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8章 唉
第608章 唉……
七百萬人口，分出六十萬到九十萬，供養長安南北兩軍；
餘下六百萬人口貢獻的農稅，也就是將將供養基本的官僚系統運轉。
所以，太祖高皇帝才會說：分封制度不可取，但始皇盡廢分封、盡行郡縣，也同樣不可取；
所以漢家才會容忍、允許，或者說是需要開國初的異姓諸侯，以及後來的宗親諸侯存在。
——這不只是轉嫁地方治理成本，也同樣是在轉嫁官僚系統，以及軍事武裝力量的維持成本。
後來發生的事，自然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本就算不上附屬的北方燕、代、趙三藩——尤其是苦寒之地的燕、代二國，愈發無法承擔起北方邊防部隊的開銷；
以至於到了太宗孝文皇帝年間，北牆部隊已經吃不飽飯、穿不暖衣了，迫使太宗皇帝不得不採納晁錯的建議，許天下百姓民輸粟捐爵。
所謂輸粟捐爵，便是任何人，只要將一定數量的糧食運送到北方邊牆，就可以憑藉運糧憑證，換取一定限度內的爵位。
是空手套白狼沒錯，卻也是沒辦法的辦法。
若非事態已經嚴重到了一定的程度——若非不這麼做，邊牆衛戍部隊就要維持不下去了，太宗皇帝也絕不會選擇這種方式，來解決邊防部隊缺衣少食的難題。
或許換個皇帝，還會因此問責燕王、代王：為啥餓著朕的邊防將士？
但太宗皇帝本就是代王，對於北方邊牆的狀況，自然是最清楚不過的了。
北方如此，南方的長沙國、淮南國稍好些。
尤其是淮南國，地大物博，氣候適宜，肩負起南方的邊防壓力，就顯得相對遊刃有餘一些，不像長沙國那麼吃力。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不需要承擔邊防成本，又不受邊疆戰事影響的內陸國。
如齊國，楚國，以及劉濞的吳國。
久而久之，腰包厚實了，腰杆也直了、翅膀也硬了，自然免不得生出『和長安掰掰手腕』的念頭。
尤其太宗皇帝還『得位不正』，就更助長了這種不應該出現的念頭。
沒辦法，太宗皇帝和先孝景皇帝，自然就只能不遺餘力的鞏固函谷關防線，以備關東生亂。
梁國本富庶，奈何『為關中守函谷關』的壓力太大，搞得太宗皇帝、先孝景皇帝，也是連續十幾年給梁國輸血。
待吳楚亂平，先帝老爺子把漢家的大權，一點一點移交到劉榮手中時，漢家的情況總算是好了許多。
——經過五十多年的休養生息，尤其是文景之治的國泰民安，相比起開國時，漢家的整體人口已經翻翻，從一千五百萬漲到了三千萬。
雖然與之對應的，是農稅被太宗皇帝減半，使得漢家的農稅收入，依舊和開國時期相差無多；
但不一樣的是：開國時，漢家人口一千五百萬，關東諸侯占其五，開國元勛占其一，長安朝堂占其四。
而劉榮在先帝朝太子監國時，關中人口已經直逼二百萬戶，一千三百萬口！
再加上北地、隴右、上黨等邊郡，以及漢中、巴、蜀等地；
情況變成了：天下人口三千萬，關東諸侯占其四，功侯貴戚占其半成，長安朝堂占五成五。
雖然人口翻倍+農稅減半，導致了漢室的農稅總量不增不減，但長安朝堂中央『四成到五成五』的人口占比，也依舊為長安中央，贏得了八分之三，也就是將近40%的農稅收入增長。
收入較開國時增長了，能維持的官僚系統更為龐大了，中央集權，自然也就被提上了日程。
至於軍隊，則是因為劉榮這個不確定因素，而出現了新的變數。
——在劉榮之前，漢家的『府庫』向來是渭涇分明，親兄弟明算帳。
相府國庫，取農稅收入，作為國家財政收入，負責官員俸祿、軍隊開支，以及政府的日常運轉；
少府內帑，取口賦收入，作為皇室私有收入，負責皇室、宮廷開支，以及賞賜之用。
兩個帳本分的賊清楚，彼此之間根本不存在挪用——甚至都不存在借用，而是只存在交易。
相府國庫收上來的農稅，多半通過『賣』給少府換成錢，糧食則由少府內帑負責儲存，或者說是囤積。
官員的俸祿，相府國庫全權負責。
除非天子賞賜某位官員，否則，少府內帑不會有一個子兒，落到官員的口袋裡。
軍隊的開支，相府國庫全權負責。
除非天子犒勞某支軍隊，否則，少府內帑也同樣不會有哪怕一粒糧食，吃進某個將士的嘴裡。
就連少府製作的武器軍械，都不是直接配發給軍隊，而是要由相府國庫出錢從少府買下來，再發放給軍隊。
在這種模式下，相府國庫唯一的收入來源：農稅，自然就有些不堪重負了。
要搞中央集權，官僚群體就得壯大，俸祿支出就得增加；
要削藩，要鞏固邊防，戰爭風險就會變大，軍隊支出也絕對少不了。
故而，人口增長、耕地增長，就成了相府關心的頭等大事。
太宗皇帝年間的丞相張蒼，甚至直接把這兩項數據，確定為官員政績審核最核心的兩項指標。
為的，就是通過激勵地方官員，來促進人口、耕地的增長，從而為相府國庫帶來更多的農稅收入，促使相府國庫能承擔起更龐大的官僚體系維護成本，以及軍隊開支。
這個思路沒錯。
甚至可以說，是在有限的條件下，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辦法了。
但作為穿越者的劉榮卻清楚：帳，不是這麼算的。
——這並非後世的經營類遊戲，可以有無限的人口、無限的土地，亦或是無限的官員、軍隊。
華夏文明現階段所能承載、治理的人口，能有效治理、統治的土地，都是有上限的。
根據劉榮從歷史經驗，以及做了皇帝後的了解做推算，劉榮大概得出的數字是：以漢家現有的疆域和土地開發程度，能承載人口頂多不超過五千萬。
若是能開發長沙、荊吳，乃至嶺南，也就是後世的兩湖兩廣，能再加三千萬；
東北黑土地，以及朝鮮半島開發出來，人口總承載數量，有希望破億。
再多，就不是這個文明階段、這個體制，以及這種程度的封建王朝所能掌控，並長久穩定維繫的了。
兩湖兩廣的開發，對於當今漢室而言，純粹就是『太空夢』，沒個幾百年的功夫想都別想。
東北、朝鮮半島，情況甚至比兩湖兩廣還糟糕，就算有劉榮猛踩油門，也需要大幾十年，甚至一百年。
也就是說，漢家如今這三千萬人口，已經不少了；
把內陸地區沒開發的荒地開發一下，人口增長到四千多將近五千萬，便要到達臨界點，開始出現土地兼併的問題了。
也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天子大赦天下，才會顯得有意義。
——滿共就三千萬的人口，若是沒有大赦，每隔幾年就要死成千上萬的壯勞力！
如今漢室上百萬的軍隊武裝力量，就是從不到千萬的壯勞力里選拔出來的！
壯勞力大幾百萬，動不動死個萬兒八千，千分之好幾，長此以往，那還了得？
所以，與後世人印象中，封建時代動不動誅九族、夷三族，殺的血流成河所不同：封建時代真正常見的極刑，其實並非死刑，而是徒刑。
所謂徒刑，便是流放。
好一點的，是流放邊疆，衛戍邊境，戴罪立功；
再不濟，也是流放邊郡，以實邊疆人口。
故而，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對於封建王朝而言，人口，是非常寶貴的財富。
尤其是壯勞力，不單是一個可以貢獻農稅、口賦的單位，還是一個可以服兵役、勞役，提供兵源、勞動力，乃至維繫一個農戶家庭的重要個體。
這樣的個體，每多一個，國家就更安定、更和諧，也更強大一分；
每少一個，帝王就更無力、更無奈，也更羸弱一分。
當這樣的個體足夠多，且國家養得起、承擔起這麼多人口時，那便是國家的發展期、擴張期。
而這樣的個體變少，便會導致國家發展陷入停滯，甚至倒退。
所以，對於封建時代的底層民眾而言，帝王大赦的合理性，源自其足夠公平。
但對於封建王朝，尤其是對天子本人而言，大赦天下，卻是實實在在的人口問題、現實需要。
天下人可以接受天子因為憤怒，而殺某個人全家，卻不能接受皇帝因為一己私怨，拒絕大赦天下。
百姓眼中，不夠仁慈，不夠寬容，是昏君的重要辨別標準之一。
而對後世人、對歷史，乃至對帝王自己而言，是否重視人口問題，是否認清人口對國力的重要影響，也同樣是明君的重要判斷標準之一。
能明白人口的重要性，能切實保障人口增長，願意為了人口增長做點什麼，並努力去養育這麼多人口的皇帝，就算比不上封建帝王的天花板：漢太宗孝文皇帝，也絕不會差到哪裡去。
反之，認識不到這個問題的皇帝，上限也頂多就是吹吹捧捧上去的十全老人。
可惜的是，歷史上的絕大多數帝王，都把『愛民如子』四個字，當成了掛在嘴邊的空話、套話。
亦或者，是只認識到了這四個字的表象，只顧著扮演『愛民如子』的人設，卻忘了帝王愛民如子的本質，是『民』對國家、對政權，乃至對文明的重要性。
作為穿越者，劉榮不敢說自己看透了一切，先知先覺，但也願意朝著自己認定的正確方向，再走的更遠些、靠的更近些。
所以，大赦天下這種極具封建王朝特色的落後制度，劉榮也並沒有表現出抗拒。
反而還認可其為現有條件下，相當有效的人口保持、勞動力留存手段。
畢竟在後世那十幾萬萬人口的時代，老闆們張口閉口『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囚犯自然也就死有餘辜，百無一用了。
但在這個人口稀缺，每一個能活到成年的人都有大用處的時代，哪怕是犯人，乃至死囚，也都有其存在價值。
也正是這種認知，讓眼下的劉榮犯了難。
——大赦，是眾望所歸，甚至是劉榮自己也認同，認為再也拖不下去，非做不可的一件事。
但先前，劉榮沒有想到的負面影響，卻在此次大赦前盡數湧現。
像條侯世子周陽這樣，不該因『大赦天下』而逃過法律嚴懲的案例，並不在少數。
此外，還有許多因其他方面——如糧食官營、鹽鐵官營等事，而得罪了劉榮，被劉榮視作改革阻礙的人，也讓劉榮心裡煩悶的不行。
不是劉榮心眼小，非要誰死；
而是有些人，真就是死了利國利民，活著禍國殃民。
劉榮哪怕摒棄全部私心，完全從國家、文明的角度出發，也依舊認定他們能為華夏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死在刑場之上。
甚至於，若劉榮但凡有一點私心，都可能會心軟，覺得可以放他們一馬；
反倒是絕對的公心，讓劉榮堅定地認為他們該死……
「難辦啊~」
…
「呵；」
「難怪當年，縱是看到先帝老爺子，動不動就在殿外的瞭遠台，盯著長安的夜景發呆。」
「——做皇帝，還真是難吶~」
「遇上的人或事兒，極少有一對一錯，一目了然的正確答案。」
「要麼，是兩個對的答案，讓人分不清哪個更好、哪個風險更低；」
「要麼，是兩個錯的答案，讓人分不清哪個稍好些、造成的負面影響稍小些……」
思慮間，劉榮免不得一陣苦笑搖頭，愈發感到身心俱疲。
卻並非情緒低迷，而是單純意義上的身體疲勞，外加精神疲憊。
——前世，看到某些偉大的人，因為短時間的高負荷工作，而肉眼可見的衰老、虛弱，劉榮還當是他們在作秀。
真正做了皇帝，做了這漢家的天，劉榮才終於明白：都是真的。
能力越大，責任或許不會越大；
但責任越大，壓力必然會越大。
而這種壓力，對人身、心的摧殘，也必然是猛烈且不可逆的……
七百萬人口，分出六十萬到九十萬，供養長安南北兩軍；
餘下六百萬人口貢獻的農稅，也就是將將供養基本的官僚系統運轉。
所以，太祖高皇帝才會說：分封制度不可取，但始皇盡廢分封、盡行郡縣，也同樣不可取；
所以漢家才會容忍、允許，或者說是需要開國初的異姓諸侯，以及後來的宗親諸侯存在。
——這不只是轉嫁地方治理成本，也同樣是在轉嫁官僚系統，以及軍事武裝力量的維持成本。
後來發生的事，自然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本就算不上附屬的北方燕、代、趙三藩——尤其是苦寒之地的燕、代二國，愈發無法承擔起北方邊防部隊的開銷；
以至於到了太宗孝文皇帝年間，北牆部隊已經吃不飽飯、穿不暖衣了，迫使太宗皇帝不得不採納晁錯的建議，許天下百姓民輸粟捐爵。
所謂輸粟捐爵，便是任何人，只要將一定數量的糧食運送到北方邊牆，就可以憑藉運糧憑證，換取一定限度內的爵位。
是空手套白狼沒錯，卻也是沒辦法的辦法。
若非事態已經嚴重到了一定的程度——若非不這麼做，邊牆衛戍部隊就要維持不下去了，太宗皇帝也絕不會選擇這種方式，來解決邊防部隊缺衣少食的難題。
或許換個皇帝，還會因此問責燕王、代王：為啥餓著朕的邊防將士？
但太宗皇帝本就是代王，對於北方邊牆的狀況，自然是最清楚不過的了。
北方如此，南方的長沙國、淮南國稍好些。
尤其是淮南國，地大物博，氣候適宜，肩負起南方的邊防壓力，就顯得相對遊刃有餘一些，不像長沙國那麼吃力。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不需要承擔邊防成本，又不受邊疆戰事影響的內陸國。
如齊國，楚國，以及劉濞的吳國。
久而久之，腰包厚實了，腰杆也直了、翅膀也硬了，自然免不得生出『和長安掰掰手腕』的念頭。
尤其太宗皇帝還『得位不正』，就更助長了這種不應該出現的念頭。
沒辦法，太宗皇帝和先孝景皇帝，自然就只能不遺餘力的鞏固函谷關防線，以備關東生亂。
梁國本富庶，奈何『為關中守函谷關』的壓力太大，搞得太宗皇帝、先孝景皇帝，也是連續十幾年給梁國輸血。
待吳楚亂平，先帝老爺子把漢家的大權，一點一點移交到劉榮手中時，漢家的情況總算是好了許多。
——經過五十多年的休養生息，尤其是文景之治的國泰民安，相比起開國時，漢家的整體人口已經翻翻，從一千五百萬漲到了三千萬。
雖然與之對應的，是農稅被太宗皇帝減半，使得漢家的農稅收入，依舊和開國時期相差無多；
但不一樣的是：開國時，漢家人口一千五百萬，關東諸侯占其五，開國元勛占其一，長安朝堂占其四。
而劉榮在先帝朝太子監國時，關中人口已經直逼二百萬戶，一千三百萬口！
再加上北地、隴右、上黨等邊郡，以及漢中、巴、蜀等地；
情況變成了：天下人口三千萬，關東諸侯占其四，功侯貴戚占其半成，長安朝堂占五成五。
雖然人口翻倍+農稅減半，導致了漢室的農稅總量不增不減，但長安朝堂中央『四成到五成五』的人口占比，也依舊為長安中央，贏得了八分之三，也就是將近40%的農稅收入增長。
收入較開國時增長了，能維持的官僚系統更為龐大了，中央集權，自然也就被提上了日程。
至於軍隊，則是因為劉榮這個不確定因素，而出現了新的變數。
——在劉榮之前，漢家的『府庫』向來是渭涇分明，親兄弟明算帳。
相府國庫，取農稅收入，作為國家財政收入，負責官員俸祿、軍隊開支，以及政府的日常運轉；
少府內帑，取口賦收入，作為皇室私有收入，負責皇室、宮廷開支，以及賞賜之用。
兩個帳本分的賊清楚，彼此之間根本不存在挪用——甚至都不存在借用，而是只存在交易。
相府國庫收上來的農稅，多半通過『賣』給少府換成錢，糧食則由少府內帑負責儲存，或者說是囤積。
官員的俸祿，相府國庫全權負責。
除非天子賞賜某位官員，否則，少府內帑不會有一個子兒，落到官員的口袋裡。
軍隊的開支，相府國庫全權負責。
除非天子犒勞某支軍隊，否則，少府內帑也同樣不會有哪怕一粒糧食，吃進某個將士的嘴裡。
就連少府製作的武器軍械，都不是直接配發給軍隊，而是要由相府國庫出錢從少府買下來，再發放給軍隊。
在這種模式下，相府國庫唯一的收入來源：農稅，自然就有些不堪重負了。
要搞中央集權，官僚群體就得壯大，俸祿支出就得增加；
要削藩，要鞏固邊防，戰爭風險就會變大，軍隊支出也絕對少不了。
故而，人口增長、耕地增長，就成了相府關心的頭等大事。
太宗皇帝年間的丞相張蒼，甚至直接把這兩項數據，確定為官員政績審核最核心的兩項指標。
為的，就是通過激勵地方官員，來促進人口、耕地的增長，從而為相府國庫帶來更多的農稅收入，促使相府國庫能承擔起更龐大的官僚體系維護成本，以及軍隊開支。
這個思路沒錯。
甚至可以說，是在有限的條件下，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辦法了。
但作為穿越者的劉榮卻清楚：帳，不是這麼算的。
——這並非後世的經營類遊戲，可以有無限的人口、無限的土地，亦或是無限的官員、軍隊。
華夏文明現階段所能承載、治理的人口，能有效治理、統治的土地，都是有上限的。
根據劉榮從歷史經驗，以及做了皇帝後的了解做推算，劉榮大概得出的數字是：以漢家現有的疆域和土地開發程度，能承載人口頂多不超過五千萬。
若是能開發長沙、荊吳，乃至嶺南，也就是後世的兩湖兩廣，能再加三千萬；
東北黑土地，以及朝鮮半島開發出來，人口總承載數量，有希望破億。
再多，就不是這個文明階段、這個體制，以及這種程度的封建王朝所能掌控，並長久穩定維繫的了。
兩湖兩廣的開發，對於當今漢室而言，純粹就是『太空夢』，沒個幾百年的功夫想都別想。
東北、朝鮮半島，情況甚至比兩湖兩廣還糟糕，就算有劉榮猛踩油門，也需要大幾十年，甚至一百年。
也就是說，漢家如今這三千萬人口，已經不少了；
把內陸地區沒開發的荒地開發一下，人口增長到四千多將近五千萬，便要到達臨界點，開始出現土地兼併的問題了。
也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天子大赦天下，才會顯得有意義。
——滿共就三千萬的人口，若是沒有大赦，每隔幾年就要死成千上萬的壯勞力！
如今漢室上百萬的軍隊武裝力量，就是從不到千萬的壯勞力里選拔出來的！
壯勞力大幾百萬，動不動死個萬兒八千，千分之好幾，長此以往，那還了得？
所以，與後世人印象中，封建時代動不動誅九族、夷三族，殺的血流成河所不同：封建時代真正常見的極刑，其實並非死刑，而是徒刑。
所謂徒刑，便是流放。
好一點的，是流放邊疆，衛戍邊境，戴罪立功；
再不濟，也是流放邊郡，以實邊疆人口。
故而，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對於封建王朝而言，人口，是非常寶貴的財富。
尤其是壯勞力，不單是一個可以貢獻農稅、口賦的單位，還是一個可以服兵役、勞役，提供兵源、勞動力，乃至維繫一個農戶家庭的重要個體。
這樣的個體，每多一個，國家就更安定、更和諧，也更強大一分；
每少一個，帝王就更無力、更無奈，也更羸弱一分。
當這樣的個體足夠多，且國家養得起、承擔起這麼多人口時，那便是國家的發展期、擴張期。
而這樣的個體變少，便會導致國家發展陷入停滯，甚至倒退。
所以，對於封建時代的底層民眾而言，帝王大赦的合理性，源自其足夠公平。
但對於封建王朝，尤其是對天子本人而言，大赦天下，卻是實實在在的人口問題、現實需要。
天下人可以接受天子因為憤怒，而殺某個人全家，卻不能接受皇帝因為一己私怨，拒絕大赦天下。
百姓眼中，不夠仁慈，不夠寬容，是昏君的重要辨別標準之一。
而對後世人、對歷史，乃至對帝王自己而言，是否重視人口問題，是否認清人口對國力的重要影響，也同樣是明君的重要判斷標準之一。
能明白人口的重要性，能切實保障人口增長，願意為了人口增長做點什麼，並努力去養育這麼多人口的皇帝，就算比不上封建帝王的天花板：漢太宗孝文皇帝，也絕不會差到哪裡去。
反之，認識不到這個問題的皇帝，上限也頂多就是吹吹捧捧上去的十全老人。
可惜的是，歷史上的絕大多數帝王，都把『愛民如子』四個字，當成了掛在嘴邊的空話、套話。
亦或者，是只認識到了這四個字的表象，只顧著扮演『愛民如子』的人設，卻忘了帝王愛民如子的本質，是『民』對國家、對政權，乃至對文明的重要性。
作為穿越者，劉榮不敢說自己看透了一切，先知先覺，但也願意朝著自己認定的正確方向，再走的更遠些、靠的更近些。
所以，大赦天下這種極具封建王朝特色的落後制度，劉榮也並沒有表現出抗拒。
反而還認可其為現有條件下，相當有效的人口保持、勞動力留存手段。
畢竟在後世那十幾萬萬人口的時代，老闆們張口閉口『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囚犯自然也就死有餘辜，百無一用了。
但在這個人口稀缺，每一個能活到成年的人都有大用處的時代，哪怕是犯人，乃至死囚，也都有其存在價值。
也正是這種認知，讓眼下的劉榮犯了難。
——大赦，是眾望所歸，甚至是劉榮自己也認同，認為再也拖不下去，非做不可的一件事。
但先前，劉榮沒有想到的負面影響，卻在此次大赦前盡數湧現。
像條侯世子周陽這樣，不該因『大赦天下』而逃過法律嚴懲的案例，並不在少數。
此外，還有許多因其他方面——如糧食官營、鹽鐵官營等事，而得罪了劉榮，被劉榮視作改革阻礙的人，也讓劉榮心裡煩悶的不行。
不是劉榮心眼小，非要誰死；
而是有些人，真就是死了利國利民，活著禍國殃民。
劉榮哪怕摒棄全部私心，完全從國家、文明的角度出發，也依舊認定他們能為華夏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死在刑場之上。
甚至於，若劉榮但凡有一點私心，都可能會心軟，覺得可以放他們一馬；
反倒是絕對的公心，讓劉榮堅定地認為他們該死……
「難辦啊~」
…
「呵；」
「難怪當年，縱是看到先帝老爺子，動不動就在殿外的瞭遠台，盯著長安的夜景發呆。」
「——做皇帝，還真是難吶~」
「遇上的人或事兒，極少有一對一錯，一目了然的正確答案。」
「要麼，是兩個對的答案，讓人分不清哪個更好、哪個風險更低；」
「要麼，是兩個錯的答案，讓人分不清哪個稍好些、造成的負面影響稍小些……」
思慮間，劉榮免不得一陣苦笑搖頭，愈發感到身心俱疲。
卻並非情緒低迷，而是單純意義上的身體疲勞，外加精神疲憊。
——前世，看到某些偉大的人，因為短時間的高負荷工作，而肉眼可見的衰老、虛弱，劉榮還當是他們在作秀。
真正做了皇帝，做了這漢家的天，劉榮才終於明白：都是真的。
能力越大，責任或許不會越大；
但責任越大，壓力必然會越大。
而這種壓力，對人身、心的摧殘，也必然是猛烈且不可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