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2章 黑洞理論
第532章 黑洞理論
薩默斯說的沒錯。
哈佛的確有這個想法。餘切正在成為這個時代最好的經濟學家之一，而且他的影響力讓他的學術上限沒有天花板。
這比那些只知道埋頭苦幹的學者要優越得多。
三十號，眾人抵達德國林島，參加當地的學術盛典。餘切的受歡迎程度讓這些美國人感到羨慕，現場聚集了數十位諾貝爾獎得主，以及從全球各地前來的數百名研究員。這些人得知餘切來後，紛紛邀請他參加聚會，科爾奈和薩默斯也很受歡迎，但遠不如餘切。
在當天的晚宴上，瑞典的一位皇室伯爵說：「這個會議在世界上並不出名，因為這是研究者之間的聚會，在我們所在的行業當中，它如雷貫耳————自從191年，第一屆大會舉辦以來，有許多人類歷史上的巨星來到過這裡，但即便是和那些人比起來，我們今天也有不遜色於他們的人。」
「我們的心中一定有至少一個人的名字，這代表學者中的學者，希臘神話中的卡桑德拉（希臘神話里，擁有預言能力的某個人物）。恭喜你們，和這樣的人生活在同一個時代。」
現場沉默片刻，很多人都把目光看向了餘切。
這和林島會議的性質有關。其五年舉行一次，主題包括物理、化學、生物等————但這些理工科如今已經很難出現一人「獨斷萬古」的情況了，反而是早已式微的文學，近年來卻出現了餘切這樣的人。
兩德統一後，藉助西方發達的傳媒，餘切已經被公認為「馬爾克斯」後最偉大的作家。
人的名，樹的影。雖然都是諾獎獲得者，也有覺得自愧不如的時候。
誰能談得上「時代」兩個字？
大多數人腦海里肯定不止有一個名字，但是都有「餘切」的名字。
演講結束後，科爾奈用了一個玩笑來形容這種情況：「誰是我們最信任的人？父親的名字，母親的名字，之後你還能想得出的第三個名字——那個人就是你真正信任的人。」
餘切忍不住笑了。
為什麼？
因為這套邏輯後來在中國的生物諾貝爾獎上也起了作用。當時諾獎的評委會找不到誰才是「青蒿素」的發明人，他們向中國各大有關聯的研究機構發出函件，詢問「誰才是發明人？」
結果大多數機構都說自己是發明人。
於是，評委會改了一種問法，變成了「列舉幾個你們認為最關鍵的發明人。」
不出所料，回函的名字里總有「屠女士」幾個字，於是評委會確定了誰才是真正的關鍵人物。
進入五月份的前三天，餘切一直周旋在各種沙龍和聚會中。他沒有立刻找弗里德曼發難，因為弗里德曼明顯躲著他，拒絕和他正面辯論。
學術大會並不是只有學術，相反，學術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會議期間還有音樂會、
燒烤、舞會、博登湖邊晨練等活動。弗里德曼頻繁的接受採訪，對時事新聞評頭論足，但並不談到任何的學術。
德國當地的記者問：「很多人期望您和余先生再來一場正式辯論，因為在中國的辯論就像是一場羅生門——我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版本的說法。而這裡是絕對公正公開的。」
弗里德曼道：「你們看到中東地區的崩潰，看到華約的解散————這還不能說明什麼嗎？我開始明白了，為一個本來就驗證了的研究來辯論是愚蠢的。」
「我不會上這樣的當。從現實來看，他的研究建立在虛幻，他說如果那些蘇東國家照他說的那樣做，將會怎麼樣」，而事實上他沒有機會了，因為那些地方正在崩潰當中————而我的研究正在全世界各地應用，我成了那個救火隊長。」
「我為什麼要為已經成功的事情來辯解？這對我不公平。」
這些話色厲內斂，有什麼用呢？
餘切不以為然。
老道的薩默斯提醒說：「這是慣用招式。如果實在是說不過了，他們就自己說自己的，然後找媒體自行宣布勝利！」
科爾奈點點頭，作為一個小國家出身的匈牙利人，他深受其害。由於美國媒體的統治性地位，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往往要吃這些啞巴虧，尤其是經濟學還不像理工科那樣容易證偽。
「他為智利政府開藥方，結果這個政府垮台了，他都能說是自己的政策起效了，只是還需要時間————世上還有什麼事情他不能宣布自己贏了？」科爾奈說。
但餘切並不焦心。原因在於，經濟學大會舉辦的地點在德國。
自去年兩德統一之後，德國國內有很深的左翼傾向，科爾為了選票也不介意假裝自己在看《資本論》————這些使得德國成了個比較特別的國家。而大會的會議舉辦地就在德國博登湖畔，受到德國政府的資金支持。
弗里德曼所在的自由學派之所以能稱之為「教」，就是因為整個理論相當極端，即便是這些人中相對溫和的加里貝克爾，實際上也是支持大麻合法化、槍枝合法化的神人。
他們如何看待現在走上「邪路」的德國呢？
用腳指頭也想得到。
而科爾政府也不能忍受自由學派指責自己的體制是個怪胎。
有這種背景在，餘切就不可能輸。他只需要不停的激怒弗里德曼，最後讓弗里德曼繃不住就行，科爾政府自然會懲罰胡言亂語的弗里德曼。
餘切接受了《明鏡》周刊的採訪，談到了自己正在寫的作品《新資本論》：「以德國為例，由於統一和大基建的影響，德國會經歷一段時間的經濟增長，而後將不得不面對高投入、低效率」的情況，但這是極為短暫的，因為統一後的德國有更廣闊的土地和市場。」
「而且憑藉東德的特殊性，在將來的歐洲大陸上，德國商品會更容易進入到東歐市場，也更容易吸引到東歐高質量勞動力————他們之間實質上不存在文化隔閡，而英法等國不存在這種情感連接。」
「也就是說，西德承擔了經濟上的壓力，而東德承擔了將來社會上的壓力。看起來似乎兩頭不討好，實際會比歐洲其他國家表現得好很多，只是這需要耐心。」
這種話肯定很討科爾的歡心。因為餘切說「德國人的好日子還在後頭。」
於是，在博登湖畔的度假別墅內。弗里德曼就在電視頻道上，看到了總理科爾盛讚「余先生顯然比他的同行優秀得多！」這種言論。
弗里德曼氣得扔掉了遙控器：
該死！
為什麼德國人會搞這種改良資本主義呢？
為什麼科爾表現得像一個紅色主義戰士？
德國簡直是西方陣營當中的一個叛徒！它把別人都不要的東西撿回來，現在搞得別人都不知道是制度牛逼，還是生產力牛逼了！
在林島的第四天，餘切正式發表了自己的一部分研究成果。這是《新資本論》的第一卷，以東西德近三十年的經濟情況為藍本，說明以下兩個事實：「資本增值比勞動收入增值快得多。」
「財富集中度也在大幅度上升。」
如果不加限制，這會導致德國社會的內生性坍塌，餘切用了「黑洞」這個形象的詞語，「這種社會自身的引力就會讓自己滅亡。」
演講美妙絕倫，就像是準備好的脫口秀，瞬間被列為本屆大會最重要的學術成果之一。大量左翼學者感到自己找到了主心骨，紛紛鼓掌助威。
六十年代，「黑洞」這個詞才第一次正式被提出來。
「黑洞」在九十年代是個新鮮但並不冷門的詞，德國林島又恰好是個高智商人才聚集地。人們喜歡這種天才般的比喻，餘切的理論很快被簡化為「黑洞理論」。
這理論太牛逼了，太形象了，任你再大的天體（經濟體），它也要符合物理（經濟）
定律。它越是強大而不加節制，越是變得坍縮，直到變成一團混沌不清的物質，在經濟學上，這表示為社會秩序的徹底崩潰。
於是，在博登湖畔，清早的晨跑大軍中總有人一臉神秘兮兮的探過來說：「你知道黑洞理論嗎？」
「什麼理論？」
「黑洞理論。」來人把這個理論的含義簡單描述了一番。
弗里德曼一聽就暗覺不妙，搞學術也是需要宣傳的。這種橫貫不同領域的形容，往往是那些天才的專利。他試探著問道：「是不是某個物理學出身，後來轉修經濟學的天才傑作？」
「你說對的，是東方余想出來的。他說他做夢得來的。」
「這狗屎一樣的解釋，狗屎一樣的形容！我為何做夢沒有得出這些？」
弗里德曼喜歡晨跑，這天早上，他聽到了無數次一模一樣的問候，這些人仿佛是餘切派來的信使一樣，不斷的拿餘切的話來挑釁他。
可這些人並不是弗里德曼能隨便唾罵的，因為他們大多持有諾貝爾獎，這是一面免死金牌。
「你，去對付餘切！」
弗里德曼派自己的弟子參加了餘切的演講，弟子回來腦子發蒙，一幅被洗腦了的樣子0
弗里德曼問他：「餘切講了什麼，我不好去現場聽，你原文轉述給我聽聽。」
結果，弟子口裡只說道，「噫！好了！我明白了！」
說著，往後一跤跌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
弗里德曼的老婆羅絲嚇了一跳，說：「他怎麼好好的一個人，出去聽個演講，回來就瘋了。」
於是，弗里德曼又讓同事科斯前去聽講。科斯是「科斯定理」的提出者，屬於准諾獎級別選手，他的理論可以總結為「如果完全競爭，那麼就不存在額外交易成本」。
科斯去餘切演講的現場回來後，也是滿臉茫然。
「你為什麼也這個樣子？」弗里德曼問。
「我覺得中國余的觀點，和我殊途同歸。他認為不存在那種理想社會，所以我們的理論不適用，而在我們的框架內，我們的理論本來是適用的。」
「什麼意思？」弗里德曼一時也蒙了。
「就是經典物理和相對論的區別。我們的理論應該是對的，但是在經典物理框架。在他的相對論框架內，這是有條件的正確」。
「那不就全是錯的嗎！那不就是駁斥了我們所有人嗎？」弗里德曼很生氣，這和直接打臉有什麼區別？
餘切的演講在國內學者中也有較大影響。原因在於，此次來參會的不少人是國內的研究員，他們把這視為餘切在今年一月份發表在《經濟研究》的進一步研究。
這些人不是餘切帶來的，而是科爾奈帶來的。
中國有很多人在哈佛的科爾奈手底下訪問學習，如研究員顧秀琳（顧准之女）、錢瑩一（水木大學）、王江（世行顧問）————這就是為什麼科爾奈在中國是無冕之王。
西方市場最起碼的構成因素：發達的股票市場、債券市場————這些在當時的中國等同於沒有，就連獨立的中央銀行都才成立不到十年，而餘切和科爾奈合著的《計劃體制》卻在講國營資本、計劃生產的事情，自然讓人感到更親切。
顧秀琳的英文很好，當即聽明白了！
「半年前，余老師寫下《為什麼馬克思的預言沒有實現？》，他說清楚了過去！現在他開始寫到將來發生的事情！」
激動的顧秀琳在日記中寫道：「我是科爾奈先生的學生，七十年代，科爾奈提出軟預算約束危機」，這原本是一個指向紅色陣營的國營經濟的名詞————然而，他很快發現在日本、韓國這些所謂的市場經濟國家中，竟然也大量充斥著軟預算約束現象，這是他第一次意識到，計劃體制絕不僅僅限於紅色國家內！」
「他因此預言，在日本、韓國等國家，也會遇到同樣的經濟危機，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發生，但他不敢如此大膽預言！因為日本的經濟如日中天！他的話寫出來，他便成為了國際笑柄。」
「可有人比他堅決得多，預言還要早得多，這個人就是余先生，那個正在書寫《新資本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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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默斯說的沒錯。
哈佛的確有這個想法。餘切正在成為這個時代最好的經濟學家之一，而且他的影響力讓他的學術上限沒有天花板。
這比那些只知道埋頭苦幹的學者要優越得多。
三十號，眾人抵達德國林島，參加當地的學術盛典。餘切的受歡迎程度讓這些美國人感到羨慕，現場聚集了數十位諾貝爾獎得主，以及從全球各地前來的數百名研究員。這些人得知餘切來後，紛紛邀請他參加聚會，科爾奈和薩默斯也很受歡迎，但遠不如餘切。
在當天的晚宴上，瑞典的一位皇室伯爵說：「這個會議在世界上並不出名，因為這是研究者之間的聚會，在我們所在的行業當中，它如雷貫耳————自從191年，第一屆大會舉辦以來，有許多人類歷史上的巨星來到過這裡，但即便是和那些人比起來，我們今天也有不遜色於他們的人。」
「我們的心中一定有至少一個人的名字，這代表學者中的學者，希臘神話中的卡桑德拉（希臘神話里，擁有預言能力的某個人物）。恭喜你們，和這樣的人生活在同一個時代。」
現場沉默片刻，很多人都把目光看向了餘切。
這和林島會議的性質有關。其五年舉行一次，主題包括物理、化學、生物等————但這些理工科如今已經很難出現一人「獨斷萬古」的情況了，反而是早已式微的文學，近年來卻出現了餘切這樣的人。
兩德統一後，藉助西方發達的傳媒，餘切已經被公認為「馬爾克斯」後最偉大的作家。
人的名，樹的影。雖然都是諾獎獲得者，也有覺得自愧不如的時候。
誰能談得上「時代」兩個字？
大多數人腦海里肯定不止有一個名字，但是都有「餘切」的名字。
演講結束後，科爾奈用了一個玩笑來形容這種情況：「誰是我們最信任的人？父親的名字，母親的名字，之後你還能想得出的第三個名字——那個人就是你真正信任的人。」
餘切忍不住笑了。
為什麼？
因為這套邏輯後來在中國的生物諾貝爾獎上也起了作用。當時諾獎的評委會找不到誰才是「青蒿素」的發明人，他們向中國各大有關聯的研究機構發出函件，詢問「誰才是發明人？」
結果大多數機構都說自己是發明人。
於是，評委會改了一種問法，變成了「列舉幾個你們認為最關鍵的發明人。」
不出所料，回函的名字里總有「屠女士」幾個字，於是評委會確定了誰才是真正的關鍵人物。
進入五月份的前三天，餘切一直周旋在各種沙龍和聚會中。他沒有立刻找弗里德曼發難，因為弗里德曼明顯躲著他，拒絕和他正面辯論。
學術大會並不是只有學術，相反，學術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會議期間還有音樂會、
燒烤、舞會、博登湖邊晨練等活動。弗里德曼頻繁的接受採訪，對時事新聞評頭論足，但並不談到任何的學術。
德國當地的記者問：「很多人期望您和余先生再來一場正式辯論，因為在中國的辯論就像是一場羅生門——我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版本的說法。而這裡是絕對公正公開的。」
弗里德曼道：「你們看到中東地區的崩潰，看到華約的解散————這還不能說明什麼嗎？我開始明白了，為一個本來就驗證了的研究來辯論是愚蠢的。」
「我不會上這樣的當。從現實來看，他的研究建立在虛幻，他說如果那些蘇東國家照他說的那樣做，將會怎麼樣」，而事實上他沒有機會了，因為那些地方正在崩潰當中————而我的研究正在全世界各地應用，我成了那個救火隊長。」
「我為什麼要為已經成功的事情來辯解？這對我不公平。」
這些話色厲內斂，有什麼用呢？
餘切不以為然。
老道的薩默斯提醒說：「這是慣用招式。如果實在是說不過了，他們就自己說自己的，然後找媒體自行宣布勝利！」
科爾奈點點頭，作為一個小國家出身的匈牙利人，他深受其害。由於美國媒體的統治性地位，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往往要吃這些啞巴虧，尤其是經濟學還不像理工科那樣容易證偽。
「他為智利政府開藥方，結果這個政府垮台了，他都能說是自己的政策起效了，只是還需要時間————世上還有什麼事情他不能宣布自己贏了？」科爾奈說。
但餘切並不焦心。原因在於，經濟學大會舉辦的地點在德國。
自去年兩德統一之後，德國國內有很深的左翼傾向，科爾為了選票也不介意假裝自己在看《資本論》————這些使得德國成了個比較特別的國家。而大會的會議舉辦地就在德國博登湖畔，受到德國政府的資金支持。
弗里德曼所在的自由學派之所以能稱之為「教」，就是因為整個理論相當極端，即便是這些人中相對溫和的加里貝克爾，實際上也是支持大麻合法化、槍枝合法化的神人。
他們如何看待現在走上「邪路」的德國呢？
用腳指頭也想得到。
而科爾政府也不能忍受自由學派指責自己的體制是個怪胎。
有這種背景在，餘切就不可能輸。他只需要不停的激怒弗里德曼，最後讓弗里德曼繃不住就行，科爾政府自然會懲罰胡言亂語的弗里德曼。
餘切接受了《明鏡》周刊的採訪，談到了自己正在寫的作品《新資本論》：「以德國為例，由於統一和大基建的影響，德國會經歷一段時間的經濟增長，而後將不得不面對高投入、低效率」的情況，但這是極為短暫的，因為統一後的德國有更廣闊的土地和市場。」
「而且憑藉東德的特殊性，在將來的歐洲大陸上，德國商品會更容易進入到東歐市場，也更容易吸引到東歐高質量勞動力————他們之間實質上不存在文化隔閡，而英法等國不存在這種情感連接。」
「也就是說，西德承擔了經濟上的壓力，而東德承擔了將來社會上的壓力。看起來似乎兩頭不討好，實際會比歐洲其他國家表現得好很多，只是這需要耐心。」
這種話肯定很討科爾的歡心。因為餘切說「德國人的好日子還在後頭。」
於是，在博登湖畔的度假別墅內。弗里德曼就在電視頻道上，看到了總理科爾盛讚「余先生顯然比他的同行優秀得多！」這種言論。
弗里德曼氣得扔掉了遙控器：
該死！
為什麼德國人會搞這種改良資本主義呢？
為什麼科爾表現得像一個紅色主義戰士？
德國簡直是西方陣營當中的一個叛徒！它把別人都不要的東西撿回來，現在搞得別人都不知道是制度牛逼，還是生產力牛逼了！
在林島的第四天，餘切正式發表了自己的一部分研究成果。這是《新資本論》的第一卷，以東西德近三十年的經濟情況為藍本，說明以下兩個事實：「資本增值比勞動收入增值快得多。」
「財富集中度也在大幅度上升。」
如果不加限制，這會導致德國社會的內生性坍塌，餘切用了「黑洞」這個形象的詞語，「這種社會自身的引力就會讓自己滅亡。」
演講美妙絕倫，就像是準備好的脫口秀，瞬間被列為本屆大會最重要的學術成果之一。大量左翼學者感到自己找到了主心骨，紛紛鼓掌助威。
六十年代，「黑洞」這個詞才第一次正式被提出來。
「黑洞」在九十年代是個新鮮但並不冷門的詞，德國林島又恰好是個高智商人才聚集地。人們喜歡這種天才般的比喻，餘切的理論很快被簡化為「黑洞理論」。
這理論太牛逼了，太形象了，任你再大的天體（經濟體），它也要符合物理（經濟）
定律。它越是強大而不加節制，越是變得坍縮，直到變成一團混沌不清的物質，在經濟學上，這表示為社會秩序的徹底崩潰。
於是，在博登湖畔，清早的晨跑大軍中總有人一臉神秘兮兮的探過來說：「你知道黑洞理論嗎？」
「什麼理論？」
「黑洞理論。」來人把這個理論的含義簡單描述了一番。
弗里德曼一聽就暗覺不妙，搞學術也是需要宣傳的。這種橫貫不同領域的形容，往往是那些天才的專利。他試探著問道：「是不是某個物理學出身，後來轉修經濟學的天才傑作？」
「你說對的，是東方余想出來的。他說他做夢得來的。」
「這狗屎一樣的解釋，狗屎一樣的形容！我為何做夢沒有得出這些？」
弗里德曼喜歡晨跑，這天早上，他聽到了無數次一模一樣的問候，這些人仿佛是餘切派來的信使一樣，不斷的拿餘切的話來挑釁他。
可這些人並不是弗里德曼能隨便唾罵的，因為他們大多持有諾貝爾獎，這是一面免死金牌。
「你，去對付餘切！」
弗里德曼派自己的弟子參加了餘切的演講，弟子回來腦子發蒙，一幅被洗腦了的樣子0
弗里德曼問他：「餘切講了什麼，我不好去現場聽，你原文轉述給我聽聽。」
結果，弟子口裡只說道，「噫！好了！我明白了！」
說著，往後一跤跌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
弗里德曼的老婆羅絲嚇了一跳，說：「他怎麼好好的一個人，出去聽個演講，回來就瘋了。」
於是，弗里德曼又讓同事科斯前去聽講。科斯是「科斯定理」的提出者，屬於准諾獎級別選手，他的理論可以總結為「如果完全競爭，那麼就不存在額外交易成本」。
科斯去餘切演講的現場回來後，也是滿臉茫然。
「你為什麼也這個樣子？」弗里德曼問。
「我覺得中國余的觀點，和我殊途同歸。他認為不存在那種理想社會，所以我們的理論不適用，而在我們的框架內，我們的理論本來是適用的。」
「什麼意思？」弗里德曼一時也蒙了。
「就是經典物理和相對論的區別。我們的理論應該是對的，但是在經典物理框架。在他的相對論框架內，這是有條件的正確」。
「那不就全是錯的嗎！那不就是駁斥了我們所有人嗎？」弗里德曼很生氣，這和直接打臉有什麼區別？
餘切的演講在國內學者中也有較大影響。原因在於，此次來參會的不少人是國內的研究員，他們把這視為餘切在今年一月份發表在《經濟研究》的進一步研究。
這些人不是餘切帶來的，而是科爾奈帶來的。
中國有很多人在哈佛的科爾奈手底下訪問學習，如研究員顧秀琳（顧准之女）、錢瑩一（水木大學）、王江（世行顧問）————這就是為什麼科爾奈在中國是無冕之王。
西方市場最起碼的構成因素：發達的股票市場、債券市場————這些在當時的中國等同於沒有，就連獨立的中央銀行都才成立不到十年，而餘切和科爾奈合著的《計劃體制》卻在講國營資本、計劃生產的事情，自然讓人感到更親切。
顧秀琳的英文很好，當即聽明白了！
「半年前，余老師寫下《為什麼馬克思的預言沒有實現？》，他說清楚了過去！現在他開始寫到將來發生的事情！」
激動的顧秀琳在日記中寫道：「我是科爾奈先生的學生，七十年代，科爾奈提出軟預算約束危機」，這原本是一個指向紅色陣營的國營經濟的名詞————然而，他很快發現在日本、韓國這些所謂的市場經濟國家中，竟然也大量充斥著軟預算約束現象，這是他第一次意識到，計劃體制絕不僅僅限於紅色國家內！」
「他因此預言，在日本、韓國等國家，也會遇到同樣的經濟危機，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發生，但他不敢如此大膽預言！因為日本的經濟如日中天！他的話寫出來，他便成為了國際笑柄。」
「可有人比他堅決得多，預言還要早得多，這個人就是余先生，那個正在書寫《新資本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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