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四章 鼠疫的遏制及新軍制的影響
崇禎七年的九月份，鼠疫給北方帶去的影響正在迅速衰竭，因為北民南遷的過多，整個鼠疫規模僅僅是圍繞山西一地傳播。
韓爌做的很好，基本上是照抄了皇帝在面議奏對時的法子，將感染的人隔離來處理。
而總計半年的感染死亡人數，孫承宗報上來的總數，大概是七萬人，其中有兩千人是明朝的長城軍隊。
這麼少的感染死亡人數，完全取決於孫承宗、韓爌執行的是朱由檢的抗疫政策。
一是隔離，在當地劃出一整塊區域單獨管理感染的人，所有被感染的軍民在區域內，一人一個隔間，單獨分開來，專人負責所有人的吃食。
並且給的糧食，從一日兩餐增加到三餐是務必給到，所有人吃的東西，要給到肉湯、菜湯，比常人要稀軟才行。
其二是感染死的人，需立刻燒掉，絕不可讓人接觸屍體，這一點引起不少民怨，皇帝單獨為此科普了一大堆傳染病的知識，用邸報形式傳出去。
若是再不滿，皇帝對此只能默然，這是必須要做的處置辦法，不可能因為民怨就不做的。
其三就是滅鼠滅蚤！
不只是山西，包括整個兩京一十三省，包括要進入大明海關的船隻，所有地方都在滅鼠。
船隻需要在海岸外就進行查驗，並且所有船員都得在船上清潔完畢，方可進入港口。
滅鼠，滅蚤是抗疫的當務之急。
而朱由檢送去的太醫院大夫們，主要的工作，不單是救治病人。
講實話，朱由檢也不覺得這些中醫大夫能夠治的了黑死病，這種需要抗生素才能抗衡的病菌類感染病。
這個是不現實的，你連提煉青蒿素，抗生素的條件都不具備，怎麼對抗鼠疫？
這個需要科學！
朱由檢並不準備這些亂七八糟的，他要的是殺鼠。
這些中醫對付不了鼠疫病菌，但要準備滅鼠滅蚤的藥物，那還是辦得到的。
山西給的政策是極其殘酷的，山上、田地、家宅，各個地方全面滅鼠。
嚴禁地方百姓吃鼠肉，一經發現，都是要隔離數月的，還得罰錢。
兩京一十三省，大明光是僱傭百姓組建捕鼠隊來參與滅鼠，每個月就得花掉六十四萬兩銀子，比天啟前中期的東江鎮軍餉都高三倍。
一直拖到九月初，朱由檢還在鼓動地方滅鼠，但事實上地方上的報告表示，在北直隸控制的京畿地區，無論是山上、農地、村莊、縣府城鎮，都已經見不到一隻老鼠了。
數量可能超過上億隻的老鼠，在這段時間被殺滅，用火燒成了灰燼。
尤其是北方，基本上是找不到什麼鼠類了。
而這三招就是比較徹底的手段，也算是對鼠疫一記重拳，基本上是封鎖在山西還是蠻牢固的。
像黑死病傳染性如此強的疾病，目前報上來只有十幾萬人感染而死，已經是非常不錯了。
崇禎七年的十月四日，大明在當月頒布了新的度牒制度，其中關於天主教有了一定的限制，並且被搬入祖法中。
具體措施是對現有教堂，派人驗看造冊記錄，統計建築、教眾數量，要求具體大明朝全國境內，包括外行省的天主教建築數量，不得超過四十處，天主教在冊教眾不得超過五萬人。
並且在新的度牒制度，再次重申了佛教、道教、天主教等宗教，所有的活動都必須納稅。
其中包括所占土地、教眾的贈捐等等，都要記錄納稅，任何州府、縣衙私下頒布的寺廟、教堂免稅法通通作廢，僅保留大龍興寺、武當山、龍虎山這樣的皇家寺廟、道教正統，能夠享有特殊免稅的權利。
除了宗教法律的推行，朱由檢還有一項比較重要的法律，也就是技術壁壘的法律。
要求所有民間小報、邸報，都不得將蒸汽機、軸承結構進行作報和書籍文字抄錄，否則違律者可能面臨發配邊疆和流放，嚴重者可能閹刑。
限制技術流出的法律，要求各級官吏、將官、商人、工匠、百姓，不得將相關的資料信息，公開到「蠻夷之地」，要求工廠商人設立門衛，嚴禁無關人士探看其生產內容。
這條嚴苛法律，保護著發明創造產物的三十年時間，超過時限後，就允許放開信息，並且在藩屬國進行商貿活動。
整個法律的頒布伴隨著衙役的宣傳，在這段時間開始普及知識，張貼告示，解釋理由。
這些法律的頒布都有朝廷官員們參與，制定的效率和地方管理背書情況，雖然會有壓力，但屬於是先背書再說。
相比於對於朝廷法令的重修和改革，朱由檢在軍事上的政令改動變革是比較徹底的。
首先是他翻閱了所有大明軍隊在兩京一十三省的分布卷宗，朱由檢對於大明朝現在軍事單位進行革新和造冊。
大明朝境內行省的軍隊人數，從七十餘萬募兵，增長至八十三萬人。
並且還在快速增加人數，花費的銀兩越來越高，需要新大明律的背書。
這些新增加的募兵，都是役兵中，表現良好，並有意願在軍中任差，渴望軍功往上爬的人。
這些人按照新軍制，是可以在長官的扶持下，申請加入到募兵體系里的。
糧食和肉的需求大幅增加，維持軍隊這方面需求的商人們樂的開花，就連登萊到濟南的鐵路建設都迎來了更多的商人入股，山東商人余家於是又買下了濟南通往景縣吳橋的鐵路路權。
這些年龐大需求的擴建軍制，即便是在朝廷內威權已經無可置疑的皇帝本人，都面臨了長期後可能缺錢的巨大阻力。
兵部的王洽和孫承宗，以及戶部的態度多次一直都比較憂慮。
理由也很簡單，主要是兩方面的考慮。
一是維持此刻的七十萬名募兵，已經非常昂貴的編制了，七十萬名募兵，加上一百三十萬人的役兵，每年就得燒掉近五千萬兩銀子。
這是什麼水平？
是平時萬曆年間、天啟年間的平均兩年軍費了！
其中還需要大量糧食吃嚼，太貴了！
朱由檢的辦法，則是在改革軍制的同時，增加了兩京畿的兵力，這樣才能更好的遏制邊軍，減輕離心力。
至於說糧食，一個是繼續維持國內的用糧，其次就是將朝鮮、莫氏、後黎朝、馬六甲、阿拉干、呂宋、日本等外部糧食，輸送至國內，增加帆船數量來增加外來糧食的比例。
從大概崇禎四年開始，朱由檢就已經在增加海貿上糧食貿易的比重了，在崇禎五年，輸送到大明朝境內港口的稻米重量就在六百萬石以上，而到了崇禎六年的時候，這個數字就增長到了九百五十萬石，
隨著朝廷吞併了莫朝，在馬六甲、阿拉干地區大量的移民已經就緒，正在分發耕牛和開墾土地。
崇禎七年的海外行省，輸送進來的糧食，至少也在五百萬石的規模上，這些糧食全部都流入了民間來平抑糧價。
當然這個比例與大明之間生產的糧食，哪怕是半邊天下也是遠遠不及，光是湖廣和江南，民間能夠年產的稻米，就不過少於五萬石，還有大量貧瘠土地，在北民手裡種植番薯，所以糧食是不愁的。
這些歸功於大明的南遷政策和一體納銀政策，
大量的田地被地主們拋售掉，大量寄居在秀才們名下的田地被釋放出來發賣，藩王們也必須得好好檢查自己的藩地，有多少土地需要賣掉的，畢竟多一畝地，太監和文官們就要多催一畝地的稅。
徵兵制就是一項長期國政計劃，涉及兩京一十三省所有兵馬單位的用度花銷，從主要依靠衛所兵和募兵，改成依賴役兵的軍隊，對大明提升總體國力是非常重要的。
之所以說將役兵服役時間拉長到三年，就是因為這個計劃涉及到各種各樣的問題，需要先定好章程，然後勘定投入的後勤，是否能夠滿足皇帝的需求。
相比之下，皇帝並不太憂慮這個問題。
事實上在徵兵制和募兵制雙軌道同時運行後，大明的兵力，在這個時代已經是脫離村戰水平了，大約是恢復到了日本相似的水平上。
近兩億人口，能夠拿出總計兩百萬的常備軍力，比例上看這個動員能力，也僅僅是和日本幕府差不多的水平。
這樣的規模面對朱由檢之後的安排，肯定是遠遠不夠，是需要擴軍的。
但這也就是百抽一丁，大明還是能再繼續擠一點牙膏的。
韓爌做的很好，基本上是照抄了皇帝在面議奏對時的法子，將感染的人隔離來處理。
而總計半年的感染死亡人數，孫承宗報上來的總數，大概是七萬人，其中有兩千人是明朝的長城軍隊。
這麼少的感染死亡人數，完全取決於孫承宗、韓爌執行的是朱由檢的抗疫政策。
一是隔離，在當地劃出一整塊區域單獨管理感染的人，所有被感染的軍民在區域內，一人一個隔間，單獨分開來，專人負責所有人的吃食。
並且給的糧食，從一日兩餐增加到三餐是務必給到，所有人吃的東西，要給到肉湯、菜湯，比常人要稀軟才行。
其二是感染死的人，需立刻燒掉，絕不可讓人接觸屍體，這一點引起不少民怨，皇帝單獨為此科普了一大堆傳染病的知識，用邸報形式傳出去。
若是再不滿，皇帝對此只能默然，這是必須要做的處置辦法，不可能因為民怨就不做的。
其三就是滅鼠滅蚤！
不只是山西，包括整個兩京一十三省，包括要進入大明海關的船隻，所有地方都在滅鼠。
船隻需要在海岸外就進行查驗，並且所有船員都得在船上清潔完畢，方可進入港口。
滅鼠，滅蚤是抗疫的當務之急。
而朱由檢送去的太醫院大夫們，主要的工作，不單是救治病人。
講實話，朱由檢也不覺得這些中醫大夫能夠治的了黑死病，這種需要抗生素才能抗衡的病菌類感染病。
這個是不現實的，你連提煉青蒿素，抗生素的條件都不具備，怎麼對抗鼠疫？
這個需要科學！
朱由檢並不準備這些亂七八糟的，他要的是殺鼠。
這些中醫對付不了鼠疫病菌，但要準備滅鼠滅蚤的藥物，那還是辦得到的。
山西給的政策是極其殘酷的，山上、田地、家宅，各個地方全面滅鼠。
嚴禁地方百姓吃鼠肉，一經發現，都是要隔離數月的，還得罰錢。
兩京一十三省，大明光是僱傭百姓組建捕鼠隊來參與滅鼠，每個月就得花掉六十四萬兩銀子，比天啟前中期的東江鎮軍餉都高三倍。
一直拖到九月初，朱由檢還在鼓動地方滅鼠，但事實上地方上的報告表示，在北直隸控制的京畿地區，無論是山上、農地、村莊、縣府城鎮，都已經見不到一隻老鼠了。
數量可能超過上億隻的老鼠，在這段時間被殺滅，用火燒成了灰燼。
尤其是北方，基本上是找不到什麼鼠類了。
而這三招就是比較徹底的手段，也算是對鼠疫一記重拳，基本上是封鎖在山西還是蠻牢固的。
像黑死病傳染性如此強的疾病，目前報上來只有十幾萬人感染而死，已經是非常不錯了。
崇禎七年的十月四日，大明在當月頒布了新的度牒制度，其中關於天主教有了一定的限制，並且被搬入祖法中。
具體措施是對現有教堂，派人驗看造冊記錄，統計建築、教眾數量，要求具體大明朝全國境內，包括外行省的天主教建築數量，不得超過四十處，天主教在冊教眾不得超過五萬人。
並且在新的度牒制度，再次重申了佛教、道教、天主教等宗教，所有的活動都必須納稅。
其中包括所占土地、教眾的贈捐等等，都要記錄納稅，任何州府、縣衙私下頒布的寺廟、教堂免稅法通通作廢，僅保留大龍興寺、武當山、龍虎山這樣的皇家寺廟、道教正統，能夠享有特殊免稅的權利。
除了宗教法律的推行，朱由檢還有一項比較重要的法律，也就是技術壁壘的法律。
要求所有民間小報、邸報，都不得將蒸汽機、軸承結構進行作報和書籍文字抄錄，否則違律者可能面臨發配邊疆和流放，嚴重者可能閹刑。
限制技術流出的法律，要求各級官吏、將官、商人、工匠、百姓，不得將相關的資料信息，公開到「蠻夷之地」，要求工廠商人設立門衛，嚴禁無關人士探看其生產內容。
這條嚴苛法律，保護著發明創造產物的三十年時間，超過時限後，就允許放開信息，並且在藩屬國進行商貿活動。
整個法律的頒布伴隨著衙役的宣傳，在這段時間開始普及知識，張貼告示，解釋理由。
這些法律的頒布都有朝廷官員們參與，制定的效率和地方管理背書情況，雖然會有壓力，但屬於是先背書再說。
相比於對於朝廷法令的重修和改革，朱由檢在軍事上的政令改動變革是比較徹底的。
首先是他翻閱了所有大明軍隊在兩京一十三省的分布卷宗，朱由檢對於大明朝現在軍事單位進行革新和造冊。
大明朝境內行省的軍隊人數，從七十餘萬募兵，增長至八十三萬人。
並且還在快速增加人數，花費的銀兩越來越高，需要新大明律的背書。
這些新增加的募兵，都是役兵中，表現良好，並有意願在軍中任差，渴望軍功往上爬的人。
這些人按照新軍制，是可以在長官的扶持下，申請加入到募兵體系里的。
糧食和肉的需求大幅增加，維持軍隊這方面需求的商人們樂的開花，就連登萊到濟南的鐵路建設都迎來了更多的商人入股，山東商人余家於是又買下了濟南通往景縣吳橋的鐵路路權。
這些年龐大需求的擴建軍制，即便是在朝廷內威權已經無可置疑的皇帝本人，都面臨了長期後可能缺錢的巨大阻力。
兵部的王洽和孫承宗，以及戶部的態度多次一直都比較憂慮。
理由也很簡單，主要是兩方面的考慮。
一是維持此刻的七十萬名募兵，已經非常昂貴的編制了，七十萬名募兵，加上一百三十萬人的役兵，每年就得燒掉近五千萬兩銀子。
這是什麼水平？
是平時萬曆年間、天啟年間的平均兩年軍費了！
其中還需要大量糧食吃嚼，太貴了！
朱由檢的辦法，則是在改革軍制的同時，增加了兩京畿的兵力，這樣才能更好的遏制邊軍，減輕離心力。
至於說糧食，一個是繼續維持國內的用糧，其次就是將朝鮮、莫氏、後黎朝、馬六甲、阿拉干、呂宋、日本等外部糧食，輸送至國內，增加帆船數量來增加外來糧食的比例。
從大概崇禎四年開始，朱由檢就已經在增加海貿上糧食貿易的比重了，在崇禎五年，輸送到大明朝境內港口的稻米重量就在六百萬石以上，而到了崇禎六年的時候，這個數字就增長到了九百五十萬石，
隨著朝廷吞併了莫朝，在馬六甲、阿拉干地區大量的移民已經就緒，正在分發耕牛和開墾土地。
崇禎七年的海外行省，輸送進來的糧食，至少也在五百萬石的規模上，這些糧食全部都流入了民間來平抑糧價。
當然這個比例與大明之間生產的糧食，哪怕是半邊天下也是遠遠不及，光是湖廣和江南，民間能夠年產的稻米，就不過少於五萬石，還有大量貧瘠土地，在北民手裡種植番薯，所以糧食是不愁的。
這些歸功於大明的南遷政策和一體納銀政策，
大量的田地被地主們拋售掉，大量寄居在秀才們名下的田地被釋放出來發賣，藩王們也必須得好好檢查自己的藩地，有多少土地需要賣掉的，畢竟多一畝地，太監和文官們就要多催一畝地的稅。
徵兵制就是一項長期國政計劃，涉及兩京一十三省所有兵馬單位的用度花銷，從主要依靠衛所兵和募兵，改成依賴役兵的軍隊，對大明提升總體國力是非常重要的。
之所以說將役兵服役時間拉長到三年，就是因為這個計劃涉及到各種各樣的問題，需要先定好章程，然後勘定投入的後勤，是否能夠滿足皇帝的需求。
相比之下，皇帝並不太憂慮這個問題。
事實上在徵兵制和募兵制雙軌道同時運行後，大明的兵力，在這個時代已經是脫離村戰水平了，大約是恢復到了日本相似的水平上。
近兩億人口，能夠拿出總計兩百萬的常備軍力，比例上看這個動員能力，也僅僅是和日本幕府差不多的水平。
這樣的規模面對朱由檢之後的安排，肯定是遠遠不夠，是需要擴軍的。
但這也就是百抽一丁，大明還是能再繼續擠一點牙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