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5章 看不見的戰場【4K】
第315章 看不見的戰場【4K】
話說劉璋雖然被益州內部的親魏派說動，決定派遣張松前往鄴城結盟，但這個想法要實現卻沒有那麼簡單。
正所謂：少不入川，老不出蜀。
益州在富庶安逸的同時，地勢險峻也是出了名的。
在當下益州內部的人想要出川，基本上只能走兩條路線。
其一，便是向東順長江經三峽至荊州。
這條路線看似輕鬆，但風險卻是不小。
要知道三峽兩岸武陵山區山勢複雜，陸路幾乎不可行，使水路成唯一選擇。
然而三峽段的水流又十分湍急、礁石密布，僅豐水期可通航。
歷史上大名鼎鼎的「中流砥柱」便是在此處。
自秦滅巴蜀將益州納入中夏版圖，便不知道有多少先民在此船毀人亡。
至於出川的第二條路線則向北，走漢中。
穿越金牛道或米倉道後，再走子午道或褒斜道翻越秦嶺，便能抵達關中。
這也是成都與長安、洛陽之間最短的路線。
只是這條路線也不比三峽水路安全多少。
除了天險阻隔之外，還需穿越秦嶺與大巴山，穿越一連串的懸空棧道。
但凡走過一次北線棧道的人，恐怕都不想再走第二次。
不過話又說回來，出川北線曾經並沒有這麼艱難。
先秦時，從漢中走水路其實可以直達關中的，並且有兩條路可走。
一條是經故道水直抵右扶風郡陳倉縣；
另一條是沿漢水直達天水郡（漢陽郡）。
秦朝末年，韓信明面上遣周勃裝著修復褒斜道，暗中卻派遣樊噲延漢水出天水郡，抵達隴西；又命曹參經子午谷直抵長安，作為牽制力量，而韓信自己則親率主力經故道水攻克陳倉，一舉奪得關中。
是故，漢族的漢，不僅僅是漢朝的漢，更是漢中的漢，漢水的漢。
只可惜造化弄人。
《漢書》記載：
呂后二年正月（公元前186年）武都山崩，殺七百六十人。
山崩倒沒什麼，這場大地震最大的問題在於諸多滑坡阻塞了漢水，形成大量的堰塞湖，後堰塞湖西南方向決口，漢水從此向西南注入了嘉陵江。
原本屬於漢江上游的一些支流，就這樣硬生生逼進嘉陵江去了。
這便是歷史上的「嘉陵奪漢」。
從此以後寧強以西的漢水稱為西漢水，成為嘉陵江最大支流。
而堰塞湖東邊那段漢水河道只剩下乾涸的河床，再無水路可供舟船通行。而不遠處的嘉陵江卻由於山高谷深，水流湍急，無法通航。
從漢中到關中的便捷水路從此斷絕，令後來的諸葛丞相不得不六出祁山。
最終令諸葛丞相在五丈原不甘的留下一句「悠悠蒼天！」
想必諸葛亮臨死之際，應該也對漢初的那場大地震耿耿於懷吧！
至於後世鄧艾滅蜀的奇襲路線「隴南山道」其實是獸道，壓根不是人走的。
說真的，鄧艾那老頭能活著走完「隴南山道」在後世都算是個奇蹟。
只是如今的張松肯定是不敢走這條路線的。
至於北線張松就更不敢走了。
眼下漢中被張魯所占，乃是不折不扣的敵境，張松可不敢賭張魯的仁慈。
相比之下，東線的三峽水路雖然危險，但到底是個通道。
……
興平二年，八月甲辰日。
當船隻駛出西陵峽後，長江河道頓時轉向開闊平緩。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說的便是此景。
只一個日夜，張松所乘坐的船隻便從三峽東口順流直抵江陵城下。
傍晚，當張松踏上江陵城外的碼頭時，忍不住撫須而笑道：
「天險不及人險也！」
說罷他便灑脫的擺了擺手：「進城」
「喏！」
一眾僕役很快便將一箱箱蜀錦從船上卸下，驅車前往江陵城。
由於益州和荊州的關係不怎麼好，雖不至於像漢中那樣劍拔弩張，但也算不上朋友，所以這次張松並未公開身份，而是換裝匿跡，偽裝成蜀中的商隊在外行走。
如此一來，作為益州的拳頭產品「蜀錦」自然少不了。
毫不誇張的說，如今蜀錦的益州之外幾乎一直處於「有價無市」的狀態。
像張松這樣的蜀中商隊最是受荊州豪族、巨賈喜愛。
可謂「蜀錦開道，無往不利」。
事實也確實如此，張松在荊州的行動並沒有受到什麼阻礙。
要說唯一的阻礙，恐怕也就是荊州豪族巨商總想和他簽訂後續的交易。
若是能每年都能獲得一定的蜀錦份額，那就最好不過了。
為此張松不得不分出精力與這些人周旋，這才得以脫身北上。
出川之後，張松的路線就要簡單多了。
從江陵至襄陽，再由襄陽一路北上穿過南陽郡便可抵達潁川郡昆陽縣。
一路上輕騎簡從，張松不日便可抵達鄴城。
然而隨著張松深入荊州，他漸漸發現荊州也為鄴城的「國學」爭論不休。
……
其實早在魏哲於鄴城設立「知行書院」之前，劉表就已經幹這事兒了。
只不過他並沒有明著來，而是開立學宮，博求儒士。
隨後其更是任命荊州大儒宋忠偉「五業從事」，組織一眾大儒編撰《五經章句後定》，其目的就是效仿光武帝劉秀，設立新官學，
所以劉表雖沒有像當初的劉焉那樣使用天子乘輿，但他的那點心思荊州的聰明人早就猜出來了，否則也不會順水推舟勸其進位「楚王」。
而在魏哲於知行書院講學之前，荊州官學其實主要以批判鄭學為主。
尤其是在元駿上任徐州刺史，掀起了聲勢浩大的「長廊辯經」之後，荊州的主流觀點基本上就是【挺「陳」批「鄭」】，至少劉表是這樣的態度。
然而鄴城的「國學」一出，荊州官方學術觀點頓時就轉移了目標。
宋忠、綦毋闓等一眾大儒引經據典，對魏哲，為國學大肆批判。
襄陽學宮的千餘儒生也不甘其後，成為與知行書院學子對抗的主力。
一南一北，一古一今。
兩地的士人就這樣開始口誅筆伐，進行著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
而當察覺到這個情況之後，張松咂舌之餘也忍不住在襄陽止步不前。
不過宋忠等人只顧著批判魏哲，卻忽略了一件事。
那就是批判之前必須了解，否則如何做到有的放矢？
結果魏哲的「國學」就這樣光明正大的進入了襄陽學宮，並且大規模向襄陽周邊蔓延，開始被一眾古文經學的儒生所追捧。
客居襄陽的潁川名士司馬徽便批判宋忠等人滿口空談，不識時務。
司馬徽雖是天下名士，可是卻與時流大儒不同。
龐統年少時聽聞司馬徽在潁川，便不遠千里前往拜見，但他趕到時正好遇到司馬徽在採桑葉。
當時龐統還是個少年，便忍不住失望的吐槽道：
「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能執婦人之事？」
然而司馬徽聞言卻毫不在意，反而泰然自若道：
「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
「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嘆。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
司馬徽之言就是在嘲諷龐統生來富貴，卻不知世事艱辛。
龐統由此嘆服，在司馬徽遷居襄陽之後時常前往請教。
故此司馬徽格外贊成「國學」所主張的實心任事，量知為用。
他甚至難得走出隱居之所，在襄陽士林集會時公開褒獎魏哲之學為「經世致用之學」，堪稱救世之良方也！
受他影響，其弟子南陽劉廙、襄陽向朗都成為了「國學」信徒。
除此之外，襄陽龐氏的家主龐德公也對魏哲頗為讚賞。
只是由於家族拖累，龐德公不方便公開聲援魏哲，於是便轉而批判宋忠所注的《太玄經》空講義理，滿口虛言，實乃誤人子弟。
於是乎還不等宋忠等人將鄴城「國學」批臭、批偽，荊州士林內部便分裂了。
以司馬徽、龐德公一派的大儒與襄陽學宮迅速割裂，開始口誅筆伐起來。
其中有部分荊州士族顧忌劉表的態度不敢公開站隊魏哲，便轉而集火宋忠。
而在這場學術鬥爭之中，最引人矚目的則要當屬龐統與王粲無疑了。
其中龐統還好說，身為襄陽龐氏的嫡子，本就是荊州年輕一代的風雲人物。
他在此次風波之後替龐德公衝鋒陷陣那也是應當。
但王粲就不同了，此人可不是後世所言的「建安七子」之首那麼簡單。
王粲出身兗州高門，山陽王氏，乃太尉王龔曾孫、司空王暢之孫。避禍荊州之後他便以博學多聞著稱，其詩賦感時傷亂，深沉真摯，但情調蒼涼，悲而不壯。為荊州士子拜服。
以往荊州士林只知王粲長於辭賦，冠蓋荊州，卻不想王粲的經學造詣亦極深。
甚至從某種程度而言，他簡直就是知行書院的荊州分院代表。
為什麼這麼說呢？
皆因王粲受父祖影響，知道治理天下並不是誇誇其談便可以的，故此他自幼便秉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念。
在得聞鄴城國學之前，王粲便開始有意融合儒家禮樂與法家刑罰思想，嘗試尋找出一條經世致用之道。
從這個角度來說，王粲的學術態度其實比魏哲還要激進。
也正因為這一點，得聞國學的王粲幾乎將《知行錄》奉為至寶，日夜苦讀。
如果說此前他覺得魏哲乃亂世之梟雄的話，那麼讀完《知行錄》之後王粲則幾乎將魏哲視為上古三代之聖王，徹底的心服口服。
沒辦法，實在是魏哲的理論太合王粲的理念了。
於是在這場思想戰爭爆發之後，王粲的表現簡直堪稱學術界的「呂布」。
針對襄陽學宮主張的「純任德教」「天下太平可廢刑罰」論調，王粲直接做《太平論》以抨擊之，立場鮮明的表示，亂世更需刑罰震懾，法治是匡正時弊的必要手段。
而當宋忠表示一旦純儒治國，眾賢在朝，天下自可太平的說法，王粲則又是洋洋灑灑數千言，做《儒吏論》批判當今俗儒的迂腐與貪鄙。
王粲甚至在《儒吏論》公然提倡「儒法合流」，建議宋忠多讀讀法家之言，學習學習具體的治國之道，以免口出無知之言，貽笑於大方之家。
一時間，偌大的襄陽學宮，千餘名士子，竟然被王粲一人鎮壓。
沒辦法，誰讓他們無論是經義還是文采都比不上人家呢！
要知道王粲所做的《太平論》《儒吏論》甚至連荊州的今文經學一脈自己都忍不住佩服，甚至搭配著《知行錄》來看，漸漸有些倒戈的意思了。
而當察覺到這一點後，王粲也沒有再繼續追著落水狗死打，而是轉而根據自家苦心研讀《知行錄》的心得，做《務本論》，向荊州儒林科普魏氏國學的諸多理念。
比如他在《務本論》後便言辭犀利的駁斥讖緯之說，主張回歸經典本義。
並且在《務本論》中疾呼：「八政之於民也，以食為首！」
最關鍵的是，王粲還主張將農業視為立國之本，針對戰亂導致的荒田問題，應當由官府「仰司星辰以審其時」，指導百姓按照農時耕作，並建立嚴密的賞罰機制，農民依收成優劣亦獲相應獎懲。
可以說王粲的政治理念方方面面都與魏哲高度一致。
如果說其他荊州士人只是認可「國學」，那麼王粲就是徹底成為魏哲的死忠。
一時間，宋忠所代表的襄陽學宮那叫一個氣急敗壞。
畢竟文采即口才，他們實在吵不過王粲。
於是無奈之下，宋忠等人只能另尋他法了。
(本章完)
話說劉璋雖然被益州內部的親魏派說動，決定派遣張松前往鄴城結盟，但這個想法要實現卻沒有那麼簡單。
正所謂：少不入川，老不出蜀。
益州在富庶安逸的同時，地勢險峻也是出了名的。
在當下益州內部的人想要出川，基本上只能走兩條路線。
其一，便是向東順長江經三峽至荊州。
這條路線看似輕鬆，但風險卻是不小。
要知道三峽兩岸武陵山區山勢複雜，陸路幾乎不可行，使水路成唯一選擇。
然而三峽段的水流又十分湍急、礁石密布，僅豐水期可通航。
歷史上大名鼎鼎的「中流砥柱」便是在此處。
自秦滅巴蜀將益州納入中夏版圖，便不知道有多少先民在此船毀人亡。
至於出川的第二條路線則向北，走漢中。
穿越金牛道或米倉道後，再走子午道或褒斜道翻越秦嶺，便能抵達關中。
這也是成都與長安、洛陽之間最短的路線。
只是這條路線也不比三峽水路安全多少。
除了天險阻隔之外，還需穿越秦嶺與大巴山，穿越一連串的懸空棧道。
但凡走過一次北線棧道的人，恐怕都不想再走第二次。
不過話又說回來，出川北線曾經並沒有這麼艱難。
先秦時，從漢中走水路其實可以直達關中的，並且有兩條路可走。
一條是經故道水直抵右扶風郡陳倉縣；
另一條是沿漢水直達天水郡（漢陽郡）。
秦朝末年，韓信明面上遣周勃裝著修復褒斜道，暗中卻派遣樊噲延漢水出天水郡，抵達隴西；又命曹參經子午谷直抵長安，作為牽制力量，而韓信自己則親率主力經故道水攻克陳倉，一舉奪得關中。
是故，漢族的漢，不僅僅是漢朝的漢，更是漢中的漢，漢水的漢。
只可惜造化弄人。
《漢書》記載：
呂后二年正月（公元前186年）武都山崩，殺七百六十人。
山崩倒沒什麼，這場大地震最大的問題在於諸多滑坡阻塞了漢水，形成大量的堰塞湖，後堰塞湖西南方向決口，漢水從此向西南注入了嘉陵江。
原本屬於漢江上游的一些支流，就這樣硬生生逼進嘉陵江去了。
這便是歷史上的「嘉陵奪漢」。
從此以後寧強以西的漢水稱為西漢水，成為嘉陵江最大支流。
而堰塞湖東邊那段漢水河道只剩下乾涸的河床，再無水路可供舟船通行。而不遠處的嘉陵江卻由於山高谷深，水流湍急，無法通航。
從漢中到關中的便捷水路從此斷絕，令後來的諸葛丞相不得不六出祁山。
最終令諸葛丞相在五丈原不甘的留下一句「悠悠蒼天！」
想必諸葛亮臨死之際，應該也對漢初的那場大地震耿耿於懷吧！
至於後世鄧艾滅蜀的奇襲路線「隴南山道」其實是獸道，壓根不是人走的。
說真的，鄧艾那老頭能活著走完「隴南山道」在後世都算是個奇蹟。
只是如今的張松肯定是不敢走這條路線的。
至於北線張松就更不敢走了。
眼下漢中被張魯所占，乃是不折不扣的敵境，張松可不敢賭張魯的仁慈。
相比之下，東線的三峽水路雖然危險，但到底是個通道。
……
興平二年，八月甲辰日。
當船隻駛出西陵峽後，長江河道頓時轉向開闊平緩。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說的便是此景。
只一個日夜，張松所乘坐的船隻便從三峽東口順流直抵江陵城下。
傍晚，當張松踏上江陵城外的碼頭時，忍不住撫須而笑道：
「天險不及人險也！」
說罷他便灑脫的擺了擺手：「進城」
「喏！」
一眾僕役很快便將一箱箱蜀錦從船上卸下，驅車前往江陵城。
由於益州和荊州的關係不怎麼好，雖不至於像漢中那樣劍拔弩張，但也算不上朋友，所以這次張松並未公開身份，而是換裝匿跡，偽裝成蜀中的商隊在外行走。
如此一來，作為益州的拳頭產品「蜀錦」自然少不了。
毫不誇張的說，如今蜀錦的益州之外幾乎一直處於「有價無市」的狀態。
像張松這樣的蜀中商隊最是受荊州豪族、巨賈喜愛。
可謂「蜀錦開道，無往不利」。
事實也確實如此，張松在荊州的行動並沒有受到什麼阻礙。
要說唯一的阻礙，恐怕也就是荊州豪族巨商總想和他簽訂後續的交易。
若是能每年都能獲得一定的蜀錦份額，那就最好不過了。
為此張松不得不分出精力與這些人周旋，這才得以脫身北上。
出川之後，張松的路線就要簡單多了。
從江陵至襄陽，再由襄陽一路北上穿過南陽郡便可抵達潁川郡昆陽縣。
一路上輕騎簡從，張松不日便可抵達鄴城。
然而隨著張松深入荊州，他漸漸發現荊州也為鄴城的「國學」爭論不休。
……
其實早在魏哲於鄴城設立「知行書院」之前，劉表就已經幹這事兒了。
只不過他並沒有明著來，而是開立學宮，博求儒士。
隨後其更是任命荊州大儒宋忠偉「五業從事」，組織一眾大儒編撰《五經章句後定》，其目的就是效仿光武帝劉秀，設立新官學，
所以劉表雖沒有像當初的劉焉那樣使用天子乘輿，但他的那點心思荊州的聰明人早就猜出來了，否則也不會順水推舟勸其進位「楚王」。
而在魏哲於知行書院講學之前，荊州官學其實主要以批判鄭學為主。
尤其是在元駿上任徐州刺史，掀起了聲勢浩大的「長廊辯經」之後，荊州的主流觀點基本上就是【挺「陳」批「鄭」】，至少劉表是這樣的態度。
然而鄴城的「國學」一出，荊州官方學術觀點頓時就轉移了目標。
宋忠、綦毋闓等一眾大儒引經據典，對魏哲，為國學大肆批判。
襄陽學宮的千餘儒生也不甘其後，成為與知行書院學子對抗的主力。
一南一北，一古一今。
兩地的士人就這樣開始口誅筆伐，進行著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
而當察覺到這個情況之後，張松咂舌之餘也忍不住在襄陽止步不前。
不過宋忠等人只顧著批判魏哲，卻忽略了一件事。
那就是批判之前必須了解，否則如何做到有的放矢？
結果魏哲的「國學」就這樣光明正大的進入了襄陽學宮，並且大規模向襄陽周邊蔓延，開始被一眾古文經學的儒生所追捧。
客居襄陽的潁川名士司馬徽便批判宋忠等人滿口空談，不識時務。
司馬徽雖是天下名士，可是卻與時流大儒不同。
龐統年少時聽聞司馬徽在潁川，便不遠千里前往拜見，但他趕到時正好遇到司馬徽在採桑葉。
當時龐統還是個少年，便忍不住失望的吐槽道：
「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能執婦人之事？」
然而司馬徽聞言卻毫不在意，反而泰然自若道：
「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
「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嘆。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
司馬徽之言就是在嘲諷龐統生來富貴，卻不知世事艱辛。
龐統由此嘆服，在司馬徽遷居襄陽之後時常前往請教。
故此司馬徽格外贊成「國學」所主張的實心任事，量知為用。
他甚至難得走出隱居之所，在襄陽士林集會時公開褒獎魏哲之學為「經世致用之學」，堪稱救世之良方也！
受他影響，其弟子南陽劉廙、襄陽向朗都成為了「國學」信徒。
除此之外，襄陽龐氏的家主龐德公也對魏哲頗為讚賞。
只是由於家族拖累，龐德公不方便公開聲援魏哲，於是便轉而批判宋忠所注的《太玄經》空講義理，滿口虛言，實乃誤人子弟。
於是乎還不等宋忠等人將鄴城「國學」批臭、批偽，荊州士林內部便分裂了。
以司馬徽、龐德公一派的大儒與襄陽學宮迅速割裂，開始口誅筆伐起來。
其中有部分荊州士族顧忌劉表的態度不敢公開站隊魏哲，便轉而集火宋忠。
而在這場學術鬥爭之中，最引人矚目的則要當屬龐統與王粲無疑了。
其中龐統還好說，身為襄陽龐氏的嫡子，本就是荊州年輕一代的風雲人物。
他在此次風波之後替龐德公衝鋒陷陣那也是應當。
但王粲就不同了，此人可不是後世所言的「建安七子」之首那麼簡單。
王粲出身兗州高門，山陽王氏，乃太尉王龔曾孫、司空王暢之孫。避禍荊州之後他便以博學多聞著稱，其詩賦感時傷亂，深沉真摯，但情調蒼涼，悲而不壯。為荊州士子拜服。
以往荊州士林只知王粲長於辭賦，冠蓋荊州，卻不想王粲的經學造詣亦極深。
甚至從某種程度而言，他簡直就是知行書院的荊州分院代表。
為什麼這麼說呢？
皆因王粲受父祖影響，知道治理天下並不是誇誇其談便可以的，故此他自幼便秉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念。
在得聞鄴城國學之前，王粲便開始有意融合儒家禮樂與法家刑罰思想，嘗試尋找出一條經世致用之道。
從這個角度來說，王粲的學術態度其實比魏哲還要激進。
也正因為這一點，得聞國學的王粲幾乎將《知行錄》奉為至寶，日夜苦讀。
如果說此前他覺得魏哲乃亂世之梟雄的話，那麼讀完《知行錄》之後王粲則幾乎將魏哲視為上古三代之聖王，徹底的心服口服。
沒辦法，實在是魏哲的理論太合王粲的理念了。
於是在這場思想戰爭爆發之後，王粲的表現簡直堪稱學術界的「呂布」。
針對襄陽學宮主張的「純任德教」「天下太平可廢刑罰」論調，王粲直接做《太平論》以抨擊之，立場鮮明的表示，亂世更需刑罰震懾，法治是匡正時弊的必要手段。
而當宋忠表示一旦純儒治國，眾賢在朝，天下自可太平的說法，王粲則又是洋洋灑灑數千言，做《儒吏論》批判當今俗儒的迂腐與貪鄙。
王粲甚至在《儒吏論》公然提倡「儒法合流」，建議宋忠多讀讀法家之言，學習學習具體的治國之道，以免口出無知之言，貽笑於大方之家。
一時間，偌大的襄陽學宮，千餘名士子，竟然被王粲一人鎮壓。
沒辦法，誰讓他們無論是經義還是文采都比不上人家呢！
要知道王粲所做的《太平論》《儒吏論》甚至連荊州的今文經學一脈自己都忍不住佩服，甚至搭配著《知行錄》來看，漸漸有些倒戈的意思了。
而當察覺到這一點後，王粲也沒有再繼續追著落水狗死打，而是轉而根據自家苦心研讀《知行錄》的心得，做《務本論》，向荊州儒林科普魏氏國學的諸多理念。
比如他在《務本論》後便言辭犀利的駁斥讖緯之說，主張回歸經典本義。
並且在《務本論》中疾呼：「八政之於民也，以食為首！」
最關鍵的是，王粲還主張將農業視為立國之本，針對戰亂導致的荒田問題，應當由官府「仰司星辰以審其時」，指導百姓按照農時耕作，並建立嚴密的賞罰機制，農民依收成優劣亦獲相應獎懲。
可以說王粲的政治理念方方面面都與魏哲高度一致。
如果說其他荊州士人只是認可「國學」，那麼王粲就是徹底成為魏哲的死忠。
一時間，宋忠所代表的襄陽學宮那叫一個氣急敗壞。
畢竟文采即口才，他們實在吵不過王粲。
於是無奈之下，宋忠等人只能另尋他法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