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74章 死結
「回歐洲？」
「對，」安德魯說，「在蘇黎世和日內瓦準備的辦公室就要運行了。下個月中旬，我過去把那邊的事情理順。」
「為什麼選那兒？」郭鏗皺了皺眉，「在紅空或者三家坡不行？離國內近，溝通也方便。」
「不行。紅空和坡縣雖然金融發達，但它們有一個致命的問題——圈子太小。」
安德魯轉過頭，「你知道華爾街上那些交易員下班之後幹什麼嗎？喝酒，參加派對，打高爾夫。在這些場合，他們聊天，交換信息。」
「嘿，你知道嗎，最近有個開曼SPV在大量買入次貸CDS。是嗎？哪個機構的？不知道，但已經掃了五六個億的面值了。有意思，幫我查查是誰。」
「然後呢？」郭鏗問。
「然後，」安德魯說，「就會有人開始拼圖。他們會發現，有六七個不同的開曼SPV，在不同的投行買入相同類型的CDS，而且買入的時間和規模呈現出某種規律性。他們會開始懷疑這些SPV是否屬於同一個實際控制人。他們會開始調查這些SPV的註冊信息、董事名單、資金來源。」
「一旦他們確定了你的身份，知道了你的真實意圖，你就會失去所有優勢。市場會開始與你博弈，交易對手會提高對你的報價，監管機構可能會開始關注你的頭寸。你的整個計劃，就會暴露在陽光下。」
「紅空和坡縣的金融圈也一樣，甚至更小。因為小，所以更容易追蹤。你今天在一家投行做了一筆大額交易，明天全城的交易員都會知道。你藏不住的。」
安德魯把雙手撐在桌面上，身體微微前傾，「畢竟，在華爾街，在金融圈，信息就是金錢。每一個交易員、每一個銷售、每一個分析師，都在不斷地收集和交換信息。最隱蔽的地點不是藏在暗處，而是藏在明處的噪音里。」
郭鏗沉默了一會兒，「那蘇黎世和日內瓦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不一樣，」安德魯說，「那邊，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生態系統。」
他拿起桌上的水瓶，擰開蓋子，喝了一口，然後開始解釋。
「首先，瑞士的私人銀行體系有著數百年的保密傳統。雖然近年來迫於國際壓力，瑞士銀行保密法有所鬆動，但對於合法的資產管理活動，瑞士仍然提供了極高的隱私保護。」
「你的SPV通過瑞士私行開設帳戶、進行交易，銀行的客戶經理不會追問你的資金來源和交易策略，那不是他們的文化。」
「其次，」他繼續說，「瑞士的金融市場監管體系與丑國和腐國不同。那邊的金融市場監管局對對沖基金活動和衍生品交易的監管相對寬鬆，沒有丑國那種13F公開披露制度，也沒有腐國FSA那種對大頭寸的主動詢問。你的SPV在瑞士進行操作，基本上處於監管的盲區。」
「還有，地理位置的隔離。蘇黎世距離紐約六千公里，時差六小時。你在蘇黎世下單的時候，紐約的交易員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你不會在酒吧里偶遇高盛的CDO交易員，不會在健身房裡碰到摩根史坦利的銷售總監。物理距離帶來的信息隔離，是任何技術手段都無法替代的。」
他放下水瓶，「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瑞士的金融生態系統中，存在著大量的家族辦公室和離岸SPV。管理幾億歐元資產的私人投資實體，在蘇黎世和日內瓦數以千計。你的六個SPV混在其中，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不會引起任何人的特別注意。」
郭鏗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所以，你選擇瑞士，不是為了躲監管，而是為了躲華爾街的信息網絡？」
「對，」安德魯笑道，「其實監管根本不是問題。現在，我們做的這些，在本質上是一個三不管地帶。」
「CFTC管不著，SEC管不了，美聯儲不想管。沒有任何法律規定你必須披露你的CDS頭寸。你買五十億面值的次貸CDS，沒有任何監管機構有權要求你報告這筆交易。」
說到這兒，他加重了語氣，「真正需要防範的，不是政府，而是華爾街自己的信息網絡。那些交易員、銷售、分析師之間的八卦和情報交換。那才是最致命的。」
郭鏗沉默了一會兒，「那你怎麼保證，在瑞士就不會被泄露？」
「不能完全保證，」安德魯坦率地說，「但可以把風險降到最低。只要遵守幾個紀律，就能最大的保證不被發現。」
「比如，訂單流碎片化。每個SPV每次只買兩千萬到五千萬美刀面值的CDS，分拆成多筆、跨多周執行。寧可多付幾個基點的滑點，也不要讓任何一個交易員覺得有頭鯨在掃盤。」
「比如，製造合理的偽裝故事。對每個投行的prime desk，你的SPV走的是多元化信貸組合或者收益率增強策略或者歐洲機構客戶的尾部對沖需求這套敘事。」
「再比如，現金抵押品用國債，別用現金。用短期美債做CDS的抵押品，可以減少現金流異常的嫌疑。投行也更喜歡這種方式，不會觸發反洗錢的大量現金進出警報。」
他靠在椅背上，手指點著，「這些紀律，只要嚴格執行，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被華爾街的信息網絡反向追蹤。」
「團隊呢？」
「三個人。」安德魯指著自己，「我，一個交易執行，一個合規兼文書。足夠了。人越多，泄密的風險越大。三個人，各司其職，互不打聽對方的全部信息。交易執行只知道下單，不知道整體策略；合規文書只管文件和流程，不知道頭寸的具體分布。只有我一個人掌握全局。」
郭鏗聽完，看著安德魯，像是在重新審視這個人。
在他的印象里，安德魯一直是個隨性的人，愛開玩笑，愛喝酒，愛泡酒吧，喜歡用各種奇怪的比喻來形容事物。
但此刻，當他談起這些操作細節的時候，他的語氣是冷靜的、精確的、不帶任何感情的，像一個外科醫生在描述一台手術的步驟。
「你好像對這個很擅長。」郭鏗說。
安德魯笑了笑，「我在華爾街幹了十二年。如果你在那個環境裡待久了，你就會學會這些東西，怎麼隱藏自己的意圖，怎麼不被別人看穿，怎麼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裡生存。」
「而李樂，比我更擅長這個。他天生就懂得怎麼讓別人低估他，怎麼在別人的注意力之外行動。我只是把他的想法翻譯成了具體的操作方案。」
郭鏗站起身，在辦公室里踱了幾步。
「好吧，」他說，「蘇黎世和日內瓦的辦公室，還需要什麼支持？」
「暫時不需要，」安德魯說，「那邊的辦公室已經準備好了，人員也到位了。我過去之後，主要是建立與當地私行的合作關係，開通交易通道，把一部分SPV的帳戶遷移過去。」
「唯一需要的，可能就是偶爾有人過來簽個字、開個會。但這些都可以通過現有的旅行安排來解決，不需要額外的資源。」
「那你自己小心。」
「放心，」安德魯笑了笑，「我這個人，最大的優點就是低調。」
郭鏗轉過身，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一撇，「你？低調？你上次在麟州的酒桌上，一個人喝了半斤白酒，然後站在桌子上唱馬赫瑞特維歐狗昂，這叫低調？」
「那次是例外。再說了，那是私人場合，不影響。」
「行行行，」郭鏗擺了擺手，「走吧，夜宵，邊吃邊說。」
「吃什麼？」
「吃雞。」郭鏗說著，朝門口走去，「雞煲。在北面水庫那兒，找到一家做雞不錯的大排檔，不過在人家村子裡，去晚了就沒有了。一天就十隻雞。」
安德魯跟在後面，兩人穿過那排閃爍的顯示器，走過那扇需要指紋識別的金屬門，走出了那棟外表平平無奇的廠房。
車子緩緩駛出工業園的大門，拐上通往北面水庫的公路。路兩旁的行道樹在車燈的照射下投下斑駁的陰影，偶爾有一輛貨車呼嘯而過，車燈晃得人睜不開眼。
「對了，這個計劃，你估計什麼時候結束？」郭鏗一打方向，問了句。
安德魯想了想。「目前的資金儲備，加上後續可能產生的利潤回流，保守估計，兩年。如果市場在兩年內崩盤，我們有足夠的彈藥。如果超過兩年……」他停了一下，「那就需要重新評估了。」
「兩年。」郭鏗重複了一遍這個數字，「也就是說，如果後年之前市場還沒崩，我們就得考慮撤退了？」
「差不多，」安德魯說，「但根據我的判斷，市場撐不到後年。明年上半年，最遲後年上半年，一定會出大問題。屆時，我們手裡的CDS會價值飆升，股票空頭會帶來巨額利潤，看跌期權會變成實值期權。那時候，就是我們收穫的季節。」
「就是苦了我這個管錢的。今天拆東牆補西牆，明天挪南牆補北牆，哪天要是牆倒了，第一個砸死的就是我。」
「你不是泥瓦匠麼？」安德魯調侃道，「泥瓦匠還怕牆倒？」
「泥瓦匠怕的是牆倒了自己還被埋在底下，我給你說.....」
郭鏗正要開口說些什麼，口袋裡的手機忽然顫了顫，他把車停到路邊，掏出來，看了一眼，眉頭微微一挑，然後嘬了嘬牙花子，發出一聲意味不明的「嘖」。
安德魯注意到，「怎麼了？」
郭鏗嘆了口氣，「李樂問我，在燕京認識開卡丁車場的朋友麼？」
安德魯眨眨眼，「窩特？」
。。。。。。
人多力量大。教務處幾個人零打碎敲的，花了一個多星期，把189在校生的電子檔案建了起來。
雖然略顯簡陋，查詢起來也沒那麼方便，但終究是個進步。而對於李樂來說，則是默不作聲的掌握了第一手的原始資料。
燕園社系的「破廬」，李樂從兜里掏出一沓零錢，數了兩百六，拍在桌上。
張曼曼伸手拿起來，「tuo！」
搓了搓手指頭，不緊不慢的數了數，然後折好，塞進外套內側的口袋裡，拍了拍。
再拿起桌上的移動硬碟，插到電腦的USB接口上。
「噫~~~~~」李樂看著，嘀咕道，「你這人，不給你錢不幫忙是吧？」
「那不能夠，不過，一帳一清。最近花銷比較大。」
「咋？」李樂伸手去拿桌上的暖壺，給自己倒了杯熱水。
「聞老師他爸媽來燕京了。你總得表現表現吧？」張曼曼轉過臉來看李樂一眼，「見面禮得拿得出手。逛街逛景點買門票，吃吃喝喝的你不能讓聞老師掏錢。」
李樂放下杯子，小道，「想娶人家閨女，可不就得這樣。怎麼著？」
張曼曼一撇嘴，「哥們兒我是誰？」
「我只一眼就看出，聞老師她媽當家做主，他爸就是個打醬油的，隨即調轉主攻方向.....總之，我對我媽都沒這麼孝順過。」
「成果如何？」
「討論了倆家家長在明年見面的議題。」
「沒給你說房子車子票子？」
「說了，我說我爸準備了三十萬，在燕京買房，不過聞老師她媽說，兩邊湊個好，一人一半，公平合理，誰也不吃虧，還有再陪嫁一輛二十萬以內的小車。」
李樂眉毛微微一挑，「喲，這下，倒是讓你撈著了。」
張曼曼露出一口白牙，「那可不，江浙滬獨生女的含金量，這不就體現出來了？不過聞老師的意思，可以等學校的福利房。」
「可拉倒吧，學校那福利房，多少人都盯著呢 ，輪到聞老師這個年限，還不知道猴年馬月的。」
「嗯，倒也是，」張媽慢轉過身，點了幾下滑鼠，屏幕上彈出一個文件夾，裡面排列著十幾個Word文檔和Excel表格。他把移動硬碟里的一個文件夾拖到桌面上，有點開幾個文檔看了看。
「嘖嘖嘖，夠簡陋的。」
「知足吧，這都是一點點兒輸進去的，要不然還是紙質的。」
「你這三千多個樣本量......」張曼曼劃拉著。
「咋？」李樂把椅子往前挪了挪，湊近了屏幕。
張曼曼指了指，「我先跑一遍描述統計和卡方檢驗，把畫像做出來。不過你的樣本量偏小，按現在這個量，最後最多也就搞到兩三百個有效樣本。做定性研究夠用了，做定量分析還是會有點吃力。」
「也行，你先弄，這個只是數據支撐，後面，還有的弄。」
「不過，」張曼曼說道，「我總覺得，你把這個當畢業論文，是給自個兒選了個坑。」
「怎麼說？」
「你想想，如果你選網絡社會、線上社群、虛擬身份，這些方向多好，數據都是現成的，案例也好找，理論也好套，什麼都熟悉，場域和資本、擬劇論、嵌入性.....隨便挑幾個就能撐起一片。而且這些東西新鮮，時髦，同行喜歡看，期刊願意收，坐起來，那叫一個順風順水順水推舟順其自然的。」
張曼曼指著那些檔案，「哪怕你要是選個消費主義視野下的城市青年生活方式，去商場發幾百份問卷，回來做個因子分析，選獨生子女一代的家庭觀念變遷，回家跟親戚朋友聊聊天，再找幾個同學做做訪談，也能湊一篇出來。」
「可你選這個，要做的這個田野，不是虛擬社群，是真實的人。他們沒有精準的點讚數據，沒有清晰的社交網絡圖譜，他們的場域是教室、是操場、是校門口那條街。」
「他們的資本是一技之長或者乾脆什麼都沒有。你研究這些東西，寫出來的東西大概不太好看。真實的東西，往往不太好看。」
李樂聽了，只是摸了摸下巴，「嗯，還有呢？」
「那我再說個實在的，」張曼曼看向李樂，「你做的這個選題，是在跟階層再生產、教育篩選、社會流動這些事兒打交道。」
「你要是做得淺了，那就是一鍋隔夜粥，各路大仙早就研究過的東西，你要是做得深了，你可能會看到一些不太讓人痛快的東西，比如，有些孩子是怎麼被家庭和學校一起放棄的，有些標籤是怎麼貼上就撕不下來的。畢竟，真實的東西，往往不太好看。
「但能做出來，它才有分量。」李樂沉默了一會兒，說道，「你覺得惠老師能讓我這麼容易過關？」
張曼曼愣了一下，然後嘆了口氣。「倒也是，也就是你，還能在惠老師手底下過幾招。」
「不過，那你覺得，從田野調查的方法和理論視角，這塊主要應該怎麼弄？」
李樂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我想用污名認同與抵抗作為核心框架，但把它拆成兩個維度：內化和外化。」
「怎麼說？」
李樂回，「內化，就是學生自己怎麼看待自己。他們是否接受了社會給他們貼的標籤？是否認為自己不行、沒出息、廢物或者邊角料這種內化的污名，會影響他們的自尊、自我效能感、以及對未來的期望。」
「外化，就是他們怎麼回應外界的偏見。是選擇否認，我不是壞學生，我只是不適合應試教育？還是選擇社會比較，你們上高中有什麼了不起，畢業了還不是給人打工？還是選擇重建自我概念，我雖然學習成績不好，但我動手能力強，我有自己的特長？」
「這三種應對策略，並不是互斥的。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情境下，可能會採取不同的策略。」
張曼曼點點頭，「所以，你的田野調查，不能只看他們說出來的話，還要看他們沒有說出來的話，看他們在不同情境下的行為變化，看他們之間的互動模式。」
「差不多，」李樂抬手，在那堆文件里，點了一個，屏幕上彈出一個新的頁面，裡面是一張表格。
「這是我幫你的觀察記錄表，」他說，「分了幾個維度：言語表達、行為表現、社交互動、情感反應。每個維度下面有幾個具體的觀察指標，你幫我瞅瞅，看看哪些需要調整。」
張曼曼湊近了屏幕，仔細看著那張表格。
表格設計得很細緻，每個維度下面都有具體的觀察點和記錄示例。
比如「言語表達」下面，有「對自己身份的稱呼」、「對學校的評價」、「對未來的描述」等條目。
「行為表現」下面，有「課堂參與度」、「作業完成情況」、「課外活動的參與意願」等條目。
「這份表格，我打算先用著，」李樂說，「等進了田野，根據實際情況再調整。反正觀察記錄這個東西，一開始總是粗糙的，慢慢磨，慢慢調，才能找到最適合的工具。」
張曼曼的目光在表格上又停留了一會兒，然後抬起頭，「那反學校文化這一塊呢？」
李樂在鍵盤上敲了幾下，屏幕上換了一個頁面。
「反學校文化這一塊，我計劃關注兩個方面，一是學生對規則的對抗，二是學生對秩序的維護。」
「這兩個看起來矛盾，但實際上是一體兩面。」他說，「學生對抗的是學校強加的規則，上課不許說話、不許遲到早退、必須穿校服、必須完成作業。但他們同時也在維護另一種秩序，他們自己的秩序。」
「比如，班級里可能有某種不成文的規矩：不能告密，不能討好老師，不能太裝。這些規矩不是學校規定的，是學生自己形成的。違反這些規矩的人，會受到群體的排斥甚至欺凌。」
「所以，反學校文化，不是簡單的破壞一切，而是一種選擇性破壞，破壞他們認為是壓迫性的規則，維護他們認為是正義的秩序。」
張曼曼若有所思，抬起頭問道，「那階層再生產和社會流動這一塊呢？」
李樂又敲了幾下鍵盤，屏幕上出現一段段摘錄和批註。
「這一塊，我的意思是關注兩個概念。一個是斷頭路，一個是次級勞動力市場。」
「在咱們社會的語境裡，職業教育常被視為階層流動的斷頭路。」
「你上了職業學校，就意味著你基本上告別了高等教育，告別了白領工作，告別了向上流動的主要通道。你未來的出路，大概率是工廠的流水線、服務業的一線崗位、或者自己開店做小生意。」
「這些崗位，這些次級勞動力市場，工資低、穩定性差、晉升空間有限、社會保障不足。與之相對的，初級勞動力市場則是那些工資高、穩定性好、晉升空間大、社會保障完善的崗位。」
張曼曼看著李樂，「可你知道這兩個市場之間的壁壘有多高嗎？」
「很高。」李樂說，「非常高，這個壁壘不是在大學畢業之後才出現的，而是在初中畢業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你考上高中，你就站在了初級勞動力市場的門檻上，你沒考上高中，你就被推向了次級勞動力市場的入口。」
張曼曼說道，「照你這個思路看，職業教育可能根本不是教育，而是分流機制，或者，是一種篩選，深層功能，是確認並鞏固社會分層。也就是在制度層面，認定他們不需要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篩選出來，送進次級勞動力市場的預備隊。」
「而這些，這就是你這個田野調查的核心？」
李樂聳聳肩，「我那個選題的核心，是這樣一種環境裡，那些被確認的學生，他們怎麼看待自己，怎麼理解自己所處的處境，怎麼應對來自外界的偏見，以及他們是否會發展出一種獨特的抵抗。」
「抵抗可能發生在完全不同的層面。」張曼曼回了句，「比如我們剛才說的分層功能，如果學生完全接受這種安排，那他們就會變成一種自願的服從者，把職業教育理解為社會地位的自然延續。但如果有學生不接受呢？他們會怎麼樣？」
李樂想了想，「他們可能會發展出一種反向的價值體系，既然主流社會認為我們是沒有前途的人，那我們就在這個圈子裡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價值標準。」
「這是一種對主流價值體系的顛倒和嘲弄，它看起來像是抵抗，學生通過拒絕主流標準來維護自尊。但從長遠來看，這種抵抗並沒有改變他們的社會位置，反而讓他們更牢固地被鎖定在了這個位置上。
「但是......」張曼曼慢慢開口，「這真的是一種自由選擇嗎？」
「我覺得，自由選擇的前提是選項存在，」李樂說，「如果一個人面前只有一條路，那他走這條路的時候，怎麼判斷這是出於自由意志，還是別無選擇？」
「當一個學生來自單親家庭、經濟拮据、初中成績墊底，他的『選擇』——比如放棄學業、混社會——到底是他『選擇』了這條路，還是這條路本身是他僅有的『出口』？」
張曼曼從口袋裡摸出煙盒，抽出一支點上，深吸了一口，煙霧上升，散開，像某種緩慢進行中的思想過程。
「那家庭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關鍵角色。」李樂說，「家長的期望、家庭的資源、家庭的文化資本，都在影響著學生的選擇和發展。」
他又敲了幾下鍵盤，屏幕上出現了一個新的頁面。
「你看這個，」他指著一段文字，「這是之前社科院做的一個關於布迪厄的文化再生產理論的一個應用，家長的受教育程度、職業地位、收入水平，直接影響著他們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和教育投入。」
「高學歷、高收入的家長，更傾向於讓子女走學術教育的道路，因為他們知道這條路的價值，也有資源支持子女走這條路。低學歷、低收入的家長，雖然也希望子女能出人頭地，但當子女在學業上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們往往缺乏有效的干預手段，只能接受分流的結果。」
「而且，」李樂揮揮手，「在這個過程中，家長還會把自己的焦慮和失望傳遞給子女。」
「我辛辛苦苦供你讀書，你就考了這麼點分？你看看人家誰誰誰，考上了重點高中，你呢？這些話，聽起來是督促，實際上是一種工具性污名，把子女的學業失敗等同於個人的失敗，進而用這種失敗來規訓子女的行為。」
「那符號性污名呢？」張曼曼問。
「比如，職校生都是壞孩子、技校生沒前途、中專職校生就是來混日子的......這些印象，通過媒體、通過鄰里議論、通過親戚朋友的閒聊，滲透到家庭的日常生活中。」
「家長在這種話語環境中生活，不知不覺也會受到影響。他們可能嘴上不說，但心裡會覺得，自己的孩子上了職校，是一件丟人的事情。這種羞恥感，會轉化為對子女的更嚴格的管控、更頻繁的嘮叨、更強烈的失望。」
李樂停了一下，端起杯子，喝了口水。
「所以，家庭情境下的污名傳遞，是一個雙重過程，一方面是工具性的。家長用學業失敗來規訓子女的行為，另一方面是符號性的。家長在社會評價的壓力下，不自覺地將污名內化，然後再投射到子女身上。」
聽到這兒，張曼曼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天花板上那盞昏黃的吊燈上，沉默了好一會兒。
「那學生的心理狀態呢？」他問，「長期的學業挫敗感，會導致什麼樣的心理變化？」
李樂手一攤，「我覺得，應該從習得性無助這個概念來看，塞利格曼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提出的理論框架，後來被應用到教育心理學領域。」
「簡單來說，就是當一個學生反覆經歷失敗，並且認為這些失敗是無法控制的、不可避免的，他就會產生一種無論我怎麼努力都沒用的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會導致他放棄努力，放棄嘗試，甚至放棄對自己的信心。」
「而在職業技術教育學生中，這種習得性無助是非常普遍的。他們中的很多人，在小學、初中的時候，就已經經歷了無數次考試失敗的打擊。他們試過努力，試過補習，試過熬夜背書，但成績始終沒有起色。久而久之，他們就會形成一種我就是不行的自我認知。」
「這種自我認知，會轉化為自我放棄，他們不再相信自己能夠改變現狀，所以選擇了放棄。」
張曼曼點了點頭，「那這種自我放棄，和失范行為之間有什麼關係？」
「關係很大。」李樂說，「當社會倡導的目標，比如考上好大學，找到好工作，和實現這些目標的制度化手段，比如努力學習，考高分，之間存在斷裂的時候，個體就會產生失范狀態。」
「對於職業技術教育學生來說，社會告訴他們要努力，但他們的努力並沒有帶來預期的回報。於是，他們開始質疑這個系統的合法性，開始尋找其他的方式來獲得尊嚴和認同。」
「但從學生的角度來看，這些行為是他們在這個對他們不友好的系統中，為數不多的能夠獲得掌控感和滿足感的方式。」
「所以.....」張曼曼盯著李樂，「你的意思，失范行為，不僅僅是一種問題行為，更是一種『應對策略。一種對結構性壓力的消極抵抗，那這種抵抗，有意義嗎？」
「從短期來看，有意義。」李樂笑道，「它能讓人獲得即時的心理滿足，緩解焦慮和挫敗感。但從長期來看，沒有意義。因為它並不能改變處境，反而會強化社會對他們的負面刻板印象，讓他們陷入更深的困境。」
「這就像一個陷阱，」他說，「你越掙扎，陷得越深。但你不掙扎，就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陷下去。」
屋裡靜了靜，張曼曼的目光看向窗外。
冬天的天黑得早，外面的燈還沒亮。
「所以，」他說，聲音有些低，「這是一個死結。」
「也不完全是。」李樂說，「死結的意思是解不開。但這個結，是可以解的。只是解開它，需要的時間很長，需要的資源很多，需要的努力很大。」
「怎麼解？」
「讓人看到希望。一個人只要有希望，就能忍受眼前的苦難。但如果連希望都沒有了，那他就真的完了。」
兩人沉默了一會兒。
窗外，燈終於亮了，橘黃色的光灑在玻璃上，映出一片朦朧的光暈。一輛自行車從窗下騎過，鏈條發出「咔咔」的聲響，漸漸遠去。
李樂的屁股忽然有節奏的抖起來。
「噗」
掏出手機，看了一眼屏幕，來電顯示是「余穗」。
他按下接聽鍵，「餵？」
那邊傳來余穗的聲音，帶著風噪聲，中間還夾著幾聲急促的喇叭，在背景音里一閃而過。「李哥，上次欠你的錢，今天晚上就能給你。」
「這麼快？」李樂問。
「二坤那邊去錢柜上班了，這個月的工資剛發，你現在在哪兒？」
李樂想了想，「我在學校，這樣吧，我去你家鑰匙店，你在哪兒等我，可行？」
「行，那到了你給我打電話。」
余穗掛了電話，李樂把手機放到桌面上。
張曼曼問：「誰？」
「就那個姑娘。」李樂說，「夜市賣啤酒那個。之前她朋友出了點事，我墊了醫藥費，說要還我錢。」
「你倒是管得寬。」
「那怎麼辦呢，」李樂把手機揣回兜里，「遇上了，總不能不管。」
「你......不會.....噫，看不出來啊，李樂，你個濃眉大眼兒的，竟然也.....你這剛結婚，還妹七年呢，就......你對的起富姐麼，你對得起娃麼，你對的起我.....」
「滾，想什麼呢，我特麼就和你，也不可能。」
「誒，那就.....誒？誒！！」
「你打野的！！」
「對，」安德魯說，「在蘇黎世和日內瓦準備的辦公室就要運行了。下個月中旬，我過去把那邊的事情理順。」
「為什麼選那兒？」郭鏗皺了皺眉，「在紅空或者三家坡不行？離國內近，溝通也方便。」
「不行。紅空和坡縣雖然金融發達，但它們有一個致命的問題——圈子太小。」
安德魯轉過頭，「你知道華爾街上那些交易員下班之後幹什麼嗎？喝酒，參加派對，打高爾夫。在這些場合，他們聊天，交換信息。」
「嘿，你知道嗎，最近有個開曼SPV在大量買入次貸CDS。是嗎？哪個機構的？不知道，但已經掃了五六個億的面值了。有意思，幫我查查是誰。」
「然後呢？」郭鏗問。
「然後，」安德魯說，「就會有人開始拼圖。他們會發現，有六七個不同的開曼SPV，在不同的投行買入相同類型的CDS，而且買入的時間和規模呈現出某種規律性。他們會開始懷疑這些SPV是否屬於同一個實際控制人。他們會開始調查這些SPV的註冊信息、董事名單、資金來源。」
「一旦他們確定了你的身份，知道了你的真實意圖，你就會失去所有優勢。市場會開始與你博弈，交易對手會提高對你的報價，監管機構可能會開始關注你的頭寸。你的整個計劃，就會暴露在陽光下。」
「紅空和坡縣的金融圈也一樣，甚至更小。因為小，所以更容易追蹤。你今天在一家投行做了一筆大額交易，明天全城的交易員都會知道。你藏不住的。」
安德魯把雙手撐在桌面上，身體微微前傾，「畢竟，在華爾街，在金融圈，信息就是金錢。每一個交易員、每一個銷售、每一個分析師，都在不斷地收集和交換信息。最隱蔽的地點不是藏在暗處，而是藏在明處的噪音里。」
郭鏗沉默了一會兒，「那蘇黎世和日內瓦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不一樣，」安德魯說，「那邊，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生態系統。」
他拿起桌上的水瓶，擰開蓋子，喝了一口，然後開始解釋。
「首先，瑞士的私人銀行體系有著數百年的保密傳統。雖然近年來迫於國際壓力，瑞士銀行保密法有所鬆動，但對於合法的資產管理活動，瑞士仍然提供了極高的隱私保護。」
「你的SPV通過瑞士私行開設帳戶、進行交易，銀行的客戶經理不會追問你的資金來源和交易策略，那不是他們的文化。」
「其次，」他繼續說，「瑞士的金融市場監管體系與丑國和腐國不同。那邊的金融市場監管局對對沖基金活動和衍生品交易的監管相對寬鬆，沒有丑國那種13F公開披露制度，也沒有腐國FSA那種對大頭寸的主動詢問。你的SPV在瑞士進行操作，基本上處於監管的盲區。」
「還有，地理位置的隔離。蘇黎世距離紐約六千公里，時差六小時。你在蘇黎世下單的時候，紐約的交易員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你不會在酒吧里偶遇高盛的CDO交易員，不會在健身房裡碰到摩根史坦利的銷售總監。物理距離帶來的信息隔離，是任何技術手段都無法替代的。」
他放下水瓶，「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瑞士的金融生態系統中，存在著大量的家族辦公室和離岸SPV。管理幾億歐元資產的私人投資實體，在蘇黎世和日內瓦數以千計。你的六個SPV混在其中，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不會引起任何人的特別注意。」
郭鏗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所以，你選擇瑞士，不是為了躲監管，而是為了躲華爾街的信息網絡？」
「對，」安德魯笑道，「其實監管根本不是問題。現在，我們做的這些，在本質上是一個三不管地帶。」
「CFTC管不著，SEC管不了，美聯儲不想管。沒有任何法律規定你必須披露你的CDS頭寸。你買五十億面值的次貸CDS，沒有任何監管機構有權要求你報告這筆交易。」
說到這兒，他加重了語氣，「真正需要防範的，不是政府，而是華爾街自己的信息網絡。那些交易員、銷售、分析師之間的八卦和情報交換。那才是最致命的。」
郭鏗沉默了一會兒，「那你怎麼保證，在瑞士就不會被泄露？」
「不能完全保證，」安德魯坦率地說，「但可以把風險降到最低。只要遵守幾個紀律，就能最大的保證不被發現。」
「比如，訂單流碎片化。每個SPV每次只買兩千萬到五千萬美刀面值的CDS，分拆成多筆、跨多周執行。寧可多付幾個基點的滑點，也不要讓任何一個交易員覺得有頭鯨在掃盤。」
「比如，製造合理的偽裝故事。對每個投行的prime desk，你的SPV走的是多元化信貸組合或者收益率增強策略或者歐洲機構客戶的尾部對沖需求這套敘事。」
「再比如，現金抵押品用國債，別用現金。用短期美債做CDS的抵押品，可以減少現金流異常的嫌疑。投行也更喜歡這種方式，不會觸發反洗錢的大量現金進出警報。」
他靠在椅背上，手指點著，「這些紀律，只要嚴格執行，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被華爾街的信息網絡反向追蹤。」
「團隊呢？」
「三個人。」安德魯指著自己，「我，一個交易執行，一個合規兼文書。足夠了。人越多，泄密的風險越大。三個人，各司其職，互不打聽對方的全部信息。交易執行只知道下單，不知道整體策略；合規文書只管文件和流程，不知道頭寸的具體分布。只有我一個人掌握全局。」
郭鏗聽完，看著安德魯，像是在重新審視這個人。
在他的印象里，安德魯一直是個隨性的人，愛開玩笑，愛喝酒，愛泡酒吧，喜歡用各種奇怪的比喻來形容事物。
但此刻，當他談起這些操作細節的時候，他的語氣是冷靜的、精確的、不帶任何感情的，像一個外科醫生在描述一台手術的步驟。
「你好像對這個很擅長。」郭鏗說。
安德魯笑了笑，「我在華爾街幹了十二年。如果你在那個環境裡待久了，你就會學會這些東西，怎麼隱藏自己的意圖，怎麼不被別人看穿，怎麼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裡生存。」
「而李樂，比我更擅長這個。他天生就懂得怎麼讓別人低估他，怎麼在別人的注意力之外行動。我只是把他的想法翻譯成了具體的操作方案。」
郭鏗站起身，在辦公室里踱了幾步。
「好吧，」他說，「蘇黎世和日內瓦的辦公室，還需要什麼支持？」
「暫時不需要，」安德魯說，「那邊的辦公室已經準備好了，人員也到位了。我過去之後，主要是建立與當地私行的合作關係，開通交易通道，把一部分SPV的帳戶遷移過去。」
「唯一需要的，可能就是偶爾有人過來簽個字、開個會。但這些都可以通過現有的旅行安排來解決，不需要額外的資源。」
「那你自己小心。」
「放心，」安德魯笑了笑，「我這個人，最大的優點就是低調。」
郭鏗轉過身，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一撇，「你？低調？你上次在麟州的酒桌上，一個人喝了半斤白酒，然後站在桌子上唱馬赫瑞特維歐狗昂，這叫低調？」
「那次是例外。再說了，那是私人場合，不影響。」
「行行行，」郭鏗擺了擺手，「走吧，夜宵，邊吃邊說。」
「吃什麼？」
「吃雞。」郭鏗說著，朝門口走去，「雞煲。在北面水庫那兒，找到一家做雞不錯的大排檔，不過在人家村子裡，去晚了就沒有了。一天就十隻雞。」
安德魯跟在後面，兩人穿過那排閃爍的顯示器，走過那扇需要指紋識別的金屬門，走出了那棟外表平平無奇的廠房。
車子緩緩駛出工業園的大門，拐上通往北面水庫的公路。路兩旁的行道樹在車燈的照射下投下斑駁的陰影，偶爾有一輛貨車呼嘯而過，車燈晃得人睜不開眼。
「對了，這個計劃，你估計什麼時候結束？」郭鏗一打方向，問了句。
安德魯想了想。「目前的資金儲備，加上後續可能產生的利潤回流，保守估計，兩年。如果市場在兩年內崩盤，我們有足夠的彈藥。如果超過兩年……」他停了一下，「那就需要重新評估了。」
「兩年。」郭鏗重複了一遍這個數字，「也就是說，如果後年之前市場還沒崩，我們就得考慮撤退了？」
「差不多，」安德魯說，「但根據我的判斷，市場撐不到後年。明年上半年，最遲後年上半年，一定會出大問題。屆時，我們手裡的CDS會價值飆升，股票空頭會帶來巨額利潤，看跌期權會變成實值期權。那時候，就是我們收穫的季節。」
「就是苦了我這個管錢的。今天拆東牆補西牆，明天挪南牆補北牆，哪天要是牆倒了，第一個砸死的就是我。」
「你不是泥瓦匠麼？」安德魯調侃道，「泥瓦匠還怕牆倒？」
「泥瓦匠怕的是牆倒了自己還被埋在底下，我給你說.....」
郭鏗正要開口說些什麼，口袋裡的手機忽然顫了顫，他把車停到路邊，掏出來，看了一眼，眉頭微微一挑，然後嘬了嘬牙花子，發出一聲意味不明的「嘖」。
安德魯注意到，「怎麼了？」
郭鏗嘆了口氣，「李樂問我，在燕京認識開卡丁車場的朋友麼？」
安德魯眨眨眼，「窩特？」
。。。。。。
人多力量大。教務處幾個人零打碎敲的，花了一個多星期，把189在校生的電子檔案建了起來。
雖然略顯簡陋，查詢起來也沒那麼方便，但終究是個進步。而對於李樂來說，則是默不作聲的掌握了第一手的原始資料。
燕園社系的「破廬」，李樂從兜里掏出一沓零錢，數了兩百六，拍在桌上。
張曼曼伸手拿起來，「tuo！」
搓了搓手指頭，不緊不慢的數了數，然後折好，塞進外套內側的口袋裡，拍了拍。
再拿起桌上的移動硬碟，插到電腦的USB接口上。
「噫~~~~~」李樂看著，嘀咕道，「你這人，不給你錢不幫忙是吧？」
「那不能夠，不過，一帳一清。最近花銷比較大。」
「咋？」李樂伸手去拿桌上的暖壺，給自己倒了杯熱水。
「聞老師他爸媽來燕京了。你總得表現表現吧？」張曼曼轉過臉來看李樂一眼，「見面禮得拿得出手。逛街逛景點買門票，吃吃喝喝的你不能讓聞老師掏錢。」
李樂放下杯子，小道，「想娶人家閨女，可不就得這樣。怎麼著？」
張曼曼一撇嘴，「哥們兒我是誰？」
「我只一眼就看出，聞老師她媽當家做主，他爸就是個打醬油的，隨即調轉主攻方向.....總之，我對我媽都沒這麼孝順過。」
「成果如何？」
「討論了倆家家長在明年見面的議題。」
「沒給你說房子車子票子？」
「說了，我說我爸準備了三十萬，在燕京買房，不過聞老師她媽說，兩邊湊個好，一人一半，公平合理，誰也不吃虧，還有再陪嫁一輛二十萬以內的小車。」
李樂眉毛微微一挑，「喲，這下，倒是讓你撈著了。」
張曼曼露出一口白牙，「那可不，江浙滬獨生女的含金量，這不就體現出來了？不過聞老師的意思，可以等學校的福利房。」
「可拉倒吧，學校那福利房，多少人都盯著呢 ，輪到聞老師這個年限，還不知道猴年馬月的。」
「嗯，倒也是，」張媽慢轉過身，點了幾下滑鼠，屏幕上彈出一個文件夾，裡面排列著十幾個Word文檔和Excel表格。他把移動硬碟里的一個文件夾拖到桌面上，有點開幾個文檔看了看。
「嘖嘖嘖，夠簡陋的。」
「知足吧，這都是一點點兒輸進去的，要不然還是紙質的。」
「你這三千多個樣本量......」張曼曼劃拉著。
「咋？」李樂把椅子往前挪了挪，湊近了屏幕。
張曼曼指了指，「我先跑一遍描述統計和卡方檢驗，把畫像做出來。不過你的樣本量偏小，按現在這個量，最後最多也就搞到兩三百個有效樣本。做定性研究夠用了，做定量分析還是會有點吃力。」
「也行，你先弄，這個只是數據支撐，後面，還有的弄。」
「不過，」張曼曼說道，「我總覺得，你把這個當畢業論文，是給自個兒選了個坑。」
「怎麼說？」
「你想想，如果你選網絡社會、線上社群、虛擬身份，這些方向多好，數據都是現成的，案例也好找，理論也好套，什麼都熟悉，場域和資本、擬劇論、嵌入性.....隨便挑幾個就能撐起一片。而且這些東西新鮮，時髦，同行喜歡看，期刊願意收，坐起來，那叫一個順風順水順水推舟順其自然的。」
張曼曼指著那些檔案，「哪怕你要是選個消費主義視野下的城市青年生活方式，去商場發幾百份問卷，回來做個因子分析，選獨生子女一代的家庭觀念變遷，回家跟親戚朋友聊聊天，再找幾個同學做做訪談，也能湊一篇出來。」
「可你選這個，要做的這個田野，不是虛擬社群，是真實的人。他們沒有精準的點讚數據，沒有清晰的社交網絡圖譜，他們的場域是教室、是操場、是校門口那條街。」
「他們的資本是一技之長或者乾脆什麼都沒有。你研究這些東西，寫出來的東西大概不太好看。真實的東西，往往不太好看。」
李樂聽了，只是摸了摸下巴，「嗯，還有呢？」
「那我再說個實在的，」張曼曼看向李樂，「你做的這個選題，是在跟階層再生產、教育篩選、社會流動這些事兒打交道。」
「你要是做得淺了，那就是一鍋隔夜粥，各路大仙早就研究過的東西，你要是做得深了，你可能會看到一些不太讓人痛快的東西，比如，有些孩子是怎麼被家庭和學校一起放棄的，有些標籤是怎麼貼上就撕不下來的。畢竟，真實的東西，往往不太好看。
「但能做出來，它才有分量。」李樂沉默了一會兒，說道，「你覺得惠老師能讓我這麼容易過關？」
張曼曼愣了一下，然後嘆了口氣。「倒也是，也就是你，還能在惠老師手底下過幾招。」
「不過，那你覺得，從田野調查的方法和理論視角，這塊主要應該怎麼弄？」
李樂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我想用污名認同與抵抗作為核心框架，但把它拆成兩個維度：內化和外化。」
「怎麼說？」
李樂回，「內化，就是學生自己怎麼看待自己。他們是否接受了社會給他們貼的標籤？是否認為自己不行、沒出息、廢物或者邊角料這種內化的污名，會影響他們的自尊、自我效能感、以及對未來的期望。」
「外化，就是他們怎麼回應外界的偏見。是選擇否認，我不是壞學生，我只是不適合應試教育？還是選擇社會比較，你們上高中有什麼了不起，畢業了還不是給人打工？還是選擇重建自我概念，我雖然學習成績不好，但我動手能力強，我有自己的特長？」
「這三種應對策略，並不是互斥的。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情境下，可能會採取不同的策略。」
張曼曼點點頭，「所以，你的田野調查，不能只看他們說出來的話，還要看他們沒有說出來的話，看他們在不同情境下的行為變化，看他們之間的互動模式。」
「差不多，」李樂抬手，在那堆文件里，點了一個，屏幕上彈出一個新的頁面，裡面是一張表格。
「這是我幫你的觀察記錄表，」他說，「分了幾個維度：言語表達、行為表現、社交互動、情感反應。每個維度下面有幾個具體的觀察指標，你幫我瞅瞅，看看哪些需要調整。」
張曼曼湊近了屏幕，仔細看著那張表格。
表格設計得很細緻，每個維度下面都有具體的觀察點和記錄示例。
比如「言語表達」下面，有「對自己身份的稱呼」、「對學校的評價」、「對未來的描述」等條目。
「行為表現」下面，有「課堂參與度」、「作業完成情況」、「課外活動的參與意願」等條目。
「這份表格，我打算先用著，」李樂說，「等進了田野，根據實際情況再調整。反正觀察記錄這個東西，一開始總是粗糙的，慢慢磨，慢慢調，才能找到最適合的工具。」
張曼曼的目光在表格上又停留了一會兒，然後抬起頭，「那反學校文化這一塊呢？」
李樂在鍵盤上敲了幾下，屏幕上換了一個頁面。
「反學校文化這一塊，我計劃關注兩個方面，一是學生對規則的對抗，二是學生對秩序的維護。」
「這兩個看起來矛盾，但實際上是一體兩面。」他說，「學生對抗的是學校強加的規則，上課不許說話、不許遲到早退、必須穿校服、必須完成作業。但他們同時也在維護另一種秩序，他們自己的秩序。」
「比如，班級里可能有某種不成文的規矩：不能告密，不能討好老師，不能太裝。這些規矩不是學校規定的，是學生自己形成的。違反這些規矩的人，會受到群體的排斥甚至欺凌。」
「所以，反學校文化，不是簡單的破壞一切，而是一種選擇性破壞，破壞他們認為是壓迫性的規則，維護他們認為是正義的秩序。」
張曼曼若有所思，抬起頭問道，「那階層再生產和社會流動這一塊呢？」
李樂又敲了幾下鍵盤，屏幕上出現一段段摘錄和批註。
「這一塊，我的意思是關注兩個概念。一個是斷頭路，一個是次級勞動力市場。」
「在咱們社會的語境裡，職業教育常被視為階層流動的斷頭路。」
「你上了職業學校，就意味著你基本上告別了高等教育，告別了白領工作，告別了向上流動的主要通道。你未來的出路，大概率是工廠的流水線、服務業的一線崗位、或者自己開店做小生意。」
「這些崗位，這些次級勞動力市場，工資低、穩定性差、晉升空間有限、社會保障不足。與之相對的，初級勞動力市場則是那些工資高、穩定性好、晉升空間大、社會保障完善的崗位。」
張曼曼看著李樂，「可你知道這兩個市場之間的壁壘有多高嗎？」
「很高。」李樂說，「非常高，這個壁壘不是在大學畢業之後才出現的，而是在初中畢業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你考上高中，你就站在了初級勞動力市場的門檻上，你沒考上高中，你就被推向了次級勞動力市場的入口。」
張曼曼說道，「照你這個思路看，職業教育可能根本不是教育，而是分流機制，或者，是一種篩選，深層功能，是確認並鞏固社會分層。也就是在制度層面，認定他們不需要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篩選出來，送進次級勞動力市場的預備隊。」
「而這些，這就是你這個田野調查的核心？」
李樂聳聳肩，「我那個選題的核心，是這樣一種環境裡，那些被確認的學生，他們怎麼看待自己，怎麼理解自己所處的處境，怎麼應對來自外界的偏見，以及他們是否會發展出一種獨特的抵抗。」
「抵抗可能發生在完全不同的層面。」張曼曼回了句，「比如我們剛才說的分層功能，如果學生完全接受這種安排，那他們就會變成一種自願的服從者，把職業教育理解為社會地位的自然延續。但如果有學生不接受呢？他們會怎麼樣？」
李樂想了想，「他們可能會發展出一種反向的價值體系，既然主流社會認為我們是沒有前途的人，那我們就在這個圈子裡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價值標準。」
「這是一種對主流價值體系的顛倒和嘲弄，它看起來像是抵抗，學生通過拒絕主流標準來維護自尊。但從長遠來看，這種抵抗並沒有改變他們的社會位置，反而讓他們更牢固地被鎖定在了這個位置上。
「但是......」張曼曼慢慢開口，「這真的是一種自由選擇嗎？」
「我覺得，自由選擇的前提是選項存在，」李樂說，「如果一個人面前只有一條路，那他走這條路的時候，怎麼判斷這是出於自由意志，還是別無選擇？」
「當一個學生來自單親家庭、經濟拮据、初中成績墊底，他的『選擇』——比如放棄學業、混社會——到底是他『選擇』了這條路，還是這條路本身是他僅有的『出口』？」
張曼曼從口袋裡摸出煙盒，抽出一支點上，深吸了一口，煙霧上升，散開，像某種緩慢進行中的思想過程。
「那家庭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關鍵角色。」李樂說，「家長的期望、家庭的資源、家庭的文化資本，都在影響著學生的選擇和發展。」
他又敲了幾下鍵盤，屏幕上出現了一個新的頁面。
「你看這個，」他指著一段文字，「這是之前社科院做的一個關於布迪厄的文化再生產理論的一個應用，家長的受教育程度、職業地位、收入水平，直接影響著他們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和教育投入。」
「高學歷、高收入的家長，更傾向於讓子女走學術教育的道路，因為他們知道這條路的價值，也有資源支持子女走這條路。低學歷、低收入的家長，雖然也希望子女能出人頭地，但當子女在學業上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們往往缺乏有效的干預手段，只能接受分流的結果。」
「而且，」李樂揮揮手，「在這個過程中，家長還會把自己的焦慮和失望傳遞給子女。」
「我辛辛苦苦供你讀書，你就考了這麼點分？你看看人家誰誰誰，考上了重點高中，你呢？這些話，聽起來是督促，實際上是一種工具性污名，把子女的學業失敗等同於個人的失敗，進而用這種失敗來規訓子女的行為。」
「那符號性污名呢？」張曼曼問。
「比如，職校生都是壞孩子、技校生沒前途、中專職校生就是來混日子的......這些印象，通過媒體、通過鄰里議論、通過親戚朋友的閒聊，滲透到家庭的日常生活中。」
「家長在這種話語環境中生活，不知不覺也會受到影響。他們可能嘴上不說，但心裡會覺得，自己的孩子上了職校，是一件丟人的事情。這種羞恥感，會轉化為對子女的更嚴格的管控、更頻繁的嘮叨、更強烈的失望。」
李樂停了一下，端起杯子，喝了口水。
「所以，家庭情境下的污名傳遞，是一個雙重過程，一方面是工具性的。家長用學業失敗來規訓子女的行為，另一方面是符號性的。家長在社會評價的壓力下，不自覺地將污名內化，然後再投射到子女身上。」
聽到這兒，張曼曼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天花板上那盞昏黃的吊燈上，沉默了好一會兒。
「那學生的心理狀態呢？」他問，「長期的學業挫敗感，會導致什麼樣的心理變化？」
李樂手一攤，「我覺得，應該從習得性無助這個概念來看，塞利格曼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提出的理論框架，後來被應用到教育心理學領域。」
「簡單來說，就是當一個學生反覆經歷失敗，並且認為這些失敗是無法控制的、不可避免的，他就會產生一種無論我怎麼努力都沒用的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會導致他放棄努力，放棄嘗試，甚至放棄對自己的信心。」
「而在職業技術教育學生中，這種習得性無助是非常普遍的。他們中的很多人，在小學、初中的時候，就已經經歷了無數次考試失敗的打擊。他們試過努力，試過補習，試過熬夜背書，但成績始終沒有起色。久而久之，他們就會形成一種我就是不行的自我認知。」
「這種自我認知，會轉化為自我放棄，他們不再相信自己能夠改變現狀，所以選擇了放棄。」
張曼曼點了點頭，「那這種自我放棄，和失范行為之間有什麼關係？」
「關係很大。」李樂說，「當社會倡導的目標，比如考上好大學，找到好工作，和實現這些目標的制度化手段，比如努力學習，考高分，之間存在斷裂的時候，個體就會產生失范狀態。」
「對於職業技術教育學生來說，社會告訴他們要努力，但他們的努力並沒有帶來預期的回報。於是，他們開始質疑這個系統的合法性，開始尋找其他的方式來獲得尊嚴和認同。」
「但從學生的角度來看，這些行為是他們在這個對他們不友好的系統中，為數不多的能夠獲得掌控感和滿足感的方式。」
「所以.....」張曼曼盯著李樂，「你的意思，失范行為，不僅僅是一種問題行為，更是一種『應對策略。一種對結構性壓力的消極抵抗，那這種抵抗，有意義嗎？」
「從短期來看，有意義。」李樂笑道，「它能讓人獲得即時的心理滿足，緩解焦慮和挫敗感。但從長期來看，沒有意義。因為它並不能改變處境，反而會強化社會對他們的負面刻板印象，讓他們陷入更深的困境。」
「這就像一個陷阱，」他說，「你越掙扎，陷得越深。但你不掙扎，就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陷下去。」
屋裡靜了靜，張曼曼的目光看向窗外。
冬天的天黑得早，外面的燈還沒亮。
「所以，」他說，聲音有些低，「這是一個死結。」
「也不完全是。」李樂說，「死結的意思是解不開。但這個結，是可以解的。只是解開它，需要的時間很長，需要的資源很多，需要的努力很大。」
「怎麼解？」
「讓人看到希望。一個人只要有希望，就能忍受眼前的苦難。但如果連希望都沒有了，那他就真的完了。」
兩人沉默了一會兒。
窗外，燈終於亮了，橘黃色的光灑在玻璃上，映出一片朦朧的光暈。一輛自行車從窗下騎過，鏈條發出「咔咔」的聲響，漸漸遠去。
李樂的屁股忽然有節奏的抖起來。
「噗」
掏出手機，看了一眼屏幕，來電顯示是「余穗」。
他按下接聽鍵，「餵？」
那邊傳來余穗的聲音，帶著風噪聲，中間還夾著幾聲急促的喇叭，在背景音里一閃而過。「李哥，上次欠你的錢，今天晚上就能給你。」
「這麼快？」李樂問。
「二坤那邊去錢柜上班了，這個月的工資剛發，你現在在哪兒？」
李樂想了想，「我在學校，這樣吧，我去你家鑰匙店，你在哪兒等我，可行？」
「行，那到了你給我打電話。」
余穗掛了電話，李樂把手機放到桌面上。
張曼曼問：「誰？」
「就那個姑娘。」李樂說，「夜市賣啤酒那個。之前她朋友出了點事，我墊了醫藥費，說要還我錢。」
「你倒是管得寬。」
「那怎麼辦呢，」李樂把手機揣回兜里，「遇上了，總不能不管。」
「你......不會.....噫，看不出來啊，李樂，你個濃眉大眼兒的，竟然也.....你這剛結婚，還妹七年呢，就......你對的起富姐麼，你對得起娃麼，你對的起我.....」
「滾，想什麼呢，我特麼就和你，也不可能。」
「誒，那就.....誒？誒！！」
「你打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