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 章 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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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萬學生的就業帶來了巨大壓力,運動進行兩年後,各個領域一片大亂,政府機構癱瘓了,工廠停工了,學校停課了,領導成了敵人,人與人之間充滿了對立,派別之間的分歧發展成了武鬥,用上了真槍實彈。運動是從學校發動起來的,學生相對單純,在被作為發動文革的工具後,無所事事的紅色小將已經成了被利用的破壞力量。當權者必須儘快對紅色小將做出處理。運動對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很多工廠處於停頓狀態,城市已經無法安置連續三屆2000來萬畢業生就業。如果讓他們仍然滯留在城市,又無法繼續學業,後果肯定是嚴重的。從當時的現實情況考慮,上山下鄉在客觀上應該是最好的選擇。把這些學生分散到農村的「廣闊天地」之中,也就消除了紅衛兵的破壞力;上山下鄉雖然要給予一些補貼,但是那也比在城市就業的成本低得多,因為大多數知青是不拿工資的。至於「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屯墾戍邊」,都是施加在學生身上的政治壓力。試想學生真需要再教育,城市的無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不是更好的老師嗎?農村本來就勞動力過剩,讓農村青年去屯墾戍邊,既有利於解放農村勞動力,也有利於農墾事業。上山下鄉的動機就是為了解決2000萬學生的就業。

  稍往遠看,鄰國在1954年大規模墾荒運動中,改變了過去移民開荒的辦法,而以城市青年為墾荒主體,兩年裡一共動員了27萬城市青年移民墾荒。此舉既解決了糧食短缺,又解決了城市青年就業問題。而在1955年4月,團中央代表團訪蘇時了解到了鄰國的城市青年移民墾荒運動,回來後就向中央匯報了鄰國的做法,認為「從城市中動員年輕力壯、有文化的青年去參加墾荒工作是有好處的,也是今後解決城市中不能升學和無職業青年就業問題的一個辦法」。

  激情的青年學生走上政治舞台。1967年9月發軔於四九城的上山下鄉活動,就是由雄心勃勃的「造反派紅色小將」頭頭率先組織起來的。他們天真地認為,自己在發動一場「繼續革命」的新長征。

  在再度掀起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充當了開路先鋒的四九城二十五中學生,實際上就是上述那些熱情、單純的探索者中的一部分。他們也曾想創辦「紅色小將」大學,進行有關教育革命的嘗試。學生的階級屬性是沒有進行徹底思想改造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以必須實現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於是申請到條件艱苦的內蒙古牧區插隊。為此,當時的《紅色小將報》把他們譽為「飛向草原的雄鷹」。

  在選擇「與工農相結合」的具體方式上,學生中有好多人深受60年代初期樹立的上山下鄉先進人物的影響。而廣大農村缺乏知識,農民養活了知識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識青年的現狀,也促使他們作出走上山下鄉道路的決定。此外,1967年初公方旨在動員返城老知青重新回到農村而開展的有關上山下鄉偉大意義的宣傳,對這幫學生的選擇也產生了直接影響。

  1967年下半年,四九城乃至全國各大中城市已經普遍感到66、67屆中學畢業生大批滯留學校造成的壓力,所以,公方急切地希望這幫帶頭學生的行動,能夠帶動更多的畢業生到農村和邊疆去。

  在四九城召開的座談會上,改造落後的東西,並強調向牧民灌輸集體經濟思想的必要性。他們將這次行動比喻為一次新的長征,勉勵知青像革命前輩那樣,經受住長征的考驗,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不做可恥的逃兵。將上山下鄉比作又一次長征,增強了青年學生上山下鄉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堅定了他們經受艱苦環境考驗的決心和必勝的信念,使他們有理由相信,這是繼「紅色小將運動」之後,又一場聲勢浩大的革命。

  10月9日,10名代表學生啟程離開四九城。臨行前,他們曾列隊來到天安門廣場,在上千人的歡送隊伍前。這10人在掀開上山下鄉歷史嶄新一頁的同時,還創造了這種獨特的政治儀式。如果不是有過親身經歷的知識青年,未必能夠理解在一篇由頌譽之辭和豪言壯語編織的誓文中,會凝聚著那麼多虔誠、真摯、聖潔的情感,那麼強的自信與盲從。從此,一批又一批北京知青在奔赴農村和邊疆以前,都必須到天安門廣場上舉行這樣一場儀式。

  早在1967年底1968年春,一些較早成立「運動委員會」的省市已開始組織應屆畢業生上山下鄉。1967年12月12日,魯省青市舉行歡送大會,歡送「文革」以來首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第二年1月4日,該省革命委員會召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要求一切可以到農村去的城市知識青年,要做好充分思想準備,積極到農村去。會後,全省迅速掀起上山下鄉的熱潮。黑省從這年3月1日開始動員知青上山下鄉。省「革命委員會」在《關於中、小學畢業、招生和安置工作的通知》中明確提出上山下鄉是安置畢業生的主要方向。截至6月,已有2萬名城鎮青年安置到農村、邊疆。魯、黑都是「文革」較早恢復上山下鄉工作的省份。由於當時尚無中央統一部署,所以選些省份的上山下鄉活動仍帶有局部的性質。


  從一開始,上山下鄉活動就呈現來勢猛、規模大的特點。問題是真正心甘情願到農村安家落戶的畢業生為數較少,如果單憑少數學生骨幹自發地動員組織,無異於杯水車薪,遠不足以緩解畢業生就業的巨大壓力。

  1968年4月4日,中央批轉了黑省「革命委員會」《關於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工作的報告》。報告提到:在分配工作中堅決貫徹了面向農村、面向工廠、面向基層的原則,分配重點放在縣以下的農村。關於畢業生的分配方針,雖然名義上是「四個面向」(即面向農村、邊疆、工礦、基層),實際上由於國民經濟連續兩年衰退,許多城市的工礦企業生產秩序還沒有恢復,更談不上招收新工人。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面向農村」、「面向邊疆」才是切實可行的。所以,在中央文件下達後,在具備條件的省、市,都相繼開始了有組織、有步驟的動員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工作。

  4月21日,四九城「運動委員會」發出《關於分配中學畢業生的通知》。通知說,去冬已組織一批中學畢業生到農村、邊疆和工廠,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工農業生產建設,他們已在那裡開始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除了宣傳工具的推波助瀾,「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也推動了上山下鄉活動的開展。這段指示向全國的中學畢業生傳遞了一個明確信息:大學還是要辦的,但生源只能來自「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它不但重新燃起畢業生對升入大學的希望,還促使他們下定「受摔打」的決心。他們意識到,與其繼續留在城市裡徘徊觀望,不如先到農村熬幾年,再爭取以農民的身份進大學。

  東三省大張旗鼓地組織畢業生上山下鄉是從9月份開始的。沈市有17.6萬名初、高中畢業生,在9月14日至25日短短10天裡,就有14.4萬人下鄉,堪稱雷厲風行。9月19日,黑省會哈市「運動會」召開各級「運動會」負責人緊急會議,傳達省「運動會」的指示,部署畢業生上山下鄉安置工作。10月8日,10萬多名職工群眾和學生,歡送2萬餘名畢業生下鄉。

  11月15日《日報》報導說,到10月,貴省下鄉知青已達6000餘人,鄂省有22萬人(這一數字應是對回鄉知青和下鄉知青的合計),豫省有5萬多人。各大中心城市,都是知青下鄉的熱點。這股熱潮從內地迅速波及邊遠省區。除貴省外,滇、甘、蒙等省區,也都有數量不等的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到12月中旬,僅甘省蘭市就有1800多名畢業生到農村安家落戶。

  1968年12月22日以後,僅四九城一市,每天就要開出運送知青的專車3列。大批知青分赴各地安家落戶。1969年2月7日,10省(區)接收下鄉知青110萬人。遠距離安置知青的活動加緊展開。途經遼北上的就有20萬人之多。在當時一浪高過一浪的上山下鄉熱潮中,全國影響最大的有兩個省。一是北方的遼省,一是南方的贛省。

  到1969年5月初,到農村去的知識青年都超過「運動」前10年下鄉知識青年的幾倍、幾十倍。全國在近半年時間,共有數百萬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生,奔赴祖國內地和邊疆的廣大農村。如今,我國每一個農村公社,每一個農場、牧場、林場,都有了在那裡安家落戶的知識分子。這是歷史上破天荒的偉大創舉。

  就在這種背景下,四合院適齡青年一個都沒跑了,全都下去了!閆埠貴家的老二閆解放,老三閆解曠。劉海中家老三劉光福,賈家的大寶貝賈梗(棒梗)都走了!

  劉光福還求劉海中把工作讓給他,讓他接班,這樣就不用下去了!劉海中全程一句話都沒有,連搭理都不搭理劉光福。

  劉海中現在可是清潔工,要是他真把工作給了劉光福選擇退休,那他就是清潔工退休那退休工資可不是七級工退休工資,差距太大了,所以劉海中現在在廠里天天讓人穿小鞋還在堅持,不就是因為這個!

  為了劉光福他怎麼可能放棄,哪怕劉光奇在這都不一定行!他家都是自私的人,劉光奇也不是什麼好人,要不能因為劉海中打光天光福就走,劉海中對得起劉光奇!

  劉光福最後沒辦法了,只能帶著仇恨的目光看著劉海中,拿上行囊出發了。

  閆家的哥倆就聰明,知道不可能。根本沒求閆埠貴,直接接受安排也走了。

  就是賈家,秦淮茹和賈張氏怎麼可能捨得棒梗下鄉,她倆都是從農村出來的,可太知道下面是什麼樣了!而且,她倆還是在四九城邊上的,條件怎麼也比偏遠地區好得多。下去那就是受苦……。

  秦淮茹還找到李懷德,求他想想辦法,只要棒梗不下鄉,以後讓她幹什麼都行!李懷德嗤笑了一聲,心裡想著你可真看的起我,這事別說我了,比我牛的人多了去了,誰能阻止誰敢阻止?

  直接告訴秦淮茹這事不可能,不要想那些沒用的,沒人敢!如果棒梗年齡夠18還行,那還能讓他替崗上班,年齡不夠誰敢操作。再說,你秦淮茹多大臉,能讓我為你冒這麼大險,我是有病嗎?

  最後沒辦法,在秦淮茹和賈張氏的哭聲中,棒梗走了。

  秦淮茹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個月儘量多匯些錢票過去,讓棒梗能過的好一點,剩下的只能期盼棒梗快點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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