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4章 教授的風采
第674章 教授的風采
雪鐵龍在巴黎冷雨中穿行，林燃不由得想起聽聽那冷雨。
他剛到香江時，接受採訪就引用了《聽聽那冷雨》中的內容，在這個時空，他見過巴黎的春夏秋冬，但卻只見過華國的冬。
思緒被聚焦在這個點的時候，不由得讓他感到悵然若失。
車內很安靜。
車裡坐著的除了司機外，還有珍妮和法蘭西的外交部長莫里斯·舒曼。
兩人都在思考剛才林燃的講話。
珍妮思考的是歐洲的反響，畢竟演講稿她在飛機上就看過了。
莫里斯·舒曼則是單純思考內容本身。
車窗外，路燈的光影在積水的玻璃上拉出長長的弧線。
莫里斯·舒曼他轉過身看向後排的林燃，「教授，我代表巴黎乃至全法蘭西的民眾歡迎您的到來。」
「在得知是你代表阿美莉卡出訪法蘭西之後，從學術界到娛樂圈，從上流社會的名媛到普通民眾們，都陷入了一種狂熱的期待。」
「哪怕是左岸最激進的青年們，他們也渴望您的到來。」
舒曼操著一口流利的德語，哪怕他知道林燃只能看到他的側臉，他也儘量讓自己的表情顯得莊重而認真，職業外交官的素養一覽無餘。
林燃聽著對方的吹捧，在想馬克Long在華國是否受到的就是這種待遇？
畢竟如果說亨利·基辛格只是在故鄉被遺忘這麼輕微，馬克Long就是在故鄉被嫌惡。
在蜀都的時候，熱情的蜀都民眾給他的禮遇堪比天王巨星了，詹姆斯來也就這樣了。
「這種期待，我們在之前的任何一位白宮官員身上都未曾見過。」
「以往華盛頓派來的人，要麼是麥克納馬拉式會計，要麼是馬基雅維利信徒。」
「他們都擅長計算，麥克納馬拉擅長計算可以計算的那部分，基辛格擅長計算無法計算的那部分。」
「我們禮貌地接待他們，但內心深處，我們視他們為技術工種，是華盛頓權力體系的組成部分，但作為人的部分，他們乏味且單調。」舒曼接著說道。
這段話讓林燃想起對方的背景。
在來的飛機上，白宮的官僚團隊們給林燃做過詳細介紹，關於每一位他可能打交道的高官，橫跨法蘭西、蘇俄、南越、北越等等。
其中舒曼是繞不開的名字，對方除了外交官之外，也是一位哲學家，一生中撰寫了大量關於哲學、歷史和聖女貞德的文章。
舒曼的哲學集大成之作《焦慮與確定性》探討了現代人在技術理性壓迫下的生存狀態，哲學思想和法蘭克福學派高度重合。
他認為焦慮是現代人的底色，而確定性不再來自於科學數據，而是來自於對他人的責任感和對超越性價值（神性或真理）的追求。
另外舒曼是一位在薩爾蘭和德意志都生活工作過的猶太裔。
在法蘭西的視角里，舒曼和林燃天生有共同話題。
至於莫里斯·舒曼會坦誠批評白宮高官，並不奇怪，一方面這並不是多麼誇張的批評，這比法蘭西的媒體批評麥克納馬拉和基辛格的程度要低得多。
法蘭西報紙嘲諷麥克納馬拉：「第一步是測量所有容易測量的事物。只要邏輯推演到極致，這當然是正確的。第二步是忽略那些難以測量的事物，或者隨意賦予它們一個量化值。這是人為的，也是誤導性的。第三步是假設那些難以測量的事物並不重要。這是故意視而不見。第四步是說那些難以測量的事物根本不存在。這是自殺。」
嘲諷基辛格：「還在推崇19世紀的梅特涅主義，內心深處充斥著極其幼稚、
自負且具有毀滅性的英雄主義幻想。」
另一方面，在私下場合用直白但克制的語言表達對白宮官僚的不滿，其實是一種拉近距離的技巧。
「但教授，您和他們都截然不同，在白宮那些官僚身上，我們只能看到利益；在您身上，我們看到了文明的格局。」
「您在機場發表的道歉，能讓我們後續依然保持盟友關係，並提供極大程度的幫助。」
「您在機場所提倡的普世價值，也會成為我們面對蘇俄的有力武器。」
「不得不說，福特總統選擇由您擔任全權特使，是他上任後最正確的一個決定。」
林燃的餘光注意到了窗外掠過的方尖碑，他說道：「霍克海默教授和阿多諾先生當年在書中悲觀地預言，技術理性的擴張終將導致文明的異化。」
「我不這麼認為，我認為是生產力的增長導致了文明的異化。」
「遠古的氏族社會，到近代的封建社會，大家都差不多一樣，一直到近代，資本主義才誕生出康米這樣的產物。」
「是因為生產力足夠了，足夠讓人類去做一些探索。」
「蘇俄做的不錯不是嗎？」
「他們能成為冷戰陣營的領頭羊，能把輻射範圍擴張到半個地球，能在自由陣營的精英大腦中占據一席之地。」
「這說明，異化出來的康米還是有可取之處的。」
「生產力能支撐起它的存在。」
「未來文明必然會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衍生出更豐富的形式。」
「不僅僅是資本主義和康米這麼簡單。」
「也許會有機器管理人類的國家出現。」
「所以我今天在機場說的那些普世價值和基本人權，其實沒那麼玄乎。」林燃笑了笑，語氣很誠懇，「它就像是一個安全網。生產力只會一直向前發展，誰都沒有辦法讓世界回到過去那種慢節奏的時代。」
「我們需要有一些基本的規則，就像牛頓運動定律那樣的基礎規則。」
「我們要告訴企業，你可以讓人幹活，你可以追求利潤，但你得有個底線，你不能把人徹底當成沒感情的物件。我們要把人這個詞，重新寫回這個世界的運行規則里。」
「只要大家都認這套規矩，那麼不管是蘇俄還是我們，就得先學會把人當人看。這樣，文明才會繼續往前進。」
「我們和康米陣營，都是地球這個文明下面的集合。」
「大家都要推動這個文明組成的最基本元素，也就是人，過得更好。」
「1817年羅伯特·歐文最早提出8小時勞動，8小時娛樂，8小時休息，在當時每天工作14到16小時的工業革命背景下，壓根就不可能。」
「生產力的進步會改變一切。」
「1886年芝加哥乾草市場事件，也就是五一的由來，工人們用流血犧牲換取了社會對縮短工時的關注。」
「亨利·福特在1914年宣布，福特汽車將工時從9小時減至8小時。」
「1919年國際勞工組織通過了第一號公約，正式將每日8小時、每周48小時確立為工業界的國際標準。」
「亨利·福特在1926年再次領先時代，宣布全公司實行五天40小時工作制。」
「羅斯福新政期間，阿美莉卡通過了《公平勞動標準法》，規定每周工作超過40小時必須支付加班費，這在法律層面變相強制了雙休的普及。」
「二戰後隨著馬歇爾計劃，西歐國家也陸續普及了雙休。」
「這個標準一直在提高，在擴散。」
「這樣的擴散不僅僅局限在自由陣營，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僅四天，就簽署了《八小時工作製法令》，蘇俄在前幾年也普及了雙休。」
「無論是在大洋這邊，還是在易北河的那頭，我們都必須承認一個基本事實：人是文明最不可簡化的單元。」
「這種標尺不是靜止的，它是文明在不斷自我修正中留下的刻度。」
「既然我們雙方都宣稱自己代表著更先進的未來，那麼衡量這種先進的最重要標準，就是看我們能讓基本單元活得有多體面。」
「這套標準的每一次提高，都是人類在對野蠻進行的蠶食。從十六小時到八小時，從周休一日到雙休，文明的厚度就是由這些看似微小的閒暇堆砌而成的。」
「我希望讓全世界明白：普世價值不是幾句空洞的口號，而是這套不斷上漲的成本。
我們要把這種對人的尊重，設定成誰也無法單方面降級的標準。」
「只要這個標準還在提高，文明就在前進。如果蘇聯人想要證明他們的制度更優越，那麼請他們在如何讓人活得更體面、更自由、更富有尊嚴這件事情上，與我們展開一場永無止境的競爭。
我們不能打核戰爭，但我們能開展一場關於誰能提供更高級的生活方式的博弈。」
舒曼聽著這段話，感受到對方恢弘的意志在狹窄的車廂內擴張。
他當然知道，在這套標準下，蘇俄必敗無疑，康米陣營最核心的合法性，就是宣稱自己是工人的天堂。
在自由貿易和市場競爭的加持下，自由陣營的生產力可以支撐這種奢侈的文明標準；但對康米來說，這無異於一場慢性的自殺。
至於不玩，那麼外星論壇會教莫斯科做人，內部的壓力會爆炸。
林燃的連環招之下，莫斯科只有一條路，那就是給OGAS鬆綁，把OGAS和華國都納入到康米陣營的大市場中來，自己只充當資源國。
通過數據的流動和市場的置換，來強行推高整個陣營的效率。
只有這樣，蘇俄才能勉強支付得起普世價值帳單。
珍妮問道：「你的這套標準確實能讓蘇俄難受。但別忘了，阿美莉卡國內的大公司，華爾街的資本家，他們真的會甘心接受這種不斷上漲的成本嗎？如果這種標準是不可逆的，那意味著我們也在給自己套上枷鎖。為了贏下冷戰而削弱自己的利潤，華爾街只看財報的傢伙，真的會讓你推行這套方案？」
「更糟糕的地方在於，現在阿美莉卡的經濟情況可不算好。」
「珍妮，其實你擔心的成本問題，對現在的阿美莉卡來說並不存在。」林燃笑了笑，「在物質層面的人權，也就是工時、假期、薪資這些硬指標上，我們早就已經走在前面了。我們不需要額外做什麼犧牲，因為我們的生產力早就消化了這些成本。」
「現在的局面是我們已經站在了高地上，手裡拿著已經寫好的劇本。我們要做的，不是去改變我們自己，而是利用這種標準差，強行逼迫蘇俄跟上我們的節奏。」
珍妮若有所思地問：「莫斯科會強調他們好的一面，阿美莉卡差的一面，我們該怎麼接招？」
「這正是我想要的回答。」林燃回答道：「如果他們提出，那我們就提出互相學習，提出要共同給民眾鬆綁。我們可以告訴全世界：這當然是好事！我們歡迎這種良性競爭。蘇俄可以學習我們的工資保障，而我們也可以學習他們的勞動力保障和醫療體系。」
「本身，福特總統就在當選後承諾過要繼續推動詹森總統的偉大社會。」
「但珍妮，你要明白鬆綁的後果。
阿美莉卡的民眾鬆綁後，釋放出來的是更強大的創新和消費欲望，因為我們的底層邏輯是市場和技術。而蘇俄的民眾一旦鬆綁，一旦他們不再被強制指令和義務勞動鎖在車間裡，一旦他們擁有了真正的閒暇和思考權，會發生什麼？」
「以及蘇俄能學我們的言論自由嗎？」
林燃沒有再說話，車裡陷入了安靜。
剛才的對話在舒曼的內心掀起了暴風雨，他很清楚，來自白宮的頂級戰略大師出招了。
他曾無數次在克萊貝爾大街的談判桌上與世界頂級頭腦博弈，他自詡見過權力的所有形態。
但此刻，他卻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
比起他接待過的基辛格，教授簡直就不是人。
法蘭西見過林燃的政治人物很少，蓬皮杜、戴高樂等等，舒曼只從蓬皮杜的□中聽過對方的風采。
可沒想到，對方的風采比他聽過的還要更誇張。
基辛格的現實政治讓盟友感到疲憊，因為盟友只是他平衡天平上的砝碼。
而林燃的邏輯卻讓舒曼意識到，全西歐都會感到被賦予了神聖使命。
這種戰略是馬基雅維利信徒基辛格一輩子也無法提供的。
車子穩穩地停在了克萊貝爾大街19號。
舒曼站在車門口目送林燃離開的眼神里除了敬畏，還多了幾分期待。
雪鐵龍在巴黎冷雨中穿行，林燃不由得想起聽聽那冷雨。
他剛到香江時，接受採訪就引用了《聽聽那冷雨》中的內容，在這個時空，他見過巴黎的春夏秋冬，但卻只見過華國的冬。
思緒被聚焦在這個點的時候，不由得讓他感到悵然若失。
車內很安靜。
車裡坐著的除了司機外，還有珍妮和法蘭西的外交部長莫里斯·舒曼。
兩人都在思考剛才林燃的講話。
珍妮思考的是歐洲的反響，畢竟演講稿她在飛機上就看過了。
莫里斯·舒曼則是單純思考內容本身。
車窗外，路燈的光影在積水的玻璃上拉出長長的弧線。
莫里斯·舒曼他轉過身看向後排的林燃，「教授，我代表巴黎乃至全法蘭西的民眾歡迎您的到來。」
「在得知是你代表阿美莉卡出訪法蘭西之後，從學術界到娛樂圈，從上流社會的名媛到普通民眾們，都陷入了一種狂熱的期待。」
「哪怕是左岸最激進的青年們，他們也渴望您的到來。」
舒曼操著一口流利的德語，哪怕他知道林燃只能看到他的側臉，他也儘量讓自己的表情顯得莊重而認真，職業外交官的素養一覽無餘。
林燃聽著對方的吹捧，在想馬克Long在華國是否受到的就是這種待遇？
畢竟如果說亨利·基辛格只是在故鄉被遺忘這麼輕微，馬克Long就是在故鄉被嫌惡。
在蜀都的時候，熱情的蜀都民眾給他的禮遇堪比天王巨星了，詹姆斯來也就這樣了。
「這種期待，我們在之前的任何一位白宮官員身上都未曾見過。」
「以往華盛頓派來的人，要麼是麥克納馬拉式會計，要麼是馬基雅維利信徒。」
「他們都擅長計算，麥克納馬拉擅長計算可以計算的那部分，基辛格擅長計算無法計算的那部分。」
「我們禮貌地接待他們，但內心深處，我們視他們為技術工種，是華盛頓權力體系的組成部分，但作為人的部分，他們乏味且單調。」舒曼接著說道。
這段話讓林燃想起對方的背景。
在來的飛機上，白宮的官僚團隊們給林燃做過詳細介紹，關於每一位他可能打交道的高官，橫跨法蘭西、蘇俄、南越、北越等等。
其中舒曼是繞不開的名字，對方除了外交官之外，也是一位哲學家，一生中撰寫了大量關於哲學、歷史和聖女貞德的文章。
舒曼的哲學集大成之作《焦慮與確定性》探討了現代人在技術理性壓迫下的生存狀態，哲學思想和法蘭克福學派高度重合。
他認為焦慮是現代人的底色，而確定性不再來自於科學數據，而是來自於對他人的責任感和對超越性價值（神性或真理）的追求。
另外舒曼是一位在薩爾蘭和德意志都生活工作過的猶太裔。
在法蘭西的視角里，舒曼和林燃天生有共同話題。
至於莫里斯·舒曼會坦誠批評白宮高官，並不奇怪，一方面這並不是多麼誇張的批評，這比法蘭西的媒體批評麥克納馬拉和基辛格的程度要低得多。
法蘭西報紙嘲諷麥克納馬拉：「第一步是測量所有容易測量的事物。只要邏輯推演到極致，這當然是正確的。第二步是忽略那些難以測量的事物，或者隨意賦予它們一個量化值。這是人為的，也是誤導性的。第三步是假設那些難以測量的事物並不重要。這是故意視而不見。第四步是說那些難以測量的事物根本不存在。這是自殺。」
嘲諷基辛格：「還在推崇19世紀的梅特涅主義，內心深處充斥著極其幼稚、
自負且具有毀滅性的英雄主義幻想。」
另一方面，在私下場合用直白但克制的語言表達對白宮官僚的不滿，其實是一種拉近距離的技巧。
「但教授，您和他們都截然不同，在白宮那些官僚身上，我們只能看到利益；在您身上，我們看到了文明的格局。」
「您在機場發表的道歉，能讓我們後續依然保持盟友關係，並提供極大程度的幫助。」
「您在機場所提倡的普世價值，也會成為我們面對蘇俄的有力武器。」
「不得不說，福特總統選擇由您擔任全權特使，是他上任後最正確的一個決定。」
林燃的餘光注意到了窗外掠過的方尖碑，他說道：「霍克海默教授和阿多諾先生當年在書中悲觀地預言，技術理性的擴張終將導致文明的異化。」
「我不這麼認為，我認為是生產力的增長導致了文明的異化。」
「遠古的氏族社會，到近代的封建社會，大家都差不多一樣，一直到近代，資本主義才誕生出康米這樣的產物。」
「是因為生產力足夠了，足夠讓人類去做一些探索。」
「蘇俄做的不錯不是嗎？」
「他們能成為冷戰陣營的領頭羊，能把輻射範圍擴張到半個地球，能在自由陣營的精英大腦中占據一席之地。」
「這說明，異化出來的康米還是有可取之處的。」
「生產力能支撐起它的存在。」
「未來文明必然會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衍生出更豐富的形式。」
「不僅僅是資本主義和康米這麼簡單。」
「也許會有機器管理人類的國家出現。」
「所以我今天在機場說的那些普世價值和基本人權，其實沒那麼玄乎。」林燃笑了笑，語氣很誠懇，「它就像是一個安全網。生產力只會一直向前發展，誰都沒有辦法讓世界回到過去那種慢節奏的時代。」
「我們需要有一些基本的規則，就像牛頓運動定律那樣的基礎規則。」
「我們要告訴企業，你可以讓人幹活，你可以追求利潤，但你得有個底線，你不能把人徹底當成沒感情的物件。我們要把人這個詞，重新寫回這個世界的運行規則里。」
「只要大家都認這套規矩，那麼不管是蘇俄還是我們，就得先學會把人當人看。這樣，文明才會繼續往前進。」
「我們和康米陣營，都是地球這個文明下面的集合。」
「大家都要推動這個文明組成的最基本元素，也就是人，過得更好。」
「1817年羅伯特·歐文最早提出8小時勞動，8小時娛樂，8小時休息，在當時每天工作14到16小時的工業革命背景下，壓根就不可能。」
「生產力的進步會改變一切。」
「1886年芝加哥乾草市場事件，也就是五一的由來，工人們用流血犧牲換取了社會對縮短工時的關注。」
「亨利·福特在1914年宣布，福特汽車將工時從9小時減至8小時。」
「1919年國際勞工組織通過了第一號公約，正式將每日8小時、每周48小時確立為工業界的國際標準。」
「亨利·福特在1926年再次領先時代，宣布全公司實行五天40小時工作制。」
「羅斯福新政期間，阿美莉卡通過了《公平勞動標準法》，規定每周工作超過40小時必須支付加班費，這在法律層面變相強制了雙休的普及。」
「二戰後隨著馬歇爾計劃，西歐國家也陸續普及了雙休。」
「這個標準一直在提高，在擴散。」
「這樣的擴散不僅僅局限在自由陣營，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僅四天，就簽署了《八小時工作製法令》，蘇俄在前幾年也普及了雙休。」
「無論是在大洋這邊，還是在易北河的那頭，我們都必須承認一個基本事實：人是文明最不可簡化的單元。」
「這種標尺不是靜止的，它是文明在不斷自我修正中留下的刻度。」
「既然我們雙方都宣稱自己代表著更先進的未來，那麼衡量這種先進的最重要標準，就是看我們能讓基本單元活得有多體面。」
「這套標準的每一次提高，都是人類在對野蠻進行的蠶食。從十六小時到八小時，從周休一日到雙休，文明的厚度就是由這些看似微小的閒暇堆砌而成的。」
「我希望讓全世界明白：普世價值不是幾句空洞的口號，而是這套不斷上漲的成本。
我們要把這種對人的尊重，設定成誰也無法單方面降級的標準。」
「只要這個標準還在提高，文明就在前進。如果蘇聯人想要證明他們的制度更優越，那麼請他們在如何讓人活得更體面、更自由、更富有尊嚴這件事情上，與我們展開一場永無止境的競爭。
我們不能打核戰爭，但我們能開展一場關於誰能提供更高級的生活方式的博弈。」
舒曼聽著這段話，感受到對方恢弘的意志在狹窄的車廂內擴張。
他當然知道，在這套標準下，蘇俄必敗無疑，康米陣營最核心的合法性，就是宣稱自己是工人的天堂。
在自由貿易和市場競爭的加持下，自由陣營的生產力可以支撐這種奢侈的文明標準；但對康米來說，這無異於一場慢性的自殺。
至於不玩，那麼外星論壇會教莫斯科做人，內部的壓力會爆炸。
林燃的連環招之下，莫斯科只有一條路，那就是給OGAS鬆綁，把OGAS和華國都納入到康米陣營的大市場中來，自己只充當資源國。
通過數據的流動和市場的置換，來強行推高整個陣營的效率。
只有這樣，蘇俄才能勉強支付得起普世價值帳單。
珍妮問道：「你的這套標準確實能讓蘇俄難受。但別忘了，阿美莉卡國內的大公司，華爾街的資本家，他們真的會甘心接受這種不斷上漲的成本嗎？如果這種標準是不可逆的，那意味著我們也在給自己套上枷鎖。為了贏下冷戰而削弱自己的利潤，華爾街只看財報的傢伙，真的會讓你推行這套方案？」
「更糟糕的地方在於，現在阿美莉卡的經濟情況可不算好。」
「珍妮，其實你擔心的成本問題，對現在的阿美莉卡來說並不存在。」林燃笑了笑，「在物質層面的人權，也就是工時、假期、薪資這些硬指標上，我們早就已經走在前面了。我們不需要額外做什麼犧牲，因為我們的生產力早就消化了這些成本。」
「現在的局面是我們已經站在了高地上，手裡拿著已經寫好的劇本。我們要做的，不是去改變我們自己，而是利用這種標準差，強行逼迫蘇俄跟上我們的節奏。」
珍妮若有所思地問：「莫斯科會強調他們好的一面，阿美莉卡差的一面，我們該怎麼接招？」
「這正是我想要的回答。」林燃回答道：「如果他們提出，那我們就提出互相學習，提出要共同給民眾鬆綁。我們可以告訴全世界：這當然是好事！我們歡迎這種良性競爭。蘇俄可以學習我們的工資保障，而我們也可以學習他們的勞動力保障和醫療體系。」
「本身，福特總統就在當選後承諾過要繼續推動詹森總統的偉大社會。」
「但珍妮，你要明白鬆綁的後果。
阿美莉卡的民眾鬆綁後，釋放出來的是更強大的創新和消費欲望，因為我們的底層邏輯是市場和技術。而蘇俄的民眾一旦鬆綁，一旦他們不再被強制指令和義務勞動鎖在車間裡，一旦他們擁有了真正的閒暇和思考權，會發生什麼？」
「以及蘇俄能學我們的言論自由嗎？」
林燃沒有再說話，車裡陷入了安靜。
剛才的對話在舒曼的內心掀起了暴風雨，他很清楚，來自白宮的頂級戰略大師出招了。
他曾無數次在克萊貝爾大街的談判桌上與世界頂級頭腦博弈，他自詡見過權力的所有形態。
但此刻，他卻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
比起他接待過的基辛格，教授簡直就不是人。
法蘭西見過林燃的政治人物很少，蓬皮杜、戴高樂等等，舒曼只從蓬皮杜的□中聽過對方的風采。
可沒想到，對方的風采比他聽過的還要更誇張。
基辛格的現實政治讓盟友感到疲憊，因為盟友只是他平衡天平上的砝碼。
而林燃的邏輯卻讓舒曼意識到，全西歐都會感到被賦予了神聖使命。
這種戰略是馬基雅維利信徒基辛格一輩子也無法提供的。
車子穩穩地停在了克萊貝爾大街19號。
舒曼站在車門口目送林燃離開的眼神里除了敬畏，還多了幾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