽，放在指縫裡燒著。
屋外風吹得倉門咯吱響，牆角的草隨風擺動。
豆豆低聲說：「爺，這事是不是快到頭了？」
雷坤盯著那頁紙，沒回答。
片刻後他說：「沒有『頭』。」
「這不是個案，是鏈。」
「這事最早不是講故事，是從埋人開始。」
「能埋一個，就能埋兩個。能簽一個名字，就能刪兩份檔。」
「不是快完了，是剛找出第二層。」
豆豆問：「那下一步？」
雷坤站起身，把所有材料按順序裝進密封袋，裝箱。
「送院。」
「明天寫牆。」
「寫上這個地址。」
「讓他們知道——火能燒檔，燒不了地址。」
「這世上總有個角落，會留下真東西。」
那夜，他們拖著那箱資料回了四合院。
那夜回到四合院，誰都沒睡。
牆下那口老水缸旁，多了一堆空紙箱，全是從五里坪倉庫里拖出來的資料封皮。
豆豆趴在屋檐底下，攤開那本編號是「口述項目備用份」的厚冊子，一頁頁翻，不說話，也沒喝水。
雷坤在屋裡站了一夜，來來回回把那張「范某」的照片貼了又撕，撕了又貼，最後乾脆扔進了鐵櫃裡鎖死。
第二天天還沒亮，豆豆跑了趟檔案局複印科，回來時手裡拿著一份申請單和一封信，說是趙春生在遺書里提到過的「備用審批表」，在副樓的後管檔案櫃裡翻出來的，署名不是范，而是另一個名字——劉兆春。
雷坤把這名字寫在手心裡盯了一上午，誰都沒吭聲。他沒說查，也沒說留，只一句話：「他是那批人裡頭的第二個。」
豆豆蹲牆角翻檔，王大栓進了後屋，沒一會兒又拎著兩桶白漆出來，牆上的那張「范某檔案照」下頭多了三個字：「非一人」。
那天下午，小禾從老文化站搬回來幾沓舊剪報，最底下一張發黃的新聞稿紙掉出來，摺痕處貼著半截名字，下面一行小字寫著：「1987年口述初審項目組輔助聽錄員——劉兆春。」
王大栓坐在樹下抽菸，聽見這名字皺了下眉，說這人他查過，在檔案系統里只出現過一次，還是在文化局一份會議簽到冊上，第二天就沒了。再往後翻，名字全空，像是被從系統里手動擦掉的。
雷坤沒應聲，他讓豆豆去調那年東南塔基擴建的會審記錄，看誰曾在材料交接一欄簽過「輔助」字樣。豆豆用了整整三個小時，從第八頁翻到第七十四頁，最後在一張發票後面的批註欄里找到了一個寫著「輔助材料移交，轉錄至備庫三號」的小箭頭，落款「劉某」。
雷坤把那張紙翻過來，用鉛筆在紙背描了描，一行暗色痕跡浮出來，寫著：「FZ小組/編號02」。
小禾當晚把牆頭燈又裝了一個，說晚上要加班記錄。豆豆守在牆邊抄錄那頁痕跡圖，一邊低聲嘀咕：「爺，咱是不是捅穿了第二層？」
雷坤沒說話，把那張編號紙貼在最右邊一格牆上，用紅筆圈了圈，邊上寫了兩個字：「協作」。
第二天一早，四合院門口來了個穿藍馬甲的小青年，說是街道的，來送一封退信。信封上寫著：「劉兆春，轉四合院代收」。信是半個月前掛號寄出的，沒人簽收就被退了回來。雷坤拿起那封信，用手背颳了刮角上的郵戳，日期是七月三號，發出地是「東站舊倉改造項目組」。
豆豆臉色有點變了。她說東站舊倉，正是當年文化站調檔工程暫存點，後來變成了臨時設備庫，87年後就廢了。王大栓立刻翻出市政拆遷預告表，果然查到「東站舊倉」下周要拆，連倉門都焊了。
雷坤當晚沒回屋，直接帶著人去了東站。
天剛擦黑，一行人蹲在廢倉外頭等搬運隊散場。雷坤摸著倉門鐵鏈說：「這地方不是拿來藏設備的，是拿來藏人留下的東西的。」
倉庫門沒鎖，是焊住的，雷坤讓王大栓用液壓剪摳了個口子。幾個人蹲著進去，黑的伸手不見五指，豆豆用手電掃過一圈，角落堆著幾十箱文件箱，全是爛紙皮包的，標籤一半脫落，一半發霉。
她翻到第三排時候，指尖蹭到一塊硬皮，抽出來一看，是一本紅皮日記，封面寫著「會議記錄·私人手稿」，開頭第一頁就寫了六個字：「劉兆春專用登記」。
雷坤拿過那本日記本，用指腹輕輕翻開，紙頁發脆，一下斷成兩半。裡面夾著一張拍立的老照片，照片邊緣黑的快掉粉，但還能看出一個男人靠著牆，戴著老式布帽，懷裡抱著個檔案袋，背後是掛著「FZ小組臨時辦公室」橫幅的門框。
雷坤手一抖，把照片翻過來，後面寫著一句話：「協作也要簽字，我不是替身。」
他沒說話，把照片裝進檔案袋，轉頭指著那堆爛箱子說：「把第三排第四層全帶回去。」豆豆問：「爺，帶回去用不上怎麼辦？」雷坤說：「能不能用不重要，的讓人知道，這人曾經簽過名。」
等他們回到四合院，天快亮了。
豆豆把那本破日記攤在桌上，開始一頁頁地謄寫。她說：「這事真不是一兩個人能搞的，這名單……像是傳過手的。」
王大栓說：「爺，要不，把劉兆春的名字也掛牆？」
雷坤沒點頭也沒搖頭，只說了句：「明早再說。」
牆頭那盞新燈一閃一閃，像是有人在外頭敲門。
雷坤盯了那方向一眼，說：「這燈，不該裝。」
豆豆停了筆：「為啥？」
「這燈一亮，就該有新名字上牆了。」
第二天早上天剛擦亮，小禾就進屋說：「牆前來了人。」
雷坤披著外套出來，外頭站著個中年女人，穿一身舊西裝，頭髮扎的很緊，手裡拎著個布包，神情不慌不忙。
她進院後沒多說，走到桌前把布包放下，打開，掏出一堆東西，整整齊齊放成兩排。上頭一疊是舊照片，下頭一沓是信紙，最底下壓著一張發黃的介紹信，落款是「1988年文聯口述工程外調組」。
她說：「我叫林秋菊，是劉兆春的妻子。」
豆豆站起來，小聲喊了聲「嫂子」。雷坤沒吭聲，翻開那張介紹信，只看了一眼，「外調協作員」，三個字清清楚楚。
林秋菊坐下，說話還是慢條斯理：「他出事那年我剛生完老二，本來是想轉去西邊跟親戚合住，結果他突然說項目改了，要封閉半年，說完人就沒了。」
「我找了幾年，都說查不到。後來我才知道，他那時候把自己劃到了『協作』檔里，檔案編號打的是外調，不進正式人事系統。」她從信紙里抽出一張來，是九十年代列印出來的「臨時協作檔」通知書，紙都快碎了。
「這張是我當年翻箱子找出來的，他們說是『機要件』，不能複印，不能存。可我當時拍了照，後來洗出來貼在我家廚房後牆上，這麼多年都沒摘過。」
「他拿的是外頭的章，也從來不簽字，但每次都是他決定，誰講完留下，誰講完刪掉。」
「他不是講述人，他是清除人。」
錄音到這兒斷了。
那天晚上的四合院，沒人敢提「檔案」兩個字。
檔案局爆炸的那一晚，城南天黑得比平時快些，雲壓得低，空氣里滿是潮水味。
豆豆回來的時候，褲腿上還沾著灰。她從后座拖出一卷錄像機碎片，說是在檔案局東樓火場後門找的，外殼燒焦，但電池槽還沒徹底化，編號是「FZ-06」。
雷坤用抹布擦了一遍外殼，把那段編號抄在了本子上。
「不是檔案用的，是內部拷錄的設備。」
豆豆點頭：「像是有人拷走錄像之後，臨時留的備份，但來不及處理，跟著燒了。」
王大栓那邊剛回，從刑技科帶回來兩張照片，一張是檔案局內爆炸點軌跡圖，火苗從櫃底引起，向上擴散，說明是從下往上潑的；另一張是火場走廊監控殘圖，模糊不清，但有個穿著雨衣的背影，走路帶著一點外八，右手明顯提著重物。
時間點，精確在凌晨三點十八。
雷坤把那張照片翻來覆去看了兩遍：「帶東西進去的，不是搶，而是埋。」
「他知道燒的是什麼，也知道怎麼讓這檔案『自然』損毀。」
豆豆補一句：「而且走的是後門。值班保安說鎖沒動過，說明是內部通道。」
雷坤沒接話，把那張照片拿訂書機訂進「第六人」卷宗里，翻到最後一頁，貼上一張白紙，寫上：
「3：18——檔案終結時間。」
那天晚上，小禾在後院牆上刷上了新的紅字，但這次不是人名，也不是合同，是一句話：
「檔案會燒，故事不會。」
牆刷完沒兩小時，院門口來了人。
人是陌生的，但手上拿著四合院發的通行證。豆豆看了眼，是前檔案局「老後勤」趙春生的外甥，說是送一封信。
信是昨天早上在趙家桌上發現的，信封上寫了兩個字：「雷坤」。
豆豆打開一看，是一封寫得工工整整的遺書，沒有情緒，沒有解釋，只有一條：
「檔案是我開的，是我藏的。不是為誰，是為自己能活。」
「有些話，只能藏在地址里。」
信紙的最後，寫著一個編號：W3-12-3。
沒地址，沒街名，只有這個。
雷坤接過信紙，盯著那串編號看了半天。
W3不是路，不是棟，也不是辦公室編號，更像是——倉庫排位號。
豆豆反應過來：「爺，這是不是老文物局那邊的編號方式？」
「以前他們用W表示西倉，3是倉區號，12是排號，3是架號。」
王大栓立馬打電話聯繫了老城管庫房，那邊果然有個西三號文物倉，歸文保站管理，但2015年起被征作政府臨時資料轉運處，後來沒人再查。
倉庫就在市西郊五里坪外，一片老廠區裡頭，晚上人跡罕至，巡邏車也少。
雷坤當晚沒回院，連夜帶人去了五里坪。
廠區大門已經廢了，鐵門半開，倉庫外牆是斑駁的灰白水泥皮，屋頂一角塌了。W3-12-3編號的那間，外頭貼著「安全封閉區」封條，但紙早黃了，估計兩年沒換。
王大栓破門進去，屋內一股潮濕發霉味撲鼻。
架子一排排全在，編號沒換，但紙箱雜亂，光一眼就能看出來沒人打理。
他們按架號找到了「W3-12-3」，是靠角落最里那排，貼著牆。架子最下層，一個紅色牛皮紙檔案袋立在角落，邊緣破了，標籤上寫著「口述項目備用份」。
雷坤戴著手套，蹲下身打開袋子，裡面是一本厚厚的審批手稿冊子，封皮脫落，第一頁貼著合同抄錄影印，落款為：市文聯書記處。
雷坤翻開第一頁，下面壓著一張照片。
是八五年廣播塔樓項目開工前的施工現場照。
照片中央，有一個正對鏡頭的人，穿風衣，面無笑意，站姿筆直。背景模糊，頭頂是「文化講述特派組」橫幅。
照片背面寫著一句話：
「范某：實際操作第一階段全紀錄者。」
豆豆湊過去一看：「爺，是他。」
雷坤輕輕點頭。
手指翻過照片，接下來是厚厚的一疊聽審記錄，均為手抄筆跡，抬頭時間從84年底持續到86年，地點為市文聯第三會議室。
其中一頁寫著「地下工程作業現場聽證整理」，後頭是一大段：「——當晚已澆注，混凝土未乾，照樣推進施工。協調負責人表示『先壓掉再寫人』……」
整頁沒有署名。
雷坤翻到最後幾頁，在一頁記錄邊角看到一行小字，幾乎快看不清：
「已移交：FZ小組第二人員。」
雷坤反覆讀了三遍，「第二人員」這四個字，跟前面錄像里的「085-F」任務代號對上了。
也就是說，「范某」不是一個人。
他有同組人，有備份操作員。
也就是，還有「第七人」。
王大栓在角落紙箱裡又翻出一本薄薄的小冊子，是「文化講述口述整理分項記錄」，目錄一欄寫著：第四頁，地下塔樓錄音摘要。
他們把那頁翻開，頁邊壓著一張標籤，掉了半截。頁面上只有短短几行：
「錄音編號HZ-099，內容為當事工人原話複述，情緒激烈。」
「該音檔後被截取使用，原件移交未登記。」
「複製人：——」後頭空了。
整段話到這兒為止，像被剪掉了。
雷坤坐在地上，點了根煙沒抽，放在指縫裡燒著。
屋外風吹得倉門咯吱響，牆角的草隨風擺動。
豆豆低聲說：「爺，這事是不是快到頭了？」
雷坤盯著那頁紙，沒回答。
片刻後他說：「沒有『頭』。」
「這不是個案，是鏈。」
「這事最早不是講故事，是從埋人開始。」
「能埋一個，就能埋兩個。能簽一個名字，就能刪兩份檔。」
「不是快完了，是剛找出第二層。」
豆豆問：「那下一步？」
雷坤站起身，把所有材料按順序裝進密封袋，裝箱。
「送院。」
「明天寫牆。」
「寫上這個地址。」
「讓他們知道——火能燒檔，燒不了地址。」
「這世上總有個角落，會留下真東西。」
那夜，他們拖著那箱資料回了四合院。
那夜回到四合院，誰都沒睡。
牆下那口老水缸旁，多了一堆空紙箱，全是從五里坪倉庫里拖出來的資料封皮。
豆豆趴在屋檐底下，攤開那本編號是「口述項目備用份」的厚冊子，一頁頁翻，不說話，也沒喝水。
雷坤在屋裡站了一夜，來來回回把那張「范某」的照片貼了又撕，撕了又貼，最後乾脆扔進了鐵櫃裡鎖死。
第二天天還沒亮，豆豆跑了趟檔案局複印科，回來時手裡拿著一份申請單和一封信，說是趙春生在遺書里提到過的「備用審批表」，在副樓的後管檔案櫃裡翻出來的，署名不是范，而是另一個名字——劉兆春。
雷坤把這名字寫在手心裡盯了一上午，誰都沒吭聲。他沒說查，也沒說留，只一句話：「他是那批人裡頭的第二個。」
豆豆蹲牆角翻檔，王大栓進了後屋，沒一會兒又拎著兩桶白漆出來，牆上的那張「范某檔案照」下頭多了三個字：「非一人」。
那天下午，小禾從老文化站搬回來幾沓舊剪報，最底下一張發黃的新聞稿紙掉出來，摺痕處貼著半截名字，下面一行小字寫著：「1987年口述初審項目組輔助聽錄員——劉兆春。」
王大栓坐在樹下抽菸，聽見這名字皺了下眉，說這人他查過，在檔案系統里只出現過一次，還是在文化局一份會議簽到冊上，第二天就沒了。再往後翻，名字全空，像是被從系統里手動擦掉的。
雷坤沒應聲，他讓豆豆去調那年東南塔基擴建的會審記錄，看誰曾在材料交接一欄簽過「輔助」字樣。豆豆用了整整三個小時，從第八頁翻到第七十四頁，最後在一張發票後面的批註欄里找到了一個寫著「輔助材料移交，轉錄至備庫三號」的小箭頭，落款「劉某」。
雷坤把那張紙翻過來，用鉛筆在紙背描了描，一行暗色痕跡浮出來，寫著：「FZ小組/編號02」。
小禾當晚把牆頭燈又裝了一個，說晚上要加班記錄。豆豆守在牆邊抄錄那頁痕跡圖，一邊低聲嘀咕：「爺，咱是不是捅穿了第二層？」
雷坤沒說話，把那張編號紙貼在最右邊一格牆上，用紅筆圈了圈，邊上寫了兩個字：「協作」。
第二天一早，四合院門口來了個穿藍馬甲的小青年，說是街道的，來送一封退信。信封上寫著：「劉兆春，轉四合院代收」。信是半個月前掛號寄出的，沒人簽收就被退了回來。雷坤拿起那封信，用手背颳了刮角上的郵戳，日期是七月三號，發出地是「東站舊倉改造項目組」。
豆豆臉色有點變了。她說東站舊倉，正是當年文化站調檔工程暫存點，後來變成了臨時設備庫，87年後就廢了。王大栓立刻翻出市政拆遷預告表，果然查到「東站舊倉」下周要拆，連倉門都焊了。
雷坤當晚沒回屋，直接帶著人去了東站。
天剛擦黑，一行人蹲在廢倉外頭等搬運隊散場。雷坤摸著倉門鐵鏈說：「這地方不是拿來藏設備的，是拿來藏人留下的東西的。」
倉庫門沒鎖，是焊住的，雷坤讓王大栓用液壓剪摳了個口子。幾個人蹲著進去，黑的伸手不見五指，豆豆用手電掃過一圈，角落堆著幾十箱文件箱，全是爛紙皮包的，標籤一半脫落，一半發霉。
她翻到第三排時候，指尖蹭到一塊硬皮，抽出來一看，是一本紅皮日記，封面寫著「會議記錄·私人手稿」，開頭第一頁就寫了六個字：「劉兆春專用登記」。
雷坤拿過那本日記本，用指腹輕輕翻開，紙頁發脆，一下斷成兩半。裡面夾著一張拍立的老照片，照片邊緣黑的快掉粉，但還能看出一個男人靠著牆，戴著老式布帽，懷裡抱著個檔案袋，背後是掛著「FZ小組臨時辦公室」橫幅的門框。
雷坤手一抖，把照片翻過來，後面寫著一句話：「協作也要簽字，我不是替身。」
他沒說話，把照片裝進檔案袋，轉頭指著那堆爛箱子說：「把第三排第四層全帶回去。」豆豆問：「爺，帶回去用不上怎麼辦？」雷坤說：「能不能用不重要，的讓人知道，這人曾經簽過名。」
等他們回到四合院，天快亮了。
豆豆把那本破日記攤在桌上，開始一頁頁地謄寫。她說：「這事真不是一兩個人能搞的，這名單……像是傳過手的。」
王大栓說：「爺，要不，把劉兆春的名字也掛牆？」
雷坤沒點頭也沒搖頭，只說了句：「明早再說。」
牆頭那盞新燈一閃一閃，像是有人在外頭敲門。
雷坤盯了那方向一眼，說：「這燈，不該裝。」
豆豆停了筆：「為啥？」
「這燈一亮，就該有新名字上牆了。」
第二天早上天剛擦亮，小禾就進屋說：「牆前來了人。」
雷坤披著外套出來，外頭站著個中年女人，穿一身舊西裝，頭髮扎的很緊，手裡拎著個布包，神情不慌不忙。
她進院後沒多說，走到桌前把布包放下，打開，掏出一堆東西，整整齊齊放成兩排。上頭一疊是舊照片，下頭一沓是信紙，最底下壓著一張發黃的介紹信，落款是「1988年文聯口述工程外調組」。
她說：「我叫林秋菊，是劉兆春的妻子。」
豆豆站起來，小聲喊了聲「嫂子」。雷坤沒吭聲，翻開那張介紹信，只看了一眼，「外調協作員」，三個字清清楚楚。
林秋菊坐下，說話還是慢條斯理：「他出事那年我剛生完老二，本來是想轉去西邊跟親戚合住，結果他突然說項目改了，要封閉半年，說完人就沒了。」
「我找了幾年，都說查不到。後來我才知道，他那時候把自己劃到了『協作』檔里，檔案編號打的是外調，不進正式人事系統。」她從信紙里抽出一張來，是九十年代列印出來的「臨時協作檔」通知書，紙都快碎了。
「這張是我當年翻箱子找出來的，他們說是『機要件』，不能複印，不能存。可我當時拍了照，後來洗出來貼在我家廚房後牆上，這麼多年都沒摘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