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7章 報告文學和落日條款
張溥的奏疏呈上後，很受朱由檢的重視。
因為他這段時間正在指點錢謙益制定論文格式，完善學術期刊。
對於要求格式，大明的士人是能接受的。因為科舉所用的八股文，就是一種文體。
他們連八股都能寫出花來，對於論文格式，當然能夠接受。
朱由檢仿照後世的論文，制定了題目、作者、摘要、關鍵詞、目錄、正文、參考文獻和附錄等規範。
並且為每一篇論文編號，按照時間和經史文哲等類別進行分類。確保每一篇論文都有據可查，能夠在論文庫中快速找出。
這些要求都不算什麼，錢謙益很快就適應了。
讓他不適的是，皇帝要求引用古人的話必須用原文，不能隨意篡改。
引文還要加上引號，在參考文獻中寫明出處。
他對這種呆板的要求很不習慣，諫言道：
「一篇文章，到處都是引文，讀著太零碎了。」
「而且有些古人的言語不適合在文章中直接引用，需要節略或修改。」
「臣以為意思相近即可，不用都標明出處。」
朱由檢也覺得到處都是注釋看著不連貫，但是不這樣的話，有些人能學蘇軾亂編。
所以他要求道：
「文學類詩文、例如《六國論》之類的論說文，可以不強制要求。」
「但是學術論文，必須嚴格遵守規範。」
「義理史學為何無法以史為鑑？就因為他們為了論證義理，剪裁甚至編造史料，得出的結論自然都是他們想像的，對現實毫無裨益。」
「先生推行實證史學，可不要忘記這個教訓。」
錢謙益聽到後悚然一驚，知道自己剛才只注重文章，忘記了實學目前的根基在史學。
如果不能打好根基，實學的「實」字就會成為笑話。
甚至連皇帝都會拋棄，扶持其他學問。
所以他當即贊同道：
「學術論文，確實不同於文學。」
「陛下將文學單列，可謂高明遠見。」
對皇帝大加讚揚，附和皇帝的意見。
朱由檢哈哈笑道：
「白居易創作詩文，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嫗讀之，問解則錄。」
「文學是要向大眾傳播的，自然應該平易，淺顯易懂一點。」
「但是學術著作，是給深入研究的人看的，深奧一些也沒關係。」
「學術論文和論說文體不同，不能等同而論。」
「當然，有能力的也可寫論說文做正文，去掉引文等發表。」
「但是作為學術論文發表時，還是要按格式。」
錢謙益對論文的認識就是論說文，例如《過秦論》《封建論》等文章。他寫的《恆產論》《生產論》也是如此，可謂文彩斐然。
所以他對皇帝的論文要求才感到不適，認為用這種辦法，很難把文章流暢地寫出來。
如今聽皇帝這麼說，他當即道：
「臣以為論說文可分為文學版和學術版。」
「擅長文學的可以先寫文學版，再按學術論文規範，整理出學術版。」
「擅長學術的就寫學術版，是否創作文學版任其自便。」
兩種論文分開，朱由檢點頭讚許，又在思索之後說道：
「文學版可單獨發表，也可以作為引言或節略，放在正文前面，吸引讀者觀看。」
「用同一個論文號，當作同一篇對待。」
確定了學術論文規範，並且和時人擅長的論說文體結合。
此後，擅長寫文章的，在寫論文時非常擅長寫引言，對正文則痛苦不堪。
擅長寫正文的，則對要求文采的引言，時常感到為難。
以至於甚至催生了論文編輯行業，專門幫助作者整理論文，書寫正文或引言。
——
從論文又想到了調查報告，朱由檢向錢謙益道：
「都察院的調查報告格式之所以推行不下去，就是因為有些御史習慣了寫文章，對報告不知怎麼寫。」
「發表到報紙上面，更是可能沒多少人觀看。」
「所以這個調查報告，朕以為同樣可以寫個文學版，稱之為報告文學。」
「擅長寫文章的，可以先寫報告文學。然後再整理為調查報告，作為正式報告呈上來。」
錢謙益聽到後連聲附和，認為這確實是個好辦法。
甚至他還認為各種奏疏和朝廷公文的格式，同樣可以這樣規範。
各種公文都要有格式，不符合格式的文章，只能作為引言。
朱由檢頷首讚許，又囑咐他規範禮法條文的格式，對法案和政令同樣要編號，規定實施期限：
「禮法和法律都是要一直施行的，有不合時宜的提交國會修改，無需規定期限。」
「但是一些臨時的律令、條約、契約，都是針對一時的，要制定施行期限。」
「到期之後討論是否延續，或者制定新法案。」
這是後世常見的落日條款，也被稱為限時法。避免各種法案堆積下去，成為一座屎山。
放在大明更是可謂有必要，因為歷代皇帝的詔令積累下來，不是專門研究的根本就不明白。
有些律令早已過時，需要廢止、修改。
朱由檢不希望這些無限堆積下去，規定這次整理後，所有的臨時律令甚至法律，都要制定期限。
錢謙益聽到皇帝和他商討禮法委員會的事情，很是高興地答應下來。又請示道：
「如果法案過期後沒有及時制定新法案，卻又有人違犯，那該如何宣判？」
朱由檢道：
「無關緊要沒有受害人的就算了，性質惡劣的就按判例法，參考以前的判例宣判。」
「同時讓大理院申請，制定相關法案。」
又囑咐道：
「這次重製禮樂後，新的法律、詔令，也應在六十年內至少整理一次，決定廢止或添加哪些條款。」
「你和劉先生等人商議一下，在禮法中增加這條規定。」
「讓所有的法律修改，都有禮法可依。」
最終，在經過多番商議後，《大明禮法公約》，又增加了條文：
無論誥令、制令、敕令、法律、法規、規章、規則、命令及使用其他任何名稱者，凡與現行禮法不相矛盾的朝廷公文律令，皆有遵守之效力。
所有律令都應註明實施期限，到期前決定是否延續或修改。
所有律令應在六十年內至少整理一次，對不合時宜的條款廢止或修改。
律令頒布需由皇帝認可，大明皇帝在認為律令違背禮法時，可以拒絕頒布。
當法律條文和法規法案不合時宜時，大明皇帝可頒布詔令暫時中止其實施。但是中止期限不應超過一年，國會應在一年內決議是否修改。(本章完)
因為他這段時間正在指點錢謙益制定論文格式，完善學術期刊。
對於要求格式，大明的士人是能接受的。因為科舉所用的八股文，就是一種文體。
他們連八股都能寫出花來，對於論文格式，當然能夠接受。
朱由檢仿照後世的論文，制定了題目、作者、摘要、關鍵詞、目錄、正文、參考文獻和附錄等規範。
並且為每一篇論文編號，按照時間和經史文哲等類別進行分類。確保每一篇論文都有據可查，能夠在論文庫中快速找出。
這些要求都不算什麼，錢謙益很快就適應了。
讓他不適的是，皇帝要求引用古人的話必須用原文，不能隨意篡改。
引文還要加上引號，在參考文獻中寫明出處。
他對這種呆板的要求很不習慣，諫言道：
「一篇文章，到處都是引文，讀著太零碎了。」
「而且有些古人的言語不適合在文章中直接引用，需要節略或修改。」
「臣以為意思相近即可，不用都標明出處。」
朱由檢也覺得到處都是注釋看著不連貫，但是不這樣的話，有些人能學蘇軾亂編。
所以他要求道：
「文學類詩文、例如《六國論》之類的論說文，可以不強制要求。」
「但是學術論文，必須嚴格遵守規範。」
「義理史學為何無法以史為鑑？就因為他們為了論證義理，剪裁甚至編造史料，得出的結論自然都是他們想像的，對現實毫無裨益。」
「先生推行實證史學，可不要忘記這個教訓。」
錢謙益聽到後悚然一驚，知道自己剛才只注重文章，忘記了實學目前的根基在史學。
如果不能打好根基，實學的「實」字就會成為笑話。
甚至連皇帝都會拋棄，扶持其他學問。
所以他當即贊同道：
「學術論文，確實不同於文學。」
「陛下將文學單列，可謂高明遠見。」
對皇帝大加讚揚，附和皇帝的意見。
朱由檢哈哈笑道：
「白居易創作詩文，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嫗讀之，問解則錄。」
「文學是要向大眾傳播的，自然應該平易，淺顯易懂一點。」
「但是學術著作，是給深入研究的人看的，深奧一些也沒關係。」
「學術論文和論說文體不同，不能等同而論。」
「當然，有能力的也可寫論說文做正文，去掉引文等發表。」
「但是作為學術論文發表時，還是要按格式。」
錢謙益對論文的認識就是論說文，例如《過秦論》《封建論》等文章。他寫的《恆產論》《生產論》也是如此，可謂文彩斐然。
所以他對皇帝的論文要求才感到不適，認為用這種辦法，很難把文章流暢地寫出來。
如今聽皇帝這麼說，他當即道：
「臣以為論說文可分為文學版和學術版。」
「擅長文學的可以先寫文學版，再按學術論文規範，整理出學術版。」
「擅長學術的就寫學術版，是否創作文學版任其自便。」
兩種論文分開，朱由檢點頭讚許，又在思索之後說道：
「文學版可單獨發表，也可以作為引言或節略，放在正文前面，吸引讀者觀看。」
「用同一個論文號，當作同一篇對待。」
確定了學術論文規範，並且和時人擅長的論說文體結合。
此後，擅長寫文章的，在寫論文時非常擅長寫引言，對正文則痛苦不堪。
擅長寫正文的，則對要求文采的引言，時常感到為難。
以至於甚至催生了論文編輯行業，專門幫助作者整理論文，書寫正文或引言。
——
從論文又想到了調查報告，朱由檢向錢謙益道：
「都察院的調查報告格式之所以推行不下去，就是因為有些御史習慣了寫文章，對報告不知怎麼寫。」
「發表到報紙上面，更是可能沒多少人觀看。」
「所以這個調查報告，朕以為同樣可以寫個文學版，稱之為報告文學。」
「擅長寫文章的，可以先寫報告文學。然後再整理為調查報告，作為正式報告呈上來。」
錢謙益聽到後連聲附和，認為這確實是個好辦法。
甚至他還認為各種奏疏和朝廷公文的格式，同樣可以這樣規範。
各種公文都要有格式，不符合格式的文章，只能作為引言。
朱由檢頷首讚許，又囑咐他規範禮法條文的格式，對法案和政令同樣要編號，規定實施期限：
「禮法和法律都是要一直施行的，有不合時宜的提交國會修改，無需規定期限。」
「但是一些臨時的律令、條約、契約，都是針對一時的，要制定施行期限。」
「到期之後討論是否延續，或者制定新法案。」
這是後世常見的落日條款，也被稱為限時法。避免各種法案堆積下去，成為一座屎山。
放在大明更是可謂有必要，因為歷代皇帝的詔令積累下來，不是專門研究的根本就不明白。
有些律令早已過時，需要廢止、修改。
朱由檢不希望這些無限堆積下去，規定這次整理後，所有的臨時律令甚至法律，都要制定期限。
錢謙益聽到皇帝和他商討禮法委員會的事情，很是高興地答應下來。又請示道：
「如果法案過期後沒有及時制定新法案，卻又有人違犯，那該如何宣判？」
朱由檢道：
「無關緊要沒有受害人的就算了，性質惡劣的就按判例法，參考以前的判例宣判。」
「同時讓大理院申請，制定相關法案。」
又囑咐道：
「這次重製禮樂後，新的法律、詔令，也應在六十年內至少整理一次，決定廢止或添加哪些條款。」
「你和劉先生等人商議一下，在禮法中增加這條規定。」
「讓所有的法律修改，都有禮法可依。」
最終，在經過多番商議後，《大明禮法公約》，又增加了條文：
無論誥令、制令、敕令、法律、法規、規章、規則、命令及使用其他任何名稱者，凡與現行禮法不相矛盾的朝廷公文律令，皆有遵守之效力。
所有律令都應註明實施期限，到期前決定是否延續或修改。
所有律令應在六十年內至少整理一次，對不合時宜的條款廢止或修改。
律令頒布需由皇帝認可，大明皇帝在認為律令違背禮法時，可以拒絕頒布。
當法律條文和法規法案不合時宜時，大明皇帝可頒布詔令暫時中止其實施。但是中止期限不應超過一年，國會應在一年內決議是否修改。(本章完)